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0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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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维多利亚·奥坎波在伟大的诗人泰戈尔生命的最后17年中，就如同遥远的缪斯女神。跟今天大多数爱恋红颜的男性艺术家一样，泰戈尔也需要超越普通友谊的女性，作为能够触发灵感的诱因。
二
泰戈尔是个非凡的人。他传奇的一生犹如一片苍莽浓密的热带雨林，无拘无束，恣意生长，无论以哪种标准，泰戈尔都成就非凡。
三
奥坎波是作家、编辑、出版者、文化赞助人和女权主义者，其家族历史与阿根廷的历史息息相关，无论是从父亲还是母亲那里，她听得最多的是阿根廷如何从西班牙的一块殖民地，变成一个独立的南美洲国家的故事。
四
1914年，第一次读到法语版《吉檀迦利》的维多利亚·奥坎波心绪难平、怆然泪下，这是她口中所说的与泰戈尔的“初次邂逅”，她在后来的《自传》里提到，《吉檀迦利》的出现让她的信仰焕然新生。
五
熟悉维多利亚·奥坎波的读者都知道，她对1924年时泰戈尔的俊美外貌有过生动描述。毫无疑问，她是泰戈尔的崇拜者。
六
至于奥坎波，她饱受内心的折磨。她曾为这个异国诗人的诗落泪，在诗句中，她感受到自己的深情。终于，她的偶像活生生出现在面前，像神灵的化身，一举一动都带着摄人的力量。
七
在泰戈尔和奥坎波之间，还有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是诗人信赖的秘书埃尔姆赫斯特，扮演了关键角色。对他来说，泰戈尔就像是一位父亲，两人结成一种牢不可破的亲情和友情，直到泰戈尔去世，延续一生。
八
没错，奥坎波熟悉泰戈尔的作品，但她并不了解他对筹建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的焦虑，也不知道多少印度政治局势。她没有去过印度，以后的一生奥坎波也从未踏上印度的土地。
九
泰戈尔天性优柔寡断，特别是他习惯沉醉于自己的想象世界，让奥坎波的神经更加紧绷，她一方面要款待客人，另一方面又要和他们保持距离。她绝望地想，诗人永远不会注意到她，接受她的景仰。
十
泰戈尔在桑伊斯德罗的生活细节，经奥坎波的笔端为读者熟知。他在清晨写作，去花园散步……每天下午，他通常坐在别墅前的一棵紫芯苏木树下，与赶来的崇拜者们交谈，奥坎波有时也参加讨论，担任口译。
十一
对泰戈尔而言，埃尔姆赫斯特口中所说的阿根廷奇遇就像一个大杂烩，一开始平淡无奇，要到后来，才被注入别处没有的浪漫光辉。在响应奥坎波爱慕之情的同时，他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
十二
泰戈尔离开阿根廷的日期临近。12月28日这天写的《森林主人》一诗，像一段含蓄的劝诫，希望能抚慰女主人哀怨的心情。托森林中一棵树之口，他似乎想说，她的爱让他难以承受，就像暴风雨裹着冰雹，摧残林间一棵树上发出的新芽。
十三
泰戈尔的喜怒无常人尽皆知，奥坎波的脾气也好不到哪儿去。处在他们之间，埃尔姆赫斯特一定是一种极其痛苦的体验。在阿根廷，奥坎波宛如一位女王，但步入法国的沙龙时，她却变成了一个外人。
十四
奥坎波收到泰戈尔题献给她的诗集。没错，她一个字也读不懂，但她知道，这本书是献给她的，里面有很多首诗都和她相关。
十五
泰戈尔从未接受过素描或油画的正规训练，但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对画画感兴趣。他经常将渴望的眼神投向绘画艺术的缪斯女神。奥坎波曾经打趣泰戈尔一边写诗一边涂鸦的习惯：“你得当心，你写诗写得越糟，越能从作画中找到快乐。”
十六
泰戈尔写给奥坎波的第一封信就表明他感受到她的爱意。长久以来，他一直希望能“配得上”这样的爱，这种爱能减少一个男人内心的孤独感，让他在穿越沙漠的途中，有“源源不断的泉水”解渴。
十七
泰戈尔有很多崇拜者，并非每个人都能像缪斯一样为他注入灵感。泰戈尔也许心里怀着微弱的希望，想让阿根廷的邂逅变成爱情旅途的起点，但他的梦想渐渐破灭。从他的信中，无疑能读出幻灭的沮丧。
十八
