大梦无疆：勇气、想象和现代以色列的建立

佩雷斯寄语年轻人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们面临新的危险：容忍度的下降，民族主义的冒进；人们身处一个高度繁荣的世界，却没有广泛地分享这种繁荣，在国家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我们看到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然而，我依然保持乐观。

我们正处于人类历*迅速、*全面的转型期，从领土的时代跃向科学的时代。科学是没有疆界的。一个国家可以增加自身的科学成就而无需从他人身上掠夺任何东西。实际上，一个国家的重大科学成就可以提升所有国家的命运。

有史以来*次，我们能够不以任何人失败为代价而取胜。创新者，而非政治家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并且发挥*的影响。

年轻一代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帮助完成这一转型。年轻人是将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的人，是用创造性和热情将有可能之事变为现实的人。不管是领导者赶上年轻人的步伐或是年轻人变为领导者，我们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同一个方向。这条道路将布满荆棘，但它仍是*值得走下去的路。

 

《大梦无疆：勇气、想象和现代以色列的建立》是二十世纪杰出的政治家、以色列前任总理、总统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蒙•佩雷斯的自传，也是他的遗作，就在完成这部作品的几周后，他与世长辞。在《大梦无疆》中，佩雷斯从亲历者、决策者和见证人的角度，记录了以色列的建国历程，完整再现以色列国家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决定性时刻，以及中东和全球的重大事件。他的*手材料，各种幕后不为人所知的信息、决策和指令，是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好注解。

1934年，11岁的西蒙•佩雷斯从他的出生地波兰移民至以色列，留在波兰的族人则在后来的大屠杀中丧生。那时，几乎没有人会预见到这个年轻人*终会成为20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佩雷斯接连作为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总理和总统服务于国家。他在创建以色列国防军、国防部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带头启动了以色列的核能计划和航空航天业，这些防御体系为年轻的以色列带来了强大的威慑力，并且推动了创新产业的发展。佩雷斯拒绝向传统智慧和政治规范让步，他策划指挥了打击恐怖主义典范的恩德培行动，勉力改革以色列经济，将它建设成为一个高科技企业遍地的“初创”国家。
佩雷斯的前半生为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和利益付出一切，此后四十余年则为推动中东和平倾尽全力。1994年，由于他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和平做出了非凡努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96年，他成立了开创性的佩雷斯和平与创新中心，专注在全球范围内开发、执行和平构建的项目，赋予年轻一代创新的力量和广阔的视野。正是他对和平的不懈追求，他对创新推动和平的坚定信念，使得他成为全球*知名、*受人尊敬和钦佩的政治家。

佩雷斯一生秉持乐观，发挥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他人眼中的“绝不可能”变为现实。他不仅为自己挚爱的国家规划了美好的蓝图，更为试图在政治、商业、创新等广阔领域中施展拳脚的年轻一代展现了深刻的智慧，促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和平、更公正。《大梦无疆》一书不仅足见以色列之崛起所经历的困难、挑战和*终获取巨大发展所凭借的智慧、勇气和创造力，也借由佩雷斯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其简洁而充满智慧和力度的文字，传递给读者不畏艰难开拓事业、富有充沛领袖力的优秀能量。

西蒙·佩雷斯近七十年之公共服务生涯
前言

第一章 从政的召唤
第二章 独立、联盟以及为安全二战
第三章 迪莫纳的传奇和遗产
第四章 恩德培行动和勇敢的价值
第五章 建设初创国家
第六章 追求和平

跋
原编者后记

“你们的父亲就像风一样，”我们的母亲过去常说，“你永远不可能让他停止工作或是阻止他。”而且母亲所言极是。
私下里，西蒙•佩雷斯是我们的父亲。公开场合，他是以色列的开国元勋之一。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一项永无止境的伟大事业：创建一个更好的未来。他的利器包括信仰、毅力、坚韧以及学习的能力——变化和成长的能力。但他最伟大的利器是希望，而且一贯如此。他满怀希望在坚硬的土地上打下深深的地基；坚定无畏地站在摇晃不定的脚手架上；伸手触及只有梦想可以带我们去的高处；去发现此前还隐而未现的梯子上那模糊不清的踏板；尔后预见下一步。
他的一生就像他挚爱的祖国，不可思议而且不同寻常。他相信，实现和平并使以色列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是缔造一个更和谐、繁荣而宽容的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且人不可能怀有比这更崇高的志向了。
我们的父亲过去常说：“数一数你拥有的梦想的数目,并把它和你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如果梦想多过成就，那么你仍然年轻。”他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写下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下一代，送给那些年轻人和内心年轻的人们。他希望能将他那经久耐用并且可靠的利器箱流传下去，这样，我们也许都可以从他的过去吸取经验，继续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依照他的愿望，我们充满感激地和你们分享本书。

——茨娃、尤尼和舍米

西蒙•佩雷斯凭借坚定的决心和原则，一次又一次引导他心爱的国家克服生死之间的挑战。然而，他内在的人性和高贵更为重要，启迪了整个世界并且铺筑了一条通往和平的康庄大道，足以让未来的人们携手并进。
——乔治•H.W. 布什（美国前总统）

西蒙•佩雷斯*初是以色列*聪明的学生，接着成为了*出色的导师，*后成为了*的梦想家。他在完成*后一部作品《大梦无疆》的几周后与世长辞，在这部作品中，他回顾了自己70年的政治生涯和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这些时刻都为未来的和平与可能性打下了基石。这部作品捕捉了我的好友一生秉持的信念——我们可以战胜我们的创伤、憎恨和恐惧，抓紧当下，把握明日的成功。
——比尔•克林顿（美国前总统）

西蒙•佩雷斯是以色列建国一代的巨人，他坚持不懈地呼吁和平，他是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希望和可能性。他也是我珍贵的朋友，是我智慧的源泉之一。他的故事如今成为了时代的故事，有太多需要我们去了解和学习。
——巴拉克•奥巴马（美国前总统）

以色列为全球的科技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是名副其实的“初创国家”。《大梦无疆》这本书中的领导力的故事显示了当别人觉得必定会失败时，为何佩雷斯能够在不断的努力中看到机遇。如果你不尝试，你就不会知道——这就是创新的秘诀。西蒙•佩雷斯明白这一点。
——埃里克•施密特（谷歌董事长）

第一章

从政的召唤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地方，已经十一岁了。四周树木环绕，房屋掩映其中。这座式样简单的房子是我阿姨和姨父的家，他们在以色列境内安顿下来后就建造了它。那是一九三四年，只有几千名犹太人在这里居住。道路尚未铺好，很多地方无人居住。

当我们靠得更近，我意识到，这些树是我从未见过的。它们是手工种植的柑橙林。我的弟弟吉吉和我立刻出发，在排列整齐的一行行橙树间追来跑去；每棵树上都结了上百个饱满而颜色鲜艳的果实。剩下的白花在空中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仿佛瞬间回到了我的小犹太村庄——也就是被称为shtetl的地方，回到了我第一次看见橙子的那一刻，那个地方离我如此遥远。

我们的小村庄叫做维施尼瓦（Vishneva），它坐落在波兰和俄罗斯的边境，一个四周被森林环绕的狭长地带，那里的冬天似乎永无止境。有时经常接连好几个星期，凛冽的寒风吹过稀疏的白桦树，无情地横扫市集上的老主顾们。即使在夏天，我们似乎也很少见到太阳。尽管如此严寒和与世隔绝，小村庄里却有种温情和魔力，弥漫着一种和善和归属感。我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归属。

我们的生活极其简单：村里总共只有三条道路，道路两侧排列着光秃秃的木头屋子。村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通电，但三英里外有个火车站。借着从那里往来的旅者和货物，我们得以瞥见并且品味到林子那头的世界。

我仍然记得有关那第一个橙子的震撼时刻。我的父母带我去了他们的朋友家，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一个刚从以色列回来的年轻人，正在讲述那片遥远土地上的宏大故事。他讲到无尽的阳光和异国文化，讲到长着果树的片片沙漠，讲到那些不屈不挠、皮肤黝黑、用双手劳作并作战的犹太人。讲完故事，他转向身后的一个箱子，抬起它让大家都能看到。房间里听得见有人倒抽了一口气。这年轻人的展示很具有仪式感，看得出来过去他已经做过多次。屋里的每个人一个接着一个从箱子里挑了一个包裹，小心翼翼地撕去裹在外面的羊皮纸包装，露出一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成熟的雅法橙。轮到我时，我动作缓慢、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会做错什么。我把橙子凑近鼻子，第一次闻到橙子的味道。它的颜色、香气和味道真是无与伦比，是一个小男孩可以想象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东西之一。对我而言，它已远不止是一个水果，而是我希望和抱负的象征。

我家居住在这一地区已经有好几代了。实际上，上百年来，这里都是犹太人称之为家的地方。但尽管维施尼瓦美得纯粹，我的父母从未把这里当作他们永远的家。他们更多地把它当作是一个中转站，几千年来通往家园旅途上众多驿站中的一个。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不仅是我父母的梦想，也是激励我们认识的许多人的目标。似乎在每个聚会上，人们之间的谈话都会变成谈论永别我们所爱的小村庄、奔赴耶路撒冷、加入那些正收复我们自己土地的拓荒者们。我们经常会谈到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犹太人的未来取决于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不仅仅因共同的宗教信仰紧紧相连，而且拥有相同的语言和国籍。“让他们给我们地球上一小块土地的主权，只要满足我们生存的需要就足够了。然后由我们去做剩下的事。”

赫茨尔的梦想已经变成了我的梦想。在我看来，我的家人虽然生活满足，但终究流亡在外。我们说希伯来语、用希伯来语思考问题，我们热切地阅读着来自英属巴勒斯坦地区的新闻，那是一块包含了我们古老家园的英属领土（或“托管区”）。我们拥有一种集体的回归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大紧迫感。有时，这会让我感觉似乎自己正处于遥远的过去和迫近的未来之间的炼狱之中。我们距离那个未来越近，就越发不能忍受延迟的感觉。

尽管有着不断向前的渴望，有关我童年的记忆数不胜数而且充满温情。我的母亲萨拉，天资聪颖、富有爱心。作为一个受过专业培训的图书管理员和俄罗斯文学的狂热爱好者，生活中没什么事儿比阅读带给她更多的快乐，她也将这种快乐分享给了我。从一个紧挨着母亲读书的爱书的小男孩，我渐渐成长为一个爱书的男人。阅读于我还是个充满爱的挑战，我需要在读书上紧跟母亲，即使仅仅是为了接下来跟母亲进行的讨论。我的父亲伊扎克（又被叫作Getzel），温暖而宽厚，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个木材商。他是个充满能量和善意的男人，对我们宠爱之极又细致入微。他总是鼓励我，不吝为我的成就面露喜色。他的爱给了我自信，而自信给了我翱翔的能力。我对此深感幸运。

父母抚养我时没有设定太多的边界和限制，从不告诉我该做什么，他们总是相信我的好奇心最终会指引我踏上正确的道路。在我年幼时，每当决定在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面前表演或是演讲的时候，我只会得到鼓励。有时，我会献上一段滑稽模仿（将镇上一些人的声音和举止模仿得惟妙惟肖）；有时我又会发表一段结构完整的演讲，比如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或是我最喜爱作家的各自优点。在大人们看来，我是一个早慧、前途光明的小男孩；对我自己而言，冥冥之中就像有大事儿要发生。但在我的同学看来，我明显有别于他们，被他们排斥。实际上，那时的我正如我一贯保持的那样，即使是到了九十三岁，我仍是个好奇的男孩，沉迷于各种难题，热忱地编织梦想，不屈服于其他人的质疑。

