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38964
致谢
前言
章家庭和童年
第二章大学生活和青年时代
第三章主掌科隆市政
第四章横遭纳粹政权迫害
第五章“低头，深深地低头，但并不绝望”
第六章争取主权和加入西方联盟
第七章建设联邦共和国
第八章“长寿使人有机会总结经验”
第九章重新统一德国和东方政策
第十章欧洲统一
第十一章阿登纳与中国
第十二章“为德国人民贡献出我的力量，直至后一息”
年表
参考文献
前言
1986年1月5日，适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缔造者、已故前联邦总理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联邦主席康拉德•阿登纳博士诞辰110周年。这一天，我荣幸地接到邀请，怀着尊敬的心情，参加了在莱茵河畔勒恩多夫联邦总理阿登纳纪念馆举行的纪念活动。
上午十时，克劳斯•戈托博士开车来接我一同前往。戈托博士才40岁出头，已从事阿登纳总理的对内对外政策研究多年，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他曾经是波恩现代史委员会业务负责人，现在阿登纳基金会总部任基督教民主政治文献馆馆长。
汽车从圣奥古斯廷出发后不久，折上科隆—波恩机场至巴特洪内夫的高速公路，由北向南疾驰。这里位于莱茵河谷丘陵，地势起伏，公路路面时高时低，有的地方出现用钢筋水泥修筑的极富艺术美感的长段旱桥。这是因为有多条公路并行，重叠的地方需要采用“立交”解决，由此就形成一段段“明衢暗道”。汽车时而穿过一边依山、一边开着天窗并配以灯光照明的隧道，景象颇为壮观。
这个地方我是初到，但并没有陌生的感觉。还在10多年前，在国内参加翻译四卷集《阿登纳回忆录》和安内利泽•波平加女士的《回忆阿登纳》时，书中有关这一带的描述，周围附近的地理情况，都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汽车此时在莱茵河东岸行驶，右侧几百米外，就是这条被德国人亲切地称之为“父莱茵”的大河。前方不远处，河边的下多伦多夫有渡口，阿登纳总理生前经常从这里渡过莱茵河，去当时联邦总理府所在地“绍姆堡宫”办公。河对岸北端是波恩老市区，商贾云集，波恩大学和“贝多芬纪念馆”在焉。老市区向南，是以高29层耸立在河滨的“联邦大厦”为突出标志的政府区，这里集中了联邦议院、联邦总统府、联邦总理府、政府各部以及各政党中央机关。再南边是20世纪70年代初才划入波恩市区的古老秀丽的小城巴特戈德斯贝格，现为使馆区，驻联邦德国的外国使馆多数设在这里。
行车方向左侧是连绵起伏但并不很高的“七山”。仰望七山中段山头，可见一幢浅灰色大建筑，那是“彼得斯贝格”大饭店，联邦共和国建国初期西方三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委员会”的办公所在。阿登纳总理当年经常登上七山，到彼得斯贝格同三国高级专员开会或举行谈判，在那里度过了多少个辛苦的通宵不眠之夜。前方稍远处，靠近七山之末，山巅上突出大半截古堡，那儿是波恩市郊胜景之一的“龙岩”，远望颇似我国河北省承德市名胜罄槌山。不过古堡不像“罄槌”那样笔直倒插，而是稍带倾斜，但由于临江兀立，树木满山，所以愈加予人以旖旎多姿的感觉。龙岩山麓就是目的地勒恩多夫。
时值隆冬，一连下过几场大雪，给四下里披上了银装，树枝上挂满晶莹剔透的冰串，目光所及之处皆白。今天虽然雪霁放晴，但太阳没有露面，不过并不感到太冷，天空也不灰暗。几乎看不到有人迹，大地显得格外宁静空旷。不时但见几只寒鸦在路旁地里觅食，或聚在树梢枝头朝天空呆望。
戈托博士一边开车一边告诉我，“联邦总理阿登纳纪念馆”就是已故总理生前的寓所，即本地居民几乎家喻户晓的勒恩多夫村岑尼希斯路8a号。1967年4月阿登纳去世后，家属移居他处，将整幢房子包括花园交给国家，辟为纪念馆。国家还就着山坡，在房子下边盖了一所史料陈列馆，展出介绍阿登纳一生经历和事业的各种资料及实物，连同房子和花园一起，于1970年2月19日起对外开放（每周星期一闭馆）。同时设立了联邦总理阿登纳纪念馆基金会，总理生前女秘书安内利泽•波平加博士是纪念馆现任业务负责人。另外，为了怀念故总理，岑尼希斯路也已改名为康拉德•阿登纳博士路。
回顾1945年战后德国的情况，想到阿登纳在他所作回忆录中的记述，看看今天联邦共和国的面貌，联系我本人来到这里后的所见所闻，此时的我，作为一个德国语言文学工作者和对研究德国问题感兴趣的中国教师，也禁不住思潮起伏。我来联邦德国才8个多月，时间不长，但从学习访问和旅行观光中，特别是同德国大学师生和普通居民生活在一起，从与他们接触交谈中，已深深感到，阿登纳的事业同联邦共和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他在战后艰苦创业，亲手缔造并建设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承认，“西德之所以有今天，主要还是靠老总理当年打下的基础”。康拉德•阿登纳这个名字同联邦德国不可分开，他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德国人民享有“诗人和思想家人民”的美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号称“陆上强国”。然而，历史上的那个德国，给人们的印象却颇为复杂。