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年谱

一、生平
　　张英（1637-1708年），字敦复，号圃翁，江南桐城人。生平事迹《安庆府志》卷之四《选举志》、卷之十四《仕籍》、卷之十五《事业》、《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七《列传》五十四、《桐城续修县志》卷之十二、《人物志·宦绩》、《光绪安徽通志》、《大清一统志》、《江南通志》、《康熙桐城县志》、《桐城耆旧传》卷八、《张氏宗谱》卷三十一《列传》三、张廷玉《先考行述》等文献都有记载。
　　关于敦复的命意，民间有相关传说。据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云：“桐城张封翁少时曾梦金甲神，自称晋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乱臣也，拒之，敦日：‘不然。当晋室丧败之际，我故应运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当应运而生，作良臣矣。-晾寤。后果生一子，然未几而天。后数年，又梦敦来托生，封翁责之日：’汝果奸贼，复来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日：’我历相江南诸家，福泽无逾于君者，是以仍来，今不复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复。相圣祖，为名臣。”（卷四《古人转世》条）
　　此说可不可信，已难于确考。但笔者认为，作为书香门第出身，张英字的来源应该具有更深刻的学术内涵。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复”卦，张英解释说：“复者，阳虽孤处方盛之时.阴虽众处将退之时，而且震动于下，坤顺于上，动而以顺行，故为复也。”又云：“复者，天地阴阳之候，人心善恶之几，循环而不已者也。微复则天人之理几息矣。在天地，为冬至一阳之候，在人心，为平旦之气。”又云：“复有五等。复之初者，善也，’不远复‘是也；复之始终不渝者，善也，’敦复‘是也；资于人以为复者，亦善也，’休复‘是也。处流俗之中而克自振奋者，亦善也，’中行独复‘是也。见之不真，守之不同，或得或丧者，犹可冀其至于善也，’频复‘是也。至’迷复‘而始不可道矣。复有六爻，而圣人许之者多，绝之者少，所以广迁善之途也夫。”（《易经衷论》卷上）张英出生在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敦复”二字，与他的出生时间有关，同时也与家人对他所寄寓的期望有关。后来，他因为爱慕中唐诗人白居易之乐而自号“乐圃”。《聪训斋语》云：“香山字乐天，予窃慕之，因号日”乐圃“，圣贤仙佛之乐，予何敢望？窃欲营履道，一邱一壑，仿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须飘然‘，’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之乐云耳。”（卷一）
　　据张英介绍，张氏家族，一世祖贵四公与弟贵五公于洪、永年间自江西鄱阳瓦屑塥迁往芜湖，再迁桐城之东北乡。贵四公之子永贵公始渐殷繁，未百年同堂兄弟且数十人，孙近百人，比屋而居，土人称其所居为张家螃。三世为永贵公之五子铎公。四世东川公为铎公之五子。五世高祖琴川公为东川公之子。
　　又据张英介绍，张氏家族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历史原因。
　　，是祖坟葬得好。张英称，其三世祖铎公时，偶尔“戏陇上，见堪舆与其徒相顾日：’吾步山水数十里，始得此，诚吉穴也。葬此，当贵盛累世‘。因为徒指其处，公阴识之，归以语诸兄，时永贵公在殡，遂葬焉”（《张氏宗谱》卷二八）。三世祖铎公于无意中获知r一块风水宝地，遂将二世祖下葬在此处。“葬之日，梦墓上树旌旗袍笏而拜者数十人，然则吉地同自有兆矣，享其泽者尚无忘所自焉。”（《张氏宗谱》卷二八）张英认为，祖坟葬得好，对张氏家族后来兴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祖宗们乐善好施，积了阴德。《四世东叟公东川公传》云：“东叟公，豪气俊迈，雅好济人困，为府掾吏，多隐德，每岁暮必捐赀数百金，自数两至数钱，为小函若干，辇而致诸府城，尝日：’岁暮而争者，小则反唇，大则抵狱，皆为阿堵物耳。吾视其所争多寡与之，解纷止讼，莫善于此‘。尤念伏腊时，惟狱中人苦，岁出数千缗，嘱谨厚狱吏为之经营衣荐灯火酒食之费。晚年家居，夜则有二童子扶掖直宿床下，呼辄应.如是者屡岁，始以为诸孙也，一日询之，举家骇然，殆亦阴德所致欤。”又东川公，“公时际承平，家道殷裕，性豪侠自喜，乡里有缓急，辄济之。乡人罔不德公，公泊如也”（《张氏宗谱》卷二八）。可见，张氏宗祖们乐善好施，为后世子孙积了不少阴德。这是张氏子孙后来兴起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怀琴公在科举仕途上的崛起，为后世子孙的发展树立了榜样，也为后世子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据相关文献记载，怀琴公张淳：“隆庆二年进士，授浙江永康令，擢礼部主事，历郎中，以病乞休。三年，荐起严杭道，迁陕西临巩道参政，辞疾甚力，时年五十。公谙习典故，居乡廉隅截然。年七十三卒。子：士维，士缙、士绣、士纲”。（《江南通志》卷四七，一七；《康熙桐城县志》卷之四《仕绩》三二；《张参政传》第二七；《桐城耆旧传》九六）张士维有四子：张秉文、张秉成、张秉彝、张秉宪。老大张秉文（1585-1639年）为张英大伯父，字含之，万历间进士，初授户部主事，督榷临清，有廉洁声。崇祯丙子转山东左布政使。已卯春，清军兵临济南，以身殉国。老三张秉彝即张英父亲。
