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证据制度研究

　　《宋代证据制度研究》主要从证据种类、证据调查、证据证明三方面对宋代证据制度进行研究。借鉴现代证据种类理论对宋代的证据种类进行了总结，将宋代的证据分为五种，即干连人、被告人口供、物证、书证和检验文书，并对不同证据种类的形式要求做了论述。在宋代发达的证据制度中，证据调查方法非常引人注目，几乎达到古代证据调查的*，并且资料较为丰富。宋代在主要证据调查方式的使用上设立了较为复杂的调查程序，如在讯问被告人时，对拷讯的启动条件、工具、部位、次数都有规定。同时，在对言语证据、物证和书证的可采性审查方面设计较为科学。宋代证据证明的基本原则可概括为，以证据为基础的根勘情节裁判原则、情理约束下的自由心证和长吏躬亲审理原则。宋代影响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是罪疑惟轻的裁判原则和审慎的有罪推定原则。宋代是我国传统证据制度的发达阶段，这一时期的证据制度对后世证据意识的形成及证据的运用都有重要的影响。

　　栾时春，1977年11月生，山东蓬莱人。200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1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14年7月，以访问学者身份赴伊利诺伊大学执法与司法管理学院进修。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师。

　　曾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编写《侦查学原理》《法律文明史（古代远东法）》《物证技术学教程》《手印鉴定技术理论与实务研究》《笔迹鉴定理论与实务研究》等多部著作。

导论
一、宋代是我国古代证据制度的发达阶段
二、宋代证据制度的特点——“理”“慎”
三、宋代典籍为研究宋代证据制度提供了基础
四、学术界对宋代证据制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五、本书的研究思路
章宋代发达的证据种类
节多元化的干连人
一、原告的作证方式——诉状和口供
二、“被勾追”的证人
三、解难答疑的专家
第二节取证客体的被告人口供
一、首实
二、自首
第三节理不可疑的物证
一、物证的形态分类
二、推勘定罪中物证的证据地位
第四节趋于规范的书证
一、宋代书证的形式界定
二、书证的学理分类
三、部分书证规定严格形式要件
第五节系统科学的检验文书
一、非要式的验伤记录
二、完备的验尸文书
第二章宋代的证据调查
节宋代的证据调查措施
一、讯问被告人
二、搜查、盘查
三、调查访问
四、现场查验
第二节宋代证据的可采性审查
一、言词证据的可采性审查
二、物证的可采性审查
三、书证的可采性审查
第三章宋代的证据证明
节宋代证据证明的基本原则
一、以证据为基础的根勘情节裁判原则
二、情理约束下的自由心证
三、长吏躬亲审理原则
第二节宋代影响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
一、罪疑惟轻的裁判原则
二、审慎的有罪推定原则
第三节宋代证据的证明对象
一、免证的对象——情理
二、待证事实
第四章宋代证据制度的成因探究
节宋代对前朝证据制度的继承
一、前朝的讯问被告人制度
二、前朝对书证据制度的探索
三、前朝主要的法律思想对证据证明的影响
第二节宋代社会的发展为证据制度发达奠定基础
一、宋代纸、墨、印刷技术的发达有利于文件普及
二、宋代的土地政策促进田产类案件证据制度完善
三、契约制度发达促进民事案件证据意识提高
四、讼学的发展促进证据制度的普及和完善
五、法医学的发达为伤害类案件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节宋学为证据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
一、不同阶段宋学的主导思想
二、荆公新学对证据制度的影响
三、程朱理学对证据制度的影响
余论
附录案例一览表
参考文献
后记

　　总序

　　公共安全，是一个社会傍依的柱石。维护公共安全，是社会管理为重要的目标之一，既需要相关国家机关的专门性工作，也需要民众积极参与。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切实发挥公共安全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强公安学的理论研究，丰富公安学的学术成果，打造法治公安，是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

　　公安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相关内容的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就相涉社会科学而言，主要是指研究调整有关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秩序的社会关系之行为规律；就自然科学而言，主要涉及各种侦查、检验等的技术手段。应该说，公安学近年来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11年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公安工作快速发展和社会形势不断变化的需要，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列公安学为一级学科（学科代码：0306），公安学的学科建设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虽然，作为一级学科的公安学包含的二级学科内容并没有终确定，但学界普遍认同它应当包括犯罪学、治安学、侦查学、边防管理、禁毒学等二级学科内容。