1930年泰戈尔与奥坎波在法国重逢，伺候他开始踏上未来十年的人生归途，这是一次漫长而令人动容的道别，足以告慰漫长而充实的人生。尘缘将尽，情丝已断。
十九
71岁的奥坎波用西班牙语朗诵了英文版《吉檀迦利》中的第43首，在她眼中，这首诗是这段友谊的最好的概括。泰戈尔将心事讲给上帝，而奥坎波将这些话念给泰戈尔。
二十
由于两位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泰戈尔和奥坎波的故事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意味深长的一章。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个人友谊，也是男人和女人之间跨越巨大鸿沟的一种友谊。
附：泰戈尔——奥坎波通信集
序言
这是一本奇异的书，它书写的是两位被神灵爱上的人，而他们自己，就是这样居于人性的奥林匹斯圣山上的神。他们彼此之间心心相印，彼此相爱着。他们有着无限而丰盈的缱绻柔情。他们如同热带雨林一般，苍莽浓密、浩荡无际。
我们知道，诗人泰戈尔出自近代印度最尊贵的名门望族，拥有传奇而卓越的一生，他思想深邃、雍容而博大，除了是一位伟大的宗教诗人与神秘主义者外，他还是一位深沉而热烈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前者显露的是他圣者的面容、觉悟者的道袍，后者所呈现的，则是他入世的情怀，对两情相悦的无尽歌唱。
即便如此，熟悉《吉檀迦利》的读者还是容易忽略了后者，尤其是忽略了暮色苍茫的泰戈尔曾经于晚岁时光中呈现出来的那一抹青春不朽的光。此书就是这样一份罕见的全景式纪录。
对于爱情，泰戈尔早年有过如此迷人的醉辞：“容我握起你那柔嫩如莲花蓓蕾一般的纤手，把花环轻轻地套在你的腕上；容我以无忧树花瓣上那红色的汁，染红你的脚趾，再用我的嘴唇，吻掉偶或滞留于你足底的那一星尘土。”
而如今，他迎面的女神维多利亚·奥坎波也非等闲之辈，她几乎是整个现代阿根廷文学教母级别的人物，是著名的《南方》文学杂志的创刊人，孕育了拉美世界无数的文化精英；据说，上帝赋予了她三重魔力：美貌、财富与智慧。在她最恰当的年龄，因为阅读《吉檀迦利》的法语本（纪德译）而情触肺腑、泪流满面，其人生从此焕然一新，恰如诗人的诗句所云：“那时，我还没有为你的到来做好准备，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平凡的陌生人，不请自来，主动地进到了我的心房。从此，在我生命流逝的无数时光里，盖上了你永恒的印记。”
最终，奥坎波与伟大的诗人演绎了这么一段奇妙的、整整慰藉了他17年孤独岁月的柏拉图式的跨国爱情。就像泰戈尔在独幕剧《齐德拉》中所吟唱的那样：“我们的音乐出自同一根芦苇，用你我的双唇轮流吹奏——至于王冠，只需一个花冠戴在你的额头，然后扎在我的发端。撕开胸口的面纱，让我在地上铺好床；一个吻，一次安眠，就能填满我们狭小而无垠的世界。”
两人的国域虽是相距遥远，一个在亚洲，一个在南美，一辈子也只遇见两次，而且年龄又整整相差29岁，泰戈尔曾有诗说过，“我的头发花白了，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永远跟村子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跟最年迈的人一样年迈。我跟每一个人都是同年的，如果我的头发真的花白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不妨把该书看做：这是一位时间之外的永恒诗人，在谈着一份永恒的恋情，是他携带着全部的人性，与人世人生人情恋爱的重要证词，于是，有限的人生，便走在了无限的道路上，这是鲜活而真实的生命之路，它所凭借的，就是人间世的真爱。
故此，该书是神灵借着人世的肉躯，谈着世界的爱情，极纯粹，极畅美，具有了别处所无的罕见异彩与浪漫的光辉。
是为序！
闻中2018年10月
前言
