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375381
★《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度巨制，记录民国大师们的生命故事。陈平原、雷颐力荐！
★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沈从文、钱锺书……他们奋不顾身的孤勇与对生命极大的热情，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阅读他们的人生，让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感知，对于人生边界的拓展，能够多一重理解、多一份开阔。
★“中国群星闪耀时”中读精品课同步上线，由十位一线明星倾情荐读！
20世纪初，一场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及之后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发端。新思潮不断涌现，大师成群而来。从本土饱学之士，到留学归来者，思想活跃、交相辉映。他们锐意革新，思想自由、才华横溢，每个人物恰似一颗耀眼的星辰，共同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
本书选取了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沈从文、钱锺书等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大师级人物，重新回溯他们的生命历程，回望那个波澜壮阔、吐故纳新的大时代。他们倾其全部的生命能量，投入到对人生追索中，饱含着一种奋不顾身的孤勇和对生命极大的热情，在对于时代、家国的责任和关照中，完成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他们的学识和思想，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处世方式。阅读他们的人生，让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感知，对于人生边界的拓展，能够多一重理解、多一份开阔。
蔡元培：新北大缔造者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的地方，而不是贩卖知识或者为升官发财做准备的场所，因此，大学校园必须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与独立求真的人格。
一、由旧学入新知 /3
二、将“衙门”改造为“学府” /13
三、有得有失的后半生 /23
梁漱溟：后的儒家
梁漱溟因为坚持儒家观点屡遭批判，却能以自省的方式泰然处之，以95岁的高龄善终。这位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民国名士，在近百年的人生实践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份儒者的乐观与尊严。
一、从佛门到儒者 /33
二、“我是一个实践者” /44
三、“我生有涯愿无尽” /52
胡适：自由主义求索者
胡适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代中摸爬滚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如鱼得水。他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上，以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主义者。而稍早留学日本的鲁迅，成长环境完全不同。
一、北大焦虑的校长 /63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破壁者” /72
三、受争议的知识分子 /82
沈从文：后一个浪漫派
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夏志清和许子东都认为，京派文人对沈从文的接受，除了对他才华的欣赏，也含有壮大集团队伍的考虑。因为，这些京派作家中不乏成名的诗人与学者，却独缺可与左翼抗衡的小说家。
一、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 /93
二、湘西来的“北漂” /102
三、爱情传奇背后的真相 /110
钱锺书：低调为人，高调治学
我们可以从中体会钱锺书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低调为人、高调治学的典型形象，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他尽可能远离政治，保持人格风度，用无功利之心来抵挡人世的风风雨雨。
一、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121
二、时代的现实与选择 /131
三、“我们仨”何以动人 /140
傅雷：孤独赤子，执着父亲
傅雷之死，这么多年仍是回声轰隆，逼人直视历史，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傅雷身上，越到后期，越矛盾地融合着西方知识分子和东方儒士的品格。
一、从艺术到译书 /149
二、爱情与理性 /160
三、孤独与受难 /170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萧红选择了自由写作，家国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对她并不适宜。端木蕻良后来评价说：“创作，是萧红的宗教。”
一、不幸童年造就的作家 /183
二、从异乡到异乡 /192
三、“黄金时代” /203
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学界，是当之无愧的一座高山。1929至1937年，他主持的十余次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现实，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被视为人类文明重大的发掘之一。
一、中国位人类学博士 /215
二、李济的“黄金时代” /224
三、与文物共进退 /233
张伯驹：献出国宝的人
章诒和小的时候听父亲章伯钧神往地说起张伯驹收藏的故事，忍不住打断问道：那这个张伯驹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章伯钧笑着说：“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章诒和对这个回答颇感惊讶，章伯钧进一步解释：“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
一、民国贵公子 /245
二、“但使国宝永存吾土” /255
三、为收藏而生的人 /268
张爱玲：谜一样的文学神话
她是谜，也是一个符号，是现代中国作家中兼具显赫家世、天才写作和传奇人生的人。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和她这个人都在被复写、补白和重构。几乎没有哪个作家像她一样，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学神话，并发展成“张爱玲学”；同时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怨妇写作，误上神坛。
一、上海滩的惊艳 /281
二、香港，文学与电影 /290
三、大洋彼岸的时光 /299
梁漱溟：后的儒家
一、从佛门到儒者
2018年是梁漱溟逝世30周年。很多人知道他的名讳，但并不了解他的人生与主张。他既是美国学者口中“后的儒家”，也是北大当年知名的青年哲学教授。他既是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的思想家，又是轰轰烈烈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者。
