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430489
20世纪正是因为有了胡适，才像点样子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数令人缅怀的典范人物。本书不难能可贵地体现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晚年的思想与智慧。
本书共有19个篇章，以胡适为中心，主要讲述了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梳理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被遗忘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梳理他们与胡适的交往，来审视时代变革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境遇。
在那个没有“朋友圈儿”的时代，胡适却有着*广泛的朋友圈儿。“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本书着眼于与胡适有过较亲密交往的人群，用故事的方式讲述这群民国大珈们的学术思想、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
第一辑政界篇
朋友乎，敌人乎？——胡适与吴景超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胡适与王宠惠
火中取栗求真经——胡适与王世杰
凶终隙末——胡适与罗隆基
患难与共——胡适与张忠绂
学生力荐老师当“总统”——胡适与罗家伦
划不清界限——胡适与高宗武
共识背后的貌合神离——胡适与陶希圣
不打不相识——胡适与杭立武
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胡适与宣统
胡适与两个山西人
胡适与一对山西父子
批他的诗，学他的字——胡适与郑孝胥
无用之用，必有大用——胡适与翁文灏
论争中的价值判断与思想洞见——胡适与董时进
第二辑学界篇
两个模范公民——胡适与张元济
师生之情，同事之雅——胡适与杨亮功
胡适与两个经济学家
伐又何伤——胡适与向达
情随势转——胡适与季羡林
胡适与周德伟
识人之明——胡适与蒋硕杰
若问道术多变化，请向兴亡事里寻——胡适与朱光潜
同是校长不同命——胡适与陆志韦
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胡适与顾廷龙
在学者与革命者之间——胡适与朱谦之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歧途——胡适与周一良
兄弟终究是兄弟——胡适与胡先骕
沉默的爱情——胡适与陈衡哲
梦想在延续——胡适与蒋复璁
提携与论争——胡适与申寿生
第三辑问题及史料篇
为什么用吴宓来说服胡适？
胡适为什么主张市场经济？
从主战到主和——胡适抗战时外交策略的变化
民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偏爱拉斯基？
关于胡适的两则新史料
★ 由林建刚写这本书，是*合适的人选。——李新宇
★ 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要说出有新意、有新史实的话，并非易事。这本书还真有这个新字。不信可以打开看看。——傅国涌
★ 新眼光，新角度，新史料，新判断。观察胡适的朋友圈就是观察中国现代文化史。——谢泳
★ 从中不只读到了一个时代的困顿与悲情，还看到了几颗赤子之心。——熊培云
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胡适与宣统
1922年5月17日，刚在皇宫安装了电话的废帝溥仪，心血来潮，翻着电话本，到处给人打电话玩。他想起了他的洋老师庄士敦跟他提起的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胡适，想听听这个人“用什么调儿说话”，便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当时他们通话的情景：“你是胡博士呵？
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 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 ……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对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记载：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那年的阴历五月初二，就是阳历5月30日。此外，在约定时间时，胡适也很细心，他们选择了宫中休息日见面。十七岁的废帝溥仪之所以对胡适感兴趣，是因为他对当时风靡一时的白话诗有兴趣。而胡适恰恰是提倡白话诗最力的人。
七天之后，也就是5月24日，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在庄士敦那里，胡适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对溥仪独行其是的行为作风，胡适持赞赏的态度。六天之后，胡适赴约，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当天没有上课。见面时，溥仪先起立，胡适行了鞠躬礼，然后就坐在了溥仪为他准备好的大方凳子上。当时，两人聊了如何写白话诗、溥仪如何出洋留学等问题。此外，溥仪还向胡适解释说：
“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对溥仪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胡适是很同情的。谈话最后，当溥仪抱怨许多新书找不到时，胡适还答应帮他找书。聊了二十分钟之后，胡适告辞。
1922年6月6日，也就是这次拜访七天之后，胡适写了一首小诗《有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诗中胡适写道：咬不开，敲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后来，胡适在这首诗旁边还特意加了一个注释：“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读者定不懂我指的是谁。”
新文化的思想领袖与旧制度的帝王见面之后，舆论方面对两人都不买账。这似乎是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一方面，忠诚于清朝的遗老对溥仪不满意。对此，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他（胡适）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吵闹起来了。另外一方面，那些喜欢胡适并将他视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青年人对他也很不满意。一时之间，许多报纸纷纷以“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要求免跪拜”为标题来报道此事。
为平息舆论，胡适只好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来澄清事实。文中，在讲述了两人见面的情形之后，胡适辩解说：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
《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胡适礼节性的拜访溥仪一事，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值得可说的地方在于：因这次拜访，许多青年人都对胡适不满，这种不满背后所隐藏的心理动因，是值得审视的。
1920年代是革命逻辑开始的年代。通过这件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革命背后潜藏的思维逻辑。在那些激进青年看来，道不同不相为谋是理所当然的。你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怎么能够去跟晚清皇帝交朋友呢？
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胡适与溥仪划清界限。如果说，胡适关注更多的是一个叫做溥仪的十七岁的少年的话，那么激进青年的关注点则更侧重于溥仪背后的皇权的象征意义。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胡适在《宣统与胡适》一文中那句“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的话广受非议。
一个权力已经被关进笼子里的君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荣誉性的特殊公民而已，本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刚刚废除帝制的年代里，许多人还是认为胡适有做帝王师的念头，这就使那些原本崇拜胡适的激进青年对他大失所望。这件引起风波的插曲，恰恰反证了时人背后帝制思想的残留。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有一名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接着鲁迅这话，我想说：当时中国人的想象不仅在性爱联想方面格外发达，在关于皇帝的想象方面，似乎也格外发达。他们仿佛一想到皇帝，就立即想到专制，想到奴役，就要打倒。这种心理，注定了那个时代实行“君主立宪”的艰难。君主立宪的关键在于立宪而非君主，但当时的中国人似乎一看到“君主”两个字就本能地警惕了，这种前提下，要想实行君主立宪，实在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当时人们的这一认识，也为1924年冯玉祥违背契约、强行将溥仪驱逐出宫提供了民意基础。1924年，当冯玉祥将溥仪驱逐的时候，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冯玉祥一边。
在这次事件中，虽然胡适明确指出冯玉祥违背了契约精神与法治理念，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关心程序正义的问题。用暴力威胁的方式，强行没收了一个手无寸铁的皇帝的家产，完全违背了民国建立时与清朝订立的契约。一方面，这导致了民国政府的信用危机，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对私有财产的强制掠夺。
胡适为溥仪辩护的声音成了少数，这从侧面反映了思想启蒙的紧迫性。仅凭胡适与溥仪的一次拜访，很多人就已经认定胡适有做帝王师乃至复辟的念头。吊诡的是，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鲁迅恰恰也是这样来认定胡适的。
1931年10月，上海《申报》登载了“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的新闻。看到这则新闻之后，鲁迅对胡适非常失望。他在《二心集·知难行难》中用小说笔法写下了一则讽刺胡适的文字：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当“宣统皇帝”逊位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
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 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这篇文章，完全以胡适见溥仪时的对话来臆测胡适与蒋介石的对话，其背后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申报》的这一则新闻完全是假新闻，蒋介石与胡适在1931年并没有见面，他们正式见面的时间是1932年。
鲁迅建立在假新闻基础上的对胡适的讽刺，更多的是文学性的想象，距离事实甚远。如果通过鲁迅的这段文字来认识胡适，难免失真。但也可见“去见溥仪”这件事到底还是给胡适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不过，拿鲁迅对胡适想象性的讽刺这件事，来对照其上面讽刺中国人想象力丰富的名言，似乎是“知易行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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