这本书脱胎于由位于圣地尼克坦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即“国际大学”)泰戈尔学院提议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方》杂志方面合作的一个编辑项目。泰戈尔学院希望我编一本泰戈尔和奥坎波的通信集，附带详注和一篇简介。完成一系列研究工作之后，我突然发现，要把这些书信中蕴含的深意解释清楚，介绍的篇幅要比原来计划的长得多、详细得多。等我将手中的材料整理成型，所谓的“简介”居然变成一篇长文，分为20章。这些章节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书信和电报为第二部分。阅读第一部分时，常需要参照第二部分的内容，其中包含我找到的60封信件。当我读完最后两封，也就是维多利亚·奥坎波致病中的诗人泰戈尔的那两封电报，我突然心有戚戚，觉得如此动人的爱情故事不应该就这样戛然而止。这个故事可以再往前延伸。于是，我斗胆为本书添了一个简短的尾声，收录了泰戈尔去世后，奥坎波与诗人的儿子罗悌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几份往来信件。
除了现存于德文郡托特尼斯镇达丁顿庄园的埃尔姆赫斯特档案室里的奥坎波致泰戈尔的第一封信，其余奥坎波致泰戈尔(和他的儿子)的信件，都保存在泰戈尔学院档案室。泰戈尔(和他的儿子)寄给奥坎波的信件则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就是说，我1985年在阿根廷时，这些信件就静静地躺在土库曼街667号的一间公寓里。不过，等这本书出版时，我也不能确定这些信藏于何处。几十年前由维多利亚·奥坎波创办的《南方》杂志以及其他文学团体，如今都遇上财务危机，举步维艰。我听说，《南方》杂志的两个编辑部即将面临资产清算的命运，只有《南方》杂志基金会得以保留。维多利亚·奥坎波的信件也许会出售给一所北美的大学。这么看来，本书中提到的泰戈尔写给奥坎波的信(和一些埃尔姆赫斯特写给奥坎波的信)，很可能去了美国。
仔细考虑之后，我决定在提到孟加拉语和某些印度语姓名、词汇以及引用孟加拉语的片段时，不采用音译法，因为这种方式会用到复杂的变音符号，只有梵语学者才精通。音译法可以很好地用罗马字母还原梵文，其原因是梵文的发音和拼写很规则，但孟加拉语却不同，发音和拼写存在极大的差异。不会梵语的人，大多不熟悉音译法；除此之外，采用罗马字母的音译法经常弄巧成拙，某些姓名和词汇，拿孟加拉语念出来是一回事，拿罗马字母音译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意义谬之千里。其实我个人很推崇音译法，文字转换时，在译入语中模拟原文的发音即可，我用孟加拉语处理源于其他语言的姓名、单词和短语时，就用的是这种方式。比如处理像“Rimbaud”这样的法国人的名字，我们会试图用孟加拉语还原其发音，而非拼写。从孟加拉语音译至罗马字母书写的语言时，我也习惯保留发音。严格地说，尽管都采用罗马字母书写，语言不同，转译的方法也不同。英语的语境，不一定适合法语或西班牙的语境，上述三种语言都采用罗马字母的书写方式，但同样的词，意义说不定大相径庭。刚开始与孟加拉人打交道时，英国人习惯用自己的语言来还原孟加拉语单词和姓名的发音，这种方式看来并不奏效，多年之后，英国人摸索着一种更正式的、注重拼写的意译方式来还原带有印度特色的单词和姓名。毫无疑问，这种方式更严谨，但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仅仅适用于印度次大陆。我会将意译和音译结合起来，必要时，添加变音符号，以保留孟加拉语的音韵之感。当然，偶尔也会有例外，因为某些音译词由来已久、约定俗成，处理时稍微过了头，就难免有卖弄学问之嫌，或被人感觉迂腐。人嘛，该妥协时就要妥协。我本来想写“Shantiniketan”(“圣地尼克坦”)，但印度人习惯写“Santiniketan”；我本来想写“Rabindra Bhavan”(“泰戈尔学院”)，但“Rabindra Bhavana”这种写法更通行，所以我也采用。我一直避免使用变音符号，因为在印度次大陆，英语单词很少用这种符号。比如“Ravindranath”这个词，字母“i”上面从来都是一个小点，不是一条横线。在学术领域，比如研究梵语文学或古代印度哲学时，用音译法写出的梵文典籍，也很少用到变音符号，所以才有了我在书中引用的“Ramayana”(《罗摩衍那》)、“Upanishads”(《奥义书》)和“Bhagavadgita”(《薄伽梵歌》)。在印度的语境中，变音符号仅用于少数场合，比如注意某个单词的特定发音，引用的段落等。本书中多次出现的“th”字母组合(如“Thakur、Chithipatra”)，孟加拉语字母“r”(我用字母“d”标注)。还有，孟加拉语不存在字母大写的情况，在音译孟加拉语写成的标题时，我只采用了首字母大写(如“Sonar tari”或“Shesh lekha”)。