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我的父母功不可没。但我最崇拜的人是我的祖父拉比兹维·梅尔泽（Rabbi Zvi Meltzer），我和他的关系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纽带之一。他是个粗壮的男人，不知何故看起来很高，曾在欧洲上过最好的犹太高等学校。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我们公民生活的中心，那犹太教则是我们道德生活的主心骨。因为祖父的职位和杰出的头脑，他成了给我们全家指明方向的权威人物，也是为整个村庄提供指引和智慧的群体领袖。

我感到尤为幸运的，不仅仅因为他是我家庭的重要成员，而是因为他给予我特别的关注。他是第一个教我犹太人历史的人，也是第一个给我介绍犹太律法的人。我会在犹太会堂加入他的每个安息日礼拜，专心地跟随他进行每周诵读。就像其他犹太人一样，我把赎罪日——犹太人赎罪的日子，当作众多节日中最重要的一个。我对它有种特别的共鸣，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的重要性，而且是因为我可以亲耳听到祖父的吟唱。只有在那一天，他会化身领唱，用他美妙的声音低沉而空灵地唱出绝美的悔罪祈祷曲的祷文。他的歌声会把我带到灵魂深处，而我会躲藏在他的祈祷披肩之下——那也是如此严肃的一天中唯一让我感觉安全的地方。从我躲藏之处的一片黑暗中，我请求上帝宽恕那些犯罪者、饶恕每个人，因为这些人自己已经播下了软弱的种子。

从祖父的公众形象及他的教导中，我从小就恪守教义，甚至和我的父母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逐渐相信，我的责任就是通过遵循上帝的戒律来服务上帝，不能容忍任何例外。至于我对这一承诺到底有多当真，我的父母也没有完全地意识到；直到有一天父亲带回家一台收音机，它也是我们村的第一台收音机。因为激动地要向我的母亲演示怎么使用，父亲在安息日打开了收音机，在这个用于休息、沉思的时刻，包括打开收音机在内的这些行为都是被犹太教禁止的。我不禁勃然大怒，在一阵狂热的正义感之中我把收音机摔在了地上，把它摔得无法修复，仿佛人类的命运就靠我这正义之举。我很感激我的父母原谅了我。

当我不在家或不在犹太会堂时，我会试着搭乘马车去火车站；正是经由此地，人们开始了返回我们古老家园的漫长旅程。每当有人要离开，整个镇子的人都会在喧闹的庆祝中齐聚一堂，以一种喜乐参半的方式为他们的邻居送行。我羡慕不已地看着这一切，沉浸于这振奋人心而充满虔诚的喜乐之中；但我总会带着一丝伤感回到家中，想弄明白，轮到我走的那一天是否会真的到来。

过了一段时间，因时局变化，我们最终离开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针对犹太人企业的反犹太人税击垮了父亲的生意。父亲亏得血本无归，于是决定离开。一九三二年，他独自一人去了英属巴勒斯坦，全凭一己之力勇当开路先锋，迫切想在那儿安顿下来然后准备我们的到来。又过了两年漫长的岁月——对于不耐心的孩子仿佛有一辈子那么漫长——父亲才传话说，他已经准备好接我们过去。当母亲走到吉吉和我跟前，告诉我们离开的时候到了，我已经十一岁了。

我们把家当装在货运马车的后面，启程去火车站。沿路的石块令马车剧烈地颠簸，吱嘎作响。母亲对此很不喜欢，但对于弟弟和我，每一次颠簸都是一次快乐——它提醒着我们：伟大的冒险已经展开。我们穿着厚厚的羊毛外套和厚重的冬天的鞋子，而这些我们很快就不再需要。

当我们到火车站的时候，几十个人已经等在那儿用祝福和祈祷为我们送行。我的祖父位列其中。考虑到他年岁已高和在社区的核心地位，他选择了留在维施尼瓦。他是我在家乡唯一会思念的人。我看着他在月台上向我的母亲和弟弟道别，等着他面向我，竟一时语塞。当我透过他浓密、灰白的胡子仰望他的眼睛时，他那庞大的身躯笼罩着我。他的眼中含着泪水。他用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弯下身子、直视我的眼睛。

“答应我一件事。”他用我熟悉而威严的声音说道。

“任何事情，祖父。”

“答应我你会永远做个犹太人。”

祖父的生命终结于维施尼瓦。我离开数年之后，纳粹士兵穿过森林、来到村庄的广场，他们把犹太人集中在一起迎接他们可怕的宿命。我的祖父和他大多数的会众被赶进我们那间朴素的木头犹太会堂，纳粹士兵用木板把大门封死。我无法想象，烟从门缝中涌入的第一个瞬间他们所经历的恐怖；从火焰燃烧的噼啪声中，他们应该意识到会堂已经从外面被点燃。人们告诉我，当火焰越烧越烈、吞噬了我们最珍贵的礼拜场所，我的祖父披上他的祈祷披肩——那条赎罪日我藏身其下的披肩，唱起了最后的祷文——保持着最后一刻的坚忍和尊严，直至大火夺去了他的话语、呼吸，夺去了他和其他所有人的生命。

剩下的犹太人也被围捕，一家接着一家地从他们的藏身之处被拉出来、被夺去生命。他们被迫目睹我们的村庄被毁掉，就像一场飓风横扫了这一地区，只不过更为精准、更有目的性。他们被赶往火车站，穿过残酷的瓦砾，经过熊熊燃烧的墓地。同样的轨道曾开启我返乡的旅程，而如今却带着他们走向死亡集中营。

当我们登上前往巴勒斯坦的火车，当火车在颠簸中启程、我从车窗向外挥手道别之际，我并不知道从此将再也见不到我的祖父了。每当领唱唱起悔罪祈祷曲，我仍能听见祖父的声音。每当我面临艰难抉择，我仍会感觉到他的精神与我同在。

 

 

第二章

独立、联盟以及为安全而战

在许多人眼里，我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在过去四十年间，我一直被视为以色列最直言不讳的温和派，一个异乎寻常关注和平的人。但在我职业生涯的头二十年间，我并非在追求和平，而是在准备战争。有一段时期，我还被认为是以色列最旗帜鲜明的鹰派人物。根据这一观点，人们推测我一定是改变了，随着道德观念的彻底转变，我的努力方向和观点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描述看似包含着某些合乎情理的成分，但它却产生了一个悖论，因为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改变的并不是我，而是时局发生了变化。

和平是一个目的——一个值得追求的目的，而战争却只是一个功能—除非情非得已，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喜欢战争。当和平的可能初现时，我全身心地去追求它。当阿拉伯领袖们愿意谈判时，我会说我也倾向于协商。先哲们的远见卓识体现在和平和正义、道德与宽容的结合。“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摩西五经》这样告诉我们。“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些言语就是犹太先哲们的指路明灯。但必须牢记的是，有时我们身处迥然不同的境地；在那些时候，我们的阿拉伯邻国一心只想毁灭我们。有段时间，犹太人简直置身于敌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手无寸铁，那是一段时时刻刻危机重重的日子。那是和平来临前的岁月——那时的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

我们邻居的险恶意图还不是令我们濒临毁灭的唯一原因。中东正处于西方的武器禁运之中，因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承诺在中东事务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以色列是武器禁运的唯一真正受害者。即使西方国家并没有向我们提供武器，苏联人还是急切地向威胁毁灭我们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因此，我们的敌人可以用自由买卖的武器来装备他们本已强大的军队，而我们只有可以坚持六天的弹药装备；一个绝大部分由农民、大屠杀幸存者组成的民兵组织，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训练；一旦遭袭，也没有明确途径获取赖以存活下去的武器。唯一保护我们自己的方法是突破武器禁运——以不合法的方式购得武器，然后秘密地运回国。

……

在我来到哈加纳总部的六个月之内，我已经帮着囤积了难以置信的珍贵武器，而且完成得非常及时。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对联合国第一八一号决议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辩论后，联合国大会终于结束辩论。如果这一决议通过，它将终结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将其一分为二：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由此会带来我们的独立以及可能的武装冲突。但不论政府内外，无人知晓这一决议是否会在投票中获胜。采纳该决议需要获得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支持，这一挑战更像是攀登峭壁，而非爬山。十一月二十六日，手中握着我们命运的成员国代表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言，而我们则从收音机里收听着这场辩论。

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这一决议，理由是联合国甚至不具备研议这个问题的权力。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将这一决议称为“公然的侵略”，接下来的叙利亚的代表则称其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曾经一度反对分治计划的苏联则是该决议的第一个支持者，坚决主张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是“行不通和不现实的”。在同一场讲话中，这位代表驳回了阿拉伯国家的主张，并且坚称联合国不仅在国际和平的名义下有权干涉，而且这么做也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

直至辩论结束，我们仍不知是否会获得足够的支持。即使是在投票之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还有七个国家尚未宣布他们的立场。尽管我们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诺，但我们并不确定所有这些国家能信守诺言。

当黄昏降临，几十号人聚集在特拉维夫的大卫之星广场，人们装好扩音器准备直播投票情况。随着喧嚣散去，我们听到联大主席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Osvaldo Aranha）要求对这一决议投票。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和世界各地的犹太的群体一起仔细聆听。

“阿富汗？否决。阿根廷？弃权。澳大利亚？赞成。”

先是国家的名字被一一叫道，接着听到的是这些国家的答复，这些声音响彻我们的耳朵，我们感觉仿佛已完全停止呼吸。本—古里安和我边听边踱着步，仿佛我们的步伐可以加快时间的流逝。

“萨尔瓦多？弃权。埃塞俄比亚？弃权。法国？赞成。”这一回答突然在大厅内引发混乱，紧接着的是一阵激烈的敲锤声。

“我呼吁，希望公众不要对这场辩论里的投票有任何干涉。”联大主席警告说，他显然针对的是聚集在旁听席的人们。“你们对本届大会做出的这一严肃决定会有何种反应，我是有把握的，”他继续厉声说道，“因为我已经决定，不让任何人来干涉我们的决定。”

过了一会儿，当剩下的代表逐一投票，人们在广场上紧紧挨在一起，期盼着——如果还不敢相信——一些特别的事情即将发生。

“乌拉圭？赞成。委内瑞拉？赞成。也门？否决。南斯拉夫？弃权。”我们再次听到小锤响起，这次是提示投票结束。然后是即将改变犹太人历史进程的简单话语：“三十三个国家赞成通过这一决议，十三票反对，十票弃权。”

人群中爆发出刺耳的欢呼声。有人热情拥抱，有人发出质疑的笑声，有人流下希望和快乐的眼泪，有人陷入片刻的沉思。消息传遍特拉维夫，犹太人自发地涌上街头。本—古里安和我站在一起，看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互相牵手、一遍遍地跳着传统的圆舞。在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重返家园是我们民族最雄心勃勃的梦想，没有之一。此时正好是西奥多·赫茨尔倡导的“为可以庇护犹太民族的房屋打下基石”刚过五十多年。就整个世界的历史而言，我们用惊人的速度做到了这点。但回顾我们自身最近的历史，最直接的是六百万无辜者惨遭杀戮，欧洲犹太人几近灭绝，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几乎已经为时太晚。