德国是许多杰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故乡，但是也出了被人们认为有助于后来形成纳粹主义思想基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则大半生只能在国外度过。德国有过许许多多为人类健康造福的医学家，德国的医药誉满全球，可是阿道夫•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却发明了令人发指的“灭绝营”、毒气室和焚尸炉，罪恶地屠杀生灵，特别是犹太人，连孕妇和婴儿也不能幸免。德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对促进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德国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不到一代人之间两次发动世界战争，给全人类包括德国人民自身带来了深重灾难。1945年5月纳粹政权覆灭，德国被分区占领，国破民伤，遍地瓦砾，物质供应极度匮乏，人心陷入混乱，社会秩序令人绝望。但为时不久，即开始着手恢复。在西方三占区基础上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展尤为迅速，不多几年就得到恢复，继而进一步起飞，出现了人所共知的“经济奇迹”，终于发展成为今天西欧实力雄厚的国家，居民享受着高水平的物质福利。这是新德国，它以完全不同于历史上那个旧德国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受到人们刮目相看。
阿登纳十分重视历史，他认为历史“经验可以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生前经常告诫人们要注意学习历史，懂得历史。去年4月底我来到联邦德国时，恰逢德国无条件投降四十周年前夕，各地广泛举行活动。报刊电台撰文谴责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介绍不义战争造成的灾难及败亡史实，刊登各界人士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的文章和讲话。电视台举办各种有关的专题讨论会，其中特别是以青年为对象的讨论会，通过与会青年自己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解答问题，明确和加深大家的认识，气氛显得极为活跃。这样，一方面把纳粹政权的所作所为同今天的德国区别开来，尤其是不让广大青年一代心理上继续承受纳粹德国阴影的负担，正像巴伐利亚州州总理、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所说的：1945年5月8日是德国无条件投降日，也是德国人民摆脱纳粹统治，获得解放的日子。另一方面，又使年轻人正确了解懂得这段历史，不忘记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汽车过科尼斯温特后，驶出高速公路，改走普通公路，前行一段，便抵达勒恩多夫。勒恩多夫是个村庄，这儿也像我在德国其他好些地方见到过的村庄一样，街道不宽，但柏油路面平平坦坦，房屋和片片小花园相间，显得错落有致，处处十分整洁。路上可见三五行人，村中响起钟声，今天星期天，大概是上本村教堂望弥撒的居民。他们主动靠到路旁，让汽车通过，并向我们点头招呼，彬彬有礼。进村后不远，汽车增多，出现了携带对讲机的绿衣警察，在指挥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人，把汽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停放。
我随戈托博士下得车来，只见纪念馆前已人头济济。这是一幢粉刷成白色的两层楼房，坐落在山坡上，由于地下室也开着窗子，从侧面看似乎有三层。房屋式样一般，同村中其他民房完全一样，本身看不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只是在路口旁不到一米高的篱围上，横钉着一块比蓝底白字路标略宽的带箭头的牌子，用白底黑字写明“阿登纳纪念馆”。房屋前竖一根旗杆，挂着国旗。另外，路口一侧高处有一小间简易棚房，那是阿登纳生前保卫人员的值班室。史料陈列馆就在山坡下边，不大，上下两层，作黑色，同样显得朴实无华。
来宾们没有进入纪念馆，而是先到前往安葬阿登纳的“林中墓地”的登山处候齐，聚在这里三三两两交谈。波平加博士正在忙着招待客人，大概因为我是的一个中国客人，所以她在跟戈托博士打招呼的同时，也就立即认出了我。我们趋步近前握手，互致问好。她热情地表示欢迎，告诉我纪念活动的大致安排，随即把我介绍给周围的客人和阿登纳家属，包括故总理长子康拉德•阿登纳博士（长子与其父同名）即科科，幼子格奥尔格•阿登纳夫妇，小女利贝特•韦尔哈恩及其丈夫韦尔哈恩博士等。阿登纳的这几位子女都已是老人，长子阿登纳博士先生快八十高龄了。我向他们表达了我对阿登纳总理的景仰心情，并说我对他们几位早已从好些介绍故总理生平的著作中有了了解，他们的容貌和神态跟我的想象完全一致，即使在别的场合下遇见，也准能认得出来。他们连连点头称谢，也关切地问我来德以后的生活、工作和观感等情况。
