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9809416
内容简介
本书是沃伦·本尼斯的回忆录，讲述了他人生中的成功和失败。回忆录从青少年说起，那时的他既笨拙又困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残酷战争中被推上了领导者的位置，这是他*次担任领导者的经历。接着，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他有机会去安迪亚克大学读书。后来，他又扮演了一连串激动人心的角色：从剑桥到加尔各答，他和全世界*著名、*有深度的人物一起工作；作为大学教务长和校长，他成功地将自己坚守的理论付诸实践；作为培训师，他不仅指导了美国总统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指导了一批又一批怀揣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本书将为研究领导力的专家和实践者提供智慧和精神的养料。
目 录
序001 章 战争的考验021 第二章 登陆新生活047 第三章 过渡仪式077 第四章 伟大的小组103 第五章 奋斗水牛城127 第六章 向州立大学前进145 第七章 海上一年163 第八章 归属感189 第九章 岁月的磨砺205 致谢
前 言
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是在 85 岁那年开始撰写这本回忆录的，但这个想法却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我还在安迪亚克大学读书的日子。在读大二那年，我写了一篇自传性的小故事，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德国经历的一次令我感到心寒的遭遇。这篇故事发表在学校的文学杂志上，并且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的写作居然能赢得他人的共鸣，这让我觉得很惊愕，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这个故事完全是我个人的经历，但却广受欢迎。那时，我突然明白，当你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时，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你的听众或者读者会感同身受。在安迪亚克大学的首次成功可谓是出乎意料的。从那之后，我不仅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且开始搜集各种故事。我会仔细过滤所有听到的、读到的、经历过的事，寻找能引起他人共鸣的故事。一旦你发现一篇巧妙设计的故事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更加吸引读者时，你就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只为了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的愉悦表情。从那时开始，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作家和一个演讲者，我就一直在探索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的联系。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发现的比较晚，所以叙事的力量才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冲击力。对于大多数美国孩子来说，当他们还躺在婴儿床上，靠自己的力量还无法站起来、无法辨别变形了的豌豆前，他们就已经听到了很多故事。可我不一样，在我印象中，没有人曾经坐在我的床边为我讲一个故事。我说这话不是想说我的心灵受到了侏儒怪式的剥夺，但事实确实如此。我的父母从来不会定期给我讲一个故事，我的哥哥们也没有这样做过。这导致我对故事产生的热爱之情较晚，反而对广播、连环漫画、电影和低俗小说很感兴趣，这些新媒介不仅让我听到了动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让我这个于 1925 年出生在布朗克斯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能暂时逃离一种波澜不惊的存在模式——当时我的名字叫沃伦·甘梅利尔，是为了纪念已故前总统沃伦·哈定而取的名字。念大学本科时的那次发表经历让我知道，故事是吸引人的有力工具。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编造一些故事，并以故事里塑造的形象把自己呈献给别人。事实上，我在上大学之前就做过这种事。1938 年，我在新泽西州西木村的一所公立学校上八年级，在那里，我总觉得自己是全镇一个犹太人孩子，镇上的德国码头总是让我噩梦连连。很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很棒的老师——夏尔老师。和其他出色的人一样，夏尔老师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总能安抚学生们的焦虑情绪。她在当地还是一个名人，因为她的哥哥是柏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员工，名叫威廉·夏尔，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晚间新闻中描述希特勒想要控制世界的野心。有一天，夏尔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这个作业让我感到很不安。