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653935
本书写作资料，除了来源于大量文献档案材料之外，主要来自于作者亲身走访所得。一是走访广东省中山市王云五故居，亲睹王云五生活的地理环境，感受当地的生活氛围，获得了大量*手图片资料；二是采访在海内外居住生活的王云五先生的后人，采访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前辈，采集王云五先生在各方面的事迹、成就和评价等信息。这些*手资料，对于构建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非常有帮助。
本书作者在语言学、辞书学研究方面素有成就，对于王云五辞书编纂、四角号码检字法等理解与评述方面，有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王云五先生的文化成就，*重要的一个块面，便是《王云五大辞典》等系列辞书的编纂和“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王先生自1963年辞去一切公职之后，更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主持出版了《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等重要辞书，在汉语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故能以专业的眼光，从学术角度对其辞书编纂事业、“四角号码检字法”等进行评判和剖析。相比于其他各家对王云五的研究，这本着重于王云五文化事业的传记无疑有其鲜明的特点。
王云五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博览群书，自学成才，并得胡适推荐主持商务印书馆经营，管理改革工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均成就斐然。同时，王云五在辞书编纂、教育、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也大放异彩，令人钦佩。周荐先生的《王云五评传》，从“家世”“成长”“经营”“学术”“宦游”等八个方面，详细地介绍了王云五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一生。本书写作资料，除了来源于大量文献档案材料之外，主要来自于作者亲身走访所得。一是走访广东省中山市王云五故居，亲睹王云五生活的地理环境，感受当地的生活氛围，获得了大量*手图片资料；二是采访在海内外居住生活的王云五先生的后人，采访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前辈，采集王云五先生在各方面的事迹、成就和评价等信息。这些*手资料，对于构建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非常有帮助。本书作者在语言学、辞书学研究方面素有成就，对于王云五辞书编纂、四角号码检字法等理解与评述方面，也有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
序…………李宇明
题记
第一章 家世寒微，人杰地灵
第二章 未入黉门，矢志育英
第三章 商务拓业，誉满寰中
第四章 学术发力，字词擎旌
第五章 宦海浮沉，不悔人生
第六章 广结善缘，政经学盟
第七章 诗词留迹，耆宿真情
第八章 浮云百载，两岸同声
附录一：王云五年表
附录二：王云五著作目录
跋
2018年7月13日，我去吉林大学参加第11届社会语言学年会。刚进机场突然接到周荐教授的微信消息：他去年在澳门出版的《繁华落尽一书生——王云五先生平传》，有不少反响；后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又著《王云五评传——多重历史镜像中的文化人》今已杀青，希望我为这部新传记作序。
周荐教授是我的学友、诗友、朋友，命我作序是我的荣耀。然而我所好奇的，是他为何对王云五情有独钟？通读书稿，细品其《跋》，我似乎明白了：那是因为辞书，因为文化。
周荐教授的辞书情缘，来于幼年的父教，更因成年的问学。
家庭是人生起航的港湾。周荐教授的父亲是位文化人，业余时间为报纸写些小稿，补贴家用。“他每晚伏在桌前台灯下，手里总在翻阅一些边边角角都已卷起的字典，其中就有《四角号码小字典》《新华字典》，常说这些字典就是他的老师。”父亲的形象本就十分高大，而可作为父亲“老师”的辞书，自然更有文化分量。而那辞书中，就有王云五的《四角号码小字典》。