梁漱溟与是北大时期的朋友，抗战时，他曾在延安以政治中间派的身份与几次彻夜长谈，而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批评农民政策，遭到了这位领袖的公开责备。他因为坚持儒家观点屡遭批判，却能以自省的方式泰然处之，以95岁的高龄善终。这位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民国名士，在近百年的人生实践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份儒者的乐观与尊严。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父亲离世后没多久，一心向佛的梁漱溟正式宣布，自己将从佛学研究转向儒学研究，其中多多少少是受了父亲辞世的影响。在梁漱溟的成长中，父亲梁济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离经叛道的西学教育，还是忧国忧民的君子之风，父亲的影响在梁漱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梁家的祖籍是广西桂林，梁漱溟的祖父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就定居北京。父亲梁济，字巨川，27岁中举，直到40岁才当上内阁中书的四品官，他还做过清朝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梁漱溟评价父亲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但“秉性笃实”，且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不肯随波逐流。梁济一辈子关心国事，赞成“维新”。民国成立后，他也一度对国家步入坦途抱有希望，但这些都落空了。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梁济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须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他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很多人把他的行为视为“遗老殉国”，但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的自尽，他们并没有把此事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在这个忧国忧民的儒士家庭。作为家中幼子，梁漱溟享受着全家的宠溺。他曾形容自己幼年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同时，他的老成性格也在少年时期初见端倪。梁漱溟少年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沉思，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因此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他在中学堂读书时，和班上三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大哥、二哥”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为“暴”，还有一人自谦为“惰”，而梁漱溟则被取名为“傲”，从中也可看出他当年性格中的一些端倪。
梁漱溟生性温和，这种性格的养成与父亲对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梁济是一个仁慈的父亲。梁漱溟9岁那年，有一次，他存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气得跟家人大发了脾气。第二天，父亲在院子里的桃树枝上，发现了那串钱，他知道是梁漱溟自己马虎，但并不斥责，而是在纸上写下一段文字，大致内容是讲，一个小孩把钱挂在树上，自己忘了，怎么都找不到，还要去跟家人吵闹，第二天父亲打扫庭院时发现，小孩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犯了糊涂。梁济不动声色，把这段文字拿给儿子看，梁漱溟红着脸跑到树下找到了钱串，自觉非常惭愧。
很多人以为梁漱溟幼年时就饱读“四书五经”，可事实上，这位民国时期杰出的儒家学者，竟然从小到大都从未背诵和研习过儒家经典。这同样是出于父亲梁济的影响。因梁济赞成维新，在子女教育方面，他极其地反传统，并不主张读经。1903年，京师译学馆成立，梁济将长子送去学习，三年后，又将其送到东京学习商业，这在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他还把两个寄养在家中的外甥送到英国攻读法律学位，两个女儿也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作为小儿子的梁漱溟，他的早期教育可以说是为彻底的反传统。虽然6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但梁漱溟学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一本名叫《地球韵言》的启蒙读物，这是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里面的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的事。7岁，梁漱溟被父亲送去中西小学堂，这是当时北京的所西式小学。在那里，他学的是英文入门读本，念的是ABC，而不是《论语》。
不料，梁漱溟入学后的第二年便赶上“庚子之变”，那些英文书只好烧毁。此后，他又入过几所小学。1906年，他考进顺天中学堂，后来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张申府、汤用彤等都是他的同学。而当他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
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梁漱溟，却成为北大哲学系的知名教授。他进入北大任教时，年仅24岁，不用说他的教授同事，就是他的学生，也有些比他年纪还大。梁漱溟究竟有什么样的超凡才华，能够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如此青睐有加呢？这得从他的厌世思想和自我拯救开始说起。
梁漱溟和父亲一样，很早便对人生和社会问题有了深入思考。由于父亲对报纸很感兴趣，他很早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并且非常关注时事。在他离开学校后，很多知识都是通过读报获得的。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梁漱溟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那时他向往议会政治，每逢资政院开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旁听。作为记者，他还目睹袁世凯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梁漱溟这个名字，也是他在报社工作时取的。他原名焕鼎，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他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梁漱溟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一生。而他本人的出世思想也在青年阶段持续滋生。1913年，梁漱溟离开《民国报》后，曾经两次试图自杀，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道德沦丧和社会的困苦常常让他紧张和痛苦。
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闷，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通过佛学的自我治疗，他终消除了灵魂的紧张，他理解到，人们所看到的大千世界不过只是些现象而已。人自己的欲望，自然和人类的不幸、善恶标准、道德责任感和宿命论，这一切对于不变的实在来说都只是相对的。
1916年，梁漱溟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那时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精神困惑。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穷元决疑论》，总结了自己在哲学探索中的体验和痛苦。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的尾声阶段，原有的规范和信念都崩溃了，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梁漱溟的文章正是要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精神拯救。在这篇文章中，他宣布了自己重新入世的打算，文章体现出的敏锐思想、渊博知识、创造精神，以及融汇中西的哲学见解，给知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树立了他作为一个重要知识分子的形象。由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向梁漱溟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来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