变音符号在法语、西班牙语等语种中仍然保留，但地名几乎都采用英语写法(比如“Peru”“秘鲁”或“Rio de la Plata”“普拉塔的里约”)，如果原作者或出版者未添加变音符号，我在引用时也保留原始拼法。
涉及孟加拉语书籍和刊物时，不可避免会用到孟加拉纪年历法。考虑到印度以外的读者，我要说的是，如果某个日期看上去错得离谱——比如相差好几百年——指的肯定是孟加拉纪年，而非公历。
除非事先声明，所有的孟加拉语、西班牙语或法语引文均由我转译为英文。
感谢1982年就任泰戈尔学院院长的希那拉扬·雷，是他的信任让我担当起撰写本书的重任，还有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的副校长阿姆兰·达塔，最先提出建议。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给我的访问学者奖学金，以及位于伦敦的英联邦基金会提供的旅费，让我1983年来到泰戈尔学院，度过两个月的美好时光。在泰戈尔学院，乌玛·达斯古普塔作为校方官员，对我关怀备至。图书馆馆长萨纳特·巴格奇和他的同事，图书管理员苏普利亚·雷和她的同事，在我需要帮助时施以援手。德薇普拉萨那·查特吉带着我游览校园中泰戈尔的家族宅院和花园。资料复印、翻拍工作，由音像部的阿吉特·珀达和他的同事萨米兰·南蒂、南达基舒尔·穆克吉提供。苏舒卜汗·阿迪卡里每天下午都带我们去欣赏泰戈尔的艺术作品，破解这些作品中的谜团让人兴致盎然。我要特别感谢苏舒卜汗，他为我展示了诸多泰戈尔的画作，这些画原本藏于保险库中，在本次专题研究之前，尘封了很久。苏舒卜汗在卡片上注明相关介绍，让我一眼就能找到，省力不少——至于我挑出的画作，萨米兰将其制作成彩色幻灯片。我与萨特依德兰纳齐·罗伊展开激烈讨论，他对泰戈尔生前交往的知识分子群体了如指掌；我向古吉拉特大学的博拉卜汗·帕特尔请教，他当时也在泰戈尔学院做访问学者，在很多问题上，他从一个非孟加拉印度人的角度，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见解。我住在普巴帕里招待所，但萨特依德兰纳齐·罗伊和他的妻子吉塔让我感到第二个家的温暖。在圣地尼克坦时，科什提斯·罗伊和科塔基·德·萨克尔也是我的消息来源；等我返回英格兰后，维斯瓦巴拉蒂大学英文系的毕卡西·查克拉瓦蒂不辞辛劳地检查我的研究要点，回答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他的帮助，我万分感激。总之，我要感谢所有人，是他们让我在圣地尼克坦度过的两个月愉快而永生难忘。
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根廷常驻代表团的劳拉·阿亚哲和贾维尔·费尔南德斯，他们对本书的写作计划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愿意随时提供帮助，并让我阅读的书目增加不少；经他们牵线搭桥，我认识了卡洛斯·亚当，建议阅读的书变得更多；在英国很难买到的书刊，他们都帮我一一求得；1984年在巴黎时，他们盛情款待我；巴黎之行的另一个收获是经他们引荐，与阿莲娜·凯卢瓦和布兰卡·阿斯图里亚斯会面并交谈甚欢；他们还让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了各种朋友；我在阿根廷的旅费也蒙他们筹集。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的毕卡西·桑亚尔也是个热心人，帮我联络劳拉·阿亚哲。
