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89549
傅斯年是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新文化的播种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像匹雄狮和他的师友们奔突、嗥啸在黑暗的旷野，他是人类精神的敲门者。九·一八事变后，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呐喊、咆哮，呼魂唤魄，重铸民族之魂；在八年离乱中，他率领一批学人，为学术、为文化、为赓续中华民族血脉在另一条展现伏击作战，被誉为“李庄精神”；他又是反腐败斗士，冒着生命危险，一连扳倒两届政务院长，完成历史的担当。傅斯年大才槃槃，学识渊博，是大气磅礴的谔谔国士，他的道德情操，他的澡雪精神，渊渟岳峙的人格，至今仍有标本价值。本书以优美的语言，丰富细腻的笔触和饱满的激情，展开历史的大幕，写出了傅斯年风雷激荡的人生，完美地塑造一代国士的风骨。空灵如诗、厚重如山是这部作品的品格。
1916年夏秋之交，傅斯年读完三年北大预科，顺利升入北大文科国文门。
傅斯年的成绩名列前茅，以平均94.6分的高分，获得全班名。现将他的成绩档案公布如下：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8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学85分，论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分，总计1482分，旷课扣3分，平均实得94.6分。
傅斯年成绩出类拔萃，深得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国学大师的器重。傅斯年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气度，也使同学敬而畏之。
第二年一月北大出现历史性的转折，蔡元培被聘为北大校长。蔡先生主张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地方，应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容纳不同立场的主张，自由讲授研究，自由讨论争辩。他就任校长时没发表激昂慷慨的就职演说，也没有宣布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在宣传栏张贴一则通告：聘请陈独秀为文科长。蔡元培原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长，在民国初期教育界颇有声望。他有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他接着又聘请刘师培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刘师培又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而且又是“筹安会”发起人，他们狂热地鼓吹、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其中两个人活跃，一是严复，一是刘师培。刘师培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他与章太炎齐名，被人称“二叔”（刘字申叔，章字枚叔），是横夸政学两界赫赫有名之人。学问渊深，通知古今。他讲课既不带讲稿，也不带卡片，出口成章，滔滔涌诵，引章援句，随口而来，头头是道。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国文门另一位大师级人物就是黄季刚（黄侃），此人长傅斯年10岁，他和鲁迅先生是同学，都是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不仅是语言学家，也擅长绘画。他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所治文字，声韵，训古之学。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其父为清二品大员。黄侃自命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北大学人中流传着他许多轶闻轶事。他在课堂讲书，讲到要紧处，突然卖起关子来：这里有个秘密，光靠北大给我的几百块薪水，我不能讲，你们要听，非得请我的客。学生们没有办法，就在馆子里请他的客。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行，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只有一人他不敢骂，谁？刘师培。为何？黄侃说，刘师培和章太炎师交情甚深。黄侃继承了其父黄翔云老先生的遗传基因：痴、癫、狂。他在刘师培面前却规规矩矩，不敢有半点张狂。他对经学研究不如刘师培并拜刘师培为师。实际上刘师培只年长黄侃两岁，学问也不高于黄侃多少。刘师培却架子十足，要黄侃执弟子礼，并奉上十块大洋做为拜师见面礼。黄侃一切照刘师培所言，一日带着十块大洋，进了刘师培家门，刘师培端坐太师椅上，很坦然，笑纳，并答应收为弟子。
傅斯年未结识胡适之前，曾是“黄门侍郎”。黄侃非常喜欢这位高足，器重他、赞许他，着实想把章太炎学派的经钵传授给他，使古文经学派的香火不绝如缕。
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是有名的“章疯子”，黄侃也是有名的“黄疯子”。这二位“疯师疯徒”的相识相知出自一泡尿：那是在日本留学时，黄侃和章太炎同居一座二层小楼，章太炎住下层，黄侃住上层。一天晚上黄侃内急，又懒得下楼去厕所，就隔着窗子尿起来，章太炎在窗前夜读，一股尿液飞流而下，直溅书案，章太炎冲着楼上大骂起来，黄侃也对骂，一个章疯子，一个黄疯子，越骂越起劲。当互通姓名后黄侃才大吃一惊，原来章太炎是国学大师。真是不尿不相识。黄侃连忙下楼道歉并拜章为师。
以后黄侃对章太炎毕恭毕敬。回到国内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捕入狱，黄侃得知后冒着生命的危险与老师同居，一面待奉，一面与老师谈论学问。这真是千古之佳话。
