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本、动力与绩效

本书紧密切合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以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为主题，对既有法治建设理论进行了学术批评，并提出了 “作为制度变革的法治建设模式”和以区域法治资本、区域法治动力等核心概念为基础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方法，以杭州余杭、成都金牛、深圳宝安、长沙浏阳、以及X县、Y县六个县区的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为案例，全面介绍和分析了它们的法治政府建设具体内容、测量了它们的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分析了它们的区域法治资本与法治动力。作者从区域法治资本、法治动力两个角度对这六个案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比较，比较了它们的法治绩效，并分析了六个案例的法治资本、法治动力与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政策建议。

欧阳景根，1970年生，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因本学院没有博士点），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北京大学博士。曾获得河北省委宣传部“燕赵文化英才”称号，现正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丛书（已经出版16本）副总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出版学术论著2部，译著10部；在《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行政管理》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有10篇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3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部分转载；并曾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全国党校系统第十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陈琼，经济与统计学院教师，副教授，1994年毕业于中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3年获湖南大学管理学（财务管理方向）硕士，现经济统计学博士在读。
曾兼任理财规划师高级考评员、中国人寿金融理财特聘培训师、北京东方华尔金融咨询有限公司客座教授、深圳华扬金融教育客座教授等。2014年获全国百佳理财师称号。
先后在《经济研究导刊》、《金融经济》、《事业财会》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论文《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探析》曾获得“中国金融青年论坛”三等奖。主持或参与《金融危机下外贸企业风险预警机制研究》、《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研究》、《寿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问题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工作，出版《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等著作。

·理 论 篇·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法治的价值与中国法治的特殊问题

　　第二节　法治与法治政府

　　第三节　关于法治建设的理论

　　第四节　作为制度变革的法治建设模式

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第一节　中国法治建设的定位与法治指标体系的设计

　　第二节　法治资本指数与法治动力指数

　　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方法

 

·经 验 篇·

第三章　余杭区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本与动力

　　第一节　余杭区区情及其法治政府建设绩效

　　第二节　余杭区的法治资本

　　第三节　余杭区的法治动力

第四章　金牛区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本与动力

　　第一节　金牛区区情及其法治政府建设绩效

　　第二节　金牛区的法治资本

　　第三节　金牛区的法治动力

第五章　浏阳市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本与动力

　　第一节　浏阳市市情及其法治政府建设绩效

　　第二节　浏阳市的法治资本

　　第三节　浏阳市的法治动力

第六章　宝安区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本与动力

　　第一节　宝安区区情及其法治政府建设绩效

　　第二节　宝安区的法治资本

　　第三节　宝安区的法治动力

第七章　X县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本与动力

　　第一节　X县县情及其法治政府建设绩效

　　第二节　X县的法治资本

　　第三节　X县的法治动力

第八章　Y县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本与动力

　　第一节　Y县县情及其法治政府建设绩效

　　第二节　Y县的法治资本

　　第三节　Y县的法治动力

 

·对 策 篇·

第九章　法治政府建设比较

　　第一节　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比较

　　第二节　法治资本比较

　　第三节　法治动力比较

第十章　政策建议与启示

　　第一节　回归分析

　　第二节　政策建议

　　第三节　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启示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序　　言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长河中，耸立着一座一座的思想丰碑，上面镌刻着那些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和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伟大思想家的名字。正因为有了这些伟大思想的指引,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文明。当然，人类在向着光明摸索前行时，总会受到一些错误思想的误导，乃至走了不少弯路。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言而喻的简单道理，在数百年前却信众寥寥、难以生存。众所周知，良好法律制度的制定及其有效实施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在人们没有真切体验到法治的妙处、享受到法治果实的甘美时，是既认识不到良好法律与法治的好处，也认识不到它们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比如清末民初著名法学家程树德先生就曾尖锐指出：“纪文达编纂《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其案语则谓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所录略存梗概，不求备也。此论一创，律学益微。”虽然早在此两千余年之前就有人指出法律之重要性，如《尹文子·大道上》所说的“国乱有三事：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之乱未之有也”，但即使是在时隔两千多年之后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法律与法治的作用仍然不为统治者所承认。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亦不乏尚权甚于尚法之人。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从黑暗、蒙昧时代一路走来，不断成长、发展，这是何其不易的事情。

关于学者和思想家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曾经说得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在此问题上也十分理智、清醒。他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是，高度关注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他不仅必须使人们一般地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他尤其应当随时随地向他们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