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馆-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荣格传

这本传记所记述的是隐藏在著作中的荣格的人生。作者将荣格置于哲学和文学语境之中，展现了“荣格与德国文化思想洪流之间的深厚渊源”。同时作者对荣格复杂的一生进行了细致而又多面的观察，对他的思想中很多不被人注意的细节进行了思考，对于大众读者来说，这是一本上佳的介绍性图书；对于荣格的追随者而言，这是一本叙事简明的典范之作。

本书对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的生活进行了饶有兴趣的考察，从他的童年时期开始一直到巴塞尔大学生活以及后来他与弗洛伊德之间的亲密关系直至两人*终断交。这本书采纳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歌德的《浮士德》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两个悲剧标志了西半球整体经验突破的微光”，提出了一种全面也是全新的、从文化视角研究荣格的学术思想的新方法。书中还详述了荣格写于1914年至1930年，但是直到2009年才出版的《红书》，探究了这本书在荣格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重新了解荣格分裂的人格。然而荣格却一直处于学术话语的边缘，本书欲重构荣格作为一位重要思想家的地位。本书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适合学生、学者、医生和业余心理学家阅读。

保罗·比舍普（Paul Bishop），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现代语言系教授。著作有《荣格的“答约伯”评述》(Jung’s ‘Answer to Job’: A Commentary) （2002），《解读中年歌德：古代智慧、德国古典主义和荣格》（Reading Goethe at Midlife: Ancient Wisdom, German Classicism, and Jung）（2011）。

目 录

序／001

章 歌德的孩子／001

第二章 秘密：阁楼上的人体模型与铅笔盒／021

第三章 科学还是招魂术／044

第四章 神秘主义、心理分析以及其他／070

第五章 推陈出新：从心理分析到分析心理学／106

第六章 回到未来：波林根与炼金术／126

第七章 去往世界另一端的发现之旅／159

结语：荣格之死与分析心理学遗产／184

致谢／195

参考文献／198

序 

传记作为诗与真理

为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写“评述”似乎都是一种冒险，而当“评述”对象是一位心理学家时则更可能险象环生。这就如同我们在餐桌上或者乘火车长途旅行时，发现邻坐竟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师时会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一样，你不会愿意去推测一个心理分析师的内心，因为，毕竟他就是以推测别人内心里的欲望和理想为职业的。

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写评传也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也曾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中出现：“我不想也不能跳出自我，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去观察自己的命运。”

然而，撰写传记虽难却并没有让作家们望而却步。《回忆·梦·思考》—其中一些素材由荣格自己提供—可以看作与其他一些杰出的传记作品一脉相承的，如圣奥古斯丁（公元4世纪）的《忏悔录》、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公元18世纪）、本韦努托·切利尼的生平故事（写于1570年，1728年出版）、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1791年出版）、卡萨诺瓦的传记（1826年出版），或者与荣格的语言文化背景更近一点的，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以及尼采自传《瞧，这个人》等。

回忆·梦·思考

《回忆·梦·思考》一书的作者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编辑是安妮拉·贾非（Aniela
Jaffé）。作品开篇便呈现出一种神话创作的特质。在书的序言中，我们被带入了这样一个情境，想象着83岁高龄的荣格，坐在那里，讲述着他的“个人神话”。书中提醒我们，荣格只是“讲故事”，故事是否“真实”并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我所讲述的是否是我的寓言，我的真理。” 换句话说，荣格或许是想问：我所讲的是不是我的诗歌，我的真理？也许，荣格的话旨在回应歌德那题为“座右铭”的箴言：

我告诉你的，是真理，只是真理，当然：

是我的真理，因为除了真理，我一无所知。

在《回忆·梦·思考》中，事实准确性的标准被存在真实性所取代。我们从中将会了解的只是那些“值得讲述的事件”—是那些“永恒世界骤变成短暂世界”的瞬间。因此，文中所讲述的那些瞬间，是“内在的经历”，是构成荣格的科学作品《原质》（Urstoff）的“原始素材”。这些经历像“火热的岩浆，在各种作用下，从岩石中流淌出来，凝结成晶体”。作品一开始所呈现的“永恒”和“暂时”的对立使我们想起歌德的一句格言，它颠覆了传统的（柏拉图的）秩序，并将“暂时”置于“永恒”之上：