她让我们把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讲给同班同学听。我该怎么办？我连兴趣爱好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喜欢的了。和其他男同学不一样，我不擅长体育运动，甚至都不会搭建飞机模型。在我感到万分惶恐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同学们讲述了他们各自喜爱和精通的项目，如国际象棋、集邮，以及其他一些同我这个年纪的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东西。而我则把一个鞋盒子带到了课堂上，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手伸进盒子里，拿出了我认为是我掌握的一项技能中会用到的工具。这项技能就是帮我的家人擦鞋子。我的同学们都在一旁看着——可能是被我的举动惊到了，也可能对我充满了敬畏，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反应——我向他们展示了擦鞋的过程和我的熟练技巧。在我的印象中，我总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用无光泽的深红色擦亮剂而不用栗色擦亮剂，什么时候用布比用刷子更能将鞋子擦亮。大家都知道，我在《虚构的人生》（An Invented Life）一书中次谈到了我的这一神奇表现。那个出现在新泽西州教室里的沃伦·本尼斯其实是我想象出来的人物。我用到了很多不寻常的物品，如牛蹄油，然后设计了一个故事，我自己可以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但当我次开始着手撰写真正的回忆录时，我却迟疑过。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我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所以我不可能将整个故事记录下来。但当我克服了这种想法之后，就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带着一个笔记本。回忆总会在奇怪的时刻突然出现，我需要将它们捕捉起来，我也会把想要写进回忆录里的场景和话题草草记下。我开始去圣塔莫妮卡（洛杉矶有名的海滩之一）的总督酒店，每周至少一次，通常是两到三次，目的是为了讲故事给我的长期合作伙伴帕翠卡·沃德·比德曼听。工作人员总是很细心，总是在我们的杯子里添满热腾腾的卡布奇诺。我们开始记录我的人生，从阿登战役中我当上 19 岁步兵军官开始。近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本书没有详细记录我的童年生活。坦白说，我的童年和大多数人一样，一点儿也不吸引人。读者也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阅读我的童年生活经历上。的确，我曾经是个很窘迫的少年。每周，我都会拖着手风琴，坐着公交车往返于哈肯萨克和韦斯特伍德。但是我已经写过这段不堪的往事，而且和之后的经历相比，这段时光显得乏味并缺少戏剧性。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那些如同冰川大小的回忆录或自传已经失去了耐心，不想从我的祖父母开始写起，然后乏味地详细记载我从幼儿园到现在所发生的事。只有少数伟人喜欢这种从摇篮写到坟墓的记载方式——真的很少。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更乐于只叙述一些引人注目、精彩的故事——不说出全部，而是记载一些经过仔细选择的故事。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说：“戏剧就是摒弃了所有无聊细节之后的生活。”我认为这句话也解释了什么样的回忆录才是一本好的回忆录。所以，在这本书中，我选择记录一些让我获得成长的、有意义的、有趣的、感人的经历，把所有无聊的部分都舍去。我试着去捕捉这八十多年动荡岁月中的精彩部分，而不是完完整整地记录每一年我都做了什么。一本回忆录就算写得再全面、再广博也不可能真正记录一个人全部的生活。正如约翰·巴斯（他是我在水牛城大学的一个同事）所说的那样：“你的故事仅仅只是你的故事，而不是你的人生。”我情愿读者看完这本书后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我的信息，而不想让他们感到对我知道得太多了。写回忆录的一个挑战就是选择合适的语气和口吻叙述。尖刻、忏悔式的回忆录会吸引窥视性的读者，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读回忆录的目的是为了走入那些有趣人物的内心。我觉得回忆录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合约，当读者开始阅读回忆录的时候，这就表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开始聆听作者的故事。作者也尝试做出的努力，将他的故事（或者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汇编成一本真诚的、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回忆录。好的回忆录作者可能会成为你的好伙伴，只要书在你的手中，这个作者就始终能让你感到快乐。我必须承认，我很喜欢偶尔有些坏心眼的回忆录，比如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但我的这本回忆录不是这样的。我的一生是幸运的，因此没有任何抱怨。我也尽量避免举棋不定、进退两难的写作方式，因为这样会毁了整本回忆录。很多时候，一些作者要么流露出让人作呕的假谦虚，要么表现出令人可笑的狂妄。在后者的情况中，没有人能像西奥多·罗斯福一样成功而又荒谬地自夸，他著名的一句话是：“我见过的勇敢的人是跟着我上圣胡安山的黑人警察。”