为我的阅读书目添砖加瓦的还有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马尔科姆·迪亚斯和如今执教于华威大学的约翰·金。我要感谢约翰·金允许我引用他自己在牛津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用来在书中介绍几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杰出的男女作家，我还要感谢正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尼特·格林伯格，他的论文让我很受启发。牛津大学泰勒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多帮助。此外，我要感谢牛津大学的丹尼尔·瓦斯宾，他借给我一本珍贵的奥坎波《自传》(第四卷)，我跑遍牛津所有的图书馆都没能找到这本书。还有住在牛津基德林顿的恰拉·巴拉勒，有了他帮忙，奥坎波的《自传》(第六卷)在阿根廷出版后还不到几周我就荣幸地买到，成为全牛津地区甚至整个英国第一个拥有这本书的人。另外一位借给我珍贵图书资料的是住在牛津的吉利安·斯托。
达丁顿庄园档案室保存的丰富资料，帮助我在1981至1982年间用孟加拉语写出《拉宾德拉纳特与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友谊》一书。罗伯特·约翰逊(大家习惯称他“罗宾”)一直为我提供帮助，回答我的询问，寄给我相关文件的影印件，直到他1985年从埃尔姆赫斯特档案室退休。档案管理员兼图书馆馆长玛丽·布莱德·尼克尔森特许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能寻找、研究所有与莱昂纳德·埃尔姆赫斯特相关的文献并做笔记。对这次合作，我深表感谢，因为收集到的与埃尔姆赫斯特相关的档案材料，对本书的撰写至关重要。
我1985年往返阿根廷的机票由设在新德里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友情赞助。我要特别感谢查克拉博迪，他是设在伦敦的印度高级使节团(文化教育处)的一等秘书，代表我与这个机构保持联络，并协调设在伦敦的英联邦基金会，帮我在1983年完成印度之行。
我会牢记G.贾甘纳汗，他是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1985年，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一连两个月，他和妻子瓦珊塔以及两个可爱的女儿对我关怀备至，他们的公寓让我找到家的温馨感觉，地道的印度美食让人大快朵颐。贾甘纳汗先生和他在大使馆工作的同事代表我与阿根廷政府交涉，尽可能为我的研究提供便利。对他们，我难掩感激之情。
我衷心感谢玛利亚·热内·库拉和她的同事海蒂·思瑞托、安德拉·古勒斯·佛雷尔，他们为我开放位于土库曼街677号的档案室，让我有机会查阅相关文件。我知道由于经费短缺，档案室缩短了开放时间，但他们为我行方便，特意延长时间。我要感谢来机场接机的克劳迪奥·埃切维利和在我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头一晚，带我游览老城区的安杰里斯·阿亚哲。应印度大使馆的请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方面安排我访问“奥坎波别墅”。
感谢米拉尔利约的主人拉富恩特一家，特别是女主人格洛莉娅和她的女儿玛利亚娜，让我在米拉尔利约度过难忘的一天，当年，维多利亚·奥坎波安排客人泰戈尔和埃尔姆赫斯特住在这里。1924年，奥坎波从格洛莉娅的公公里卡尔多·德·拉富恩特·马钦的手中租下这栋别墅。坐在款待泰戈尔和埃尔姆赫斯特的餐桌旁，凝望书房、卧室和那个著名的俯瞰河水的阳台，站在他们曾经小坐的紫心苏木树下，我有种朝圣的感觉。这次访问和与拉富恩特一家的交流，为本书增添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经劳拉·阿亚哲、劳拉·于里安、约翰·金、詹尼特·格林伯格(我们在奥克兰见过面)、胡安·爱德华多·弗莱明(他任职于设在伦敦的巴西大使馆的阿根廷利益代表处)引荐，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到不少人，跟我分享他们记忆中的维多利亚·奥坎波。其中一位是西尔维娜·奥坎波，她是维多利亚·奥坎波唯一仍健在的妹妹，以及她的丈夫阿道夫·毕沃伊·卡萨里斯，还有恩里克·佩佐尼、胡安·何塞·赫尔南德斯、何塞·毕安科、爱德华多·帕兹·莱斯顿、爱内斯托·斯霍、比阿特里斯·撒罗、玛利亚·特里萨·格拉姆格里奥、弗朗西斯·科恩和恩里克·安德森·英姆波特。