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杰——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

陈氏仨父子，演奏着两种不同风格的历史曲调，组合出独特的历史悲。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个影响现代中国走向的家庭，父亲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发起了中国共产党，连任五届总书记（委员长）；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旅欧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两广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有“南陈北赵”(赵世炎)之称，与周恩来是亲密的搭档。陈乔年曾任中共北京区委组织部长、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江苏区委书记，曾与李大钊、赵世炎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方，被誉为中共早期杰出的组织工作者。父子仨同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一个家庭为中国革命奉献了三个杰出男儿，谱写了辉煌而壮美的诗篇。此外，延年是一百个对于新中国成立有突出贡献的模范人物。

儿子是为国捐躯的英雄，而父亲的是是非非，至今众说纷纭。作者以史料为依据，以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为大背景，融家事、国事为一体，详述了父子仨的坎坷人生、悲欢离合、正见冲突和荣辱沉浮等，再现了这个红色家庭的辉煌、委屈、困惑与凄楚。

朱洪，1957年生，安庆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庆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1994年以来出版专著34部，代表作：《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黄镇传》《胡适大传》《陈独秀风雨人生》《赵朴初传》《刘半农传》《胡适：努力人生》《血祭桐城派——戴名世传》《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的最后岁月》《步步莲花：赵朴初佛学人生》《方苞传》《朱光潜大传》《皖江文化史》《刘大櫆年谱》以及三部个人自选集等。

影响：《新华文摘》2000年1期全文刊登其写的《党史人物研究的一个特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陈独秀》；其写的《如果泰戈尔还在》2006年被选入山东省教育出版社《新课程初中语文读本》（第八级下册）；先后十余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凤凰中文台采访；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媒体多次介绍其文章和著作；一些著作被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部分图书馆收藏。

9.陈延年:忍不住了!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广东区委的调查，一度干扰了陈延年的工作，但他并不因为自己被追究责任而影响工作。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他和周恩来等人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每天，他都紧张地战斗在第一线，组织工农等群众，支持北伐军的前线战斗。与此同时，陈延年迫切需要研究指导革命的理论问题。所以，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人离开后，陈延年等打算立即出版一个刊物。

1926年9月28日，由广东区委主办、陈延年主编的《我们的生活》创刊号出版。陈延年为该刊写发刊词《告同志》，说:“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中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从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起来的”;“广东党部过去虽然做了不少的革命斗争，多少也得了一点苦的经验，然而现在我们还是非常之幼稚，客观事实的表现，革命潮流的高涨，往往超过我们党的主观的力量”;“为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所以我们要印行这个小册子”。

在这段话里，包含了陈延年对共产国际和远东局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忧虑。“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明显地针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遥控指挥问题，针对维经斯基等人的发号施令。但这样的担心和异议，只能隐含在字里行间里。中央的观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观点，和下面的同志的观点特别是和广东区委的观点，差距这么大，促使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等思考这样一个话题，即如何确定我们的方针?

但在基本指导思想上，陈延年没有跳出共产国际和中央对自己的左右，“我们还是非常之幼稚”之语，表明陈延年在做自我批评，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不断的妥协让步，不是陈延年的性格。11月26日，陈延年在《人民周刊》第32期上以“林术”笔名发表了《忍不住了!》一文，批驳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攻击。    陈延年写道:“我们在许多的事实里，只看见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仅仅为要求团结而牺牲;为稍稍改善其惨苦的生活来参加国民党革命而牺牲，并找不到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是只顾自己一部分的利益，不顾整个革命的利益;更找不到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是在一个革命的领导之下进行这种斗争，妨害了整个运动;更找不到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他们得了自己的利，就不肯努力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适得其反，只能证明他们的奋斗，他们的牺牲，他们在国民革命中为其应得的利益斗争时，同时推进了整个的革命运动，增加了整个革命力量。”“找不到一件事实”这样的遣词造句，是父亲陈独秀在三二O事件后，用来讲蒋介石没有一件是反革命事实的话，陈延年用在这里，针锋相对，替工农群众说话。

有的同志担心武器被国民党收缴，陈延年说:“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的枪支武器，应好好地保管，必要时应把它埋藏起来，决不能令反动派夺走。”

1926年12月初，《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刊登了李大钊11月写的《听取陈乔年关于西北军政治工作考察报告后的意见》。

李大钊写道:“冯(指冯玉祥)之为人，极谨细切实，虚心好问，勤俭廉洁，不似其他领袖之狂妄自大，纵容部下贪赃(如蒋的总司令部及黄埔军校)，且较其他军事领袖更多懂得民众的痛苦，拥护民众的利益。所以这支军队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是极有作用的，在目前，牵制奉军不敢南下亦有很大功效。现时，国民政府应尽力维持国民军能在北方存在。国民政府应知道，维持国民军以牵制奉军，即所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即所以为将来打倒奉军的预备，除充分的给以物质的援助外，并与国民军联合拉住晋阎，抵制奉军进攻。”

李大钊的意见是针对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去冯玉祥西北军考察后写的报告而写的，陈独秀因为陈乔年是自己的儿子，对李大钊的批示特别关注。

陈乔年汇报考察西北军政治工作情况的时间是在1926年11月，他去冯玉祥的西北军考察的时间，应在1926年11月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