像周荐兄一样的我们这代人，记忆中都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小学二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孩子们终日在街上游走闲逛。他在《跋》中写道：“某晚，父亲特把姐姐、哥哥和我三人叫到他的书桌前，嘱我们好好读书。我问他读什么？因为那时除马恩列斯毛之外，其他的书都很难找到了。父亲把他手边一直在用的《四角号码小字典》《新华字典》重重地放到我手上，告诉我们说：学校停课了，你们就多跟这个老师学习，不要荒废大好时光。我遵父嘱，在别的伙伴荒废大好年华时埋头读书，即使没有机会升学而在农村‘插队落户’时亦然。当别的知青彷徨、迷惘、失落甚至绝望之时，《四角号码小字典》《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把海量的信息和知识灌输进我的头脑，让我看到了前途和希望，并最终助我作为‘文革’后的七七级大学生走进南开大学。到大学读书的第二天我便走进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藏书本就不很多，一些字词典，作者那一栏还被人用墨汁涂抹过。我知道那被涂抹掉的名字，就是王云五，因为同样的字词典，家父手里就有。墨汁可以涂抹掉书上的字迹，却涂抹不掉它在人们心里留下的印记。”
读着这段有点凄美的文字，我甚至还有些嫉妒——周荐兄比我幸运多了，他这么早就知道了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还有这么多辞书为他启蒙。读词典可助人成材，王云五是一例。他没有上过大学，20岁时，以月供的方式贷款买来《大英百科全书》，花三年时间读完，由此而熟练地掌握了英语，有了广博的知识，在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哲学、艺术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有不俗的贡献，被胡适誉为“有脚的百科全书”。周荐教授则又增“词典助人成材”之一例。
大学毕业，周荐拜著名词汇学家刘叔新先生为师，走上了研究词汇、辞书的学术道路。如果说早年的父教、辞书和王云五还只是他感性的心理印记，那他后来从事词汇学、辞书学的研究，则把商务印书馆这一中国的辞书大户、其中包括王云五编纂的辞书作为研究对象。
王云五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编纂出版了《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小辞典》《王云五小字汇》《王云五综合词典》《王云五新词典》《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这六部汉语语文辞书，不仅字数可观，而且更为汉字检索和现代辞书编纂树立了典范。
王云五的名字，是与“四角号码检字法”铭刻在一起的。王云五参考民国初年学人的研究，于1925年修订而成的四角号码查字法，是计算机检字广泛应用之前最为快捷而准确的中文检字方法。它把每个字分成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个角，每个角按笔形确定为0~9中的一个号码，便形成四个号码。这四个号码就是四位数，按照这四位数的数值大小就可以为汉字排序。
汉字笔形被分为十类：“头、横、垂、点、叉、插、方、角、八、小”。赋值规则如口诀所示：
横一垂二三点捺，
叉四插五方框六，
七角八八九是小，
点下有横变零头。
这口诀是从胡适1930年为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写的歌诀衍化来的。胡适当年的歌诀是：
一横二垂三点捺，
点下带横变零头；
叉四插五方块六，
七角八八小是九。
1980年我报考华中师大的硕士研究生，记得考题中还有一题是与四角号码检字法有关的。时代在进步，如今检字多用音序或形序，但四角号码检字法影响了中国50多年，还流传到了日本和美国。
王云五辞书的编写体例，也是开先河、立榜样的。《王云五大辞典》是王云五编纂的第一部语文辞书，1930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王云五大辞典》除了使用“四角号码检字法”之外，窃以为它还有六大特点：
第一，选词与时俱进。词典以“高中以下各科课本和四百余种补充读物”为选词范围，很多民国时期的新词语（包括科技词语）都收录入典，实现了词条的当代化，适合师生使用，且有力支持了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
第二，进行词频统计。对词语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统计分析，把频率作为选词的一个依据。
第三，用“语体文”释义。此前的词典多是用文言文释义。
第四，为单字标记词性。我国的词典很少标注词性，直到2005年几乎同时推出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才开始标注词性。
第五，词典后附三十种参考表。“任何科学，任何知识，均括入其中，对于学生修学，教师教学，和一般人参考都有极大效用”（见该词典序）。
第六，文字横排。辞典排版，由传统的自右向左纵排变为现代的自左向右横排。
如此六点，足见其所创新。《王云五大辞典》的编纂理念，周荐先生从汉语词典史的角度给出了中肯评价：“反映出作者本人缜密而详赡的现代辞书学学术思想，也是中国20世纪一部划时代的汉语工具书，标志着那个时代汉语辞书学的最高学术成就，值得后人借鉴和研究。”《康熙字典》集古代辞书之大成，而王云五的系列词典，则是开现代词典之先河。