我为那些纠结世事无常、沉湎于尘世浮华而迷失自我的人感到十分遗憾。毕竟，我们存在的目的是让暂时变成永恒；但是，只有当人们领悟到暂时与永恒的真谛时，暂时才能成为
永恒。

这个观点在歌德的《韵体诗》（Zahme Xenien）的节中反复出现：“过去什么也没留下/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让我们自己变成永恒/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因此，写荣格评传，从某种意义上说，借用歌德的一句话，就是观察并思考荣格是怎么“让他自己成为永恒”的。或者，换句话说，即去审视为何荣格至今依然那么重要。已经有很多本介绍荣格生平和思想的书了，为什么还要写这一本？因为荣格的价值一直在发展和变化，也就是说，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歌德在《形态学总览》（Observation on Morphology in General）一文中曾指出，形态学包括“构成形态的原则以及有机体的形成与变化”。他认为，这个定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仅提出了形态学研究的“对象”，还提出了“目标和方法”。歌德在文中“目的阐述”的部分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德语中常用一个词来形容物理有机体的复杂性，即‘结构形态’”。“但是，”他继续说，“如果我们观察这些形态，尤其是那些有机形态，我们会发现，其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没有什么是处于休止状态的、是固定不变的—所有的一切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运动中”。“这就是为什么，”歌德总结说，德语中“频繁而又妥当地使用‘教化’这个词—意思是‘形成’ ‘构成’，在另一些语境中，也有‘教育’的内涵—来‘描述终产品的样子以及在产品形成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

《回忆·梦·思考》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呈现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就像传记作品要有问题意识一样。不同的文本应该要突显其自身的专长。因此，在《回忆·梦·思考》中，荣格的生平不只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呈现，而是作为一种特别的故事来讲述—“无意识的自我实现的故事”。不仅如此，在这里所被感知到的那些无意识是动态的，个人被认为从本质上是变化的事物、正在变化和已经变化的事物。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无意识中的一切都在努力寻找外在展示的机会”—或者用德语中的原文，他们努力变成真实的东西—因此，“人格”（这个词在这里是荣格的术语）“需要从无意识的情境中走出，或者去展示它自己，去完整地经历” 。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话语，科学话语不足以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荣格“不是以一个科学的问题去经历他的生命”，任何人都不是如此。

那么，除了科学话语还有什么话语方式呢？如果不能用科学话语去完成这个任务的话—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说，那是一种历史的、“传记的”话语—我们还可以用其他什么样的话语工具呢？对于荣格而言，科学或者逻辑有另一种替代品，称为“神话”，但是留意一下“神话”概念是怎么来的会很有趣。神话中所呈现的不只是虚构的或者宗教的故事，而是表达“人的内在视野”的一种方式，表明“人的永恒视角”。这里的两个表述中，一个是另一个的注释。“内在视野”是从永恒的角度去审视个体，而“永恒视角”可以通过“内在视野”实现。更准确一点说，“永恒视角”因被荷兰哲学家巴洛克·德·斯宾诺莎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中使用而出名，他在书中提出了“第三种知识”的概念，他也将其称为“直观知识”
。在《回忆·梦·思考》一书后来的章节中，这些主题得到回应。我们从中获知，个体为关键的问题是：你是否与某种无限有关？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的另一个章节中告诉我们—我们确实也有体验—我们就是永恒。

保罗•比舍普称，这本传记所记述的是隐藏在著作中的荣格的人生。比舍普将荣格置于哲学和文学语境之中，展现了“荣格与德国文化思想洪流之间的深厚渊源”。对荣格而言，他的书房就是他的实验室。这种方法在揭示分析心理学作为一种文化投射的意义方面尤为重要。这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并具有启迪意义的传记。

——《卫报》

与其他许多有关荣格的传记不同，本书中的描绘客观公正,没有偏见。本书记录了荣格从童年到死亡的生命历程，并对当时的文化、思想和哲学进行了考察。

——《选择》

在本书中，比舍普对荣格生平的描述避开了历史线性的单一记述方式，呈现出让荣格引以为傲的迂回而又复杂的人生故事。书中公正描述了那些影响了我们对荣格认知的各种评论。本书简明扼要，又很精妙。