黄侃个头不高，瘦瘦巴巴，却很精神，双目炯炯有神，目光敏锐、睿智。一眼看去，就觉得气度不凡。他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缎子。黄侃脾气古怪，有一次，几个学生给他拜寿，学生们向他深鞠躬，他大怒，训斥道：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给章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怎么鞠躬？吓得学生忙跪下给他磕头。
黄侃讲课，听者甚众。
有一次，他去上课，教室里已坐满学生，他还在教员休息室坐着不动，学生再请求他去讲课，他说：我的薪水没有按时给我，我怎么按时上课？学生急忙报告教务处，教务处赶紧派人送来薪水，他才走进课堂。
黄侃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过人，恃才傲物，放言无忌。他讲课天马行空，没有章法，也没有顺序，讲到哪里算哪里。爱美、嗜酒，什么酒都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章太炎、黄侃、刘师培，是铁三角，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顽固的敌人。
由于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对傅斯年格外受器重，傅斯年也不负众望，学习更加用功。他本来国学基础雄厚，再加上三位大师的苦心栽培，傅斯年更加出类拔萃，同学们称他“孔子以后的人”，“黄河流域才子”。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威望日隆。但他的性格绝不是孔子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与他意见相同的同学，他在他们面前话语滔滔，如长江大河，引经据典，援桐求凤，随口而来，他性情坦率，敢吐真言；遇到意见相佐的同学，他怒目金刚，或加痛斥，直言不讳，或不予理睬。他恃才傲物，旁若无人。有的同学追慕他，想和他搭讪一番，他却“拒人千里”，或漫不经心，他这样的傲慢，确实引起一部分同学的反感，这位山东的傅大胖子真是一匹犟骡子，不好惹。
北大文、法两院设在汉花园。汉花园在东城北河沿畔，这个花园包括的区域，南至为大学建筑的碎石马路，也叫花园街；西至松公府的北大图书馆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正门，东墙外是杨柳夹岸的宽大的河沟。河水一向干涸，只有夏天讯期到来，几场暴雨，河满沟平，这大河沟成了富有真实意义的河流，清清的河水，缓缓地流淌，两岸长柳，柳丝如帘，晚风荡漾，柳丝摇曳，河岸上碧草如茵，野花芳菲，倒有点诗意。学生戏称“北大河”，由此使海归派教师想起英国的“剑桥”。
蔡元培长就任北大校长，件事就修建了一座红楼——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搬进红楼，上面几层便是文科教室。上课、下课，都是那位穿着起毛的蓝短袄的老工友按时按点来敲钟，不急不慢，连敲16—18响。钟声悠扬，音质悦耳，像一曲乐曲，诗意地飘荡在校园里，一声声传到学生、教职员工的耳朵里，像鼙鼓一样，催人奋进，鏖战学海。
汉花园——实际是清王朝的一所公主府，青砖红瓦的三层楼。从外表看建筑坚实，给人印象古老、冷漠、无情，常年的风浸雨蚀，又让人想起陋旧、破败、陈腐这些词汇。红楼的建筑算是北大座“现代化”建筑，一度成了北大的“标志”。
那时候，在北大念书是自由的，自由到一个人可以地发展，不受年级、专业限制。教授上课从不点名，尤其文史教授们，像今日的百家讲坛似的，谁都可以听，学生分三类，一是正式生，二是旁听生，三是偷听生。旁听生可以在校方或者门卫那里办个手续——旁听证。手续很好办，也不交什么费用，你随便听哪位教授讲课。偷听生连手续也不须办，摇摇晃晃进校园，看到广告栏贴出布告，某教授某月某日几时在某教室讲授什么课，题目也写在布告上，你喜欢听就去听。往往旁听生和偷听生来得比正式生早，抢占座位，正式生只好坐在走廊里，或趴在窗台上“偷听”了，和乡村看露天电影似的，出出进进，任其自由，吸烟、咳嗽、放屁，随你自便，谁也不会干涉。学生在上课期间，你可以到图书馆看书，也可以到中山公园树荫下散步，去北海看落日晚霞，无人过问。
蔡元培是鲁迅的老乡，浙江绍兴人，他身材瘦小，但儒雅风流，文质彬彬，才气磅礴，饮酒海量，读书，一目十行；写文章，倚马可待。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曾中过举人，后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
蔡元培兼容并蓄，聘了陈独秀之后，接着又聘来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鲁迅、陈汉章、梁漱溟、章士钊、刘文典、沈兼士、沈尹默、周作人等，来北大文科执教，这些都是民国初年思想激进的人物。很快，北大形成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革新派学术阵营。蔡元培心胸博大，海纳百川，连辜鸿铭这样铁杆的保皇分子，他也照聘不误。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是新思想的滥殇之所，渊渟岳峙，震撼历史，改变国运的“五四”运动策源于此。其实在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之前——京师大学堂，并不知道学术为何物，更不知民主和科学，依旧是繁殖封建官僚的温床，北京前门的酒店妓院，大学堂的师徒是常客，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多是这些官宦子弟，那时期的北大腐败不堪。蔡元培就任北大，北大风气焕然一新，他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北大，他大刀阔斧，又严谨扎实；他革弊除害，又兼容并包；他敢为人先，又坚持传承。他将北大造成一个风清气正、学术气氛浓厚的国之学府。
辜鸿铭对大清朝忠贞不二，他的忠心感动了废帝溥仪，获溥仪召见，他以亲临了一个王朝后的荣光，深感荣耀。蔡元培聘用他却引起学校一番争议。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主张纳妾、留辫子、文言文。他说，今有好事者，邀他“教在北大，扬我中华”。连周作人都说：北大顶古怪的人物，非辜鸿铭莫属。他的著名言论：男人纳妾犹如茶壶与茶碗之关系，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碗，不能一个茶碗配四个茶壶吧。已经民国好几年了，他还拖着一条长辫子，更奇怪的他找了包车夫也拖着长辫子的老汉，一主一仆走在北大校园里确是一道风景。
