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忆邓小平

作者以洗练隽永的文笔，回顾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作者本人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记录了邓小平复出后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经济上推行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些重大决定和重要文件的出台背景，再现了邓小平在历史重要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政治智慧和非凡气魄。

于光远，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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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回忆录，回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我本人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

说起我同邓小平的接触，“文化大革命”前很少。现在记得起来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一件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是大会秘书长。大会发言由他主持安排，发言稿一般都经过他审定。这次大会有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很多，有一百八十多篇。会上有六十八人作了口头发言，四十五人作了书面发言。我也准备了发言稿，主要谈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被他安排在大会发言。

一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这件事是由邓小平领导的，我也参加了其中一篇的写作工作。

还有一件是一九六三年底，我和韩光、范长江等随聂荣臻去中南海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天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也在场。记得那天正逢罗荣桓元帅病逝，一开始，毛泽东提议大家肃立，为罗荣桓默哀。汇报中，毛泽东提到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 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邓小平也对此讲了意见，我在邓小平讲话时，还插说了一句为社会科学工作争取更多经费的话。

同他有比较多的直接接触，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后。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组建了一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已经多年“靠边站”的我，调到这个机构，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这个机构被合并到中央办公厅为止。这五年，除了“批邓”的一年多时间外，政治研究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秀才班子”。一九七七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也有了改变，只有胡乔木、我和邓力群三人。在这个时期，又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记，尤其是我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并且列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今年是邓小平一百岁华诞。*为了纪念他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我就亲身的经历，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这样一本书。我作了一番仔细的回忆，又利用了自己保存的资料，努力做到没有重要的遗漏。在书中，我还把一些照片插在有关的章节里。我想这样做，可以给读者一种更加亲切的印象。

 

*本书是于光远先生的遗稿，写于二〇〇四年四月，由于种种原因，在于光远先生生前和逝后一直未能出版。此次出版有零星删改，得到于光远先生家人同意，特此说明。 ——出版者注

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回忆录，回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我本人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

说起我同邓小平的接触，“文化大革命”前很少。现在记得起来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一件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是大会秘书长。大会发言由他主持安排，发言稿一般都经过他审定。这次大会有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很多，有一百八十多篇。会上有六十八人作了口头发言，四十五人作了书面发言。我也准备了发言稿，主要谈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被他安排在大会发言。

一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这件事是由邓小平领导的，我也参加了其中一篇的写作工作。

还有一件是一九六三年底，我和韩光、范长江等随聂荣臻去中南海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天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也在场。记得那天正逢罗荣桓元帅病逝，一开始，毛泽东提议大家肃立，为罗荣桓默哀。汇报中，毛泽东提到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 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邓小平也对此讲了意见，我在邓小平讲话时，还插说了一句为社会科学工作争取更多经费的话。

同他有比较多的直接接触，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后。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组建了一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已经多年“靠边站”的我，调到这个机构，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这个机构被合并到中央办公厅为止。这五年，除了“批邓”的一年多时间外，政治研究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秀才班子”。一九七七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也有了改变，只有胡乔木、我和邓力群三人。在这个时期，又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记，尤其是我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并且列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今年是邓小平一百岁华诞。*为了纪念他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我就亲身的经历，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这样一本书。我作了一番仔细的回忆，又利用了自己保存的资料，努力做到没有重要的遗漏。在书中，我还把一些照片插在有关的章节里。我想这样做，可以给读者一种更加亲切的印象。

 

*本书是于光远先生的遗稿，写于二〇〇四年四月，由于种种原因，在于光远先生生前和逝后一直未能出版。此次出版有零星删改，得到于光远先生家人同意，特此说明。 ——出版者注

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回忆录，回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我本人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

说起我同邓小平的接触，“文化大革命”前很少。现在记得起来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一件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是大会秘书长。大会发言由他主持安排，发言稿一般都经过他审定。这次大会有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很多，有一百八十多篇。会上有六十八人作了口头发言，四十五人作了书面发言。我也准备了发言稿，主要谈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被他安排在大会发言。

一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这件事是由邓小平领导的，我也参加了其中一篇的写作工作。

还有一件是一九六三年底，我和韩光、范长江等随聂荣臻去中南海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天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也在场。记得那天正逢罗荣桓元帅病逝，一开始，毛泽东提议大家肃立，为罗荣桓默哀。汇报中，毛泽东提到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 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邓小平也对此讲了意见，我在邓小平讲话时，还插说了一句为社会科学工作争取更多经费的话。

同他有比较多的直接接触，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后。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组建了一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已经多年“靠边站”的我，调到这个机构，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这个机构被合并到中央办公厅为止。这五年，除了“批邓”的一年多时间外，政治研究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秀才班子”。一九七七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也有了改变，只有胡乔木、我和邓力群三人。在这个时期，又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记，尤其是我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并且列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今年是邓小平一百岁华诞。*为了纪念他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我就亲身的经历，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这样一本书。我作了一番仔细的回忆，又利用了自己保存的资料，努力做到没有重要的遗漏。在书中，我还把一些照片插在有关的章节里。我想这样做，可以给读者一种更加亲切的印象。

 

*本书是于光远先生的遗稿，写于二〇〇四年四月，由于种种原因，在于光远先生生前和逝后一直未能出版。此次出版有零星删改，得到于光远先生家人同意，特此说明。 ——出版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