人们很容易被此刻的奇迹冲昏头脑，但本—古里安和我深知庆贺为时过早。单凭联合国决议本身是不会保证我们自动拥有我们自己的国家的。

“今天他们在街头跳舞，”本—古里安对我说，“明天他们将不得不血洒街头。”

……

正如预料的一样，一旦得以独立，我们立刻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五月十五日，叙利亚、埃及、约旦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在北部，叙利亚派出了用坦克、装甲车、炮兵连武装起来的一个旅的兵力袭击了加利利海另一侧的犹太定居点。埃及军队则从南部入侵，袭击了附近的城市、定居点和基布兹。他们对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南部的定居点发起了袭击，最后袭击了特拉维夫中央汽车站，并将其彻底摧毁。与此同时，约旦也将阿拉伯军团开进耶路撒冷，引发了开战以来最激烈的一些战役，他们切断供给，断粮缺水的不仅是士兵，城市居民也危在旦夕。

人数上不占优势、武器上也处于劣势，而我们却拒绝认输，我们的军队竭尽所有进行抵御。在加尼亚基布兹，叙利亚军队遭到了用燃烧弹和手雷装备起来的以色列抵抗部队的突然拦截，叙军每进入一个基布兹，都会遭到以色列人的反击，令他们无法前进。随着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批武器到来，以色列空军可以飞上长空、对敌人的入侵给予强有力的反击，比如令进犯的埃及人陷入一片混乱，也有效地终结了伊拉克的入侵。

因为英国人不再控制边境，一大批犹太移民得以返回以色列。其中一些人直接从纳粹的集中营走进难民营，然后在那里等待获准去以色列。例如在塞浦路斯，大约两万两千名犹太人等待了两年之久。最近一段时间，其他一些人则被迫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离开。经历了危险的旅程之后，他们到达以色列却发现无家可归，于是转身为他们的新国家而战。一九四八年五月我们开战时，我们的部队只有不到三万五千人。而到一九四九年战争结束前，超过十万人为犹太复国事业拿起了武器。

以色列国防军以非凡的勇气战斗在前线，执行着本—古里安从总部制定、发出的指令。总部制定和下达战争的计划，并处理和分析情报。大前线的英雄们好比是跳动的心脏，而总部则是它的大脑。新成立的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军队急需现代化基础设施，我们没有空闲的时刻去深度思考和耐心分析，只能竭尽所能地去建造。有时，休息和胜利一样，看起来是遥远的一个梦想。

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本—古里安的职责和我的职责都相距甚远。

但有段时间，我们的办公室之间只隔了一块薄胶合板，这使本—古里安和我在充满压力的那几个月中得以建立起一种关系，将我从他最大的崇拜者之一变为他最亲密的顾问之一。

就在几个月前，我根本想不到事情会发生如此惊人的转变。但危急关头形成的纽带往往异常牢固。我们的合作关系最初是从日常接触开始的，本—古里安看起来好像喜欢我努力工作，以及我不需要也不想要多少的睡眠时间。（我甚至把他手写的一张便条放在我的桌子上，便条上书“西蒙，别忘了关灯”。）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信任并且依赖我，这令那些经验和年纪都超过我的人甚为吃惊。

“为什么你相信那个男孩？”我偶尔听到人们问他。他的回答总是一样。

“三个原因，”本—古里安会说，“他不说谎。他不说别人坏话。而且每当他敲我的门，他总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个回答太过简单，不足以说服诋毁我的人，但却完美回答了我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我在政府内部职位的变化，我和本—古里安的关系无论在个人的信任以及正式职责上都有了相当的扩展。但是，本—古里安在世时，我的正式职位从来不曾反映出我对他的影响或是我们之间关系的深度。

一九四九年初，阿拉伯国家处于守势——受伤、撤退、疲于应战。我们用足智多谋和合理配置弥补了以色列在资源方面的匮乏。我们的敌人曾经拥有的充沛的武器所幸也在喧嚣之中被挥霍殆尽。二月，埃及人做出让步，签署了停火协议，放弃战争。一个月后，黎巴嫩也签署停火协议。四月，约旦步其后尘。最后的抵抗—叙利亚也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让步。那时，我们已耗尽了囤积的武器，脆弱无比、孤立无援。在当时，尽管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知道，取而代之的停战将会是脆弱而令人不安的。尽管损失惨重——失去的生命——我们所赢得的也毋庸置疑：我们掌控了自己的领土，以及切切实实的，自身的命运。

 

第四章

恩德培行动和勇敢的价值

与恐怖主义面对，几乎贯穿我的一生。在我不到十岁时，两个犹太人曾在维施尼瓦森林边缘被人谋杀。十五岁，我已经学会使用步枪，不是因为打猎，而是为了保卫我的学校在夜间免遭恐怖的暴力袭击。我曾站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屠杀发生地，与失去母亲和孩子的家庭一同哭泣。在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之前，在建国后所有的岁月里，恐怖主义阴魂不散，我们不得不成长，为保护自己与恐怖主义斗争，埋葬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并寻求恐怖主义的解决方案。从痛苦和悲剧中，我们学到了沉痛的教训、敌意的代价和成因。

恐怖的灾难并非以色列独有；它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全球性危机，所有国家必须坚决面对的一个危机。它就像一种致命的疾病——会传染、会扩散——而且妥协和让步也不能打败它。屈服于恐怖主义分子的要求只会招致更多、更过分的要求。在对付恐怖主义的过程中，领导者记住这点将是相当明智的：当一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时，你不是谈判者，而是人质。

然而，这一忠告听起来简单，它对领导者而言却是最艰难的考验之一。坚持这样的立场需要愿意做出危险而艰难的抉择。它不可避免地要去冒风险。现代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无数有关这些时刻的故事，勇敢的男男女女代表他们领导下的人民做出看似不可能的决定。在这些故事之中，也许下面这个最清晰地展现了信念和复杂现实之间的争斗，这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个叫做恩德培（Entebee）的地方发起的解救人质行动。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我走进总理办公室参加政府的每周内阁例会，会议由伊扎克 · 拉宾主持。两年前，拉宾和我为谁将领导政府一争高下。拉宾获胜之后，他邀请我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那天的会议和往日并无不同，讨论一下与眼前的重要工作休戚相关的紧缩预算和艰难挑战。在门打开、我的军事助理走进房间之前，坐在桌旁的我们无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助理很快走近我，递给我一张折起来的便条，上面的字迹潦草得令人眩晕，预示着便条的内容和他的脚步声一样紧急。

“从本—古里安机场飞往巴黎—奥利（Orly）、中途在雅典停留的法航一三九号航班被劫持了。”便条上写道，“飞机仍在空中飞行，它的目的地未知。”

我把便条递给拉宾。会议一休会，拉宾就要求一小组内阁成员成立一个专案工作组，然后和他一起在楼下会议室讨论我们面临的选择。我们分享了少得可怜的已知情况，必须承认，几乎一无所有。很快，大家就决定：我们将发布一份官方声明，公布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初步的事实，并且确认政府无意与恐怖分子谈判。拉宾宣布休会，我们开始自己的工作——消化我们已了解到的情况，并安排如何应对这一事件。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之内，劫机事件的细节渐渐丰富起来。我们得知，在雅典登上飞机的恐怖分子是以暴力而臭名昭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成员，而且他们已经控制了这架载有将近二百五十名乘客的飞机，其中包括一百多名以色列乘客和十二名来自法国的机组成员。那天下午，我们还收到报告称，飞机已经在利比亚加了油。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莫迪凯·“莫塔”·古尔（Mordechai “Motta” Gur）把我拉到一旁说，他认为飞机会飞来以色列。于是，我打电话给拉宾汇报了这一新情报。我们一致赞成，如果劫机者真的想来以色列，我们应该让他们来。我们有过发起人质解救行动的经验，而如有必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机场展开救援肯定会更为有利。那是四年前的一个案例，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萨贝纳（Sabena）航空公司从维也纳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那次，我们成功地救出乘客。但那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这次则非常不同。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等待。

……

那天下午，拉宾召集高级部长开会讨论劫机事件，并审核我们的选择。和我们一样，他对人质尤其是人质中的儿童深表关怀。作为一名杰出的国防部前指挥官，拉宾充分了解我们的能力和局限所在。他告诉我们，不管我们的官方立场如何，如果不采取军事行动，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谈判。

“到了这一阶段，我想军事行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推断，“我们该做什么？进攻乌干达？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到乌干达？”

“我们的目的，”他继续说道，“不是采取军事行动，而是拯救人民的生命，直到此刻，我还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办法。”

不久之后，我自己召集了一个会议，被古尔形容为“幻想协商会”。我的想法是将国防部里最有创意的头脑集中起来，考虑每个已知的选项，并大胆地设想那些尚不存在的选项。我要古尔邀请那些明知不可为但仍感兴趣去做计划的人。这些人一到，我要求古尔向他们介绍向维多利亚湖投放伞兵这一计划的最新进展。古尔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报告：军方已经确认，湖里有鳄鱼出没；前一晚进行的演习失败了。摩萨德的头领则汇报说，另外一个需要用到游艇的计划也行不通，因为它需要肯尼亚方面的参与，而他肯定肯尼亚政府不愿去冒被报复的风险。而且对我们如何撤离被解救的人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古尔的计划被束之高阁，我转向佩莱德。自从上次我们讨论过后，他已修改了他的计划，所涉空间缩小了。佩莱德决定只占领机场，而非整个城市。他提议出动十架大力神飞机投放一千名伞兵。

伞兵和步兵统帅丹·舒姆龙（Dan Shomron）将军很快提出了反对意见。“等你们的第一批伞兵落地，不会剩下任何人质等你们来救的。”他解释说，恐怖分子肯定会看见伞兵从天上降落，然后开始屠杀人质。

随着对话推进，围坐在桌边的其他人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准的行动计划——调遣两百名士兵、在机场降落一架飞机。不过这一计划的风险是，飞机有可能被雷达发现，但它的一个附加好处就是有办法把人质带回家。据我估计，这一计划是我们所有计划中最为可行的一个，因此我让小组成员继续研究细节。目前的麻烦就是我们还是有太多的事情不知情。因为缺乏情报，我们裹足不前，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已有的情报。一份报告称，一支苏式战斗机中队可能会干预此事；而另一份则声称，一整营的乌干达军队已经被调集至机场。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恐怖分子在那儿，甚至是否还有人质在飞机上也不知道。我们的营救计划要求我们的士兵降落在机场，而我们却对他们到达后究竟会发现什么一无所知。

会议休会之后，我得知布卡果真和阿明说上了话，而且急于跟我汇报。布卡做了所有让他做的事儿，但是阿明很坚决，声称自己无力在自己的土壤上阻止恐怖分子。他不愿出面帮忙只是证实了我的观点——军事救援行动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从谈话中我们得知，劫机者已经释放了四十八名非以色列籍的人质，之后我们也证实了这点。但是，区分事实和虚假仍然十分困难。阿明发誓说，有三十个劫机者，尽管根据旅客名单，我们认为劫机者应接近七人。他说，劫机者穿自杀式背心、里面有足够的TNT可以炸掉整个机场，这虽有可能，但考虑到他们登上的是民用航班，这也难以令人相信。

然而，这些就是所知的情况。又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迎来了黎明，但心中却感觉黑暗得吓人。时间已是周四，七月一日，劫机者的最后通牒将在当天下午到期。尽管我怀疑这一期限可能会延期，却害怕如果我有任何闪失，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场大屠杀。