——《心理学评论》

比舍普对荣格复杂的一生进行了细致而又多面的观察，对他的思想中经常被忽略的细节进行了思考，为喜爱荣格的广大读者提供了饶有趣味的内容。

——《超心理学》

章

歌德的孩子

1793年，歌德遇上了反法同盟联军与法军在美因茨市的一战。

一年前，他曾目睹瓦尔米之战，在一次猛烈的交火之后，他在魏玛向士兵们宣告：“从此以后，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你们都可以说是这一切的见证人。”当时，他到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彭贝尔福德探访一位哲学家朋友弗里德里希·海因西里·雅克比，并一路旅行，途经杜伊斯堡和明斯特，后回到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公国的首都魏玛，歌德那时身居要职，在一个管理部门担任部长。在魏玛过完圣诞节之后，1793年5月，他前往美因茨，那时这个被法国占领的城市正在被反法同盟的联军包围，这场战役后以法国占领者的失败而告终。1793年7月23日，这座被战争毁灭的城市交还给德国，7月26日，歌德进入美因茨市内。之后，他访问了曼海姆、海德尔堡和法兰克福等地，于8月22日回到了魏玛。

在访问曼海姆期间，或者在他住在魏玛的某个时候，歌德见过索菲·齐格勒（Sophie
Ziegler）—弗朗茨·伊格纳茨·荣格（Franz Ignaz Jung）的妻子。索菲·齐格勒和妹妹与曼海姆剧院联系频繁，她们经常出现在这个城里的文学和文化圈中。歌德对她一见钟情，两人之间萌生了情愫，生了一个私生子。由于是非婚生育，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一直都没有公开，但这孩子有一个表面上合法的父亲，并跟了他的姓，取名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然而，男孩的母亲保持着与歌德的联系，她与歌德早年的一个恋人夏洛蒂·布芙的女儿夏洛蒂·科斯特内尔成为好朋友。夏洛蒂·布芙与歌德热恋过，有传言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洛特就是以她为原型的。夏洛蒂·科斯特内尔保持着与歌德以及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歌德的私生子的联系，她常去拜访，直到后来，她搬到了荣格一家居住的巴塞尔。

这位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有过三次婚姻：次，他与维尔日妮·德·拉索尔特（Virginie de
Lassault）结婚；第二次，他的妻子是伊丽莎白·凯瑟琳·瑞特拉（Elisabeth
Catherine Reyenthaler）；第三次，他的妻子是索菲·弗雷（Sophie Frey）。荣格与第三位妻子在1842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约翰·保罗·阿奇里斯·荣格（Johann Paul
Achilles Jung）。阿奇里斯·荣格后来成为一位新教徒牧师，与艾米莉·普雷斯沃克（Emilie Preiswerk）结为夫妻。这对夫妻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名叫卡尔·古斯塔夫，出生于1875年；另一个是女孩，名叫盖特尔德，生于1884年。这位卡尔·古斯塔夫便是后来成为20世纪伟大的、同时也是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伟大的心理分析家。对于传说他的曾祖父是歌德，他倒是很乐意谈及此事。当然，他也曾经抗议过，称这种传闻“令人恼怒”和“趣味低下”。他说：“请你听好。世界上总有很多笨蛋在讲述着那无从知晓的父亲—他们需要吃一点心理分析的药。”

然而也有报道说，当荣格听到别人谈论他的身世时，他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满足与愉悦。或许，他心里在想：要是人们如此愚蠢竟然愿意相信这一切，那就随他们去吧！

关于荣格的祖先是歌德的推断有一个问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无论是法兰克福的歌德档案馆，还是曼海姆的耶稣教堂，都没有相关的记录，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有朝一日会找到相关证据。毕竟，这个1784年出生的男孩是一个非法的私生子。有什么理由让荣格—这个两代人之后的曾孙—乐意接受歌德是他的（不合法的）曾祖父的说法呢？

可能有很多理由。首先，荣格对父权以及父亲形象的态度很复杂。事实的确如此。他的生父约翰·保罗·阿奇里斯·荣格先是在瑞士康斯坦茨湖边上的凯斯威尔小镇上当牧师，后来，他又到靠近莱茵瀑布的劳芬小镇去当牧师。这位气质忧郁、风度翩翩的人，在哥廷根大学东方语系完成学业之后，又完成了以阿拉伯语《圣经·雅歌》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然后，他就当了乡间牧师。斯瓦比亚的牧师爱德华·莫里克（Eduard Mörike）是一位与约翰·保罗·阿奇里斯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他写下了一些奇异的篇章，感伤而优美。像莫里克一样，约翰·保罗·阿奇里斯·荣格发现乡村生活事实上与想象中的田园诗相去甚远，他甚至谈不上是一个诗人。他吸着当年学生时代的烟管，陷入了一种感伤理想主义，试图逃避自己作为牧师的责任。作为一个丈夫，其婚姻生活也不顺心，他的儿子对这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儿子也看出，他的父亲——那个乡村牧师，事实上，是一个失去了宗教信仰的人。学生时代是约翰·保罗·阿奇里斯·荣格的金色年华，但从此以后他便一蹶不振地走下坡路，在悲切的压抑中度日，终于卧床不起，1896年逝世，年仅52岁。那时，他的儿子，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刚刚满20岁。

