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10140186
内容简介
该书展现了卢作孚先生一生中所进行的三个重要的社会改革试验活动的主要内容，将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开展民众教育活动，开展北碚乡村建设运动，创办民生公司、收回祖国内河航行权、统一川江航运、支援抗日战争、发展海洋运输、公私合营等重大事件展现在读者面前。该书特别反映了卢作孚先生在抗战时期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带领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投入战时运输，以大无畏的精神，前赴后继，将数百个工厂、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和数十万人员撤退到大后方——四川，又将数百万将士和数十万吨武器、弹药、粮食等从大后方运往前线，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的波澜壮阔而惊心魂魄的场面。同时，该书还介绍了卢作孚先生在各个时期的奋斗历程和他爱国奉献、公而忘私、为而不有的崇高品格。全书分前言、正文57章、后记等内容，共约37万余字。该书被誉为人们“认识卢作孚，了解卢作孚，学习卢作孚，了解民生公司历史的教科书”。
目 录
前言之一 没有被人忘记
前言之二 作孚园
一 家世
二 童年时代
三 到成都去刻苦自学
四 投身辛亥革命
五 到上海去寻求救国真理
六 从教师到记者
七 五四运动与《川报》
八 川南的新教育试验
九 战乱中的思索
十 社会改革的个试验——成都通俗教育馆
十一 社会改革的第三个试验——民生公司
十二 社会改革的第二个试验——北碚的乡村建设
十三 民生公司的初期发展
十四 中国士兵次登上外国轮船检查
十五 “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十六 考察华东、东北和华北
十七 “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
十八 平地涌现出来的一颗明珠——北碚
十九 家中的父亲
二十 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二十一 “民生精神”
二十二 次在中国西部地区召开的科学盛会
二十三 致力于四川统一
二十四 长江上的三大奇迹
二十五 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二十六 抗战爆发，祖母去世
二十七 1937年在南京
二十八 1938年在武汉
二十九 战时运输紧张的一幕——宜昌撤退
三十 回到北碚的一天
三十一 翻车前后
三十二 开拓战时运输局面
三十三 “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后
三十四 次随父亲去成都
三十五 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三十六 第二次随父亲去成都
三十七 重病期间
三十八 民生公司在战时的牺牲
三十九 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
四十 “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
四十一 始终不忘北碚建设
四十二 人们眼中的北碚
四十三 战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
四十四 出席国际通商会议
四十五 同孔宋集团的斗争
四十六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四十七 到加拿大贷款造船
四十八 1947年在上海
四十九 燕子矶上的回顾和展望
五十 保护船舶，迎接解放
五十一 营救陷于台湾的轮船
五十二 重庆解放
五十三 在香港逗留期间
五十四 返回祖国
五十五 给儿女们的家信
五十六 不幸逝世
五十七 卢作孚与重要人士的往来信件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一将悲痛和思念留在人间
后记之一
后记之二
前言之二 作孚园
一 家世
二 童年时代
三 到成都去刻苦自学
四 投身辛亥革命
五 到上海去寻求救国真理
六 从教师到记者
七 五四运动与《川报》
八 川南的新教育试验
九 战乱中的思索
十 社会改革的个试验——成都通俗教育馆
十一 社会改革的第三个试验——民生公司
十二 社会改革的第二个试验——北碚的乡村建设
十三 民生公司的初期发展
十四 中国士兵次登上外国轮船检查
十五 “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十六 考察华东、东北和华北
十七 “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
十八 平地涌现出来的一颗明珠——北碚
十九 家中的父亲
二十 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二十一 “民生精神”
二十二 次在中国西部地区召开的科学盛会
二十三 致力于四川统一
二十四 长江上的三大奇迹
二十五 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二十六 抗战爆发，祖母去世
二十七 1937年在南京
二十八 1938年在武汉
二十九 战时运输紧张的一幕——宜昌撤退
三十 回到北碚的一天
三十一 翻车前后
三十二 开拓战时运输局面
三十三 “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后
三十四 次随父亲去成都