清晨，拉宾安排了一个部长级会议。会议开始前，我把古尔拉到一边，讨论我们刚刚收到的情报。四十八名非以色列籍的人质有一些已经抵达巴黎，并且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细节。比如，我们证实，人质被关押在两个航站楼中的一个——被我们称为老航站楼的那个。看守人质的除了恐怖分子，还有乌干达士兵，而且人质已经不关押在飞机上了。我们还得到了航站楼布局的详细信息。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为救援行动做准备了。尽管我是国防部部长，我知道为了说服拉宾，我还需要其他部长的支持，尤其是古尔，他是个关键人物，没有他，军事行动就不会有实现的途径。在我说服他之前，试图说服其他内阁成员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古尔并不是一个容易劝服的人。

在听完我给他的最新情报后，古尔说：“作为陆海空参谋长，我不能提出这个营救人质的计划。”听完这话，我明白或多或少我又得单打独斗了。

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在一片沉闷、压力巨大的氛围中开始。最后的期限迫在眉睫，紧张气氛不可避免。我宣读了布卡和阿明的电话谈话记录，以此开场。我解释说，我们从电话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但很明显，阿明并不是我们需要的领导者。

谈话转向乘客的家属。部长哈伊姆 · 扎多克（Haim Zadok）告诉大家，人质家属坚持让我们和劫机者开始谈判，并且期望我们竭尽所能来解救他们的亲人。

“问题并不仅仅是人质家属的诉求，”我接连着两天这样重复，“有一点应该明确，和恐怖分子谈判、让以色列屈服，会在未来打开一个更大的恐怖缺口。”

“谁说这会打开一个更大的恐怖缺口？”拉宾反问。

“是我这么说的。”

“我要你说清楚，并且进一步详细说明。”他回答说。

“直到如今，美国人还没有向恐怖屈服，因为以色列人树立了一个绝不屈服的世界标准，”我解释道，“如果我们屈服了，不止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都会同意，我们将招来更多类似的劫机事件。”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拉宾说，“在这一时刻，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

这样的辩论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拉宾再次干预说：“我希望澄清一点：我们没有时间回避。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和劫机者谈判？我要求你们这些政府官员不要逃避回答这一问题。”

部长以色列·加利利（Yisrael Galili）回应说，他认为政府应该立即开始谈判，包括“愿意释放那些被关押的犯人”。拉宾支持他的建议，他注意到以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交易，为什么在这一情况下这样的交易反而不能接受？他不愿意卷入这一问题的辩论。

“先例不是问题，”我说，“问题在于未来，人民的未来以及以色列飞机和航空的未来。除了那些被劫持人质的命运，我们应该关注这里人们的命运，关注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还有对劫机和恐怖的重视程度。”

拉宾并未为这番话所动，因为我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我希望知道是否有任何人反对，”他说，“而且我不想在这件事上有任何误解。我提议，我们不要讨论如何谈判，但政府可以授权团队继续尝试解救人质，包括交换以色列的犯人。”

当拉宾问有谁支持这一提议，桌子周围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包括我自己。因为拿不出清晰的军事行动计划，我眼下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更多的时间。如果开启一个缓慢的谈判过程可以带来拖延，那也许我们可以找到足够的空当来创造奇迹。与此同时，它还会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而我也不会显得像个被唾弃者，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立即驳回。不管怎样，如果我能提出一个军事行动计划，我还是需要赢得拉宾的支持。

 

 

第六章

追求和平

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三位学者：挪威的泰耶·罗德—拉森（Terje R. d-Larsen）、以色列的叶儿·赫希菲尔德（Yair Hirschfeld）和罗姆·蓬达克（Ron Pundak），开始和巴解组织成员就与以色列讲和的前景开始直接对话。这个“第二条轨道”的谈判以非正式的形式进行，主要目的是确定行动的可能性。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约西·贝林通过罗德·拉森的背后渠道得知了这些对话，并一直关注对话的进展情况。有一段时间，从这些渠道并没有传来太多的消息。但到一九九三年春天，我们已经得知，阿拉法特的一个密友、一个名叫阿布·阿拉（Abu Ala’a）的人加入到对话中，共同商讨和平协议是否可以达成以及如何达成。

就在前几年，巴解组织已经被约旦逐出国境，也被赶出了黎巴嫩，因此不得不重新将总部安置在突尼斯。在经过十多年的流亡后，这一组织离加沙和西岸越来越远，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已经和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联系。随着这一组织开始衰退，它的领导层开始思考一些过去这些层级的人不可想象的事情：和以色列达成和平也许是它重获权力和影响力的唯一方式。实际上，阿布·阿拉表示愿意做出和平进程所需的关键让步，而且表现出比我们预想的更大的意愿。我们得知，他和那些谈判者已经向挪威人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想法，这证实了我的印象：跟华盛顿会谈的情况相反，巴解组织其实正在寻求达成协议。

我相信，谈判若想成功，它们需要分阶段进行。一心期望着加入谈判就能立即解决所有的问题，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不可实行的步调达到和平。我认为，谈判的目标应该是定义一套相互认可的原则、双方向对方做出一套承诺。在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问题上，我们应设立执行的时间表；而在那些未决的问题上，我们应设立进一步谈判的时间表。

拉宾和我讨论应该出一份怎样的宣言。毫无疑问，我们将要求巴解组织谴责恐怖、承认我们生存的权利以及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我们将要求在任何牵涉返还土地的情况下，以色列将保留其独有的、对其边境的控制权以及保护自己不受威胁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为了换取这些承诺，我们将提出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从加沙和西岸的杰里科地区撤离。

我们相信，至关重要的是将阿拉法特从突尼斯带回加沙，并且组建一个他可以设法管理的巴勒斯坦人的委员会，直至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尽管和平的进程可以从巴解组织开始，但是永久的和平只可能在我们拥有谈判伙伴之后才能实现，这个谈判伙伴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而非他们之中追求更多暴力的派别。

在经过数次谈话后，拉宾同意值得推进此事。我邀请了我的办公室主任阿维·吉尔（Avi Gil）和外交部总干事乌里·萨维尔（Uri Savir）来我位于耶路撒冷的官邸。当乌里到的时候，阿维和我正在讨论局势。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乌里问。

“去奥斯陆过个周末如何？”我回答道。

“什么？”他说道，脸上带着吃惊的表情，不过并不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请求，而是因为他明白无误地知道其中的含义。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为初次会议确定了策略，围绕着我们所采取方法的每个细节不断向阿维发问，就这一方法阿维和我已经协调了好几周。我们既设置了最终目标，也制定了眼前的目标，同时还简要地告诉乌里，我们希望他如何严格地按照我们的指示进行初次会谈。

“你回来后，我们将根据你的报告，决定你将如何继续下一步。”我告诉他。

乌里很快前往奥斯陆，并带回了充满希望的评估。看起来，巴解组织首席谈判者阿布·阿拉非常急于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根本。”阿布·阿拉对乌里说，“我们已经了解到，将你们拒之门外将不会带给我们自由。而且你们也已经知道，控制我们也不会带给你们安全。我们必须肩并肩地在和平、平等和合作中生活。”在后来提交给拉宾和我的一份报告中，他写道，尽管我们知道巴勒斯坦人的一切，但看起来我们什么也不懂。正是在这种空间里—在追寻更深的理解、跨越鸿沟相互达成共鸣的过程中，我相信和平很有可能会生根发芽。

整个夏天，谈判团队回到了住所继续工作，他们向我汇报进展的同时也等待我的进一步指示。就像在任何谈判一样，这次谈判有碰撞也有突破，重要的向前步伐紧接着令人沮丧的挫败。有时，谈判者们即便已形成特殊的纽带，也会面临无法突破的僵局。尽管会谈比之前的华盛顿会谈进展得更为深入，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也将成为同样痛苦的失败经历。

但到一九九三年八月初，谈判已经进展得相当顺利，因此我们相信，八月十三日开始的下次会议上就可以出台原则性的宣言。阿拉法特告诉我们，他已经准备好签署宣言，并相信我们能够在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确定最终的表述。双方的谈判团队都相信，我们能够达成思路上的一致，我们梦想的突破看起来尽在掌握之中。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整晚都无法入眠，无法放慢在我的头脑中不断旋转的齿轮。尽管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放眼于未来，但在那些无眠的时刻，占据我思绪的却是过去的日子。我回想到我第一次遇见本—古里安，想到他第一次给我机会参与到那些重要性远超我自身的事情中来。我回想到战争、失去的东西、恐惧、不确定性，想到那些饥饿和缺乏安全感的日子，想到了我们自身生存的问题。想到了迪莫纳以及它的威慑力创造出来的那条道路。想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出色的工作，以及使这一刻变为可能的过程中我们的军队发挥了多么关键的力量。在我头脑中又听见了本—古里安的话：“在以色列，要想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必须相信奇迹。”

那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眼中是深深的疲倦，但是思想却一刻不停地转动，手头工作带来的激动令我精神焕发。我推开办公室的门、打开灯，却被此起彼伏的“惊喜”的叫声吓了一跳。一小群办公室的员工和亲密的朋友正在那里等着我。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那天是我七十岁的生日。

那是个充满善意和温暖的美丽时刻，在当时的环境下更是如此。这些是在我身边努力工作的人们，而且正因如此，他们占据了我心中很大的一块空间。我可以和他们分享对梦想的激情、去做不可能之事的渴望，而且他们追求未来的热忱和关注也让我永远心怀感激。当时，谈判仍然是个秘密，即使是他们也不知情，但我希望尽可能地和他们分享好消息。与此同时，我感谢了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奉献给了国家安全，”我告诉他们，“既然以色列已经强大了，我剩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带领我们的年轻人走向和平。”

我离开庆祝会，径直去找拉宾讨论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员工级别的谈判只能带我们到这里；我相信，我以外交部部长的身份直接参加谈判的时候到了。

我告诉拉宾，我已经预先安排了一次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旅行，我将应邀对瑞典和挪威进行正式访问。我建议我用这一机会加入谈判。这样，我就可以终结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谈判。我说，我的目标是在我返回之前让双方团队可以草签一份协议。当谈判刚开始时，拉宾曾希望我避免直接接触谈判，因为这么做会让内阁和国家参与到一场他们一无所知的谈判之中。而现在，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站在这里，距离一份协议如此之近，拉宾开始确信，现在到了该加紧努力工作的时候。

我和阿维抵达斯德哥尔摩后，罗德·拉森和挪威外交部长约翰·乔根·霍尔斯特（Johan J.rgen Holst）很快就加入了我们。我们的想法是能和阿布·阿拉通上话，让他知道我已经到了那儿准备谈判，然后他和霍尔斯特两人将作为阿拉法特和我之间的中间人。最终，罗德·拉森在凌晨一点刚过不久联系上了阿布·阿拉。

霍尔斯特从罗德·拉森手中接过电话，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通读了一遍提出的表述上的变化，其中大部分情况是措辞上的细微调整，还有改得更为清晰的某些段落。结束后，他挂上电话，告诉我们阿布·阿拉要求给他九十分钟的时间让他和阿拉法特讨论这些变化。谈话很快又恢复，之后是一系列的简短通话，一直持续到那天凌晨。到早上四点三十分，我们已经达成了许多人过去一直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就原则性宣言达成了一致意见。当阿拉法特办公室的谈判者们爆发出喊声和鼓掌声，我们在电话这头也听到了欢呼声。征服他们的情绪同样也感染了我们剩下的人。这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时刻。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有种欢欣鼓舞的感觉。不过，那些情绪很快被搁置一边，因为我接到了令人痛心的消息。在黎巴嫩，一枚路边炸弹夺去了七名以色列士兵的生命。我给拉宾打电话讨论了这一悲剧。“我们正濒临历史性事件的边缘，”我告诉他，“但是我担心这个消息可能会使两边的局势变得更糟。也许我们应该延后。”拉宾也有类似的担忧，但他感觉推迟也不是个选择—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于是按计划前行。