辜鸿铭是混血儿：黑眼睛发蓝光，黑头发微发黄，白皮肤高鼻梁，生于南洋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曾祖是富甲一方的种植家。辜鸿铭天赋异禀，聪明过人，自幼深受东西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学识渊博。他英语水平很高。他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同时他爱上德国文学、哲学。当蔡元培来德国留学时，辜鸿铭已声名如日中天。
辜鸿铭脾气倔犟，事事都有种反潮流精神，凡是大众接受的，他拒绝；大众喜欢的，他厌恶；大众崇拜的，他鄙视。别人抛弃什么，他就拥护什么。以对立为生，以反潮流为荣。时人说他是花花公子，他倒真有点花花公子作派，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在穿着打扮上下功夫，为了与众不同，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殚精竭虑——这是他的同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温源宁对他的评价。
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有文章 回忆辜鸿铭，这样写道：
……若不服气，与他辩论，大都逼得面红耳赤，还得赔笑拉手
,尽礼而逃。否则那拖着小辫子的老书生绝不肯饶，尤其是对
客从西方来的。他的雄辩，势如雨后江河，滔滔流不绝的；若
无法截住，它会毫不留情地决堤溃岸，当之者不遭灭顶不得解
脱。英国大文豪毛姆、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都曾尝过此味。
“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
书了，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哥德、伏尔泰、诺德、罗斯金，
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
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难怪那
时北京人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
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像辜鸿铭这样的天降之才，国之瑰宝，岂能弃之不用？他有保皇立场，还能培养出几个新的“保皇分子”？哪个学生会跟着他效忠废帝爱新觉罗·溥仪？让他担任英文教授，目下国内无人可与颉顽。
惟才是举！蔡元培决定启用辜鸿铭。
但辜鸿铭也非常敬重蔡元培，有一次他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种种原因蔡元培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现在还在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既是对蔡先生的赞扬，也是自我解嘲。
蔡元培认为，学校的任务，基本是传授知识，大学教授是有权威的学者，能够解答某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有发言权，就应该受到尊重。
北大教授阵容是雄壮的，一流的，又是杂牌军：保皇的、革命的、新潮的、旧派的、左的、右的，独善其身的、随波逐流的，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下，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课堂上可以攻击论敌的观点，唱对台戏，演讲时可以互相争论、吵架，甚至骂娘也无防。学生们在这种自由的空间成长，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抉择自己的未来。
这是蔡元培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无为而治”。
北大新旧阵营逐渐分明，一场场剧目就要陆续上演了。
傅斯年读本科，住在北大西条四号宿舍，院子不大，格式简单，一排排朝南，或朝北。同室有专修古史的顾颉刚，研究辞章的秋君武和醉心佛经的周亚烈，四人脾气不同，研究方向各异，但兴趣却相得益彰，关系融洽的傅斯年要好的朋友顾颉刚、罗家伦，还有毛子水、徐彦之等等经常聚集一起，臧否人物，议论时政，针贬时弊，交流学术，憧憬前途，同窗之谊，可谓笃厚。
傅斯年和顾颉刚一个宿舍。顾颉刚，江苏苏州人，出身诗书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获悉顾氏家族文风劲盛，誉之“江南读书人家”。傅斯年为国文门，顾颉刚为哲学门，后来都投靠胡适门下，为胡适的学生——这是后话。
傅斯年旧学根底十分深厚，顾虽学哲学，却钟情于古史。傅斯年脾气火爆，发怒时雷霆万钧，办事又大刀阔斧，情性旷达，狂放不羁，喜欢高谈阔论，但有时又表现得温柔，天真可爱。而顾颉刚却一身江南才子的儒雅气、书卷气，对人谦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傅斯年九岁丧父，顾颉刚七岁丧母，由祖母一手带大。
顾颉刚没有傅斯年雄厚扎实的古文基础。他六岁进私塾，读了八年，还没有读完十三经，只读了《四书》及《左传》，《礼记》也读了一部分，《大雅》句子很难念，顾颉刚读不懂，也背不下，没少挨老师的板子。老师非常严厉，二尺长的戒尺打在他的手心上，疼得他呲牙咧嘴，又不敢哭出声来，直到上大学后回忆儿时读私塾时的情形，还有些恐怖感。孩子性格与成长环境极有关系。父亲长年在外，从小便没有父爱，母亲又性情乖戾，对顾颉刚严厉得有点苛刻，动辄就打，越讨饶打得越凶。还口口声声地骂：你这小崽子，长大也没出息！三岁，他尿了床，母亲竟把他扔下床，在地上睡，他痛哭不止。此后，顾颉刚便与奶奶同一床睡觉，母亲在他记忆里只留下是个身材高大，非常严厉的年青女人。其实奶奶是个又慈祥，又严厉的人，严厉起来并不亚于母亲。母亲去世后，这位奶奶本应该给这个可怜的孙儿更多的温暖和疼爱，体贴和呵护。事实并非这样。五六岁时，家里来了客人，奶奶用点心招待客人，客人分了一小块给顾颉刚。奶奶看到后一言不发，待客人走后，奶奶把门一关，用扫帚疙瘩把顾颉刚痛打一顿，打得他从此再不敢看人家吃东西。他的童年没有爱的阳光，他幼小的心灵里只有惧怕这个可恨的世界，同时这种性格的另一端是极其温柔，在这温柔表面又有桀骜不驯的孤独，做事从不同人商量，也不听他人指挥，自尊心刚强又脆弱。