三十五 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三十六 第二次随父亲去成都
三十七 重病期间
三十八 民生公司在战时的牺牲
三十九 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
四十 “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人”
四十一 始终不忘北碚建设
四十二 人们眼中的北碚
四十三 战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
四十四 出席国际通商会议
四十五 同孔宋集团的斗争
四十六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四十七 到加拿大贷款造船
四十八 1947年在上海
四十九 燕子矶上的回顾和展望
五十 保护船舶，迎接解放
五十一 营救陷于台湾的轮船
五十二 重庆解放
五十三 在香港逗留期间
五十四 返回祖国
五十五 给儿女们的家信
五十六 不幸逝世
五十七 卢作孚与重要人士的往来信件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一将悲痛和思念留在人间
后记之一
后记之二
前 言
没有被人忘记 岁月总是按照规律永不停息地一天天逝去。今天的人和事，到了明天就会成为过去。有的人和事将随着岁月的流逝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然后消失。但历史毕竟是历史，那些不应被遗忘的人和事，无论岁月怎么流逝，终究还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自从1952年2月13日重庆的报纸后一次刊登有关我的父亲的报道以后，他的名字就从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上消失了。一年，两年，三年……似乎，他已完全被人遗忘。可是后来，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的几件特定的事使我突然发现，我的父亲其实远没有被人忘记。
件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那个时候，一切都颠倒了：好人变成了坏人，坏人变成了好人；“革命”小报满天飞，“红色”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重庆街头。狂热的“革命群众”由抄家、揪斗演化而为 “文攻武卫”，一时间，枪炮声、高音喇叭声代替了口号声。接着坦克上街，舰队出动，使整个重庆变成一座恐怖的城市，重庆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就在那段除了枪炮声和高音喇叭声之外再没有其他声音的时代，在重庆人民被压抑得窒息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些关于我的父亲的带着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突然悄悄地、然而广泛地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使我感到非常惊讶。有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少年时候是重庆一只过江木船上的小船夫，为人善良、朴实、勤奋。有一次，一个很有钱的富翁乘船过江，不小心把一只贵重的箱子丢在了船上。我的父亲发现了这只箱子，急忙追着给他送去。
那富翁感激万分，送了一只小金船给我的父亲。从此我的父亲办起了民生公司，把外国船赶出了川江。又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少年时候原是重庆码头上替人搬运行李的小力夫。有一次，他给一个外国船主提行李。那外国船主看他聪敏、勤奋、忠厚，便将他雇到自己的轮船上当小工。他在这艘外国船上，看到那些洋人不把中国人当做人，很气愤，于是拼命干活，没过几年挣了钱，自己买船，办起了民生公司，很快把那些外国船赶出了川江。如此等等，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荒唐。然而有两点是所有的民间故事都相同的，那就是一致说我的父亲是贫苦的，是聪敏、朴实、勤恳的；一致说我的父亲办民生公司的目的是赶走外国船。这些传奇故事居然广为流传在“文革”那个无情的年代，是一个奇迹。
这使我在事隔十几年后次发现，原来我的父亲并没有被人忘记。人们在那个困难的时刻想到了他，善良的老百姓在怀念着他。
又过去一年，第二件事发生了，仍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当时我正患着严重胃病，在重庆城里治病。有一天，突然接到我工作的单位——松藻矿区生产建设指挥部以“机关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给我发来的一封信，“勒令”我十天之内必须回矿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自负。我预感到一个本该早来的灾难终于就要到来，只好拖着病体，按时回到松藻矿区，被安顿在一间 “牛棚里”，和已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住在一起，等待着命运的摆布。那时候，“军宣队”已进驻矿区，矿区的气氛十分紧张。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灾难没有发生。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69年， “工宣队”又进驻矿区，气氛更加紧张，眼看一个又一个本来无辜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批斗，然后加入 “牛鬼蛇神”的队伍。