对一般文人来说，有这些辞书就足可名世，而对王云五来说，这些辞书只是他文化成就的一小部分。王云五的文化贡献硕果累累，而最值得提起的，起码还有如下两事：
其一，创“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中外著者统一排列法”。
1926年，创办了30年的商务印书馆又建起东方图书馆，39岁的王云五出任馆长。王云五希望将不同语种的图书，按学科性质统一排架，将译本和原本也排在一起。读者一次查阅，即可检得同一主题的所有图书。如此排架，需要中外文图书采用同一方法分类。王云五引入美国图书专家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并将“十、卄、土”三种符号与之配合使用，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例如：杜威的323.1是民族运动，十323.1则为中国的民族运动，排在323.1之前。杜威的110是形而上学，卄110就是中国哲学，卄111～卄118为中国各代哲学，连贯排在原有号码110之前，自成系统。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曾在商务的东方图书馆使用，1949年后，台湾地区各图书馆也广泛使用并延续至今。1928年，王云五又创“中外著者统一排列法”。中外作者可以统一排序，是对“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绝好补充。此二法加上“四角号码检字法”，构成了当时图书馆馆藏组织的三项重要制度。王云五还有一些关于图书的论著，如《新目录学的一角落》《杜定友著图书分类法序》《东方图书馆概括·序》《图书馆学》等。这些成果，奠定了王云五图书馆学家的地位。
其二，编纂《万有文库》。
王云五的学术贡献，被人称为“四百万”。“四”是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编纂《百科全书》，“万”是出版《万有文库》。而事实上，《百科全书》只是他的宏大心愿，《中国百科全书》完成近半，但焚毁在“一·二八”和“八一三”的战火中，无缘面世。《万有文库》可以说是他的更为宏伟的《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从1928年开始筹备。第一集于1929年开始陆续出版，收13种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初集》100种、《汉译世界名著初集》100种、《百科小丛书》300种、《新时代史地丛书》80种、《工学小丛书》65种、《学生国学丛书》60种、《国学小丛书》60种、《师范小丛书》60种、《农学小丛书》50种、《商学小丛书》50种、《算学小丛书》30种、《医学小丛书》30种、《体育小丛书》15种。附大本参考书10种12册。第一集总计收图书1010种，2000册，初版印5000套。第二集1934年开始出版，收四种丛书：《国学基本丛书二集》300种、《汉译世界名著二集》150种、《自然科学小丛书初集》200种、《现代问题丛书初集》50种。附大本参考书《十通》《佩文韵府》等共11种28册。第二集总计收图书700种，2000册。
《万有文库》这1710种4000册煌煌著作，是在小丛书的基础上汇编而成，内容囊括了古今中外，的确可称“万有”。而更可贵的是它的出版理念：要以较完备的图书、较低廉的价格和最节约的成本装备小型图书馆，服务社会与大众。20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图书馆大多都购置了《万有文库》，且有千余所学校和文化单位，因购置《万有文库》而新建了图书馆。《万有文库》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社会影响和文化贡献至今没有哪部丛书能比。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赞之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
王云五奇人般的文化贡献，肯定是吸引周荐教授研究他的一个缘由。周荐教授不仅是学者，而且是具有文化情怀的学者。当年就有传说，他满书房都是抄录的词汇卡片，为研究词汇和辞书下过“真功夫”；而我对他印象最深的，除了他等身的著述，就是他为“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持续召开所作的贡献。