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思考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和其中的意义，看看时光和那些和你一起分享时光的人是如何改变了你的人生。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那样，“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当站在人生第九个十年这一有利位置往回看时，我终于看清了人生的形状，编剧家可能会称之为人生的弧度，这个弧度的起点是我从家庭中脱离开去的时候。弗洛伊德说过，很多小孩都会幻想他们自己可能是领养的。他们想象自己是别人家父母的孩子，或者出生时被调换了，或者是在白菜地被发现的，又或者被遗弃在火车站的一个手提包里——他们会想象任何一种可能的情况，将自己远离实际的家庭。我发现我就是其中之一，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幻想自己是个弃儿，幻想能过上一种和父母、哥哥不同的生活，不再那么艰难、那么平凡。而只有离开出生的那个环境，我才能创造一种更适合我的新生活。和我这一辈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让我开始了创造新生活的旅途。1943 年，我加入了军队。对于即将参战我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急切地想要知道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战争给了我一份厚礼，让我在 19 岁时就有机会成为领导者。已故的约翰·加德纳原本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健康教育与福利部部长，也是共同事业组织的创始人。他担任海事主任在太平洋上作战时，和我有着相似的经历。人们总是觉得领导力是天生的，是少数有才能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的能力。但领导力其实是一种职责，它和一个人的性格或心理特征无关，而是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加德纳是个真正的战争英雄，但是在向我解释领导力的时候，他却非常谦虚地说道：“我身体中的一些品质只是在等待生活将它们激发出来而已。”我的战前生活并没有暗示出我有任何富有领导力的地方。但是，当我穿上少尉的制服，带领那些把生命托付在我身上的士兵时，我却能够担负起领导者这个角色。威廉·莎士比亚是在领导力学习上表现为出色的学生，他为我们展示了角色对亨利五世的影响。当亨利五世还是哈尔亲王的时候，他和他的老师——喜欢大喝大闹的福斯塔夫一样，也是个放荡浪子。在戴上王冠、披上王服之前，哈尔王子没有体现出一丝领导人的品质。但是，当他担任国王这个角色时，他却找到了担负起这个角色所需的内在条件。对他来说，转变的首要一步就是和福斯塔夫脱离关系。这虽然让哈尔王子感到心碎，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亨利并不是在阿金库尔战役的战场上才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者，早在亨利对福斯塔夫说“我不认识你，老头”时，他就已经开始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了，他的行为举止也开始变得像一国之君。领导其实是一门行为艺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担任领导者这一角色之后才真正成为一名领导者的。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本书的作者是个极其幸运的人，书中描述的也是一些极其幸运的经历。我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而且缘于一项新的退伍军人福利，我有机会上了大学。我选择的大学——安迪亚克大学——是一所充满自由思想的大学，它支持学习和社会正义。在安迪亚克大学，我遇见了伟大的道格·麦格雷戈，他后来又引导我坚定地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和很多伟人一起学习，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他包容了我并不出奇的数学能力。战后的几年对社会科学来说是黄金时代（我获得的学位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我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伟大的城市中。道格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组织变革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如今，人们称赞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帮助引领更加学院化、更有学习氛围的组织机构，包括谷歌。在剑桥的那几年，通过和他人的密切合作，我知道一群有天赋的人在一起工作能取得惊人的成果。1971 年，当我成为辛辛那提大学的校长时，我有机会将我在领导力方面学到的所有理论都付诸实践。在辛辛那提大学，我们的团队创造了一个奇迹，通过将辛辛那提大学归入州立大学系统，我们拯救了这个正面临财政危机的大学。但是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当管理者，我想以思考、写作、教书为生。在过去 30 年间（我一生中快乐的时光），我一直待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住在圣塔莫尼卡附近的海滩上。