第二天，按照旅程安排，我来到挪威，下榻在挪威政府的一家宾馆里。装装样子履行着我的官方日程安排，其中还包括参加为我举行的一场晚宴。不过当晚宴还在继续，我已经起身告辞，解释说自己还在倒旅途中的时差。但是，一回到宾馆，我就从随从身边溜走，赶去见证《原则宣言》的秘密签约仪式；考虑到中间人霍尔斯特在缔造这一协议中所起的中心作用，所有相关的利益方都已来到挪威；在这里，在距离中东的太阳和沙漠如此遥远的地方，人们远未预料得到，敌人们将会握手言和。这是一个美丽而激动人心的时刻。

……

在九月的那几天，我们坚守着清单上列出的要求。为了换取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组织，阿拉法特需要无条件地承认以色列生存的权利，需要清晰无误地申明放弃恐怖主义、号召立即终止巴勒斯坦起义，并坚决承诺通过和平谈判、而非暴力来解决未来的冲突。

到一九九三年九月七日的下午，阿拉法特已经准备好接受我们的要求。两封信起草完毕，一封给阿拉法特，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另一封给拉宾，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阿拉法特在突尼斯接到信的时候，拉宾和我在耶路撒冷也接到传真来的信件。拉宾从内阁获得许可签署了这份信件，阿拉法特也从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收到了同样的许可。九月九日清晨时分，挪威外交大臣将两封信带到了挤满记者和摄影机的首相办公室。霍尔斯特在拉宾的一侧就座，我坐在另外一侧。全世界看着他在一份陈述极为简单的信上签上他的名字：巴解组织已经承认我们的生存权利，作为回报，以色列也承认巴解组织。

三天之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在白宫南草坪上，人们用一种深刻的形式来庆祝相互承认——一个全世界都关注、都会记住的方式。伊扎克·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从未想象过自己会在这样的情景下相见，但是，当克林顿总统将两人拉近时，他们就在那里站立着，在明媚的夏日骄阳之下。拉宾带着几分不情愿和他的宿敌握了握手。他看到了和平在望以及巨大的成就，但是对他需要做的，他还是有些不能接受。在随之而来的鼓掌声中，他转向我小声说：“现在轮到你了。”

片刻之后，在拥挤的南草坪前、面对所能想到的每一家国际新闻机构的摄像机，我在一张木质桌子前就座，拿起一支钢笔，代表我一直信赖的国家、满怀对更光明未来的希望，在这份《原则宣言》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原文为意第绪语，zaydeh。

引文出自《圣经》（和合本）。

第一章

从政的召唤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地方，已经十一岁了。四周树木环绕，房屋掩映其中。这座式样简单的房子是我阿姨和姨父的家，他们在以色列境内安顿下来后就建造了它。那是一九三四年，只有几千名犹太人在这里居住。道路尚未铺好，很多地方无人居住。

当我们靠得更近，我意识到，这些树是我从未见过的。它们是手工种植的柑橙林。我的弟弟吉吉和我立刻出发，在排列整齐的一行行橙树间追来跑去；每棵树上都结了上百个饱满而颜色鲜艳的果实。剩下的白花在空中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仿佛瞬间回到了我的小犹太村庄——也就是被称为shtetl的地方，回到了我第一次看见橙子的那一刻，那个地方离我如此遥远。

我们的小村庄叫做维施尼瓦（Vishneva），它坐落在波兰和俄罗斯的边境，一个四周被森林环绕的狭长地带，那里的冬天似乎永无止境。有时经常接连好几个星期，凛冽的寒风吹过稀疏的白桦树，无情地横扫市集上的老主顾们。即使在夏天，我们似乎也很少见到太阳。尽管如此严寒和与世隔绝，小村庄里却有种温情和魔力，弥漫着一种和善和归属感。我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归属。

我们的生活极其简单：村里总共只有三条道路，道路两侧排列着光秃秃的木头屋子。村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通电，但三英里外有个火车站。借着从那里往来的旅者和货物，我们得以瞥见并且品味到林子那头的世界。

我仍然记得有关那第一个橙子的震撼时刻。我的父母带我去了他们的朋友家，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一个刚从以色列回来的年轻人，正在讲述那片遥远土地上的宏大故事。他讲到无尽的阳光和异国文化，讲到长着果树的片片沙漠，讲到那些不屈不挠、皮肤黝黑、用双手劳作并作战的犹太人。讲完故事，他转向身后的一个箱子，抬起它让大家都能看到。房间里听得见有人倒抽了一口气。这年轻人的展示很具有仪式感，看得出来过去他已经做过多次。屋里的每个人一个接着一个从箱子里挑了一个包裹，小心翼翼地撕去裹在外面的羊皮纸包装，露出一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成熟的雅法橙。轮到我时，我动作缓慢、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会做错什么。我把橙子凑近鼻子，第一次闻到橙子的味道。它的颜色、香气和味道真是无与伦比，是一个小男孩可以想象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东西之一。对我而言，它已远不止是一个水果，而是我希望和抱负的象征。

我家居住在这一地区已经有好几代了。实际上，上百年来，这里都是犹太人称之为家的地方。但尽管维施尼瓦美得纯粹，我的父母从未把这里当作他们永远的家。他们更多地把它当作是一个中转站，几千年来通往家园旅途上众多驿站中的一个。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不仅是我父母的梦想，也是激励我们认识的许多人的目标。似乎在每个聚会上，人们之间的谈话都会变成谈论永别我们所爱的小村庄、奔赴耶路撒冷、加入那些正收复我们自己土地的拓荒者们。我们经常会谈到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犹太人的未来取决于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不仅仅因共同的宗教信仰紧紧相连，而且拥有相同的语言和国籍。“让他们给我们地球上一小块土地的主权，只要满足我们生存的需要就足够了。然后由我们去做剩下的事。”

赫茨尔的梦想已经变成了我的梦想。在我看来，我的家人虽然生活满足，但终究流亡在外。我们说希伯来语、用希伯来语思考问题，我们热切地阅读着来自英属巴勒斯坦地区的新闻，那是一块包含了我们古老家园的英属领土（或“托管区”）。我们拥有一种集体的回归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大紧迫感。有时，这会让我感觉似乎自己正处于遥远的过去和迫近的未来之间的炼狱之中。我们距离那个未来越近，就越发不能忍受延迟的感觉。

尽管有着不断向前的渴望，有关我童年的记忆数不胜数而且充满温情。我的母亲萨拉，天资聪颖、富有爱心。作为一个受过专业培训的图书管理员和俄罗斯文学的狂热爱好者，生活中没什么事儿比阅读带给她更多的快乐，她也将这种快乐分享给了我。从一个紧挨着母亲读书的爱书的小男孩，我渐渐成长为一个爱书的男人。阅读于我还是个充满爱的挑战，我需要在读书上紧跟母亲，即使仅仅是为了接下来跟母亲进行的讨论。我的父亲伊扎克（又被叫作Getzel），温暖而宽厚，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个木材商。他是个充满能量和善意的男人，对我们宠爱之极又细致入微。他总是鼓励我，不吝为我的成就面露喜色。他的爱给了我自信，而自信给了我翱翔的能力。我对此深感幸运。

父母抚养我时没有设定太多的边界和限制，从不告诉我该做什么，他们总是相信我的好奇心最终会指引我踏上正确的道路。在我年幼时，每当决定在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面前表演或是演讲的时候，我只会得到鼓励。有时，我会献上一段滑稽模仿（将镇上一些人的声音和举止模仿得惟妙惟肖）；有时我又会发表一段结构完整的演讲，比如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或是我最喜爱作家的各自优点。在大人们看来，我是一个早慧、前途光明的小男孩；对我自己而言，冥冥之中就像有大事儿要发生。但在我的同学看来，我明显有别于他们，被他们排斥。实际上，那时的我正如我一贯保持的那样，即使是到了九十三岁，我仍是个好奇的男孩，沉迷于各种难题，热忱地编织梦想，不屈服于其他人的质疑。

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我的父母功不可没。但我最崇拜的人是我的祖父拉比兹维·梅尔泽（Rabbi Zvi Meltzer），我和他的关系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纽带之一。他是个粗壮的男人，不知何故看起来很高，曾在欧洲上过最好的犹太高等学校。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我们公民生活的中心，那犹太教则是我们道德生活的主心骨。因为祖父的职位和杰出的头脑，他成了给我们全家指明方向的权威人物，也是为整个村庄提供指引和智慧的群体领袖。

我感到尤为幸运的，不仅仅因为他是我家庭的重要成员，而是因为他给予我特别的关注。他是第一个教我犹太人历史的人，也是第一个给我介绍犹太律法的人。我会在犹太会堂加入他的每个安息日礼拜，专心地跟随他进行每周诵读。就像其他犹太人一样，我把赎罪日——犹太人赎罪的日子，当作众多节日中最重要的一个。我对它有种特别的共鸣，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的重要性，而且是因为我可以亲耳听到祖父的吟唱。只有在那一天，他会化身领唱，用他美妙的声音低沉而空灵地唱出绝美的悔罪祈祷曲的祷文。他的歌声会把我带到灵魂深处，而我会躲藏在他的祈祷披肩之下——那也是如此严肃的一天中唯一让我感觉安全的地方。从我躲藏之处的一片黑暗中，我请求上帝宽恕那些犯罪者、饶恕每个人，因为这些人自己已经播下了软弱的种子。

从祖父的公众形象及他的教导中，我从小就恪守教义，甚至和我的父母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逐渐相信，我的责任就是通过遵循上帝的戒律来服务上帝，不能容忍任何例外。至于我对这一承诺到底有多当真，我的父母也没有完全地意识到；直到有一天父亲带回家一台收音机，它也是我们村的第一台收音机。因为激动地要向我的母亲演示怎么使用，父亲在安息日打开了收音机，在这个用于休息、沉思的时刻，包括打开收音机在内的这些行为都是被犹太教禁止的。我不禁勃然大怒，在一阵狂热的正义感之中我把收音机摔在了地上，把它摔得无法修复，仿佛人类的命运就靠我这正义之举。我很感激我的父母原谅了我。

当我不在家或不在犹太会堂时，我会试着搭乘马车去火车站；正是经由此地，人们开始了返回我们古老家园的漫长旅程。每当有人要离开，整个镇子的人都会在喧闹的庆祝中齐聚一堂，以一种喜乐参半的方式为他们的邻居送行。我羡慕不已地看着这一切，沉浸于这振奋人心而充满虔诚的喜乐之中；但我总会带着一丝伤感回到家中，想弄明白，轮到我走的那一天是否会真的到来。