　　当前，我国各政法院校和公安院校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公安学学科建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已建立起较为完整且成体系的公安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体系也基本建立起来。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院校，也已在现有公安类专业的基础上，积极筹建公安学一级学科。各省所属的公安院校也都积极开展本科层面的公安学教育，同时开始培育公安学学科建设。这是公安类专业高等教育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学科结构的一项重要举措，为公安学各专业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是全国高等院校中公安类专业办学历史悠久的单位之一，也是华东地区公安类专业办学层次和水平的单位。自1984年起，华东政法大学已开展犯罪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是国内较早开展公安类研究生教育的政法院校。其后，在刑法学专业中，设置犯罪学、青少年犯罪方向，进一步推进公安学专业理论研究。1996年诉讼法专业中增设刑事侦查专业方向获得批准，2002年在诉讼法专业中设司法鉴定方向。随即，开始招收犯罪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8年开始招收司法鉴定专业博士研究生。 由此，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在公安学建设中发挥长期积累的学科优势，整合侦查学、治安学、边防管理等专业力量，并依托司法鉴定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安全）等学科作为公安学的重要支撑，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为了适应公安学确立为一级学科后的发展，充分利用现有优势和资源，进一步夯实、建设、发展公安学学科，我们计划出版一套《公安学文库》，批书目有《侦查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侦查实务前沿问题研究》《经济犯罪侦查》《刑事专案侦查》《传统侦查制度现代转型》《证据调查学》《犯罪现场勘查技术研究》《侦查学案解》《特大城市地铁运行安全风险及防范》《网络犯罪侦查技术》等数十部专著、教材，力争使公安学成为我校学科建设的优势领域，成为在全国同类高校中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开放性特色并处于领先水平的公安学学科。

　　法律出版社沈小英分社长以及责任编辑为本文库的策划、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和发展规划处为本文库的推出进行了指导，司法鉴定中心为本文库的出版提供了经费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当然，对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将全部由我们负责。敬请各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在再版时予以改正。

　　何勤华  杜志淳  杨正鸣

　　于华东政法大学

　　2016年5月16日

　　前言

　　宋代是我国传统证据制度的发达阶段，这一时期的证据制度对后世证据意识的形成及证据的运用，都有重要的影响。虽然近代以来对宋代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目前系统研究宋代证据制度者还较少，这为本书的研究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本书基于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思路，运用宋代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等文献中的案例，结合《宋刑统》《宋会要辑稿》《庆元条法事类》等条令资料，概括宋代证据制度的特点，研究宋代证据制度的种类、调查、可采性审查及证据证明等内容，比较宋前朝代证据制度对宋代的影响，挖掘宋代证据制度形成的基础，对宋代证据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

　　除导论和余论外，本书共分四章，其内容要点如下：

　　章为宋代发达的证据种类。本章共将宋代的证据分为五种，即干连人、被告人口供、物证、书证和检验文书。宋代对证据的分类与现代稍异，把原告与证人归为一类，称为干连人。作为干连人，原告可以诉状或口供的方式来作证。宋代对诉状的格式、内容、书写人、保识人等均作了规制。原告的口供，包括断案时勘鞫官的诘问口供和原告的被拷讯口供。宋代的证人处于被勾追的地位，且可以拷讯。具有容隐关系和达到一定身体条件的证人可以免予作证。妇女可以不必出庭当面作证。在宋代，强盗、杀人案件的邻里作为干连人，还有知情施救义务，并禁止与案件无干系的证人举告。宋代的干连人还包括可为勘鞫官答疑解惑的专家，且勘鞫中专家证言的证明力较强，容易得到认可。

　　宋代在断案中被告人的口供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证明力角度将被告人的口供分为首实和自首。首实是被告到案后的如实供述罪行，宋代为确保被告人口供的真实、自愿，不仅需要记录每次讯问被告人的款词，对一些特殊的案件，款词还有特别规定，如大辟案件强调款词记录的规范性，贼盗案件的初次讯问要求记录重要的案情要件内容。在结案时还需要圆结案款，成款需与碎款相同。

　　宋代已经意识到物证客观性对定罪量刑的重要性，因此宋代比较重视物证，甚至有时没有物证只有被告的口供，有的勘鞫官也不敢结案。宋代的物证种类繁多，从形态上大致可以分为物品、痕迹和人的身体。从司法实践中看，宋代将物证的证据作用发挥到。

　　宋代的书证可以分为契约类、公文档案类、私人处分财产类和人身类。宋代的书证的特色是对部分书证规定严格的形式要件，对重要的合同行为要求订立书面契约，如买卖重要生产资料契约、租赁土地契约、租赁官屋舍契约、人身买卖及雇佣契约。宋代特别对田产典卖行为推行标准契约，对契约的内容、格式进行规制。

　　宋代的检验文书主要指尸体检验文书。宋代并无专门的验伤单，对伤情也无轻重伤的分类。伤情的检验结果直接写入审案文书中。宋代虽然有伤残的分级，但伤残并非检验的项目，其影响仅限于犯罪人的定罪量刑。在尸体检验中，宋代的成就举世皆知，制成了三种检验文书：验状、检验格目、尸体正背人形图。其中验状属于检验发现内容记录，检验格目为格式文书，是检验的过程记载，尸体正背人形图是对检验发现的直观记录。宋代这三种检验文书，将验尸过程的检验内容和程序内容均作了记录，提高了检验文书的证明力。