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你将知道我是如何到处奔波的。我的故事中充满了卓越的、古怪的人物和地点，有时还有动物的出现。这其中包括把我称为沃尔特的剑桥心理分析师，加尔各答一只站在尿壶上的猕猴，索萨利托游艇社区的斯图尔特·伯兰特、兰姆·达斯和其他邻居，帮助员工应对白宫内部紧张关系的副总统阿尔·戈尔，以及我美丽的内科医生妻子。当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耳畔都会响起在我人生各个阶段播放过的音乐，流行音乐比摄影师更能唤起我对现实的情感记忆。《我要见到你》这首歌就能引起我一连串的回忆——穿着制服的我们是多么的年轻、帅气，早上出海前你侬我侬时的甜蜜和紧迫，以及分离的痛苦。直到写这本书我才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多么彻底地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战争中的人员调动结束了经济大萧条，也为战后的繁荣发展搭建了一座舞台。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这所学院正是因为研发了一些战争中所需的重要项目，如改善雷达、教人们如何使用它等，才变得声名大噪。现如今，没人会思考同盟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后果会怎样，直到 1945 年冬天，打败轴心国才成了既定事实。我们能想象一下如果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那么全球将会遭受怎样的灾难？幸运的是，同盟国没有战败，大多数美国军人带着希望和乐观从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回到了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代表着千千万万个为国家而战的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意识到美国即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且必须为这个未来投资，所以我们的生活也随之得到了改变。1944 年，美国政府制定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法案为美国士兵提供了很多利益，也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我的工作机会就是其中之一，正是这些福利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战争给我们带来的远不止经济上的影响，它还改变了我们这代人对世界的看法。战争是丑陋的，欧洲和亚洲的轴心国所采取的种族灭绝主义措施彻底摧毁了长期以来人们对高尚和礼仪的理解。喜欢莫扎特的人怎么可能毒死千万个无辜的孩子呢？ 20 世纪外表看上去很文明的欧洲怎么可能有机械化的死亡工厂？成千上万个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男同性恋者又怎么可能惨死在这里呢？这些问题总是困扰并启发着我们这一代战后的社会科学家们。鉴于大屠杀和其他战争中的惊骇事件，我们开创的组织发展理论和其他领域反映出了我们的需求，那就是探索普通的人群为何会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我们希望避免此类惨案再次发生。我们的一些重要发现包括：人们总是想得到周围人群的赞同和支持；组织成员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个组织或好或坏的影响。当美国和同盟国的士兵进入集中营时，他们目睹了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而这一切都不是在一夜间发生的，但终我们变得更加学会容忍、更加致力于公平。20世纪上半叶那偶然发生的种族主义再也不会被认为是无害的，人们及时发起了民权主义运动，对部落制的危险性也提高了警惕。显然，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所在的军队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非洲裔美国士兵是不允许和白人士兵一起并肩作战的，白人士兵可以对军队里的黑人兄弟说任何难听的话。而现在，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名白人退伍老兵的孙子，奥巴马竟成了美国任非洲裔总统。2009 年，当奥巴马前往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自在——接受这个奖项的同时，他领导的国家却交战于两场战争中，而且他还是总指挥官。我不知道他的演讲稿中有多少是他自己写的，但我觉得那份演讲反映了人类情况的一个重要真理。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必须“（协调）这两种看似无法协调的真理——战争有时候是必需的，而有时候则是人类愚蠢的表现。”接着他又说了一些能引起人们产生共鸣的话，那就是人类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但人类却能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来。