那时北大有个坏风气，即使同桌并坐的同学也很少交谈，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所住的同学，相见也同路人，连招呼也不打。后来更有甚者，同宿舍两个人中间拉一布帘，隔成两个独立的空间，相处一晚，竟然无话可说。但傅斯年与顾颉刚却不同，尽管性格迥然，但情投意合，对时局的看法，对历史问题的探讨，对北大各位教授的评价，往往惊人的一致。但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直是相亲又相轻。有些他尽量忍让傅斯年，屈服于他，但有些事则我行我素，孤傲而自负。
顾颉刚读哲学门。哲学门来了个青年教师胡适，这是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做文科长，陈独秀了胡适。胡适是在美国攻读哲学，取得博士学位，进北大时年方26岁，蔡元培直接聘为教授，如此年纪轻轻就当上哲学教授，这本身就是震动北大的事。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过去讲此课的老师总是从三皇五帝讲起，他一上来就腰斩哲学史，直接从西周讲起，殷商的哲学只字不提，这更引起同学们的反感。一些学生要起哄，想把这位年轻的“胡教授”赶走。
一天，顾颉刚把此事告诉傅斯年。傅斯年是牛逼哄哄的黄派得意高徒，在学生中影响很大，在一些学生心目中是个“小权威”。
顾颉则道：“下午，胡先生讲课，你是否听一听？”
傅斯年道：“好，我一定去。”
下午，傅斯年如时走进哲学门教室。讲台上很快出现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教师。傅斯年认真打量一番：此人眉清目秀，五官周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一双眸子睿智而敏锐。他面带微笑，话语里带有一腔徽州味，但吐字清晰，讲话声音不高，却富有节奏感。他衣着并不像那些海归派洋里洋气，穿一件青色长衫，头发既不打发腊，也不抹发油，脚上穿一双圆口千层底布鞋。浑身上下却透出一种才子气、书卷气，还有一种风神萧散的逸气。傅斯年观其貌、听其言，心里便添了几分敬重。
一堂课下来，傅斯年颇感满意，这位年轻的胡适教授讲课思路清晰，方法新颖，有创建。他非常兴奋，便告诫哲学门的同学：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傅斯年是黄侃的高徒，这样服膺胡适，其他学生谁敢胡闹？大家也就默认了这位教授。以后傅斯年一连听了胡适的几堂课，不由得把胡适奉为真正的导师，他这时并未脱离黄门。胡适也幸运的一开始就博得了北大秀的学生的信任。这一下，他在北大立住脚了。直到若干年之后，胡适才知道是傅斯年在背后为他撑了腰。
胡适谈吐温雅，后有人把他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那九位是谁？谁也说不清。这颇有着意抬高胡适的嫌疑。不过，他讲课，或在大庭广众下演讲，确实吸引人。他不仅演讲的纲要清楚，而且具有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声调的抑扬顿挫。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具有大学者的博大精深，浑厚浩瀚。他待人诚挚、忠恳，略带有讨人喜欢的“傻气”，在学生中愈来愈有威信，学生都愿听他的课。凡是听过胡适演讲的人，可忘掉他讲课的内容，但你一定会记住他演讲的神态，神情和他的绩溪话，犹如山泉溪水般清澈、潺湲，遇到顽石阻碍，迸溅出一簇簇浪花，而后一路滔滔汩汩地奔腾。
自然，由于新派教授进了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方针指导下，学校出现了新气象，学术空气浓厚了，思想更活跃了。北大校园里，到处有学生组织的演讲会、论坛会，国际、国内大事成了这些莘莘学子所关注的话题。傅斯年也从故纸堆里抬起头，一双明亮的大眼，闪烁着炽热的光芒，他开始关注国际形势和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无疑是名列前茅者，典型的一位。他二十六岁便参加殿试，被取为进士，在有此功名的传统文化人中，居然“去父母之邦”，到西方大学深造，沐浴一身欧风美雨，回国后更大张旗鼓宣扬新文化，播扬西洋文明。儒释道盘踞中国数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挣扎出来，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曙光，欧洲文明的风雨，很难吹进或辐射到这古老板结的东方大地。中国士大夫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清醒的批判意识。对卢梭、孟德斯鸠、爱默生或无所知之，或视而不见，没有靠现代思想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休眠状态。蔡元培决不是数典忘祖，为中国传统文化视之弊履的人，他宣扬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珍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箐华；在批判旧文明、旧道德，旧恶习、旧秩序，而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反对“非此即彼”模式，而是倡导“兼容并包”“平常心”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事实上，中国也不可能“全盘西化”。