我心里明白，自己加入“牛鬼蛇神”队伍的时刻也到了。其时我已被转移在一间仅够放一张床的斗室居住。有一天晚上，进驻矿区的“工宣队”队长和另一个工宣队员出人意外地突然来到我住的小屋，与我握了手，然后用一种非常恳切的语气对我说了以下一段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话： “我们是天府煤矿的老工人，我们知道卢作孚，他是好人。我们都记住他。你不要担心，过几天我们就让你回重庆去医病。” 这是多么感人的话啊！还有什么语言能像那位“ 工宣队”队长的话那样朴素简洁，但却表达了工人们对我的父亲的深切怀念呢？就这么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人世间真诚、质朴的感情。我流泪了。这样，我又一次知道我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他被那么多纯朴的工人怀念着。而粗心的我，竟忘了问问那两位老工人的姓名。但我终有一天会寻出他们的姓名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几年之后，“四人帮”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十年动乱也已随之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平反。在我的妹妹国仪的不懈努力下，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为我的父亲作结论。1979年12月下旬，经过半年的调查后，四川省委统战部将我的哥哥国维、妹妹国仪、弟弟国纶和我邀请到成都锦江宾馆，讨论关于我的父亲的结论稿。在讨论当中，负责调查工作的两位处长对我们说：在他们半年的调查中，所有接受调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说我的父亲非常好，“好像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员还要好，这可能吗？”尽管这个比喻不恰当，但却使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父亲绝没有被忘记，他被所有的人—— 普通老百姓，普通工人和一切知道、认识和了解他的人深深地怀念着。
1980年中国共产党为我的父亲作的结论是：“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是的，我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60多年来，他一直都没有被人忘记。
自从1952年2月13日重庆的报纸后一次刊登有关我的父亲的报道以后，他的名字就从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上消失了。一年，两年，三年……似乎，他已完全被人遗忘。可是后来，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的几件特定的事使我突然发现，我的父亲其实远没有被人忘记。
件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那个时候，一切都颠倒了：好人变成了坏人，坏人变成了好人；“革命”小报满天飞，“红色”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重庆街头。狂热的“革命群众”由抄家、揪斗演化而为 “文攻武卫”，一时间，枪炮声、高音喇叭声代替了口号声。接着坦克上街，舰队出动，使整个重庆变成一座恐怖的城市，重庆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就在那段除了枪炮声和高音喇叭声之外再没有其他声音的时代，在重庆人民被压抑得窒息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些关于我的父亲的带着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突然悄悄地、然而广泛地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使我感到非常惊讶。有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少年时候是重庆一只过江木船上的小船夫，为人善良、朴实、勤奋。有一次，一个很有钱的富翁乘船过江，不小心把一只贵重的箱子丢在了船上。我的父亲发现了这只箱子，急忙追着给他送去。
那富翁感激万分，送了一只小金船给我的父亲。从此我的父亲办起了民生公司，把外国船赶出了川江。又一个故事说，我的父亲少年时候原是重庆码头上替人搬运行李的小力夫。有一次，他给一个外国船主提行李。那外国船主看他聪敏、勤奋、忠厚，便将他雇到自己的轮船上当小工。他在这艘外国船上，看到那些洋人不把中国人当做人，很气愤，于是拼命干活，没过几年挣了钱，自己买船，办起了民生公司，很快把那些外国船赶出了川江。如此等等，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荒唐。然而有两点是所有的民间故事都相同的，那就是一致说我的父亲是贫苦的，是聪敏、朴实、勤恳的；一致说我的父亲办民生公司的目的是赶走外国船。这些传奇故事居然广为流传在“文革”那个无情的年代，是一个奇迹。
这使我在事隔十几年后次发现，原来我的父亲并没有被人忘记。人们在那个困难的时刻想到了他，善良的老百姓在怀念着他。