国家语委2003年开始组建“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设六个分会，其中汉语语汇分会挂靠在南开大学，主任委员就是周荐教授。记得那时，周荐兄建议，可定期召开海峡两岸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以解决两岸历史上的语言问题，研究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语言问题。这建议立即得到董琨先生呼应。董琨先生时任汉语语音与拼音分会的主任委员，于是在两个分会的谋划下，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名义，于2005年11月4日至7日，在天津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轮流在内地与港澳台等地召开，得到了多方面学者的支持，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台海风浪尽管时起时伏，但会议一直延续下来，今年12月就要在香港召开第12届学术研讨会了。10多年来，即使周荐兄后来到了澳门工作，也始终是这个会议的热心张罗者。语言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他和一批同仁都把这个会议看作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修缮。
王云五本名“日祥”。光绪二十七年，他在上海读私塾时，塾师姓李，李师之弟是位举人，因“日祥”有“日下现五色祥云”之义，便为他起字“云五”。其后王云五便以字为名，世人只知王云五而不知王日祥了。而王云五也的确名实相符，堪称文化星空的五彩祥云。文人不分时代，都有一种文化情怀，具有此情怀者，常可发生心理共鸣。周荐教授对王云五情有独钟，因辞书故，更因文化故。
李宇明
2018年8月25日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名人推荐也填入此栏，有则必填 中国百年出版史上，王云五实在是一座不可超越的高山，实在是一条难以跨越的大河。怎么做书？很多东西不用我们再去探索，在实践中找什么路径，王云五这一代人已经做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工作，当然不是王云五一个人，而是那样一个团队。说到跟王云五学做书，为什么不跟他学做人？因为王云五走错路了，*后他是一个“失败的政客”。金圆券事件，这件事给他的人生增加了很多波折和起伏，也增加了许多难以揣测的历史谜团。——著名出版人 俞晓群 中国百年出版史上，王云五是一座不可超越的高山。为什么一提到王云五，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王云五，历史就发生断裂？——腾讯读书 王云五有幸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文化转型的大时代，1921年对他来说无疑是个*重要的年头，他登上中国出版和文化界的大舞台，从此揭开了他一生事业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傅国勇《出版界巨子王云五传奇》，载《炎黄春秋》
王云五托病不去延安自有他的算计，这个算计的确是极具用心的，他或许是将自己拒绝的姿态做给蒋介石看的。王云五也自有他的目的，这个目的任谁也看得清楚的，那就是在选边站队中让蒋介石满意。9月2日晚，毛泽东在重庆接受蒋介石宴请，王云五也在座。能被蒋介石选定出席欢迎毛泽东的宴会，其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不问可知；而蒋介石请王云五出席作陪，王云五也不再托病。
王云五的坚定选边，得到了蒋介石的厚报。他先后被委以经济部部长（民国三十五至三十六年）、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十五年）、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十五年）、国民政府委员（民国三十六年）、行政院副院长（民国三十六至三十七年）、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民国三十五至三十六年）、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民国三十五至三十六年）、财政部部长（民国三十七年）等要职。
在论述“国共问题”时，王云五曾表示：“我是一个无党派之人，而且不以参政为目的而参政；因此，我的立场向来是不偏不倚的。”[ 《1948大风大浪——王云五从政回忆录》，第14页。]但他后面的一句话却露了马脚：“只因我一本良心的主张，不知顾忌，而所主张的或与国民党的主张大致相同……”主张相同，还侈谈什么无党派！表面上没有某党党籍，与骨子里就是该党的人，又有何区别？
王云五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参政员因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未得解决而拒绝出席。王云五遂提出临时动议的提案，对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共参政员不能出席会议表示遗憾。王云五的提案联署者多达53人，经大会全体一致通过。重庆《益世报》3月3日发表社论，对王云五所提之临时动议，极表赞许和喝彩。1948年，王云五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也是蒋记国民大会的代表。4月18日，国民大会第十二次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王云五也是此提案联署人之一。