他引用了肯尼迪总统在几十年前说过的话：“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可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意识到我们必须经常审视和完善人类体制，包括我们的司法制度，这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杰拉尔德和萨拉·墨菲是真实生活中的一对夫妇，他们是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著小说《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中的戴弗夫妇的原型。他俩喜欢说 “活得好就是对敌人好的报复”。我想稍加修改：活着就是对敌人好的报复。偶尔我会收到弗兰克·本汉姆的邮件，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八旬老人了，上次见他的时候我还只有 18 岁。在位于得克萨斯世界空运组织附近的胡德堡（当时叫 Camp Hood，现在改名为 Fort Hood）接受基本训练时，我们俩住上下铺。2004 年 12 月，弗兰克写信提醒我，那年距离阿登战役的爆发正好 60 年。60 年前，他在法国兰斯。如果德军企图重夺巴黎，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后的防线。“那真是个叫人紧张的圣诞节，我可以这么跟你说。”他回忆道，“前线上的步兵们中有厨师、面包师、公司职员，还有卡车司机。我倒不怕被德国人射中，反而担心被这些同伙射中，因为他们对扣动扳机感到欣喜若狂。”他说，在胡德堡那群为世界民主而战的男孩儿中，好像只有我们俩幸存了下来。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确实迎来了民主。即使到现在，弗兰克和我也已经像神鹰一样稀有，并且濒于灭绝，我们依然能很好地面对我们的将来，因为我们曾见过更糟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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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战争的考验1944 年12 月，那年我19 岁，是美国军队里一名新上任的陆军少尉。我们一路追赶撤退的敌军到了德国，其间我竭尽全力确保我率领的一个排（包括我自己）能存活下来。而18 个月之前，我刚从洛杉矶多尔西高级中学毕业，是个对未来充满困惑、无足轻重的青少年。我无所依傍，不知道自己是谁，更别提将来想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一点儿让我所痴迷的兴趣爱好。在那时，我无伤大雅的兴趣就是广泛收集属于我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父亲竭力经营着一家酒铺，那家酒铺位于斯劳森街道和林保林荫大道交叉的拐角处。我每周至少有一次会从放钱的抽屉里拿出35 分钱。在洛杉矶，很少有几个年轻人能享受到特殊待遇，拥有属于自己的车，我当然不可能是其中之一。于是我一直乘坐公交车，花半个小时赶到好莱坞。在那里，五六家一流的唱片店总是召唤着我。35 分钱可以买一张12 英寸的磁盘，比普通磁盘的尺码要大。这种磁盘通常是为古典音乐而准备的，用于存放一些慢速唱片的杰出之作，如本尼·古德曼的《唱吧，唱吧，唱吧》（“Sing Sing Sing”）。作为一个唱片收集爱好者，我能说出一些大型乐队里所有音乐家的名字，如格伦·米勒、阿蒂·肖、哈利·詹姆斯、吉米·多尔西和汤米·多尔西。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诸如邦尼·贝里根这样一些不太出名但同样出色的音乐人。对于每周唱片的购置，我从不轻视，也不草率。当我在试听唱片的时候，我向来都是信心十足，知道该不该买。所以，在花掉父亲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之前，我总会把自己关在一家唱片店的试听区，戴上特大号耳机，陶醉在查理·克里斯蒂安的吉他独奏中，或者沉浸在莱昂内尔·汉普顿演奏的电颤琴中，又或者沉迷于奇克·韦伯敲打出的咚咚鼓声中。有几个星期，我情不自禁地着迷于当时很棒的女艺术家——艾拉· 费兹洁若、比莉· 哈乐黛和乔·斯塔福。对我来说，音乐的重要性是无法匹敌的。就像其他同学热衷于体育一样，我一直追逐着音乐的脚步。我甚至还订阅了几本音乐杂志，包括《拍子机》（Metronome）和一本在英国出版的期刊，期刊名里有“声音”这个词。现在回想起来，流行音乐是我的一剂良药。很多年轻人都渴望追求一些只能意会却无法言传的东西、一些比孤寂世俗的生活更重要的东西，那么音乐对他们来说也应该是一剂良药。试听区对我而言是神圣的一角。当艾灵顿公爵或斯坦·肯顿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时，所有疲乏、痛苦、窘迫都被抛到九霄云外。1932 年，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我的父亲也丢掉了后一份船运员的工作。从那时起，为了养活母亲、两个哥哥和我，父亲当过司法文书传递员，贩运过非法烈酒给新泽西州的暴徒，后来又开了一家汽水店，同时卖一些杂志和连环漫画册子。父亲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但就像我对足球没有天赋一样，他也没有经商的天赋。他希望搬家能给他带来好运，于是我们举家从新泽西州搬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名叫比弗利山庄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家的一个朋友非常成功地经营着一家药房。在洛杉矶，父亲经营过一家酒铺，也卖过三明治。这家酒铺并没让我家在经济上有所改善，但对于我这个来自于美国东海岸的少年来说，它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当我站柜台的时候，我的高中同学就会在放学后来酒铺串门，玩玩弹球机，我也会多给他们几勺冰激凌。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经济终于有了极大的发展。