陈独秀原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杂志，名曰《青年杂志》，他调到北大，把刊物也带到北大，改名为《新青年》，编委会也重新组阁，陈独秀仍然任主编。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在国内学界、教育界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那时胡适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尚未归来，直到同年九月回国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在这之前，胡适也是平平的，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时势造就英雄，胡适不是开天辟地的英雄，是时势打造的矫子。以后胡适在《新青年》频频发表文章，并和陈独秀创办另一份刊物《每周评论》，引得学界、教育界更大关注，甚至产生了轰动效应，胡适青年时期暴得大名。
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其他系的学生。黄侃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一种流行的调子，人称“黄调”。黄侃极力反对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每次上课先骂胡适一通，才正式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谁知黄侃并不罢休，过了片刻，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则大笑道：“且息怒，我再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黄侃在课堂上骂大街，不过旧派力量越来越衰弱，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这非黄侃辈之过，是时势也。
北大有两个讲坛，而且壁垒分明。一是“群言堂”，设在汉花园国文教师休息室，二是“饱夭堂”，（意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设在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室，实际上都在红楼上。每到周末，这里成了真正的“百家讲坛”，新老教授络绛而来，荟集一堂。大家思想解放，言无所忌。谈天说地，道古说今，抨击时政，纵论天下，各抒己见，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国计民生，甚至婚姻自由，反对女人裹脚等等，尽入话题。言者口角生风，兴致昂然，时而唾沫飞溅，意见相佐，争得面红耳赤，激昂慷慨，但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是民族精英们思想火花的喷溅，是灵魂复苏产生的爆裂，如江河解冻，春潮澎湃。
傅斯年像挣脱旧壳的丑小鸭，时常参加教师的辩论会。年轻的“海归”派大都在“群言堂”开会；像黄侃、陈汉章、辜鸿铬等老教授大都聚集在“饱夭堂”。辩论、争吵、批驳、痛斥，甚至义愤填膺，其声如惊涛裂岸，其势如江河奔腾。傅斯年常常跑两个讲坛去听，往往这周参加群言堂，下周参加饱夭堂。当时的文学革命就是从这两个地方跑出来的。对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在这两个地方。
胡适的言论对傅斯年影响、深，他几乎被胡适所征服，他们亦师亦友的几十年情谊就源于此时此地。虽然胡适的国学根底，不如傅斯年，办事能力更不如这位学生，但傅斯年一生都对胡适执弟子礼，并成了胡适终生的保护人。胡适的哲学改变了傅斯年的生命基因：
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
不可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样子的梦？岂可糊糊涂涂，懵懵懂
懂过几十年吗？
傅斯年听了胡适的几堂课，和胡适交谈过几次，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裂变。他开始怀疑旧的传统文化，那旧的《国故》派思想，像鳞片似的逐渐从他身上剥落下来。他的思维变得更加寥廓和旷远，目光也更加深邃和高瞻了。他要做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一场利国利民的大梦。
孟真，孟直，梦想成真！傅斯年真要脱胎换骨了！
他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高举文学革命的火把，投身于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他的篇文章《文学革新申义》就是为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银议》而撰写的。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18年1月15日，第4卷第1号。后来又在《新青年》接连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误谬》，当时《新青年》是全国影响很大的刊物，一个学生能在上面连续发表文章，本身就是“惊世骇俗”之举，何况他的文章有电闪雷鸣之势，暴风骤雨之力，强大的冲击波，震撼人心，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傅斯年在文章中指出：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都是人类精神之产品，社会不断变化，文学亦应随之变迁。傅斯年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颠覆了旧的文学，从周易八卦，经史子集，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直至清朝的八股文，长期称霸文坛的桐城派，翻箱倒柜地来了个大梳理，大检阅，尖锐地指出：“中国语文之分离，强半为贵族政体所造成。”“一代文辞之风气，必随一代语言以为转变”，“今世有今世之语……万不容借用古者。”在文章中，他大声疾呼：“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这些违背科学的死文学，必须铲除；文学革命是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递从者矣！”