王云五辞去商务印书馆的任职，一心从政的心迹，在他后来所著的《岫庐八十自述》中说得十分明白：
我的最大决心，就是等到抗战胜利，把商务书馆的责任交还董事会，我断断不再留恋。我不仅因为十余年间数度支撑商务书馆的危局，一度完全复兴，一度维持不坠；我因此已精疲力竭，需要休息；而且我还有一种见解，就是人生上寿不过八十，我已把约莫三分之一的生命贡献于一种事业，就是从民国十年起在商务书馆任职，至三十五年，今后假使我还有二十年的余生，似乎应该另作一种尝试。人生斯世，仿佛是在游历，我既来此世界一次，不应专在一地游览。所以我在重庆时期，无时不想念得当摆脱商务，并希望这时期能在六十岁以前，俾从六十岁起另向一方面活动。我所预期的活动，不外从政和研究学术两途。许多人心想从政，却讳言从政。我却不然。我在重庆时，曾对许多朋友说过，一个人假使自信能替国家负一点责任，不必自鸣清高，因为十几年前我已经把国家和个人或私人事业的密切关系看得太清楚了。
王云五无疑是十分精明的。精明经商，可捕获商机；精明为文，可抓住选题；精明从政，可平步青云。然而从政，其中的不确定因素要远远多于经商和为文，稍有不慎，满盘皆输。王云五在陈诚手下，风光数月，即卷铺盖走路；任蒋介石国民政府财长，又因金圆券风潮大败亏输；后来他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又是“副院长”，又是“资政”，贵近宰辅，但是由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全中国似乎可以呼风唤雨的政府到偏安一隅的小岛上去当一个唯唯诺诺的官，恐怕无论怎么也说不上个“赢”字的。
见王云五决意追随国民党从政，作为前辈兼老友，张元济1946年4月3日致函王云五，对他的过往大加赞赏：“公之爱公司者至深且远，非可以言语称谢也。”闻王云五去意已决，1946年7月19日，张元济再次致函王云五叹道：“我公一去，公司将亡。奈何？奈何？”[王学哲编：《艰苦奋斗的岁月（1936—1948）——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信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3、126页。]这表面上看是慨叹商务将亡，实际上也是在慨叹王云五未来的路将愈走愈窄，担心王云五未来的道路会愈走愈险。其实，张元济一直在规劝王云五，希望他不要把自己一个文化人的命运绑在他人的政治战车上，但此时的王云五显然已无法回头，无力自拔。
张元济有四封信，王云五的后人一直不肯披露内容。“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张先生个人的政见与父亲之政见有差异，有四封信件学哲仍以为目前还不便发表，暂时将这四封信札删除。”笔者揣测，那些信件中很可能有张元济对王云五规劝的内容。[前语见王学哲编：《艰苦奋斗的岁月（1936—1948）——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信札》，第12页。2016年7月3日，笔者在夏威夷采访王学哲老人时曾问起那四封信的下落和内容，94岁高龄的老人顾左右而言他，未能予我满意的回答。
]王云五在《1948大风大浪——王云五从政回忆录》中也记录了周恩来对他痴心追随蒋的委婉规劝：“在会谈中，周恩来氏剀切致词，痛诋国民党对于合作之无诚意，与之合作和参加政府之人终久要感觉上当，并朝着我说：‘像云五先生的参加政府，我深信他现在的内心也感着不好过。’这句话，无论是善意的忠告，或是恶意的讽刺，总使我内心大为感动。”王云五已不能回头，不但不回头，而且一头扎进蒋的怀抱中，与众人一起加入到对叛蒋的人（如吴国桢）大加挞伐的队伍中。此是后话。
一意孤行，自然就要承担后果，才有了本章开篇所言专栏文章。其实，战犯云者，并不都可坐实来看的。有的战犯，自然是“国人皆曰可杀”，至少是一段时间内要承担战争罪责的；而有的战犯，列名其上，或许宣传作用大于实际作用。比如官大于王云五的翁文灏，虽被定为第12号战犯，但1951年即从欧洲返回祖国，中央人民政府给他提供了不错的工作条件，他照样做他所钟爱的地质学研究。他如李宗仁、程潜、卫立煌、傅作义，也都名列战犯，幡然回归，均得善终。除上述冲破重重阻碍回到故国者外，也有一些人虽动念返回故乡，但最终客死他乡，抱憾终生。例如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鼎昌，在大陆解放前夕到了香港，“有意北归”，但夙愿未尝便于1950年8月23日病逝。另外一位著名的吴姓人士就是吴国桢。他因与蒋经国等内斗失败，1953年逃离台湾，在美国当起寓公。中国改革开放后，吴国桢已决定1984年9月由美返国参观，可惜未及成行即于当年6月6日在寓所病逝，返国成了永远无法了却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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