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持续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绝望阴霾渐渐散去，美国上下变得忙碌充实，目标也明确起来。和很多美国人民一样，我亲身体验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鼓舞人心的领导。虽然在那时不觉得这是一段成长经历，但在现在看来确实很幸运。和大多数犹太人家庭、无产阶级家庭一样，我家亲戚几乎都是民主党。而罗斯福总统不久就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党，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普通的领导人。尽管罗斯福总统出身贵族，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很快就对他产生了信心，委以信任。大家一致认为他能够解决当时严峻的经济问题，也能领导全国人民面对那场可怕的全球战争。他偶尔会发表“炉边谈话”。通过家家户户起居室里的大收音机，他似乎亲临我们身边，在和我们每个人面对面地交谈。直到近，在我读完乔纳森·阿尔特所写的《危机1932：罗斯福百日新政与美国决胜时刻》（The Defining Moment: FDR’ s Hundred Days and the Triumph of Hope）一书时，我才了解罗斯福总统是如何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亲切感的。罗斯福总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将自己置身于每个家庭的起居室中。他回忆道，在准备每次“炉边谈话”时，“我试着想象一个泥瓦匠正在一栋新楼上砌砖盖瓦，一个女孩正在柜台后忙碌，或者一个农民在田地里干活”。据阿尔特记载，罗斯福总统的劳工部部长，即美国位女性内阁成员弗朗西斯·珀金斯说道：“他会设想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和左邻右舍一起听他的讲话。他还会设想所有人脸上的表情，手上的动作，身上的穿着，以及他们的住宅环境。”收音机是科技的一个写照，它让罗斯福总统走进了美国的千家万户。正如阿尔特所写的那样，到了1932 年，美国收音机的数量从1921 年的几千台一下增加到1 800 万台。1933 年3 月12 日，周日晚上，6 000 万美国人民听到了次“炉边谈话”，这个数字很惊人。收音机不仅服务于希特勒，也服务于罗斯福。纳粹给每一个德国城镇分发免费的收音机，这些收音机要么成了宣传站的化身，要么播放一些德意志帝国能接受的音乐。另外，收音机还帮助纳粹政权加强社会统治。任何德国人只要被抓到在听一些“堕落的音乐”，尤其是我喜欢的爵士乐时，都会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德国纳粹时期的秘密警察。罗斯福总统会让你产生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他的“炉边谈话”似乎只为你而准备。而让你产生这种印象的不是科技的力量，而是他用心的想象。在仔细观察罗斯福总统的听众之后，有一个人总结道：“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相信，罗斯福总统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洞悉一切。”罗斯福总统和普通民众之间建立的这种紧密联系体现在我喜欢的一个故事里。当悲痛欲绝的人群在宪法大道上等待为罗斯福总统送葬的队伍时，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送葬者哭泣着跪倒在地上。当他终于恢复平静后，旁边的一个路人问道：“你了解这个总统吗？”“不了解。”这个悲痛的男子回答道，“但是他了解我。”在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生活在战争时期的美国人民装订过配给券，吃过罐头猪肉。为了效力于战争，我们循环利用金属、橡胶和纸张。一些爱国的知名人士激励我们购买债券，庆祝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他们的呼吁被搬上屏幕，和电视连续剧、电影一起在电影院里放映。和同龄人一样，我在卧室的墙上挂起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地图，以便能随着收音机、报纸中的报道追踪同盟国的进程。每到星期六的中午，人们都会翘首期待相关的消息，这已经成了一项固定的日程。尽管海岸边总有战舰巡逻防备敌人的船只和潜水艇，天空中也经常有战机滑翔以防敌机入侵，但我总觉得离战争很遥远。但是有一天下午，一辆2.5 吨重的军用卡车突然停在了父亲酒铺旁的水果蔬菜店前面。这家店的店主杰夫是个日裔美国人，他跑进店铺，将抽屉里的现金全部取了出来，塞到自己的口袋里。紧接着他将金属卷帘门拉下，这通常是为了在夜间保护店铺的，然后在门上挂了“停止营业”的牌子。他穿着围裙就爬进了卡车的后面，已经有十几个日本男人和一些日本女人站在车上。卡车开走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杰夫。我这才明白，无论前线离我们多远，战争随时都会渗入每一个角落。即便战争的触角没有触及你的家庭，但你总有那么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或者兄长正置身于险境中。每次当你看到一颗金色的星星出现在邻居家的窗户上时，你都忍不住全身发抖，因为它昭示着又有一个母亲永远地失去了她身穿制服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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