又过去一年，第二件事发生了，仍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当时我正患着严重胃病，在重庆城里治病。有一天，突然接到我工作的单位——松藻矿区生产建设指挥部以“机关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给我发来的一封信，“勒令”我十天之内必须回矿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自负。我预感到一个本该早来的灾难终于就要到来，只好拖着病体，按时回到松藻矿区，被安顿在一间 “牛棚里”，和已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住在一起，等待着命运的摆布。那时候，“军宣队”已进驻矿区，矿区的气氛十分紧张。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灾难没有发生。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69年， “工宣队”又进驻矿区，气氛更加紧张，眼看一个又一个本来无辜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批斗，然后加入 “牛鬼蛇神”的队伍。我心里明白，自己加入“牛鬼蛇神”队伍的时刻也到了。其时我已被转移在一间仅够放一张床的斗室居住。有一天晚上，进驻矿区的“工宣队”队长和另一个工宣队员出人意外地突然来到我住的小屋，与我握了手，然后用一种非常恳切的语气对我说了以下一段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话： “我们是天府煤矿的老工人，我们知道卢作孚，他是好人。我们都记住他。你不要担心，过几天我们就让你回重庆去医病。” 这是多么感人的话啊！还有什么语言能像那位“ 工宣队”队长的话那样朴素简洁，但却表达了工人们对我的父亲的深切怀念呢？就这么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人世间真诚、质朴的感情。我流泪了。这样，我又一次知道我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他被那么多纯朴的工人怀念着。而粗心的我，竟忘了问问那两位老工人的姓名。但我终有一天会寻出他们的姓名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几年之后，“四人帮”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十年动乱也已随之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平反。在我的妹妹国仪的不懈努力下，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为我的父亲作结论。1979年12月下旬，经过半年的调查后，四川省委统战部将我的哥哥国维、妹妹国仪、弟弟国纶和我邀请到成都锦江宾馆，讨论关于我的父亲的结论稿。在讨论当中，负责调查工作的两位处长对我们说：在他们半年的调查中，所有接受调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说我的父亲非常好，“好像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员还要好，这可能吗？”尽管这个比喻不恰当，但却使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父亲绝没有被忘记，他被所有的人—— 普通老百姓，普通工人和一切知道、认识和了解他的人深深地怀念着。
1980年中国共产党为我的父亲作的结论是：“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是的，我的父亲没有被人忘记，60多年来，他一直都没有被人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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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辛亥革命 就在我的父亲加入同盟会的第二年，即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了。
在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中，四川人民蜂拥而起，对封建王朝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尽管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革命志士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但斗争的烈火却愈烧愈烈。毫无疑问，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起到了推翻封建王朝的重要作用。
我的父亲以一个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爱国热情，在成都同广大群众和学校中的罢课学生一起，为推翻封建王朝，拯救中华而四处活动，奔走呼号。
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成立了都督府。都督府论功行赏，委任我的父亲到川东奉节去任夔关监督。奉节扼长江上游的咽喉，是四川的门户，过往船舶必经此地，必须向夔关缴纳税金。人们都把夔关监督看作“肥缺”，年俸4万元。但是，我的父亲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谢绝了这一委任，仍然留在成都，继续在补习学校教书，继续从事爱国革命活动。
这时候，各地学生仍在罢课，革命斗争烈火仍在燃烧。