过了一段时间，因时局变化，我们最终离开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针对犹太人企业的反犹太人税击垮了父亲的生意。父亲亏得血本无归，于是决定离开。一九三二年，他独自一人去了英属巴勒斯坦，全凭一己之力勇当开路先锋，迫切想在那儿安顿下来然后准备我们的到来。又过了两年漫长的岁月——对于不耐心的孩子仿佛有一辈子那么漫长——父亲才传话说，他已经准备好接我们过去。当母亲走到吉吉和我跟前，告诉我们离开的时候到了，我已经十一岁了。

我们把家当装在货运马车的后面，启程去火车站。沿路的石块令马车剧烈地颠簸，吱嘎作响。母亲对此很不喜欢，但对于弟弟和我，每一次颠簸都是一次快乐——它提醒着我们：伟大的冒险已经展开。我们穿着厚厚的羊毛外套和厚重的冬天的鞋子，而这些我们很快就不再需要。

当我们到火车站的时候，几十个人已经等在那儿用祝福和祈祷为我们送行。我的祖父位列其中。考虑到他年岁已高和在社区的核心地位，他选择了留在维施尼瓦。他是我在家乡唯一会思念的人。我看着他在月台上向我的母亲和弟弟道别，等着他面向我，竟一时语塞。当我透过他浓密、灰白的胡子仰望他的眼睛时，他那庞大的身躯笼罩着我。他的眼中含着泪水。他用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弯下身子、直视我的眼睛。

“答应我一件事。”他用我熟悉而威严的声音说道。

“任何事情，祖父。”

“答应我你会永远做个犹太人。”

祖父的生命终结于维施尼瓦。我离开数年之后，纳粹士兵穿过森林、来到村庄的广场，他们把犹太人集中在一起迎接他们可怕的宿命。我的祖父和他大多数的会众被赶进我们那间朴素的木头犹太会堂，纳粹士兵用木板把大门封死。我无法想象，烟从门缝中涌入的第一个瞬间他们所经历的恐怖；从火焰燃烧的噼啪声中，他们应该意识到会堂已经从外面被点燃。人们告诉我，当火焰越烧越烈、吞噬了我们最珍贵的礼拜场所，我的祖父披上他的祈祷披肩——那条赎罪日我藏身其下的披肩，唱起了最后的祷文——保持着最后一刻的坚忍和尊严，直至大火夺去了他的话语、呼吸，夺去了他和其他所有人的生命。

剩下的犹太人也被围捕，一家接着一家地从他们的藏身之处被拉出来、被夺去生命。他们被迫目睹我们的村庄被毁掉，就像一场飓风横扫了这一地区，只不过更为精准、更有目的性。他们被赶往火车站，穿过残酷的瓦砾，经过熊熊燃烧的墓地。同样的轨道曾开启我返乡的旅程，而如今却带着他们走向死亡集中营。

当我们登上前往巴勒斯坦的火车，当火车在颠簸中启程、我从车窗向外挥手道别之际，我并不知道从此将再也见不到我的祖父了。每当领唱唱起悔罪祈祷曲，我仍能听见祖父的声音。每当我面临艰难抉择，我仍会感觉到他的精神与我同在。

 

 

第二章

独立、联盟以及为安全而战

在许多人眼里，我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在过去四十年间，我一直被视为以色列最直言不讳的温和派，一个异乎寻常关注和平的人。但在我职业生涯的头二十年间，我并非在追求和平，而是在准备战争。有一段时期，我还被认为是以色列最旗帜鲜明的鹰派人物。根据这一观点，人们推测我一定是改变了，随着道德观念的彻底转变，我的努力方向和观点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描述看似包含着某些合乎情理的成分，但它却产生了一个悖论，因为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改变的并不是我，而是时局发生了变化。

和平是一个目的——一个值得追求的目的，而战争却只是一个功能—除非情非得已，没有一个理性的人会喜欢战争。当和平的可能初现时，我全身心地去追求它。当阿拉伯领袖们愿意谈判时，我会说我也倾向于协商。先哲们的远见卓识体现在和平和正义、道德与宽容的结合。“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摩西五经》这样告诉我们。“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些言语就是犹太先哲们的指路明灯。但必须牢记的是，有时我们身处迥然不同的境地；在那些时候，我们的阿拉伯邻国一心只想毁灭我们。有段时间，犹太人简直置身于敌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手无寸铁，那是一段时时刻刻危机重重的日子。那是和平来临前的岁月——那时的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

我们邻居的险恶意图还不是令我们濒临毁灭的唯一原因。中东正处于西方的武器禁运之中，因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承诺在中东事务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以色列是武器禁运的唯一真正受害者。即使西方国家并没有向我们提供武器，苏联人还是急切地向威胁毁灭我们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因此，我们的敌人可以用自由买卖的武器来装备他们本已强大的军队，而我们只有可以坚持六天的弹药装备；一个绝大部分由农民、大屠杀幸存者组成的民兵组织，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训练；一旦遭袭，也没有明确途径获取赖以存活下去的武器。唯一保护我们自己的方法是突破武器禁运——以不合法的方式购得武器，然后秘密地运回国。

……

在我来到哈加纳总部的六个月之内，我已经帮着囤积了难以置信的珍贵武器，而且完成得非常及时。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对联合国第一八一号决议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辩论后，联合国大会终于结束辩论。如果这一决议通过，它将终结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将其一分为二：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由此会带来我们的独立以及可能的武装冲突。但不论政府内外，无人知晓这一决议是否会在投票中获胜。采纳该决议需要获得三分之二成员国的支持，这一挑战更像是攀登峭壁，而非爬山。十一月二十六日，手中握着我们命运的成员国代表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言，而我们则从收音机里收听着这场辩论。

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这一决议，理由是联合国甚至不具备研议这个问题的权力。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将这一决议称为“公然的侵略”，接下来的叙利亚的代表则称其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曾经一度反对分治计划的苏联则是该决议的第一个支持者，坚决主张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是“行不通和不现实的”。在同一场讲话中，这位代表驳回了阿拉伯国家的主张，并且坚称联合国不仅在国际和平的名义下有权干涉，而且这么做也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

直至辩论结束，我们仍不知是否会获得足够的支持。即使是在投票之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还有七个国家尚未宣布他们的立场。尽管我们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诺，但我们并不确定所有这些国家能信守诺言。

当黄昏降临，几十号人聚集在特拉维夫的大卫之星广场，人们装好扩音器准备直播投票情况。随着喧嚣散去，我们听到联大主席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Osvaldo Aranha）要求对这一决议投票。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和世界各地的犹太的群体一起仔细聆听。

“阿富汗？否决。阿根廷？弃权。澳大利亚？赞成。”

先是国家的名字被一一叫道，接着听到的是这些国家的答复，这些声音响彻我们的耳朵，我们感觉仿佛已完全停止呼吸。本—古里安和我边听边踱着步，仿佛我们的步伐可以加快时间的流逝。

“萨尔瓦多？弃权。埃塞俄比亚？弃权。法国？赞成。”这一回答突然在大厅内引发混乱，紧接着的是一阵激烈的敲锤声。

“我呼吁，希望公众不要对这场辩论里的投票有任何干涉。”联大主席警告说，他显然针对的是聚集在旁听席的人们。“你们对本届大会做出的这一严肃决定会有何种反应，我是有把握的，”他继续厉声说道，“因为我已经决定，不让任何人来干涉我们的决定。”

过了一会儿，当剩下的代表逐一投票，人们在广场上紧紧挨在一起，期盼着——如果还不敢相信——一些特别的事情即将发生。

“乌拉圭？赞成。委内瑞拉？赞成。也门？否决。南斯拉夫？弃权。”我们再次听到小锤响起，这次是提示投票结束。然后是即将改变犹太人历史进程的简单话语：“三十三个国家赞成通过这一决议，十三票反对，十票弃权。”

人群中爆发出刺耳的欢呼声。有人热情拥抱，有人发出质疑的笑声，有人流下希望和快乐的眼泪，有人陷入片刻的沉思。消息传遍特拉维夫，犹太人自发地涌上街头。本—古里安和我站在一起，看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互相牵手、一遍遍地跳着传统的圆舞。在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重返家园是我们民族最雄心勃勃的梦想，没有之一。此时正好是西奥多·赫茨尔倡导的“为可以庇护犹太民族的房屋打下基石”刚过五十多年。就整个世界的历史而言，我们用惊人的速度做到了这点。但回顾我们自身最近的历史，最直接的是六百万无辜者惨遭杀戮，欧洲犹太人几近灭绝，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几乎已经为时太晚。

人们很容易被此刻的奇迹冲昏头脑，但本—古里安和我深知庆贺为时过早。单凭联合国决议本身是不会保证我们自动拥有我们自己的国家的。

“今天他们在街头跳舞，”本—古里安对我说，“明天他们将不得不血洒街头。”

……

正如预料的一样，一旦得以独立，我们立刻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五月十五日，叙利亚、埃及、约旦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在北部，叙利亚派出了用坦克、装甲车、炮兵连武装起来的一个旅的兵力袭击了加利利海另一侧的犹太定居点。埃及军队则从南部入侵，袭击了附近的城市、定居点和基布兹。他们对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南部的定居点发起了袭击，最后袭击了特拉维夫中央汽车站，并将其彻底摧毁。与此同时，约旦也将阿拉伯军团开进耶路撒冷，引发了开战以来最激烈的一些战役，他们切断供给，断粮缺水的不仅是士兵，城市居民也危在旦夕。

人数上不占优势、武器上也处于劣势，而我们却拒绝认输，我们的军队竭尽所有进行抵御。在加尼亚基布兹，叙利亚军队遭到了用燃烧弹和手雷装备起来的以色列抵抗部队的突然拦截，叙军每进入一个基布兹，都会遭到以色列人的反击，令他们无法前进。随着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批武器到来，以色列空军可以飞上长空、对敌人的入侵给予强有力的反击，比如令进犯的埃及人陷入一片混乱，也有效地终结了伊拉克的入侵。

因为英国人不再控制边境，一大批犹太移民得以返回以色列。其中一些人直接从纳粹的集中营走进难民营，然后在那里等待获准去以色列。例如在塞浦路斯，大约两万两千名犹太人等待了两年之久。最近一段时间，其他一些人则被迫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离开。经历了危险的旅程之后，他们到达以色列却发现无家可归，于是转身为他们的新国家而战。一九四八年五月我们开战时，我们的部队只有不到三万五千人。而到一九四九年战争结束前，超过十万人为犹太复国事业拿起了武器。

以色列国防军以非凡的勇气战斗在前线，执行着本—古里安从总部制定、发出的指令。总部制定和下达战争的计划，并处理和分析情报。大前线的英雄们好比是跳动的心脏，而总部则是它的大脑。新成立的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军队急需现代化基础设施，我们没有空闲的时刻去深度思考和耐心分析，只能竭尽所能地去建造。有时，休息和胜利一样，看起来是遥远的一个梦想。

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本—古里安的职责和我的职责都相距甚远。

但有段时间，我们的办公室之间只隔了一块薄胶合板，这使本—古里安和我在充满压力的那几个月中得以建立起一种关系，将我从他最大的崇拜者之一变为他最亲密的顾问之一。

就在几个月前，我根本想不到事情会发生如此惊人的转变。但危急关头形成的纽带往往异常牢固。我们的合作关系最初是从日常接触开始的，本—古里安看起来好像喜欢我努力工作，以及我不需要也不想要多少的睡眠时间。（我甚至把他手写的一张便条放在我的桌子上，便条上书“西蒙，别忘了关灯”。）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信任并且依赖我，这令那些经验和年纪都超过我的人甚为吃惊。