同样，荣格对上帝的态度也很复杂。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荣格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一天，他坐在大教堂的屋顶上沉思，欣赏着美景，在巴塞尔灼热的阳光下，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一个很恐怖的念头，他都不敢再想下去了：上帝在天堂里，但是……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怎样呢？伴随着这个想法，他脑海中的上帝形象变得令人可憎：一个正在排污物的神的形象。在《旧约》中，摩西被特许站到上帝背后去看上帝，但是荣格看到了上帝身上阴暗、可怖和令人作呕的一面：坐在宝座上上厕所的神，拉出了一大坨屎，砸破了屋顶，毁坏了教堂里的墙壁。在《约伯记》中，荣格竟然找到一行文字印证了他的想法：“你将我扔在粪便中。”后来，荣格的一本颇有争议的论著《答约伯》（Answer to Job）公开谈到“破碎的感情是我们内心无法被掩饰的残忍和无情所产生出来的”。但是荣格并不是通过《圣经》，而是通过德国文化的权威文本—歌德的《浮士德》开始接触到上帝的双重本质问题，即“上帝的邪恶和他的全能”以及上帝将人从黑暗和苦难中拯救时所扮演的神秘角色。

对于荣格而言，无论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形象或是神性意义上的父亲形象，都不是正面的。因此，我们不必感到奇怪，荣格在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那里寻找着象征意义的父亲形象，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荣格自1906年开始与弗洛伊德—那个通常被认为是“心理分析之父”的人—通信联络，他们的正式交往中还包括几次在维也纳以及其他地方的见面，很快他们就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不久，弗洛伊德与荣格就以父子相称，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互相以摩西和乔舒亚相称，再后来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演变成心理分析师与心理分析对象。弗洛伊德甚至对荣格在某些方面与歌德有关的说法玩味了很久，在一封信中，他引用了《浮士德》部分中的一句话：“你与魔鬼走得那么近，然而你却怕火？”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你曾祖父说过那样的话。”而荣格则用歌德的话来增强自己观点的权威性。一次，在苏黎世看过一场《浮士德》的表演之后，荣格告诉弗洛伊德，他对自己的专著《力比多的转变与象征》中的观点“感到更有信心了”（这本书后来导致了他与弗洛伊德的分道扬镳）。

当所有的事情闯入我的生活，进入我的眼帘，我脑海中涌现了很多场景，我确信，我尊敬的曾祖父将会支持我的工作，从他的脸上看到的微笑越多，曾孙越是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去传播祖先的思想。

但是，当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关系的热度下降之后，当早期心理分析圈子里的政治混乱渐渐地显现在他们身上，6年之后，荣格停止了与心理学之父的交往，他引用了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的一句话以表明态度：“一个学生如果在老师面前永远只能是学生，那是对老师糟糕的回报方式。”从某些方面看，荣格宣称自己与歌德的血缘关系可以看作一种策略性的行动。弗洛伊德可能是歌德的信徒，而荣格—如果按照那种说法—则是歌德的曾孙！这样看来，其中的因缘关系就没有那么蹊跷了。毕竟，在18世纪，再生以及灵魂的转世和前世等说法是被古典传统的作者热烈讨论的话题。