　　第二章为宋代的证据调查。证据调查包括证据调查措施和证据的可采性审查。证据的调查，主要包括讯问被告人，搜查、盘查，调查访问，现场查验。宋代对讯问被告人有严格规制，对拷讯设定启动条件。为防止酷刑，对拷讯工具的规格进行规制，要求制作狱具者签名画押。限定拷讯的部位和拷讯的次数、数量。在讯问时需讯问犯罪的细节内容。实务中勘鞫官非常注意勘鞫之术。宋代的搜查措施既有通常附随于公开抓捕后的公开搜查，也有随意启动的私密搜查。盘查多在城门处实施，城门守卫可以对过往的可疑之人进行盘问、检查。宋代的调查访问既有法定的调查访问，又有裁定的调查访问。法定的调查访问通常附于尸检过程中。裁定的调查访问是根据案情需要查找知情人，既可以秘密开展，也可以公开开展。宋代的现场查验，既包括刑事案件的现场勘查，也包括民事案件的现场查验。《洗冤集录》中对刑事案件的现场勘查的描述较多。民事案件的现场查验，一般需要结合契约内容进行观察、测量，验证原被告口供的真实性。

　　在证据的可采性审查方面，包括对言语证据的审查、对物证的审查和对书证的审查。对言词证据的审查方法包括五听、情理分析、验证等。宋代的官吏对五听作了进一步阐释，包括五听的先后主次，以及要注意甄别健讼者。情理分析多用于没有书证、物证等旁证支持时。对伤害类案件，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验伤来评断原被告口供的真实性。物证的审查包括对物品和痕迹的审查。书证审查评断的方法包括笔迹检验、印章印文检验、朱墨时序检验、篡改文件检验和时间鉴定。

　　第三章为宋代的证据证明。宋代证据证明的基本原则可概括为：以证据为基础的根勘情节裁判原则、情理约束下的自由心证和长吏躬亲审理原则。宋代的证据证明采用根勘情节的方法，情节既包括构成案件事实的客观要素，还包括根据已知行为推定出的未知行为和行为动机。宋代对这些情节采用证据证明和情理推定的方法进行根勘。根勘的基础是证据，所涉范围广泛，包括为追求实体真实即使是哑巴或精神病人的口供都可被采信。结案通常需要存在被告人的口供，线索也获得了证据地位。宋代的自由心证需要在情理约束之下，无论是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还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均需在情理约束之下。宋代断案官的这种自由心证约束在审理前、审理过程中、审理后均存在。宋代的长吏躬亲审理原则要求长吏直接审理，宋代统治者屡次下诏强调长吏要躬亲审理，对不能躬亲审理者要进行惩罚。宋代的长吏躬亲审理原则并非要求长吏全程参与，只要参加过即可。并且躬亲审理只适用于徒以上罪行。躬亲审理是狱讼实行长官负责制及防止案件假手胥吏的现实需要。

　　影响宋代证据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是罪疑惟轻的裁判原则和审慎的有罪推定原则。在证据不足以形成心证的情况下，罪疑惟轻的裁判原则和审慎的有罪推定原则将举证不能的结果推给了被告。宋代在情理事实存疑时主要以赎法体现惟轻。为保证罪疑惟轻适用的适当性，官员有疑狱应上奏。审慎的有罪推定，是指断案官在推定被告有罪时需有一定的内心确信基础。审慎既是条令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既防民诬告也防止”讼师”教唆。审慎的有罪推定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责任，也加剧了被告的取证客体地位。

　　宋代的证明对象分为免证对象和待证事实。免证对象–情理既包括人情，也包括由风俗习惯构成的不成文规则。情理可在断案中直接使用，甚至可以直接认定推知的情理事实。待证事实则包括案件本情和条制。由于宋代条令复杂，因此断案中需要审查条令出台的背景、条令的本意、条令的可行性等，并需要证据证明。

　　第四章为宋代证据制度的成因探究。从宋代对前朝证据制度的继承、宋代社会的发展为证据制度发达奠定基础、宋学的发达为证据制度提供哲学基础三方面进行研究。在前朝的证据制度方面，主要是前朝对被告人口供必要性、拷讯合法性及限制性等组成的讯问被告人制度，前朝在生活领域中对众多行为的文书记录所形成的书证制度及前朝周代的”明德慎罚”、汉代的”德主刑辅”、唐代的”一准乎礼”等法的指导思想对证据证明的影响。

　　宋代社会纸、墨、印刷技术的发达有利于文件普及，为百姓诉讼、普及书证、传播证据内容等提供了物质基础。宋代的鼓励垦荒、不抑兼并、土地自由买卖等政策，促进了田产类案件证据制度的完善。宋代出现了讼师秘本，并且讼学在一些地方得到规模发展，讼师参与诉讼等促进了证据制度的普及和完善。宋代的法医学得到了系统的总结，先后出过七部与法医学有关的著作，其中以《洗冤集录》为翔实、系统。宋代法医检验技术的提高与宋代几次重要的解剖活动都留下解剖图也有很大的关系。

　　宋学为证据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宋学在北宋主要由荆公新学主导，南宋由程朱理学主导。两者对证据的影响均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荆公新学重视了法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熙丰改革提高了律令在科举取士中的地位，为宋代提供了大量的懂法断案官，包括王安石在内的这些断案官在断案中更加重视证据的使用，尤其善于从公正角度运用证据。程朱新学强调三纲六纪在断案中的作用，在涉纲纪案件中对证据中蕴含天理进行挖掘。程朱新学对断案官的影响表现在强调断案官的品行，进而在断案时懂得如何结合天理运用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