其中，爱德华多·帕兹·莱斯顿出力颇多，比如帮我联系上拉富恩特一家。劳拉·于里安为我安排跟西尔维娜·奥坎波和阿道夫·毕沃伊·卡萨里斯见面，因为西尔维娜刚刚出院，闭门谢客。受邀在布兰卡·米特尔家共进午餐时，我有幸结识奥克塔拉奥·帕兹和他的妻子，奥迪尔·巴伦·苏佩维列，以及其他人。一场午餐会下来，劳拉·于里安领我穿梭于众多宾朋之间，可惜，我现在已经记不全每个人的音容笑貌了。还有些人我没有见过面，只通过电话，比如奥坎波姐妹的侄女何塞芬娜·朵拉多和西耶斯伯爵夫人卡门·莫尔泰杜。跟上述各位的交流，厘清了研究过程中的诸多疑问，丰富了我对维多利亚·奥坎波的认识和了解。对他们的帮助，我深表感谢。
有一些人对我来说亦师亦友，他们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位研究印度哲学的专家——费尔南多·托拉和卡门·德拉戈内蒂·德·托拉。我造访过他们的研究所。我患上流感时，卡门亲自陪我去见医生。我还记得善良的朱迪斯·埃文斯，以及热心殷勤的招待所员工们。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头三个晚上，我住招待所，地址在国家宪兵广场塔库里街566至568号，还碰巧在那里遇见诗人兼艺术家曼纽尔·阿索雷。我真希望自己能回忆起招待所那位年轻女员工的名字，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头一个周日的清晨，她带我坐公交去贾甘纳汗夫妇家，甚至帮我付了车费，因为我忘记带零钱(当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很厉害，花掉她厚厚一叠纸币)。
感谢《民族报》允许我查阅编辑部的历史文档，国家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协助我找到《民族报》的过刊。
经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度大使馆安排，我得以访问建在马德普拉塔的“奥坎波别墅”，热烈欢迎我们的是苏珊娜·洛佩兹·莫里罗·德·奥特里诺、诗人拉斐尔·菲利普·奥特里诺、尼克·乔亚，以及其他致力于将“奥坎波别墅”打造成一个博物馆的人们。马德普拉塔政府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欢迎午宴，并放映纪念维多利亚·奥坎波的纪录片。唯一让我失望的是，没能去距马德普拉塔不远的卡帕马拉兰参观，1924年，泰戈尔和埃尔姆赫斯特在那里住过一段日子。
借此机会，我想对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几处居所多做一些描绘，因为很多印度人对她的一生和她在文学上的造诣颇感兴趣，但对她故居的现状不甚了了，甚至被道听途说所误导，迫切希望我回答他们的疑问以正视听。我对此的了解止于1985年年中。的确，维多利亚·奥坎波将她的居所留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于设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接待从世界各地来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如果一切按她的计划实现，像我这样的研究者就有机会住在“奥坎波别墅”。)但显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资金方面捉襟见肘，无力维护这些别墅，于是将位于马德普拉塔的别墅出售，以获取资金管理“奥坎波别墅”，当我1985年来阿根廷时，“奥坎波别墅”并没有成为文化中心。这里房门紧锁，只有家具在尽职尽责的看门人的擦拭下依然一尘不染，(维多利亚·奥坎波生前，这位看门人就是别墅仆人中的一员)花园也修剪得整齐。奥坎波的书几乎都在，但文件资料等搬到了土库曼街677号，其余的物件，不是送到土库曼街677号，就是送到布尔内斯街1730号的《南方》杂志编辑部。别墅需要部分修缮，浴室没有自来水。在印度，很多人猜想“奥坎波别墅”会空出一个房间，陈列与泰戈尔有关的纪念品，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也希望“奥坎波别墅”能在公众的支持下，早日成为一个国际文化中心，让维多利亚·奥坎波的愿望早日实现。