很可惜，辛亥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表面的，革命并未成功。同盟会既没有巩固的组织，内部成分也十分复杂。各式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和投机分子纷纷钻进革命党。其中有钻进来借“革命”发横财的，有钻进来谋求捞到一官半职的；有钻进来结党营私发展个人势力的；还有一些本来就是清政府的官僚、军阀，投机革命，摇身一变，变成“革命党人”的。这些家伙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半点国家民族的观念，恰恰相反，他们敌视民众，敌视革命党，是革命的死敌。因此当他们钻进革命阵营，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就立即开始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互相厮杀，战乱不休，祸害国家和人民；尤其严重的是反过来向真正的革命党人下毒手，妄图摧毁革命党，将革命扼杀于摇篮中。
四川也不例外。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的第三年，大军阀胡文澜登上了四川都督的宝座。于是一场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阴谋便开始策划。
成都空气渐渐紧张起来。我的父亲眼见形势不好，即托合川来成都经商的人将我的三叔卢尔勤带回合川，自己一个人留在成都。
1913年，是四川都督胡文澜在成都和四川各地大肆搜捕和杀害革命党人的血腥的一年。
当这一罪恶活动将要开始的时候，成都已经风声鹤唳，许多革命党人开始转移和隐蔽。补习学校的老师们都替我的父亲担心，劝他赶快离开成都。我的父亲不以为然，镇定自若地继续在补习学校任教，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
有一天，成都街头上的士兵突然增多起来，到处是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补习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们催促我的父亲立即离开学校。
直到这时，我的父亲才不得不离开学校隐蔽起来。果然，当天就开始了搜捕。
接连许多天，成都沉浸在恐怖之中。每天都有人被逮捕，每天都有人被杀害。我的父亲自知已不能再在成都久留，于是悄然从成都出发，踏上了返回故乡合川的路途。
他沿着东大路驿道，一直往东走，经过龙泉驿、石桥、简阳，渡过沱江，又经过安岳等地，一路上平安无t事。一天傍晚，他来到了大足所属龙水镇，住进路边的一个客店。
谁知大足县的驻军，奉四川都督胡文澜之命，这几天也正在搜捕革命党人；在县城的四门和各乡各镇盘查过往行人，凡形迹可疑的、外地口音的、读书人模样的年轻人，不分青红皂白，都要抓起来。我的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落人虎口。
半夜时分，店门乒乒乓乓地一阵响，一群士兵闯进了客栈。我的父亲被抓了起来，押解到大足县，和其他许多被抓的无辜老百姓关在一起。
审讯的时候，我的父亲沉着冷静，侃侃而谈，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参加审讯的一个士绅，觉得我的父亲确实像是一个学生，没有可疑地方，决定将他释放。这样，我的父亲才脱出了虎口，没有遭到杀害。
他又住进另一家客店。这家客店的店主人是一个善良的老人。
第二天天不亮，这位店主人便起身亲自打开店门送我的父亲启程，临别的时候，再三嘱咐我的父亲千万不可回合川去，因为合川那边也在疯狂地抓人。
我的父亲于是决定不回合川，折身向重庆而去。
到了重庆后，发现重庆的形势也很紧张，通过友人推荐，到川南江安县的县立中学去任教，担任数学教师，作为避祸的暂时栖身之所。
由于从幼年起就过着贫困的生活，忍饥挨饿，在成都自学及任教期间，过于刻苦，损伤了身体；这段日子，又四处奔波，十分疲惫，我的父亲的身体到这时已经非常衰弱。在江安中学任教以后，有了一笔固定的工资收入，本可用来调养一下身体。
但是我的父亲却一心挂念着贫穷的家庭，挂念着在贫困中挣扎的父母和兄弟，除留下限度的生活费外，将绝大部分薪金都寄回家去，以减轻父兄的负担。然而，他自己却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患上了一场几乎夺去他的生命的重病，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学校的师生关心他，照顾他，总不见好转。我的三叔卢尔勤奉祖父母之命，赶到江安县去服侍他。后来经过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的悉心诊治，我的父亲慢慢好了起来。就是在他病得十分沉重的时候，他也不顾自己的身体，尽量节省医药费，把钱省出来寄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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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中，四川人民蜂拥而起，对封建王朝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尽管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革命志士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但斗争的烈火却愈烧愈烈。毫无疑问，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起到了推翻封建王朝的重要作用。