“为什么你相信那个男孩？”我偶尔听到人们问他。他的回答总是一样。

“三个原因，”本—古里安会说，“他不说谎。他不说别人坏话。而且每当他敲我的门，他总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个回答太过简单，不足以说服诋毁我的人，但却完美回答了我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我在政府内部职位的变化，我和本—古里安的关系无论在个人的信任以及正式职责上都有了相当的扩展。但是，本—古里安在世时，我的正式职位从来不曾反映出我对他的影响或是我们之间关系的深度。

一九四九年初，阿拉伯国家处于守势——受伤、撤退、疲于应战。我们用足智多谋和合理配置弥补了以色列在资源方面的匮乏。我们的敌人曾经拥有的充沛的武器所幸也在喧嚣之中被挥霍殆尽。二月，埃及人做出让步，签署了停火协议，放弃战争。一个月后，黎巴嫩也签署停火协议。四月，约旦步其后尘。最后的抵抗—叙利亚也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让步。那时，我们已耗尽了囤积的武器，脆弱无比、孤立无援。在当时，尽管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知道，取而代之的停战将会是脆弱而令人不安的。尽管损失惨重——失去的生命——我们所赢得的也毋庸置疑：我们掌控了自己的领土，以及切切实实的，自身的命运。

 

第四章

恩德培行动和勇敢的价值

与恐怖主义面对，几乎贯穿我的一生。在我不到十岁时，两个犹太人曾在维施尼瓦森林边缘被人谋杀。十五岁，我已经学会使用步枪，不是因为打猎，而是为了保卫我的学校在夜间免遭恐怖的暴力袭击。我曾站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屠杀发生地，与失去母亲和孩子的家庭一同哭泣。在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之前，在建国后所有的岁月里，恐怖主义阴魂不散，我们不得不成长，为保护自己与恐怖主义斗争，埋葬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并寻求恐怖主义的解决方案。从痛苦和悲剧中，我们学到了沉痛的教训、敌意的代价和成因。

恐怖的灾难并非以色列独有；它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全球性危机，所有国家必须坚决面对的一个危机。它就像一种致命的疾病——会传染、会扩散——而且妥协和让步也不能打败它。屈服于恐怖主义分子的要求只会招致更多、更过分的要求。在对付恐怖主义的过程中，领导者记住这点将是相当明智的：当一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时，你不是谈判者，而是人质。

然而，这一忠告听起来简单，它对领导者而言却是最艰难的考验之一。坚持这样的立场需要愿意做出危险而艰难的抉择。它不可避免地要去冒风险。现代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无数有关这些时刻的故事，勇敢的男男女女代表他们领导下的人民做出看似不可能的决定。在这些故事之中，也许下面这个最清晰地展现了信念和复杂现实之间的争斗，这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个叫做恩德培（Entebee）的地方发起的解救人质行动。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我走进总理办公室参加政府的每周内阁例会，会议由伊扎克 · 拉宾主持。两年前，拉宾和我为谁将领导政府一争高下。拉宾获胜之后，他邀请我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那天的会议和往日并无不同，讨论一下与眼前的重要工作休戚相关的紧缩预算和艰难挑战。在门打开、我的军事助理走进房间之前，坐在桌旁的我们无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助理很快走近我，递给我一张折起来的便条，上面的字迹潦草得令人眩晕，预示着便条的内容和他的脚步声一样紧急。

“从本—古里安机场飞往巴黎—奥利（Orly）、中途在雅典停留的法航一三九号航班被劫持了。”便条上写道，“飞机仍在空中飞行，它的目的地未知。”

我把便条递给拉宾。会议一休会，拉宾就要求一小组内阁成员成立一个专案工作组，然后和他一起在楼下会议室讨论我们面临的选择。我们分享了少得可怜的已知情况，必须承认，几乎一无所有。很快，大家就决定：我们将发布一份官方声明，公布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初步的事实，并且确认政府无意与恐怖分子谈判。拉宾宣布休会，我们开始自己的工作——消化我们已了解到的情况，并安排如何应对这一事件。

在接下来的数小时之内，劫机事件的细节渐渐丰富起来。我们得知，在雅典登上飞机的恐怖分子是以暴力而臭名昭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成员，而且他们已经控制了这架载有将近二百五十名乘客的飞机，其中包括一百多名以色列乘客和十二名来自法国的机组成员。那天下午，我们还收到报告称，飞机已经在利比亚加了油。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莫迪凯·“莫塔”·古尔（Mordechai “Motta” Gur）把我拉到一旁说，他认为飞机会飞来以色列。于是，我打电话给拉宾汇报了这一新情报。我们一致赞成，如果劫机者真的想来以色列，我们应该让他们来。我们有过发起人质解救行动的经验，而如有必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机场展开救援肯定会更为有利。那是四年前的一个案例，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萨贝纳（Sabena）航空公司从维也纳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那次，我们成功地救出乘客。但那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这次则非常不同。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等待。

……

那天下午，拉宾召集高级部长开会讨论劫机事件，并审核我们的选择。和我们一样，他对人质尤其是人质中的儿童深表关怀。作为一名杰出的国防部前指挥官，拉宾充分了解我们的能力和局限所在。他告诉我们，不管我们的官方立场如何，如果不采取军事行动，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谈判。

“到了这一阶段，我想军事行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推断，“我们该做什么？进攻乌干达？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到乌干达？”

“我们的目的，”他继续说道，“不是采取军事行动，而是拯救人民的生命，直到此刻，我还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办法。”

不久之后，我自己召集了一个会议，被古尔形容为“幻想协商会”。我的想法是将国防部里最有创意的头脑集中起来，考虑每个已知的选项，并大胆地设想那些尚不存在的选项。我要古尔邀请那些明知不可为但仍感兴趣去做计划的人。这些人一到，我要求古尔向他们介绍向维多利亚湖投放伞兵这一计划的最新进展。古尔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报告：军方已经确认，湖里有鳄鱼出没；前一晚进行的演习失败了。摩萨德的头领则汇报说，另外一个需要用到游艇的计划也行不通，因为它需要肯尼亚方面的参与，而他肯定肯尼亚政府不愿去冒被报复的风险。而且对我们如何撤离被解救的人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古尔的计划被束之高阁，我转向佩莱德。自从上次我们讨论过后，他已修改了他的计划，所涉空间缩小了。佩莱德决定只占领机场，而非整个城市。他提议出动十架大力神飞机投放一千名伞兵。

伞兵和步兵统帅丹·舒姆龙（Dan Shomron）将军很快提出了反对意见。“等你们的第一批伞兵落地，不会剩下任何人质等你们来救的。”他解释说，恐怖分子肯定会看见伞兵从天上降落，然后开始屠杀人质。

随着对话推进，围坐在桌边的其他人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准的行动计划——调遣两百名士兵、在机场降落一架飞机。不过这一计划的风险是，飞机有可能被雷达发现，但它的一个附加好处就是有办法把人质带回家。据我估计，这一计划是我们所有计划中最为可行的一个，因此我让小组成员继续研究细节。目前的麻烦就是我们还是有太多的事情不知情。因为缺乏情报，我们裹足不前，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已有的情报。一份报告称，一支苏式战斗机中队可能会干预此事；而另一份则声称，一整营的乌干达军队已经被调集至机场。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恐怖分子在那儿，甚至是否还有人质在飞机上也不知道。我们的营救计划要求我们的士兵降落在机场，而我们却对他们到达后究竟会发现什么一无所知。

会议休会之后，我得知布卡果真和阿明说上了话，而且急于跟我汇报。布卡做了所有让他做的事儿，但是阿明很坚决，声称自己无力在自己的土壤上阻止恐怖分子。他不愿出面帮忙只是证实了我的观点——军事救援行动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从谈话中我们得知，劫机者已经释放了四十八名非以色列籍的人质，之后我们也证实了这点。但是，区分事实和虚假仍然十分困难。阿明发誓说，有三十个劫机者，尽管根据旅客名单，我们认为劫机者应接近七人。他说，劫机者穿自杀式背心、里面有足够的TNT可以炸掉整个机场，这虽有可能，但考虑到他们登上的是民用航班，这也难以令人相信。

然而，这些就是所知的情况。又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迎来了黎明，但心中却感觉黑暗得吓人。时间已是周四，七月一日，劫机者的最后通牒将在当天下午到期。尽管我怀疑这一期限可能会延期，却害怕如果我有任何闪失，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场大屠杀。

清晨，拉宾安排了一个部长级会议。会议开始前，我把古尔拉到一边，讨论我们刚刚收到的情报。四十八名非以色列籍的人质有一些已经抵达巴黎，并且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细节。比如，我们证实，人质被关押在两个航站楼中的一个——被我们称为老航站楼的那个。看守人质的除了恐怖分子，还有乌干达士兵，而且人质已经不关押在飞机上了。我们还得到了航站楼布局的详细信息。对我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为救援行动做准备了。尽管我是国防部部长，我知道为了说服拉宾，我还需要其他部长的支持，尤其是古尔，他是个关键人物，没有他，军事行动就不会有实现的途径。在我说服他之前，试图说服其他内阁成员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古尔并不是一个容易劝服的人。

在听完我给他的最新情报后，古尔说：“作为陆海空参谋长，我不能提出这个营救人质的计划。”听完这话，我明白或多或少我又得单打独斗了。

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在一片沉闷、压力巨大的氛围中开始。最后的期限迫在眉睫，紧张气氛不可避免。我宣读了布卡和阿明的电话谈话记录，以此开场。我解释说，我们从电话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但很明显，阿明并不是我们需要的领导者。

谈话转向乘客的家属。部长哈伊姆 · 扎多克（Haim Zadok）告诉大家，人质家属坚持让我们和劫机者开始谈判，并且期望我们竭尽所能来解救他们的亲人。

“问题并不仅仅是人质家属的诉求，”我接连着两天这样重复，“有一点应该明确，和恐怖分子谈判、让以色列屈服，会在未来打开一个更大的恐怖缺口。”

“谁说这会打开一个更大的恐怖缺口？”拉宾反问。

“是我这么说的。”

“我要你说清楚，并且进一步详细说明。”他回答说。

“直到如今，美国人还没有向恐怖屈服，因为以色列人树立了一个绝不屈服的世界标准，”我解释道，“如果我们屈服了，不止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都会同意，我们将招来更多类似的劫机事件。”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拉宾说，“在这一时刻，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

这样的辩论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拉宾再次干预说：“我希望澄清一点：我们没有时间回避。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和劫机者谈判？我要求你们这些政府官员不要逃避回答这一问题。”

部长以色列·加利利（Yisrael Galili）回应说，他认为政府应该立即开始谈判，包括“愿意释放那些被关押的犯人”。拉宾支持他的建议，他注意到以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交易，为什么在这一情况下这样的交易反而不能接受？他不愿意卷入这一问题的辩论。

“先例不是问题，”我说，“问题在于未来，人民的未来以及以色列飞机和航空的未来。除了那些被劫持人质的命运，我们应该关注这里人们的命运，关注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还有对劫机和恐怖的重视程度。”

拉宾并未为这番话所动，因为我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我希望知道是否有任何人反对，”他说，“而且我不想在这件事上有任何误解。我提议，我们不要讨论如何谈判，但政府可以授权团队继续尝试解救人质，包括交换以色列的犯人。”