维多利亚别墅由马德普拉塔政府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手中购得。政府希望买下别墅内所有的家具，将其打造成一座博物馆。政府原本指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宽限一段时日，好筹措足够的资金将别墅和室内陈设整体买下，但这个计划落了空，家具后来被单独出售，散落在阿根廷全国各地。1985年，我有幸遇见一群聚在别墅周围的男男女女，他们立志要拯救这栋老宅，为修复和修缮工作四处奔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牵头负责重建事项。腐朽的木梁被换掉，房子重新漆成原来的颜色。一位当地的绅士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手中买下维多利亚睡过的床，然后捐给别墅。人们又找来几乎一模一样的卧室窗帘，这样的话，至少有一个房间恢复到了维多利亚生前居住时的样子。花园里举行过多场露天音乐会，以筹措资金。这些心怀梦想的人，为了让维多利亚·奥坎波的精神在人间永存，其壮举感人至深，我衷心希望马德普拉塔的维多利亚别墅能得到全阿根廷和全世界的支持和关注。
为了完成一项写作计划，研究工作浩如烟海，不得不向各个领域的专家讨教，麻烦世界各地的同路人。我衷心感谢所有向我伸出援手的人。他们中有马德里市的索勒达德·奥尔特加，如今住在挪威阿斯克市的菲利普·柏德曼，蒙彼利埃市档案馆的L.瓦尔斯，蒙彼利埃市的米歇尔·马丁内斯，巴黎市的以色列驻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红衣主教会议中心的里昂·马斯里亚，布洛涅市92100号上塞纳省阿尔伯特·卡恩照片–影像档案室的克里斯蒂安·诺斯格诺，北约克郡瑟斯克的杰瑞米·贝比·阿尔斯顿，萨里郡法纳姆的露西·本达，彼得·哈克特和他在牛津坎皮恩学院的同事，加尔各答的普鲁舒塔姆·拉奥、山卡·格西和斯布那纳扬·雷，还有圣地尼克坦的苏西卜汗。我要特别感谢克里斯蒂安·诺斯格诺，他从阿尔伯特·卡恩的藏品中选出两张马丁角附近达纽尔别墅的老照片，1930年时，泰戈尔曾住在那里。本书其余的珍贵照片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奥坎波档案室、圣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学院档案室和拉富恩特家族收藏。感谢上述人员和机构的参与。偶尔，我还要求人纠正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感谢牛津的斯塔·希尔和牛津基德林顿戈斯福德山学校的珍妮·雷丁、乔治·梅特卡夫，他们的耐心和大度让我感动。
几年来，我的这项写作计划遭遇的最大问题是经费严重紧缺，抛开数次出国收集相关资料不说，就算是以我牛津基德林顿的家为中心开展工作，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阅读、数据整理、写作，每一步都劳神费力。如果我需要上班赚钱支付寄来的账单，则根本无法完成研究工作，写完这本书。多亏我的丈夫罗伯特，他独自肩负家庭的重担，让我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其实，那几年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正经历艰难时期，但他任劳任怨，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细算下来，数额相当可观。英国之外，我并没有筹到太多项目资金，所以大大小小的开销都得自掏腰包，比如去图书馆的车费(基德林顿和牛津之间的公交)、购买参考书、复印费、胶片制作、文具、邮票、长途电话以及其他的后勤补给。1981年，是他出钱送我去达丁顿庄园；1984年，是他给我购买飞往巴黎的机票。