纪念活动开始了。宾主们沿山路步行到阿登纳墓前，已故总理和先于他好多年去世的前妻埃玛•魏埃尔及之后的妻子古西•青塞尔合葬在这里。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和许多报刊、电台及电视台记者到齐后，先由联邦军官兵代表、基民盟基社盟两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代表、基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代表以及其他各界代表一一敬献花圈。现任联邦总理、基民盟联邦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因公未到，特委托波恩市市长汉斯•丹尼尔斯博士代献了花圈。接着全场默哀三分钟，然后由前联邦家庭和青年部长、前基民盟总书记、现任阿登纳基金会主席布鲁诺•黑克博士讲话。
黑克博士简要地介绍了已故总理的生平经历，着重回顾他在战后艰苦创业，缔造并建设联邦共和国，一心为大众谋福利所作出的贡献。黑克博士说：“在1945年德国战败投降后的困难处境下，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幸运地得到了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一位就是康拉德•阿登纳，另一位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多亏有他们领导，“特别是多亏阿登纳总理的对内对外政策指导以及他的辛勤工作，使联邦共和国政治上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经济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居民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黑克博士详细论述了阿登纳溯源于基督教根本思想的世界观，赞扬了阿登纳一生显示的优秀品质和担任联邦政府首脑孜孜不倦忘我工作的精神，并强调说明了阿登纳坚持不懈，致力于“巩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促进以德法友好为核心的欧洲统一及在自由与和平中重新统一德国”的一贯主张。后，黑克博士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今天怀念已故总理，纪念已故总理诞辰110周年，就应当牢记已故总理的教导和思想，意识到我们肩负的重任，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把已故总理的事业推向前进。”
黑克博士的讲话很具启发性。过去看到人们评述战后西德经济起飞迅速的原因，几乎都概括归结为这么几个方面：（1）西德处于被占领情况下，本身没有国防，无需军事开支；（2）大量接受“马歇尔援助”（以下简称“马援”）；（3）原有工业在战争中全被打光，企业设备等于全部更新，并且从一开始就采用工艺技术成果；（4）“冷战”开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接受军事订货；（5）大批使用“外籍工人”廉价劳动力。我曾就上述五方面原因同一些德国朋友交换看法，他们之中不少人认为，这样评述问题有的缺乏事实依据，有的未作具体分析。实际上联邦德国早在1950年末即已提出“重新武装”问题，1955年正式建立联邦军，在此以前虽然没有国防预算，但每年都得支付占领军费用，而且数字不算小，以1952年为例，这一年支付占领军费用75.1亿马克，为同年全国社会生产总值1342亿马克的5.6%。原有工业“全被打光”，因而企业设备“全部更新”的说法不准确，实际上并没有全被打光，因为如果全被打光，波茨坦会议就没有必要坚持强调“拆卸”德国工业设备了，阿登纳总理也用不着在1949年9月上任伊始，首先就忙着同西方三国高级专员谈判，要求“停止和减免拆卸”了。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境内外籍工人多时只有近80000名，大批雇用外籍工人是1959年底1960年初才开始的。“马援”和朝鲜战争的确是重要因素，可当年同时接受“马援”的还有许多其他国家，而唯独联邦德国经济起飞特别迅速，这说明至少存在一个如何善于利用“马援”，如何恰当安排军事订货，协调综合发展的问题。联邦德国人士高度评价“马援”的作用，肯定军事订货是一个有利因素，但归根到底，认为基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指导，在于各阶层居民节衣缩食，遵守纪律，以及原有工艺技术基础和劳动力的较好生产素质，即严格的技术培训。