在《文言合一草议》中，他提出十条改造文言，倡导白话的建议。
傅斯年始终认为新文学不应脱离现实，不应脱离人生，而应反映现实，揭露批判当时穷凶极恶的社会和家庭对人生的摧残，提高人生质量，倡导个性解放。
傅斯年文学革新的呐喊之声，汇进新文化运动的汹涌澎湃的大潮，他是继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之后的年轻战士，他操戈执矛，驰骋在反对旧文学、旧文化、旧道德的沙场，继续发表了《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与心理的改革》、《中国文艺界之病根》、《再论戏剧改良》等文章，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傅斯年也因之名声日隆，成为学生领袖。
罗家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罗家伦考试成绩不佳，除胡适给他作文打了个满分：100分，其他各门成绩都很糟糕，数学是零分。胡适找到蔡元培极力这个学生，蔡元培同意了胡适的意见，破格入取，进入北大英语系攻读英国文学。他比傅斯年小一岁，比胡适小六岁。罗家伦视蔡元培、胡适为恩师。他像傅斯年一样，成为胡适的事业左膀右臂，亨哈二将，始终保护着胡适，胡适事业的发展，也多得益于这两位高足。由于胡适这层关系，傅、罗这两位既不同级又不同门的学生成了打不开骂不散的朋友。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话天下大事，同探人生真谛，纵论古今中外，引领学界风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21岁的傅斯年已长成标准的男子汉了，个头魁伟，体躯肥胖，站在那里像一座小山，他阔脸宽额，镜片后的目光热烈、睿智。两腮微凸，脸上的线条生气时绷得紧紧的，彰显出刚毅决绝的气概。而罗家伦恰恰相反，江南才子，瘦癯的身材，瘦削的脸颊，聪慧的眼睛，他也是鲁迅的老乡，浙江绍兴人。他做事谨慎、细致、含蓄，愠而不怒，也善解人意，南方人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有人说，傅斯年缺乏涵养，显然有些言重。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岁月，传统士大夫那种谦谦然、恂恂然、彬彬然又有何价值？傅斯年元气淋漓，苍茫浩瀚的气质，正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源泉。易卜生说：“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罗家伦在史学知识方面稍逊傅斯年一筹，但社交经验丰富，为人处事也随和。傅斯年是大气磅礴，血性刚烈的真人。他只有一种性格：本真性格，而罗家伦却多了一套：社会性格。
每当傅斯年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时，罗家伦也夜郎自大一番，他俩三句话不合，便争吵起来。愤怒时竟然动起手脚，这时罗家伦不是傅斯年的对手，必须示弱一下，但两个人都很幽默，说句悄皮话，也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傅斯年性格爽真地常常抱拳向罗家伦道谦。
他们的友谊在逗趣、打闹、调侃、相讥、相助中得到了解、理解、谅解、发展和巩固。
罗家伦并不和傅斯年在一个宿舍，可经常到傅斯年、顾颉刚的宿舍里玩，聊天，甚至辩论。冬天，傅斯年喜欢焐被窝，在被窝里看书，或者围着被子，膝盖上放一块木板，写起文章来。罗家伦便常常捅他的被窝，这样两个人又是打闹一番。
1918年春天，北京大学便热闹起来，北大很多民间团体像雨后的磨菇纷纷冒出来。国民杂志社、国故社、共进社、民治主义同志会、少年中国学会等等，东风一夜花千树。这些民间团体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他们经常集会，发表演讲，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也到处演说。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代表人物刘师培也十分活跃。1918年夏天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搬了进去，占了新楼的层。李大钊的办公室就设在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就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后来成了领袖人物的就是通过杨昌济先生的介绍，来到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手下打工，当了临时图书管理员。
李大钊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团结一些思想进步，有科学精神，为社会立功，以创造“少年中国”宗旨，邓中夏、高君宇、赵世兴、，以及杨钟健、周大玄、袁守和、朱自清等人都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北大的讲坛也愈加红火，针对当时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糜烂及其腐朽习气，蔡元培亲自创办了一个“进德会”。“进德会”分为三种：不嫖、不赌、不纳妾；二种除以上三诫，还加上不做官、不当议员二诫；三诫以上五诫外，又加上不饮酒、不吃肉、不吸烟三诫。许多教师和学生都纷纷要求加入“进德会”，学校风气大变，傅斯年加入第二种，以后几十年的人生就恪守着五条诫律。
不知道什么时候傅斯年学会了吸烟，他叨着一只枣木制作的烟斗，吸烟的姿势也特别，既不像西方英国绅士气派，也不像中国传统士大夫那般闲雅淡定，烟圈在眼前头顶悠然地飘逸，显示一种智慧和高雅。而他喜欢跷着二郎腿，半敞着怀，——因为他体胖，除了冬天，春夏秋常常是敞着怀，一手拿着烟斗，一手拿着一把葵扇，哧哧地吸着，烟圈不成型，急急缭绕、盘旋，倒像有许多急活要干的老农。
有一天，傅斯年对罗家伦说：“家伦，咱俩不能光用人家的锅蒸自己的馒头，咱得另立炉灶，自己也办一个刊物。”