当拉宾问有谁支持这一提议，桌子周围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包括我自己。因为拿不出清晰的军事行动计划，我眼下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更多的时间。如果开启一个缓慢的谈判过程可以带来拖延，那也许我们可以找到足够的空当来创造奇迹。与此同时，它还会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而我也不会显得像个被唾弃者，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立即驳回。不管怎样，如果我能提出一个军事行动计划，我还是需要赢得拉宾的支持。

 

 

第六章

追求和平

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三位学者：挪威的泰耶·罗德—拉森（Terje R. d-Larsen）、以色列的叶儿·赫希菲尔德（Yair Hirschfeld）和罗姆·蓬达克（Ron Pundak），开始和巴解组织成员就与以色列讲和的前景开始直接对话。这个“第二条轨道”的谈判以非正式的形式进行，主要目的是确定行动的可能性。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约西·贝林通过罗德·拉森的背后渠道得知了这些对话，并一直关注对话的进展情况。有一段时间，从这些渠道并没有传来太多的消息。但到一九九三年春天，我们已经得知，阿拉法特的一个密友、一个名叫阿布·阿拉（Abu Ala’a）的人加入到对话中，共同商讨和平协议是否可以达成以及如何达成。

就在前几年，巴解组织已经被约旦逐出国境，也被赶出了黎巴嫩，因此不得不重新将总部安置在突尼斯。在经过十多年的流亡后，这一组织离加沙和西岸越来越远，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已经和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联系。随着这一组织开始衰退，它的领导层开始思考一些过去这些层级的人不可想象的事情：和以色列达成和平也许是它重获权力和影响力的唯一方式。实际上，阿布·阿拉表示愿意做出和平进程所需的关键让步，而且表现出比我们预想的更大的意愿。我们得知，他和那些谈判者已经向挪威人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想法，这证实了我的印象：跟华盛顿会谈的情况相反，巴解组织其实正在寻求达成协议。

我相信，谈判若想成功，它们需要分阶段进行。一心期望着加入谈判就能立即解决所有的问题，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不可实行的步调达到和平。我认为，谈判的目标应该是定义一套相互认可的原则、双方向对方做出一套承诺。在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问题上，我们应设立执行的时间表；而在那些未决的问题上，我们应设立进一步谈判的时间表。

拉宾和我讨论应该出一份怎样的宣言。毫无疑问，我们将要求巴解组织谴责恐怖、承认我们生存的权利以及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我们将要求在任何牵涉返还土地的情况下，以色列将保留其独有的、对其边境的控制权以及保护自己不受威胁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为了换取这些承诺，我们将提出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从加沙和西岸的杰里科地区撤离。

我们相信，至关重要的是将阿拉法特从突尼斯带回加沙，并且组建一个他可以设法管理的巴勒斯坦人的委员会，直至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尽管和平的进程可以从巴解组织开始，但是永久的和平只可能在我们拥有谈判伙伴之后才能实现，这个谈判伙伴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而非他们之中追求更多暴力的派别。

在经过数次谈话后，拉宾同意值得推进此事。我邀请了我的办公室主任阿维·吉尔（Avi Gil）和外交部总干事乌里·萨维尔（Uri Savir）来我位于耶路撒冷的官邸。当乌里到的时候，阿维和我正在讨论局势。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乌里问。

“去奥斯陆过个周末如何？”我回答道。

“什么？”他说道，脸上带着吃惊的表情，不过并不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请求，而是因为他明白无误地知道其中的含义。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为初次会议确定了策略，围绕着我们所采取方法的每个细节不断向阿维发问，就这一方法阿维和我已经协调了好几周。我们既设置了最终目标，也制定了眼前的目标，同时还简要地告诉乌里，我们希望他如何严格地按照我们的指示进行初次会谈。

“你回来后，我们将根据你的报告，决定你将如何继续下一步。”我告诉他。

乌里很快前往奥斯陆，并带回了充满希望的评估。看起来，巴解组织首席谈判者阿布·阿拉非常急于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已经触及到问题的根本。”阿布·阿拉对乌里说，“我们已经了解到，将你们拒之门外将不会带给我们自由。而且你们也已经知道，控制我们也不会带给你们安全。我们必须肩并肩地在和平、平等和合作中生活。”在后来提交给拉宾和我的一份报告中，他写道，尽管我们知道巴勒斯坦人的一切，但看起来我们什么也不懂。正是在这种空间里—在追寻更深的理解、跨越鸿沟相互达成共鸣的过程中，我相信和平很有可能会生根发芽。

整个夏天，谈判团队回到了住所继续工作，他们向我汇报进展的同时也等待我的进一步指示。就像在任何谈判一样，这次谈判有碰撞也有突破，重要的向前步伐紧接着令人沮丧的挫败。有时，谈判者们即便已形成特殊的纽带，也会面临无法突破的僵局。尽管会谈比之前的华盛顿会谈进展得更为深入，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也将成为同样痛苦的失败经历。

但到一九九三年八月初，谈判已经进展得相当顺利，因此我们相信，八月十三日开始的下次会议上就可以出台原则性的宣言。阿拉法特告诉我们，他已经准备好签署宣言，并相信我们能够在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确定最终的表述。双方的谈判团队都相信，我们能够达成思路上的一致，我们梦想的突破看起来尽在掌握之中。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整晚都无法入眠，无法放慢在我的头脑中不断旋转的齿轮。尽管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放眼于未来，但在那些无眠的时刻，占据我思绪的却是过去的日子。我回想到我第一次遇见本—古里安，想到他第一次给我机会参与到那些重要性远超我自身的事情中来。我回想到战争、失去的东西、恐惧、不确定性，想到那些饥饿和缺乏安全感的日子，想到了我们自身生存的问题。想到了迪莫纳以及它的威慑力创造出来的那条道路。想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出色的工作，以及使这一刻变为可能的过程中我们的军队发挥了多么关键的力量。在我头脑中又听见了本—古里安的话：“在以色列，要想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必须相信奇迹。”

那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眼中是深深的疲倦，但是思想却一刻不停地转动，手头工作带来的激动令我精神焕发。我推开办公室的门、打开灯，却被此起彼伏的“惊喜”的叫声吓了一跳。一小群办公室的员工和亲密的朋友正在那里等着我。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那天是我七十岁的生日。

那是个充满善意和温暖的美丽时刻，在当时的环境下更是如此。这些是在我身边努力工作的人们，而且正因如此，他们占据了我心中很大的一块空间。我可以和他们分享对梦想的激情、去做不可能之事的渴望，而且他们追求未来的热忱和关注也让我永远心怀感激。当时，谈判仍然是个秘密，即使是他们也不知情，但我希望尽可能地和他们分享好消息。与此同时，我感谢了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把我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奉献给了国家安全，”我告诉他们，“既然以色列已经强大了，我剩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带领我们的年轻人走向和平。”

我离开庆祝会，径直去找拉宾讨论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员工级别的谈判只能带我们到这里；我相信，我以外交部部长的身份直接参加谈判的时候到了。

我告诉拉宾，我已经预先安排了一次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旅行，我将应邀对瑞典和挪威进行正式访问。我建议我用这一机会加入谈判。这样，我就可以终结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谈判。我说，我的目标是在我返回之前让双方团队可以草签一份协议。当谈判刚开始时，拉宾曾希望我避免直接接触谈判，因为这么做会让内阁和国家参与到一场他们一无所知的谈判之中。而现在，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站在这里，距离一份协议如此之近，拉宾开始确信，现在到了该加紧努力工作的时候。

我和阿维抵达斯德哥尔摩后，罗德·拉森和挪威外交部长约翰·乔根·霍尔斯特（Johan J.rgen Holst）很快就加入了我们。我们的想法是能和阿布·阿拉通上话，让他知道我已经到了那儿准备谈判，然后他和霍尔斯特两人将作为阿拉法特和我之间的中间人。最终，罗德·拉森在凌晨一点刚过不久联系上了阿布·阿拉。

霍尔斯特从罗德·拉森手中接过电话，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通读了一遍提出的表述上的变化，其中大部分情况是措辞上的细微调整，还有改得更为清晰的某些段落。结束后，他挂上电话，告诉我们阿布·阿拉要求给他九十分钟的时间让他和阿拉法特讨论这些变化。谈话很快又恢复，之后是一系列的简短通话，一直持续到那天凌晨。到早上四点三十分，我们已经达成了许多人过去一直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就原则性宣言达成了一致意见。当阿拉法特办公室的谈判者们爆发出喊声和鼓掌声，我们在电话这头也听到了欢呼声。征服他们的情绪同样也感染了我们剩下的人。这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时刻。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有种欢欣鼓舞的感觉。不过，那些情绪很快被搁置一边，因为我接到了令人痛心的消息。在黎巴嫩，一枚路边炸弹夺去了七名以色列士兵的生命。我给拉宾打电话讨论了这一悲剧。“我们正濒临历史性事件的边缘，”我告诉他，“但是我担心这个消息可能会使两边的局势变得更糟。也许我们应该延后。”拉宾也有类似的担忧，但他感觉推迟也不是个选择—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于是按计划前行。

第二天，按照旅程安排，我来到挪威，下榻在挪威政府的一家宾馆里。装装样子履行着我的官方日程安排，其中还包括参加为我举行的一场晚宴。不过当晚宴还在继续，我已经起身告辞，解释说自己还在倒旅途中的时差。但是，一回到宾馆，我就从随从身边溜走，赶去见证《原则宣言》的秘密签约仪式；考虑到中间人霍尔斯特在缔造这一协议中所起的中心作用，所有相关的利益方都已来到挪威；在这里，在距离中东的太阳和沙漠如此遥远的地方，人们远未预料得到，敌人们将会握手言和。这是一个美丽而激动人心的时刻。

……

在九月的那几天，我们坚守着清单上列出的要求。为了换取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组织，阿拉法特需要无条件地承认以色列生存的权利，需要清晰无误地申明放弃恐怖主义、号召立即终止巴勒斯坦起义，并坚决承诺通过和平谈判、而非暴力来解决未来的冲突。

到一九九三年九月七日的下午，阿拉法特已经准备好接受我们的要求。两封信起草完毕，一封给阿拉法特，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另一封给拉宾，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阿拉法特在突尼斯接到信的时候，拉宾和我在耶路撒冷也接到传真来的信件。拉宾从内阁获得许可签署了这份信件，阿拉法特也从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收到了同样的许可。九月九日清晨时分，挪威外交大臣将两封信带到了挤满记者和摄影机的首相办公室。霍尔斯特在拉宾的一侧就座，我坐在另外一侧。全世界看着他在一份陈述极为简单的信上签上他的名字：巴解组织已经承认我们的生存权利，作为回报，以色列也承认巴解组织。

三天之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在白宫南草坪上，人们用一种深刻的形式来庆祝相互承认——一个全世界都关注、都会记住的方式。伊扎克·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从未想象过自己会在这样的情景下相见，但是，当克林顿总统将两人拉近时，他们就在那里站立着，在明媚的夏日骄阳之下。拉宾带着几分不情愿和他的宿敌握了握手。他看到了和平在望以及巨大的成就，但是对他需要做的，他还是有些不能接受。在随之而来的鼓掌声中，他转向我小声说：“现在轮到你了。”

片刻之后，在拥挤的南草坪前、面对所能想到的每一家国际新闻机构的摄像机，我在一张木质桌子前就座，拿起一支钢笔，代表我一直信赖的国家、满怀对更光明未来的希望，在这份《原则宣言》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原文为意第绪语，zaydeh。

引文出自《圣经》（和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