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发展得来绝非轻易。我认识好几位原来属于“被逐难民”的德国朋友，他们都是50岁上下年纪，战后初期童年随父母来到西德的。谈到当年自己的切身经历，他们都说是“噩梦一场”，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刻。他们回忆说，他们当时举目无亲，生活无靠，在瓦砾堆里安身。父亲成天四处奔走找活计，“能遇上不论有点什么零活干，就算幸运的了”。那时候消费品样样凭证配给，占领军大兵“用一支香烟就能叼走一个德国女郎”，“定量本身很少自不待言，而且由于没有钱，往往连配给的一点点东西都买不起，只好挨饿”。他们拾树枝当柴烧，拣菜皮充饥，夜里“偎缩在父母亲怀里，靠大人的身体挡寒”，“全家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后来父亲好不容易就了业，但有限的工资“每月只让领取30％—50％，其余部分都存在单位里，据说是积存起来，为了以后给大家造房子，买汽车”。1948年6月“币制改革”是个“重要转机，许多消费品取消配给供应，说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以便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好让‘人人致富’”。当时大家都“半信半疑”，认为“未必会有这样的好事情”，不过“想到就业终比失业强，也就一心发狠干工作，勒紧裤带过日子”。后来情况果然渐趋好转，有了奔头，20世纪50年代中期过后，大家陆续开始考虑给自己盖房子，出现了买汽车的高潮。前后才10多年，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带来了好处，衷心感谢阿登纳总理和艾哈德教授”。他们的叙述印证了黑克博士的讲话。
墓前纪念仪式结束后，人们来到屋内瞻仰故居，在阿登纳生前的起居室举行酒会，由格奥尔格•阿登纳代表家属讲话和答记者问。电台、电视台记者忙着拍照录像，然后大家或参观或交谈。起居室作长方形，宽敞明亮，墙头挂着好几幅阿登纳生前收藏的心爱的油画。临窗一侧书架上陈列着许多书籍，大部分是世界文学名著和工具书。窗子对面靠墙竖立一棵很大的圣诞树，圣诞树周围以及墙头装饰着各种小圣像和小天使雕塑，造型古朴生动。同起居室相连的阳台小客厅里，挂着温斯顿•丘吉尔首相送给阿登纳总理的一幅自己绘作的油画，条几上摆有一张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签名照片。据利贝特•韦尔哈恩夫人介绍，这里的一切都保持阿登纳在世时的样子，没有改动。记得我在参观波恩绍姆堡宫时，讲解员也是这样说的，阿登纳生前办公室的所有陈设，包括办公桌上的文具用品、老式小台钟、发黄的卷宗夹、几乎磨破了的公文皮包、旧电话机等等，都按原样摆着，保存完好。从起居室朝西南方向两扇大窗外望，俯视近处是勒恩多夫全村房屋，莱茵河从村前流过，河心的诺伦维特小岛清楚在目。河对岸是莱茵名胜之一、富神话浪漫色彩的罗兰兹博根。极目远望，天际隐现一线山峦，有名的本笃会马利亚拉赫修道院就在那里。30年代前期，阿登纳受纳粹迫害，一度只身在修道院里避难。起居室外右手花园中，沿山坡一侧高埂上，立着一排象征春夏秋冬四季的小天使石雕，那是阿登纳从意大利北部科摩湖畔休假地卡德纳比亚带回家的纪念品。花园尽头处可见一间小巧亭式建筑，装有落地玻璃窗，显然是阿登纳退职后为撰写回忆录特意盖的小书斋。
阿登纳纪念馆另一位业务负责人恩格尔贝特•霍梅尔先生告诉我，故居自1970年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参观者达100000人次，已接待过100多个国家的来宾，其中包括人民中国的客人。他拿出厚厚一本观众签名留言册翻给我看，果然有好些中国团体和个人参观者留下的名字。霍梅尔先生还带我仔细看了阿登纳日常用餐的房间、休息的地方、书房、楼下的卧室——阿登纳就是在卧室的床上去世的，以及玩意大利滚地球的场地。
我抓住难得的机会，请阿登纳博士先生和韦尔哈恩夫人给我谈谈总理生前的日常居家生活。他们就从这幢房子谈起：他们老家原来住在科隆，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父亲被纳粹撤去科隆市市长职务，并驱逐出科隆行政专区。第二年父亲又一度被捕，虽然侥幸很快恢复了自由，但处境仍很危险，东躲西藏。他们兄妹和母亲也四处飘泊，没有个正式的家，直到1935年才来到勒恩多夫这里，租了一所房子安身。1937年父亲领到了补发给他的退休金后，终于决定在这里定居，就着山坡高处盖了这幢房子，“这里视野开阔，终年阳光充足，可以看太阳落山。这是使父亲感到高兴的……”韦尔哈恩夫人显然十分健谈，似乎陡然想起了什么，话题一转，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她一个月前刚从中国旅行回来，畅游了北京，登上了她“从小就充满幻想渴慕向往的长城”，到了上海等地。我问她对中国之行的感受如何，她开朗地笑着说：“我是次到中国，印象好极了，我们到处受到热情接待。那里的人诚挚，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在座的其他客人忙着问她登长城的细节，这时她的小儿子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带着稚气未脱的神情悄悄自我介绍说，他已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了，有志学中文，研究中国的医学，十分认真地请我告诉他应当从何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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