由于荣格对生理的、神圣的以及象征的父亲的复杂态度，他对自己与歌德关系的迂回暗示导致了一种心理分析式的解读，尤其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荣格后来发展了这种分析方式）。在《集体无意识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一文中，荣格一开始便引入了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画作《圣母子与圣安妮》分析的例子，弗洛伊德认为，画中双重母亲的主题反映了画家本人的人生处境—达·芬奇自己有两个母亲，生母卡泰丽娜以及继母—父亲的妻子多娜·阿尔比拉。尽管荣格一开始赞成弗洛伊德的分析，并称弗洛伊德的阐释“棒极了”，还在《力比多的转变与象征》一书的导言中引用了弗洛伊德分析达·芬奇的话，认为弗洛伊德分析达·芬奇的论文是他学习的研究范本，但是在文中，他提出，《圣母子与圣安妮》这幅画的主题不能仅仅按照达·芬奇的个人处境去判断，即“两个母亲”的说法（他的生母和继母），而应该从“双重母亲”的原型主题角度去理解。荣格还将“双重母亲”的主题与“双重血统”相联系，所谓“双重血统”就是指人的身上既有生育父母的血统，又有上帝父母的血统。因此，荣格解释说，神父的传统与洗礼相关，是人的第二次出生。荣格举了本韦努托·切里尼（Benvenuto Cellini）的例子，他是伟大的弗洛伦蒂诺金匠与雕刻家，歌德在1796年的时候翻译了切里尼的自传。

荣格的宗教理论再次提到家庭罗曼史中的幻想：拒绝真正的父母，而用幻想的父母去替代他们—或者说是原型父母，因此，他在自己的“浪漫自传”中宣称，歌德是他的远祖，这样就制造了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热点话题。根据歌德是荣格的祖先的传言—事实上，是他的不合法的祖先的孙子—这其实是在警示着某种重要的东西：分析心理学的理想与德国古典主义的目标之间具有某种深层的姻亲关系；一种比生物学意义上的姻亲关系更为重要的、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智识和文化的姻亲关系。德国古典主义目标的核心是通过综合分析的过程呈现整体和全部。准确地说，这样的目标和过程也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所在。

理解这一点，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荣格在《回忆·梦·思考》中一再强调歌德的意义。从这里，我们获知：在荣格的眼中，歌德是一个“先知”；“荣格的教父和权威是伟大的歌德本人”；歌德的非凡戏剧化的诗作《浮士德》对荣格的影响比“他深爱的圣约翰的福音”要大得多。这种深藏于《浮士德》中的意义也成为《回忆·梦·思考》中的主题，事实上也是所有荣格作品的主题（对《浮士德》的这种解读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荣格，也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歌德作品的信息）。哈罗德·布罗姆是少数几个能够完全理解歌德《浮士德》中人物的怪异表现的评论家之一，他认为这部作品是终极的“反经典的诗作”。布鲁姆指出，《浮士德》是感觉的盛宴，毫无疑问，充满了太多的美味佳肴，而作为一个性的噩梦，或者说情欲的幻想，没有什么可与之相媲美。确实，在布鲁姆看来，歌德超越了所有的传统文学的分类，他的诗以及他的散文，既是古典文学的典范，充满了普世情怀，亦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并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布鲁姆认为，歌德的智慧仿佛是来自于其他的星球，而非产自我们地球本身。

然而，在荣格的身上，歌德的影响既是深刻的，又是具体的。荣格部重要著作（我们将会在第五章中讨论），带有一种“明显的浮士德”主题标记—如“荣格完全不顾基督教的约束，执意去探索灵魂的深度，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力比多象征中探寻人的根”—终，他找到救赎之路，尽管他自己所提出的心理分析中有与魔鬼的较量。歌德的伟大著作《浮士德》实际上给荣格后来的理论和观点提供了模板。

瑞士的孩子

以上这些就是荣格的象征背景：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真实背景又是怎样的呢？《回忆·梦·思考》中讲述了荣格的童年生活，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有阿尔卑斯山深红色的落日余晖、图尔高的城堡、康斯坦茨湖的碧波。他曾凝视着湖水，目不转睛，久久不忍离去，这一湖清水令他感到“难以置信的快乐”和“无法比拟的壮丽”。当然，并非他童年时所有的记忆都是这么像田园诗般的美好，黑暗也曾以暴力的形式闯入他的生活。比如，他记得有一次在瀑布区，在一间盥洗室里看到一具淹死在湖里的男人的尸体，他的记忆中下水道里流出的是血水。后来，在1879年，他的家搬到巴塞尔城郊的克莱恩许宁恩，荣格回忆说，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喷发，他看到一颗彗星划过绿色的天空，维瑟河堤岸被冲垮，洪水淹没了村庄，泥沙中堆积了很多尸体。另外，他对杀猪也很着迷。