除了鼓励我享受文字的神奇，他还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一开始，我将写好的章节存在电脑软盘，每完成一部分，罗伯特就将其复制存档，以供未来出版之需，虽然牺牲他的休息时间，耗费他的金钱，他却乐此不疲。感谢牛津的特里洛克希·穆克吉在页面布局上提出的建议，感谢加尔各答阿南达私人出版有限公司的巴达尔·巴苏，他印出孟加拉语的泰戈尔诗句，而正是这句诗成就了这本书的书名。(有人也许会觉得，“鲜花盛开的花园”听上去有些重复，但我要告诉他们，这世上还有鲜花盛开的果园、植物园、菜园或野草园，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花园里并没有鲜花盛开。泰戈尔经常提到盛开的杧果树，而我也效仿他，特意将这一句译成“鲜花盛开的花园”，忠实于他的原意。)说到这儿，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伊戈尔，他在简陋的条件下，一遍遍对照我的手写稿和软盘上的电子稿，完成校对工作。要不是全家人的齐心协力(尤其是我的丈夫罗伯特、女儿维吉尔、儿子伊戈尔)，这本书无法写成。
历经千辛万苦，等到令人欣慰的收获之时，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我要感谢希那拉扬·雷和萨特依德兰纳齐·罗伊，是他们的鼓励让我不至于半途而废，希那拉扬·雷还拨冗通读了本书的第一稿。衷心感谢维斯瓦巴拉蒂大学副校长尼玛依萨德汗·博斯，他急切地盼望本书出版面世，并希望印度文学院加以关注。
感谢父亲，陪伴我在加尔各答度过童年时光，并且教会我法语。除了必修的学校课程，法语是我的课外活动之一，对懵懂的孩子来说，多学一门语言，不一定心甘情愿，但正是童年这段特殊的学习经历，帮助我成年后自学西班牙语。父亲告诉我，掌握多种语言很有好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珍贵遗产。本书所提到的方方面面，都源于父亲对我的教诲和早年的求学经历。我写的每一本书，父亲都是最热心的读者，遗憾的是，他无法等到这本书付印出版，但一想到他去世前，躺在病床上，通读了本书的第一稿，我又感到一丝欣慰。
最后，对于本书第四章中提出的观点，我还想多说几句，因为一旦开动印刷机，印成白纸黑字，就无法改动了，我只好在前言中添上补充说明。我之前提过，泰戈尔和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诗意境相似，格拉谢拉·帕劳·德·内梅什也在《泰戈尔与希梅内斯：诗意的巧合》一文中写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尤其是希梅内斯在1916年提出“无装饰诗歌(naked poetry)”的创作理念。结合刚出版的一本书，我发现在内梅什后来的评论文章中，坚决否认泰戈尔影响过希梅内斯。达斯和冈哥帕特雅读完内梅什1961年写的论文，也认为两位诗人之间与其说存在“影响”，倒不如说有“相似”之处。我觉得，这篇论文的结尾处提出的某些观点并不值得考虑，而且我还注意到，她说过两人之间也许存在一定影响：“……有些……(两位作者的一些作品)体现出相仿的优点，说明这位印度作家也许影响到他的西班牙同行。”泰戈尔主张诗歌或歌曲要天然去除雕饰，希梅内斯则提出“无装饰诗歌”的理念。内梅什引用希梅内斯的原话“艺术最要紧的是富有感染力”，然后进一步指出：“这就是希梅内斯和泰戈尔的作品之间的相似之处，一种感染力，一种心智的影响和交流，因为情绪会相互感染。”当然，他俩的真实想法，我们其实无从得之。艺术家们如果心灵契合，的确会彼此影响，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就像拨动心弦或者释放出一股电流。要是连“感染力”和“影响力”都不能解释的话，我不知道还有哪些术语能说明问题。“影响”难道不能带来“影响”？所幸达斯和冈哥帕特雅并未止步，开始着手研究泰戈尔对希梅内斯的影响，而我坚持的观点也将得到佐证。
凯塔姬·库萨里·黛森牛津，基德林顿198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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