罗家伦道：“是啊，我们的确需要一个阵地。有了阵地更利于我们投身新文化运动！”
罗家伦和傅斯年并不是见面就吵闹，更多地互相切磋，互相配合，情同手足，顾颉刚性格忧郁，不善言词，罗家伦说话有板有眼，不急浪滔滔，不喜于喜怒于色。他自认为自己写文章，不如孟真厚实，也没有他那种辛辣的文风，咄咄逼人的气势，但他喜欢傅斯年的坦率、真挚，两个人也配合得锣鼓相当，篪埙相应。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男人也是一台戏。这个小小房间，于是上演着一出青春的协奏曲，生命的狂飚曲，人生的畅想曲。
窗台上一盆金丝菊开得正艳，纷披的花瓣悠雅地垂下，像金色的瀑布，窗外的天空变得深邃空旷了，白云悠悠地游弋在天空。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傅斯年不禁吟起北宋爱国诗人郑所南的诗句：“万木摇落百草死，正色与秋争光明。背时独立抱寂寞，心香贞烈透寥廓”。秋色浓了，风里带着寒意，掠过窗外的梧桐树，有几片叶子飘落下来。
傅斯年是个热血汉子，干什么都是雷厉风行。他不拘小节，头发蓬乱，像一个老鸹窝。他直率天真，一任自然。这些日子，他在文学院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忙活得满头大汗。12月13日，他们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消息：《新潮》杂志社创办启事，正式宣告创立，并公布了21
名社员姓名、职员名单、组织章程。惟幕一拉开，一出重戏就开始上演了。
傅斯年和他的好友们，大力提倡新文学，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揭露社会之黑暗，批判封建专制，倡导人性解放，呼唤民主自由！他有语言天才，讲话既有温度，又有力度，几句话能把人的激情点燃起来。他先是找胡适、陈独秀，争取他们的支持，把办刊的宗旨一一说给他们听，乍初陈独秀很冷漠，以为这是拆他《新青年》的台，至少有分庭抗礼的来势，傅斯年是黄侃的学生，莫非是黄侃派来的探子？经过胡适的说合，陈独秀改变了态度，极力支持傅斯年。傅斯年得知文科长陈独秀支持他们，欣喜若狂，见到罗家伦激动抱起，打起旋来，嘴里呼喊道：“陈先生支持我们，陈先生和我们在一起！”傅斯年又找到校长蔡元培，没想到蔡元培如此爽快，当场表示支持，并答应每月学校拨款2000元，指名胡适当他们的顾问。傅斯年“得寸进尺”，请求蔡元培书赠一幅楹联，蔡元培一向爱护学生，对傅斯年这样有才华的学生，更视为掌上明珠，当即答应。他挥笔写道：
山平水远苍茫外，
天翻地覆指颐间。
傅斯年如获至宝，深感校长的厚爱、重望。
蔡元培对胡适说：“傅斯年要办个刊物，应当支持，校方打算每期拨款2000元，胡先生，你当他们的顾问，尽力辅导。”
胡适连连点头，满脸微笑：“校长放心，我当努力。”
这时候傅斯年已联络了毛子水、成平、汪敬熙、俞平伯、康白清、杨振声、谭山、顾颉刚、叶绍钧、汪绍原、朱自清、冯友兰、周作人等四十多人。后来有的是他的编委，有的是他的撰稿人。
1918年10月13日，新潮社召开了次预备会，会上讨论了刊物的性质，决定所办的刊物应具备三种“要素”：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
在会上大家争先发言，气氛十分热烈，同仁们满腔激情，各抒己见，探讨办刊的宗旨、追求美好的理想。个个热血沸腾，口角生风。语言的犀利，思想的闪光，激情的燃烧，简直是一曲豪放、高亢的青春之歌：
“我们是研究历史的人，研究历史不能憋死在历史中。中国历史漫长而悠远，沉重而芜杂，我们要扫荡历史的残余，那些残渣还顽固地堵塞中国命运的通道。我们要借助西方的天火，激活国人的智慧，激活国人麻木的灵魂！”
“我们中国需要一场狂风暴雨，冲刷一切肮脏陈腐的精神垃圾！”
“我们不能像俄国那样具有开放气魄阔大的政治舞台，但我们必须高扬民主、自由、科学的大旗，扫荡我们头顶上的乌云。”
“中国人不愿去借现代趋势的西洋文化，还要保留过去的文化，无异于奴隶！”
“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有人高声吆喝。
“不对！”接着有人反驳，“我们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全盘继承，要祛除传统文化一切糟粕，创造出自由、公正、人道主义的为文明的国家！”
……
傅斯年俨然是会议主持人。他细心地倾听着大家的发言，争论、讨论、辩论，在喧哗声中，他得到精神的巨大鼓舞，思想洞开，视野放达，他感到他的朋友们像一群狮子，奔突在这黑暗的年代，在荒莽的旷野上狂啸、怒吼。再看那一张张被热血涨红的脸，那一双双闪着火光的眼睛，那目光里有初燃的蓝焰，这是点燃天火的火种啊！
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字子，由罗家伦提出刊名《新潮》——翻译成英文就是“文艺复兴”，得到大家认可。
第二次筹备会上又推选了职员，着手出版事宜，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为他们腾出一间房子。
在这次筹备会上，傅斯年当众宣读了他撰写的发刊词，题为《新潮发刊旨趣书》，傅斯年在此文中指出：创办《新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青年学生从封建伦理道德中解放出来，“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代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
文章中指出《新潮》的四大责任：一是渐渐引导“中国同沿于世界文化之流”，分析了世界文化已发展到何等阶段了，现代思潮取向何处？中国情况与世界思潮差距在哪里？用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当今“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恶劣习俗，桎梏行为，宰割人性，造成“所谓蚩蚩之氓”。《新潮》要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振奋民族精神，这是其二；其三，发展学术，鼓舞“学业其气”；其四是辟出两栏，“专刊出版界评，故书新评”等等。后反复强调《新潮》“以批评为精神”，敢于“与时人立异”，发扬“吾校真精神”，“代表大学生之思潮”。
大家一致通过了傅斯年的“发刊词”，有的称赞其才华，有的也提出个别语句须斟酌。