从很小的时候起，荣格就被女人所吸引，对他后来称为“阿尼玛”（Anima）的女性特质很着迷。比如，据说，他记得家里女佣的黑发和橄榄般的面容，当他回忆起女佣的发际线、颈项、深色的皮肤和耳朵时，几乎充满了崇拜。他记得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在一个美好的秋日，女孩带着他沿着莱茵河边漫步，靠近大瀑布，离沃尔特城堡不远。后来上学的时候，他又遇到一位年轻苗条的姑娘，蓝色的眼睛，穿着当地人的民族服装。当时荣格在参观弗鲁伊和克劳斯兄弟遗址，他和姑娘一起沿着修道院后面的道路边走边聊，当他告诉姑娘他想要上大学的时候，他注意到姑娘的脸上露出了害羞而又崇拜的复杂表情。当姑娘扮演着浮士德中的格雷琴时，荣格拒绝扮演靡非斯特一角。他决定不与她分享内心深处的秘密。这些经历很可能决定了后来荣格无意识层面中对女人的态度。据说荣格对家里的女佣既感到陌生，又感到熟悉，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这种特质后来成为“女性完整特质”的象征。他想：“命运是如何让他在克劳斯兄弟遗址与那个漂亮姑娘相遇的呢？” 而那个秋天拉着他的手在沃尔特城堡附近的树林中穿行的女孩，后来则成为他的岳母。

还有一些资料表明，当荣格还是一个小男生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怀孕好几个月的女子穿着带裙撑的裙子，“当时裙撑很时髦”。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滑稽的场景。他因此曾问母亲，“那个女人是不是穿着小马服”—那是在狂欢节或者杂技团里常穿的一种小马形状的服装，套在人身上，后来，每当看到怀孕的妇女穿着带有裙撑的裙子，他就会想到小时候这个孩子气的提问。还有一次，在他的老处女姨妈家里，荣格看到一幅版刻画，画中是他的外祖父赛缪尔·普雷斯沃克（Samuel Preiswerk）大主教，画中他正从屋子里出来，站在门廊处，可以看见门廊两边的扶手和台阶，前面是一条通往教堂的小路。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当荣格来到姨妈家里，他会跪在椅子上，端详着那幅画，仿佛等待着外祖父走下台阶。“亲爱的，”这时候姨妈会对他说，“他不会走的，他会一直站在那里。”但是荣格知道，他曾经见到过外祖父走下来。

在荣格的童年时期，也有过自我毁灭的冲动。小时候的荣格，经常摔倒，有一次，他从楼梯上摔下来，还有一次摔倒在炉脚上。严重的一次—大概是后来母亲讲给他听的—他几乎从莱茵大瀑布通往诺斯豪森大桥的栏杆间滑下去，在后一刻被那黑头发橄榄肤色的女佣给救了。路德教会的神学家和诗人保罗·格哈特（Paul Gerhardt）曾在一首题为《所有的树林都睡了》的著名的赞美诗中想象，恐怖就是上帝的样子，或者至少是耶稣的样子，是长着翅膀的、鸟一样的、孩子们的保护神，为了不让自己所保护的小鸟被撒旦吃掉，他自己甚至会先吃掉小鸟。这个令人恐怖的意象出现在荣格的梦境里，那样子就像是当地教堂里穿着长袍的、看起来像阴险之人的牧师。在他3岁或者4岁的时候，他还常常梦到劳芬城堡附近牧师家的地下室里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在梦中，他看到一个富丽堂皇、金光闪闪的宝座，上面竖立着一个巨大的赤裸裸的阳具，尖头处是一只眼睛，睁着眼一动不动地从下往上看着。然后，他听到母亲的喊叫声，“那是一个吃人精！”是那个吃孩子的、黑脸的耶稣、阴险之人和阳具的结合体。从词源学去分析，阳具闪闪发光，是一个“隐藏的上帝”，一个“未被命名的上帝”“一个既来自上方又来自下方的上帝的远亲”，是荣格探索黑暗王国的始作俑者。

这个梦（或者说是幻觉或幻想）显然有多种性象征和宗教象征，但其神学象征却很清楚：是对耶和华主张的拒绝。在《旧约·申命记》中耶和华称：“天上地下惟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之外，再无他神。”而荣格的发现表明，有一个王国，那里的神不是耶和华，有另一个神，一个地府的、狄俄尼索斯式的另一个神。尽管荣格提出这种观点时已经65岁，但他的神学结论早就隐含在他初的思考中。