对此，今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分析道，梁漱溟的文章，既展现了他对中文佛教典籍的熟练掌握，又显示出他阅读英文西学文献，运用西学理论来谈论佛学的深湛功底，而且他的分析相当精到，这在当时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青一代里，可以算得上是中西学俱佳了。梁漱溟出身于新学堂，从小学习英文，同时也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佛学研究者，而且并不守旧，这些条件对于蔡元培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
第二年年底，梁漱溟进入北大讲席。一年后，他便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佛学做了哲学上的系统阐述，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佛学家的学术地位。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佛学家的梁漱溟似乎走向了终点，他很快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儒学。北大任教的几年，对梁漱溟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梁漱溟后来回忆自己由“佛”向“儒”的转变，说自己在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很多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儒家的看法。于是在北大任教期间，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1921年，根据梁漱溟演讲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书中倡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价值；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自有其对人类生活不可磨灭的价值，并预期世界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书之后再版十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梁漱溟肯定和捍卫了孔子思想。美国学者艾恺在为梁漱溟做传记时，称他为“后的儒家”，这个评价尽管不甚准确，却广为人知。梁漱溟作为儒家学者的身份，是他人生中重要的标签之一。
按照梁漱溟的见解，人们的人生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种人生态度概括为“逐求”，追逐声、色、名、利等物质享受，欲望得到满足就是人生的幸福，将这种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西方人。第二种人生态度是“厌离”，人在反思自己、观察生活时，会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被欲望纠缠，另一方面社会中又充满了偏私仇怨和生离死别的现象，于是就会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态度。将这种思想进行升华的就是佛家。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来概括。顺从生命的自然发展，以自觉的力量去生活，而不是依赖外力的催逼和外部趣味的刺激，将这种思想理解得透彻的便是儒家。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人生思想接近于种人生态度，二十岁到二十八岁之间，转入佛家，采取的是“厌离”的人生态度，而他终选择了“郑重”。他决定：“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这一年是他在北大任教的第五年。
梁漱溟进入北大时非常年轻，但在几年之间，他结识了不少朋友，这其中包括梁启超、李济深、李大钊、熊十力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比梁漱溟大十岁或二十岁，相互的交往可以称为忘年之交。梁漱溟曾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这里所说的“守常”，指的就是李大钊，“守常”是他的字。两人早年间就已相熟，李大钊比梁漱溟到北大的时间略晚一点，他除了任教之外，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21年，梁漱溟决定放弃出家的心愿，准备成婚，他特意为此去了李大钊家，告诉他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1927年，梁漱溟得知李大钊一家被张作霖逮捕后，立即从西郊进城访章士钊，希望能与章士钊一同出面，将李大钊的家属保释出来。章士钊自认与张作霖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钊不死，但终还是失算了。
梁漱溟虽参与为李大钊遗体装殓，但仍觉自己“未能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许多年过去后，他在与胡适的信中，谈到“怎样解决中国问题”，他写道：“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个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般不行，却亦肯想这问题”“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和信力，更没有阻拦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了”。在李大钊牺牲多年之后，梁漱溟对他依然崇敬有加。
梁漱溟与熊十力的交往则表现出了做学问的直率与坦诚。1919年上半年的一天，梁漱溟收到一张从天津寄来的明信片，寄信人落款是熊升恒，南开中学教师，梁漱溟与其并不相识。明信片上字不多，大意是，你写《穷元决疑论》时骂了我，我看到了，你说得没错，希望有机会能见面恳谈。熊升恒是熊十力的原名，他也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却自学成才。通信后，趁着学校放暑假，熊十力来到北京，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毕生的朋友。梁漱溟当时之所以责备熊十力，是因为他在《庸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批评佛家，说“佛道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其害不可胜言”。梁漱溟于是在《穷元决疑论》中，指名道姓地批评熊十力，说他愚昧无知。两人见面后，谈话仍从佛学问题入手，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1920年，他又介绍熊十力去南京从事佛学研究。1922年，梁漱溟在教授“唯实哲学”课两年之后，“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于是推荐了熊十力来北大，接替他授课。熊十力后来被认为是“新儒学哲学的奠基人”。
梁漱溟一直是充满自信又特立独行的。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写道：“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个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如我当初见得佛家生活是对的，我即刻不食肉不娶妻，要做那样的生活，八九年来如一日。而今所见不同，生活亦改。”当年冬天，28岁的梁漱溟选择结婚，但他从20岁开始，吃素的习惯却保留了终生，直到95岁去世。
梁漱溟曾说道，“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强调儒学是一种解决人生真问题的生活实践功夫。如果在大学课堂里，将它只当作哲学思想来讲，他认为：“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孔子的思想中是有哲学的，但那只是孔子从他修养实践中所得出的副产品。孔子的学问根本是人自己如何了解自己，如何对自己有办法。因此，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真精神用于我们自身，用于人类社会。1924年，因不满学校只是传授知识技能，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职。他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经过一些曲折之后，终于投身于农村，从事乡村建设去了。他开始了儒家倡导的社会实践，试图通过社会改造运动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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