我的父亲以一个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爱国热情，在成都同广大群众和学校中的罢课学生一起，为推翻封建王朝，拯救中华而四处活动，奔走呼号。
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成立了都督府。都督府论功行赏，委任我的父亲到川东奉节去任夔关监督。奉节扼长江上游的咽喉，是四川的门户，过往船舶必经此地，必须向夔关缴纳税金。人们都把夔关监督看作“肥缺”，年俸4万元。但是，我的父亲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谢绝了这一委任，仍然留在成都，继续在补习学校教书，继续从事爱国革命活动。
这时候，各地学生仍在罢课，革命斗争烈火仍在燃烧。
很可惜，辛亥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表面的，革命并未成功。同盟会既没有巩固的组织，内部成分也十分复杂。各式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和投机分子纷纷钻进革命党。其中有钻进来借“革命”发横财的，有钻进来谋求捞到一官半职的；有钻进来结党营私发展个人势力的；还有一些本来就是清政府的官僚、军阀，投机革命，摇身一变，变成“革命党人”的。这些家伙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半点国家民族的观念，恰恰相反，他们敌视民众，敌视革命党，是革命的死敌。因此当他们钻进革命阵营，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就立即开始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互相厮杀，战乱不休，祸害国家和人民；尤其严重的是反过来向真正的革命党人下毒手，妄图摧毁革命党，将革命扼杀于摇篮中。
四川也不例外。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的第三年，大军阀胡文澜登上了四川都督的宝座。于是一场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阴谋便开始策划。
成都空气渐渐紧张起来。我的父亲眼见形势不好，即托合川来成都经商的人将我的三叔卢尔勤带回合川，自己一个人留在成都。
1913年，是四川都督胡文澜在成都和四川各地大肆搜捕和杀害革命党人的血腥的一年。
当这一罪恶活动将要开始的时候，成都已经风声鹤唳，许多革命党人开始转移和隐蔽。补习学校的老师们都替我的父亲担心，劝他赶快离开成都。我的父亲不以为然，镇定自若地继续在补习学校任教，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
有一天，成都街头上的士兵突然增多起来，到处是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补习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们催促我的父亲立即离开学校。
直到这时，我的父亲才不得不离开学校隐蔽起来。果然，当天就开始了搜捕。
接连许多天，成都沉浸在恐怖之中。每天都有人被逮捕，每天都有人被杀害。我的父亲自知已不能再在成都久留，于是悄然从成都出发，踏上了返回故乡合川的路途。
他沿着东大路驿道，一直往东走，经过龙泉驿、石桥、简阳，渡过沱江，又经过安岳等地，一路上平安无t事。一天傍晚，他来到了大足所属龙水镇，住进路边的一个客店。
谁知大足县的驻军，奉四川都督胡文澜之命，这几天也正在搜捕革命党人；在县城的四门和各乡各镇盘查过往行人，凡形迹可疑的、外地口音的、读书人模样的年轻人，不分青红皂白，都要抓起来。我的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落人虎口。
半夜时分，店门乒乒乓乓地一阵响，一群士兵闯进了客栈。我的父亲被抓了起来，押解到大足县，和其他许多被抓的无辜老百姓关在一起。
审讯的时候，我的父亲沉着冷静，侃侃而谈，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参加审讯的一个士绅，觉得我的父亲确实像是一个学生，没有可疑地方，决定将他释放。这样，我的父亲才脱出了虎口，没有遭到杀害。
他又住进另一家客店。这家客店的店主人是一个善良的老人。
第二天天不亮，这位店主人便起身亲自打开店门送我的父亲启程，临别的时候，再三嘱咐我的父亲千万不可回合川去，因为合川那边也在疯狂地抓人。
我的父亲于是决定不回合川，折身向重庆而去。
到了重庆后，发现重庆的形势也很紧张，通过友人推荐，到川南江安县的县立中学去任教，担任数学教师，作为避祸的暂时栖身之所。
由于从幼年起就过着贫困的生活，忍饥挨饿，在成都自学及任教期间，过于刻苦，损伤了身体；这段日子，又四处奔波，十分疲惫，我的父亲的身体到这时已经非常衰弱。在江安中学任教以后，有了一笔固定的工资收入，本可用来调养一下身体。
但是我的父亲却一心挂念着贫穷的家庭，挂念着在贫困中挣扎的父母和兄弟，除留下限度的生活费外，将绝大部分薪金都寄回家去，以减轻父兄的负担。然而，他自己却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患上了一场几乎夺去他的生命的重病，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学校的师生关心他，照顾他，总不见好转。我的三叔卢尔勤奉祖父母之命，赶到江安县去服侍他。后来经过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的悉心诊治，我的父亲慢慢好了起来。就是在他病得十分沉重的时候，他也不顾自己的身体，尽量节省医药费，把钱省出来寄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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