既然他梦到了劳芬的牧师家里的地下室，那时，他们一家已经搬到了克莱恩许宁恩，靠近巴塞尔（如今是巴塞尔的一部分）。那是1879年，荣格4岁。18世纪的牧师住宅里家具考究，墙上挂着古画。据说荣格对一幅意大利画—画的是《圣经》里的大卫和歌利亚—印象尤为深刻。画中所呈现的是勇士青年与非利士巨人的相遇。这幅画是对博洛涅塞的画家圭多·雷尼（Guido Reni）作品的模仿，在罗马，雷尼的画作被认为受到了卡拉奇（Carracci）和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影响，被认为是古典主义伟大的典范之一。荣格告诉我们，这幅画的原作收藏在卢浮宫，另一个稍晚些时候的版本在乌菲兹被发现。他还记得另一幅画，呈现的是19世纪早期巴塞尔的风景。荣格会在这些画作前踟蹰很长时间，凝视着那些画作，深深地被那种美所吸引。

荣格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随姨妈去巴塞尔参观一个博物馆。走出博物馆的时候，他和姨妈一起走过一个陈列着古代文物的长廊，他被那些奇妙的雕塑震惊了，“完全陶醉其中”，事实上，他睁大眼睛盯着那些雕塑，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美妙的物品”。尽管他被那些精美的古希腊雕塑所吸引，不肯离去，但是姨妈还是紧拽着他的手将他拉了出去。姨妈朝他喊道：“闭上你的眼睛吧，你这个讨厌的小家伙。”他这才注意到，那些雕塑都裸露着身体，只披了几片无花果树叶。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一种压抑的文化中，裸体才会被看作一个问题：在一个孩子的眼中，裸体是美。这个例子再一次表明，荣格在童年时期与古典文化的相遇以及与古代遗物的古典主义风格相遇，这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令他终生难忘，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发展。

人们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孩童时代的荣格所追求的是一种强烈的视觉感受，因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17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兼教师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所撰写的儿童书籍《图解可见世界》（Orbis Pictus），因为书中有丰富的插图。荣格回忆说，他是在父亲的书房里读到这本书的，父亲收藏着两个版本：一个是1746年版，另一个是1755年版。荣格特别对其中具有“异国情调”的印度教很着迷，书里对梵文、 毗瑟拏、湿婆神等的描述，让他感到与这些人物很亲近，这暗中揭示了他梦中所经历的地下的阳具之神。

到现在我们还没怎么谈到荣格的母亲，也就是他的生母，艾米莉·荣格。根据《回忆·梦·思考》，对荣格来说，“父亲”的概念与两个对立的概念相关：“可靠性”与“无力感”，而“母亲”的概念则与“内在不可靠性”相联系。也许，荣格这是在邀请我们带着“顽强的意志”去阅读。这一假设的基础是荣格记得父亲在他生病的时候抱着他，唱着“四处静悄悄，人人在梦乡”的儿歌。相反，记忆中他的母亲是缺失的（因为母亲曾生病住院好几个月），因为父母婚姻有问题。后来，荣格在回忆中再次暗示了父母之间的问题。他提到，他过去常和父亲睡在一个房间，而“惊人的影响”据说来自于通往母亲房间的那扇门。德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柏明乐（Alfred Boeumler）曾注意到，“母亲”一词中包含了浪漫主义所要追求、渴望和争取的一切，其中包括爱欲与精神信仰的难分难解、对死亡的既害怕又想接近的矛盾、祖先崇拜与屈服于命运的挣扎，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重要元素。从这个角度看，荣格和母亲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明显是属于浪漫主义的。我们可以在《回忆·梦·思考》中读到这样的描写，“在夜里，母亲变得陌生而又神秘”，偶尔，他梦中会出现怪异的母亲形象，伴随着极度的焦虑。而在白天，艾米莉是一个“可爱的母亲”，然而，与夜里“不可思议”的母亲形成强烈的反差。“不可思议”是与德国浪漫主义靠得近的一个词，尤其是经过弗洛伊德的阐释之后。在《回忆·梦·思考》中，我们发现对荣格有这样的评价：

在我的生命中会经常发生这样的事：突然间我明白了原本完全不可能理解的事。我明白那一切的时候，好像那原来就是我自己的观点。我母亲也是这样。她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只是一个声音在行使着的权力，而她所说的一切都恰到好处地正合时宜。