《新潮》创刊了。
《新潮》迎着世纪风，伴着1919年的缕晨光诞生了。
《新潮》像一股汹涌的潮汛迅猛涌来。期便连印五次，发行量达到13000册，校园内外，人人读《新潮》，个个议论《新潮》。
傅斯年在同期还发表了他的《人生问题发端》、《去兵》、《万恶之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出版界评》、《故书新评》等6篇文章，虽然文章观点有可争议，思想也未成熟，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傅斯年的文风、文势、渊博的知识，洞察社会的能力，也初见端倪。
《新潮》的出版，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读者致信《新潮》：“你们的宗旨和主张，我都非常佩服。自从你们的杂志出版以来，唤起多少同学的觉醒……”，“贵志出版……实在佩服得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诸君近来主张广义的文学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方法，天天盼望诸君的主张取得胜利。”蔡元培在答傅增湘的信中，批评对方对《新潮》的苛求，说：“《新潮》既以介绍新锐为旨，自不必专徇末节之流波……《新潮》持论或有易致骇怪之处，元培自必勉以敬慎将事，以副感情。事之方始，真相未明，辗转自传，易滋误解，历日稍久，情实自见”。蔡元培完全以母鸡护雏之爱，批评对方，呵护这棵嫩苗的成长。
《新潮》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响应《新青年》，而对新文化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成为当时《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以外，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又著名刊物。
傅斯年的宿舍西斋4号，成了《新潮》派的活动基地。傅斯年几位要好的同学，经常聚集在这里，他们是《新潮》的中坚。同学少年，血性方刚，纵横天下事，抨击时政，臧否人物，交流学术，更多的是讨论要发表的文章。傅斯年是主编，常常是一言九鼎。傅斯年虽然忙于写文章，到处演讲，很少上课，但每到考试时，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傅斯年的文章总是产生轰动效应。《新潮》的创办，无疑更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而且《新潮》比《新青年》更激进，文章的火药味更浓，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一放悲歌仰天吼”。新潮掀起反帝、反封的浪潮，主张民主、科学、自由，在气势上更加猛烈，深得同学的赞许。
文学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只有思想革命，才能引发政治革命。那个时代，文学依然是“桐城”派称霸。傅斯年批判道：凡入桐城派者“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条理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性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长”。批判桐城派文章“修饰华丽，精美绝伦”，但无济于人生、社会，是违背科学的“死文学”，必须一律“斩除”，他高呼“文学革命是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递从者矣！”
这是春天的潮汛，开始在中国古老、坚硬、板涩的大地奔腾、澎湃！
《新潮》销路很好。在江南一些城市都有人购买，文章都是青年学生所写，思想新锐，文笔极有生气，且语言流畅易懂，深受青年读者喜爱。时有青年学子李小峰还印了好几种“新潮社丛书”，后来成立北新书局，“北新”就是“北京大学新潮社”——这是后话。
傅斯年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涉及到政治、哲学、伦理、文学、语言学等。语言之犀利，气势之磅礴，学识之渊博，无人匹比，反响强烈，他揭露这个世界的黑暗和脓疮，丝毫不留情面，他高举着手术刀，向众人说：“你看病灶就在这里，必须除掉！”
傅斯年呼唤中国出现伏尔泰、犹德罗、尼采、那样的“疯子”、“狂人”、“超人”，甚至吹捧耶稣，因为这些人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是改变社会、重造人类的巨子。中国的衰败、落后、愚昧、沉寂、沉沦，其根本原因是太缺乏这些超人和狂人，只有他们才能以激进的手段破坏旧文化，开创新文化。他否定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他恣肆汪洋，激情澎湃，在黑暗中摸索，他挥动着生命意志的大旗，带着燃烧的色彩，带着“日月未出现前的烛光之光”，意气风发地走向坚韧，走向新人类的面前。
他说：
“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
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疯子对于社
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
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
他是黑暗中的夜枭，有着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他渴望光明，追求精神的解放，思想的自由，他满脑子燃烧着思想的烈焰，他的心灵因激情而战栗，他的话语和文字因激情像子弹般地呼啸，带着灼热和尖锐的声响。他滚烫的呼吸，激越的脉搏，煎熬着的灵魂。他的灵魂像被一种强光照射，这光芒颤抖着，燃烧着，这是灵魂的北极光，其壮丽奇谲，令人悚然动容，他的感情和思想都有一种硬度，天性中具有魔鬼般力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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