　　第四，良好的家庭教育。
　　首先是父亲正确引导。父亲张秉彝，“性素俭约，于声色华丽之物绝无所嗜好，一羔裘衣三十年，虽敝不忍易。时以’惜物力留有余‘为训，然性乐施济，遇人之急，不啻身受。方吾桐苦寇，岁且大祲，先君设粥糜以济饥者，全活甚众。平生多隐德，不以告人。其教子弟也，惟以孝谨纯憝、读书立行为先。即不孝英旅食京邸，先君犹屡谕日：’祖宗积德累世，尔惟益自勉励，以无贻前人羞。老亲千里拳拳，惟此而已”‘（《先考拙庵府君行述》，《笃素堂文集》卷一一，上册，四三一）。父亲俭约风格和乐善好施的品德，以及对张英等人的正确引导，对张英生平行事和思想有重大影响。

《张英年谱》：
　　张氏家族的诗道性情说，虽然在《毛诗序》《文心雕龙》等重要作品中都有论及，但在清代康熙年间，在各种诗风争相斗艳的时代，张氏父子坚持诗道性情的传统诗教，一方面可以见出他们对儒家传统诗教的继承态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们自己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特定立场，他们的诗歌主张对雍乾时期成长起来的众多文学家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乾隆中叶有影响的两股诗歌势力，一是提倡温柔敦厚诗教的沈德潜，一是提倡性灵的“乾隆三大家”，他们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接受张英等人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主张。
　　乾隆年间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沈德潜，是张廷玉兄弟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深得乾隆皇帝器重，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御赐诗有“我爱沈德潜”之句，乾隆皇帝本人的诗集都交由他来评读。沈德潜一生诗歌理论和创作成果丰富，有诗论《说诗啐语》，历代诗歌选本《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在《说诗啐语》卷上条中，就以传统的诗教来谈诗歌的时代作用，他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不仅如此沈德潜对张英等人的性情说，给予相当的尊重。他在《说诗啐语》卷上第七条中道：“诗贵性情，亦须论法”，首先承认“性情”是诗歌创作的根本。另外，《说诗啐语》卷上第六十i条中，他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这里，他也以性情作为考察诗歌特性的一个重要元素。可见，沈德潜论诗在某种程度上，是肯定“诗主性情”这一说法的。
　　乾隆中叶另一位著名诗人袁枚，提出“诗者，人之性情”的说法。（《随园诗话》卷六）并云：“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随园诗话》卷七）诸多言论，强调的是诗歌离不开性情。他的性灵说重“真性情”，所谓“性情得其真”（《寄程鱼门》），“情以真而愈笃”（《答尹相国》），都是强调真性情对于诗歌的重要意义。
　　同时的蒋士铨论诗文也很重视性情，他说：“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文字四首》），还说诗要“性灵独到删常语，比兴兼存见国风”。（《怀袁叔论二首》）他的言词也肯定了“性情”在诗文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大诗人兼诗论家赵翼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认为有性灵的诗歌才是好诗。张问陶有“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强调“有我”之诗，实质是强调诗歌创作者的“真情实感”。他标举“性灵”，如“传神难得性灵诗”（《梅花》），“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冬日》），“浓抹山川写性灵”（《题子靖（长河修禊图）》）等句。另外，袁枚《随园诗话》卷八第九九条称：“朱竹君学士日：‘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浅深。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这句话强调的是性情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性情的厚薄决定着诗境的深浅，可见，朱筠也是“性情”说中的一员。
　　凡此可见，在他们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创作群体，如诗坛领袖沈德潜以诗道性情为论诗的前提，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等人都主张抒写性情，他们的诗歌观念就是对张英、张廷玉、张廷璐等人的性情说的继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