这一观察表明了荣格思想中一个持续关注的问题：真实性与原创性之间的冲突消解在一种领悟中，就像歌德所言：“所有值得思考的都已经被思考过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试着再思考一次。” 我们将会看到，当荣格学生时代被指控剽窃的时候，这个问题就重现在他的脑海中。

好像是为了强调他自己的想法或者经历与之前的传统之间的关联，《回忆·梦·思考》中与上文引用同一页里，我们发现他引用了瑞士小说家（但他出生于普鲁士）和学者约翰·海因希里·丹尼尔·乔克的自传性著作《论利己主义》（Eine Selbstschau）中所提到的一件事。作者叙述他是如何揭穿了一个小偷的行径的，他说是因为他用“他的内眼”看到小偷偷窃。在荣格后期的生活中，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兴趣就是研究今天我们描述为超常或者超自然的事，尽管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并没有现在这么浓厚（我们将在第三和第四章中讨论这个问题）。

从《回忆·梦·思考》对荣格早期生活的叙述中，下面的细节也是非同寻常的，而且它们再一次与自我认同的问题以及身份的问题发生了关联。在有关文学意象的记忆中，据说荣格已经意识到了外部世界的双重性，“在明亮而美丽的白昼世界里，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反衬着“一个充满恐惧和难解之谜的阴暗的、令人无法逃避的世界”—这种双重性与他内心的“撕裂感”一致，威胁到他“内心的安全感”。事实上，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两个不同的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人格”和“第二人格”。

在克莱恩许宁恩的一个花园里，荣格坐在从墙上凸出来的一块石头上时，感受到这种内心的分裂。他常常做一个思考的游戏，这个游戏有这样几个步骤：

荣格：“我坐在石凳上，石头在我身下。”

石头：“我躺在山坡上，有人坐在我身上。”

荣格：“我是不是坐在石头上的那个人，或者我是不是就是那块上面坐着人的石头­—因为我在想象石头想着
什么。”

30年以后，当再次站在了那草坡上，荣格想起了他曾经做的游戏，突然间，“有一个念头闪过”，那是他童年时代“永恒的品质”。在有些方面，荣格重现的这个图像让人想起中世纪伟大的德国诗人瓦尔特·冯·德·弗格韦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及其手稿中的赋予启迪性的主题。有一首瓦尔特的诗歌中有这样一句：“我坐在石头上”，以这样的姿态，诗人做着思考的游戏，考虑着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问题，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同时享受荣誉、财富和上帝的恩泽。

荣格的直觉让他后来以更为理论的方法去研究那些关于心灵的“真实的”遗迹，就像他在1925年的一场讲座中所讲的那样，他从“人格地质学”的角度去阐发，后来，这个表述也被复制到很多荣格基本理论中。在《自我与无意识的关系》（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Unconscious）中，荣格声称：“某种具体的上帝，与我们的希望一致，但被隐藏在别处。”对荣格来说，心灵中主要的部分就是他称为“完全无意识的事实”的部分，那是某种彻头彻尾的“他者”，是某种“像岩石一般坚不可摧的东西”，但它会依据我们所不知的规律在一定的时候降临到我们身上。

荣格对身份的质疑与他的两个关于早年的记忆有关，两个记忆都与象征父亲和生物学父亲相关。因为身体原因，遵从医生的建议，荣格14岁的时候被送到恩特勒布赫的一个疗养院去疗养，恩特勒布赫在伯尔尼和卢塞恩之间，如今那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物圈保护区。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来自巴塞尔的药剂师，一位有博士头衔的科学家 —不是像约翰·保罗·阿奇里斯·荣格那样的语言学家—“也许他是知道石头秘密的人之一”。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郊游，到了一个酿酒厂，在那里，他们兴高采烈，荣格引用了卡尔·阿诺德·库图姆（Karl Arnold
Kortum）的喜剧诗篇《约伯纪事》（Die Jobsiade）中的一句话：“来了一个闹事的，这家伙就是酒。”那天荣格“令人羞愧地、成功地、耀武扬威地醉了”，他经历了狄俄尼索斯的狂喜，发现了他内在与外在、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的双重性，其间，“大地与天堂，世界与所有爬行或者飞行的一切、旋转的一切，上升的一切以及下降的一切，都成为一体。用尼采的话说，即：“面纱被揭掉，碎片涌入，在神秘的原始聚合之前。”不难想象，这段经历终以相当痛苦的结局而告终，但是终与他的“愚钝”所中和，成为对“美和意义的发现和直觉”，成为荣格概念中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