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国学经典丛书第二辑）

《随园诗话》，清代诗人袁枚的作品，凡十六卷，是一部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著作。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其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是清代影响*大的一部诗话。

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浙江慈溪。 清朝乾嘉时期代表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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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古无类书①，无志书②，又无字汇③；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④，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而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注释】①类书：是我国一种资料性书籍，辑录各书中的材料，按门类等编排以备检索，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②志书：以地区为主，记录该地古今以来自然、社会等方面的著作，又称地志或地方志。③字汇：字典一类的工具书。④洛阳纸贵：西晋时，洛阳人争相传抄左思的作品，以至于一时纸张供不应求，货缺而贵。【译文】古代并没有像类书、志书、字汇一类的书籍，所以《三都》《两京》赋，谈到若干树木、鸟兽，一定是从群书及各地风土中搜辑而来，然后形成文章。如果能文才横绝、辞藻华艳，便会惊动一时。所以“洛阳纸贵”的典故，那真是家家一本，当作类书、郡县志来读。因此这类文章要写成也须要十年、五年。如今，类书、字汇类书籍都很齐备，假若左思生于今日，一定不会作这类赋。即便作了，也不过是翻抄故纸堆，一两天就可以写成。而抄诵的人，也就没有了。今人作诗赋，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韵律，并以多为贵，真是错误！一六“乐府”二字①，是官监之名，见霍光、张放两传。其《君马黄》《临高台》等乐章，久矣失传。盖因乐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词合写，易至舛误。是以曹魏改《将进酒》为《平关中》《上之回》为《克官渡》，共十二曲，并不袭汉。晋人改《思悲翁》为《宣受命》《朱鹭》为《灵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袭魏。唐太白、长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诗。少陵、张、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诗，而创为新乐府。元稹序杜诗，言之甚详。郑樵亦言：“今之乐府，崔豹以义说名②，吴兢以事解目③，与诗之失传一也④。《将进酒》而李余乃序烈女，《出门行》而刘猛不言别离，《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皆与题无涉。”今人犹贸贸然抱《乐府解题》为秘本，而字摹句仿之，如画鬼魅，凿空无据；且必置之卷首，以撑门面。犹之自标门阀，称乃祖乃宗绝大官衔，而不知其与己无干也。【注释】①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音乐行政机构，主要负责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之后演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歌体裁。②崔豹：字正雄，西晋时人，撰有《古今注》三卷。③吴兢：唐朝著名史学家，著有《贞观政要》。④诗之失传：指“《诗》亡然后《春秋》作”，此处指崔豹、吴兢用作史书的方法记录乐府，导致乐府如同诗一样，逐渐走向衰微。【译文】“乐府”二字，原是官府机构的名称，见霍光、张放两人的传记。其中记载的《君马黄》《临高台》等乐章，已经失传很久了。大概因乐府在传写乐章时，大字为歌词，小字为声调，声词合写，容易产生混淆、错误。所以，曹魏时期改《将进酒》为《平关中》《上之回》为《克官渡》，共十二曲，并没有沿袭汉代旧制。晋人改《思悲翁》为《宣受命》《朱鹭》为《灵之祥》，共十二曲，也不沿袭魏时旧制。到唐代李白、李贺通晓此规律，乃本乐章原名，而作自己的诗。杜甫、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也用此方法作自己的诗，而创作了新乐府。元稹为杜甫的诗作序，对乐府的发展谈得很详细。郑樵也说：“如今的乐府，崔豹注重诠释其名义，吴兢按事类分名目，致使乐府与诗的失传一样。李余引《将进酒》为烈女作序，刘猛引《出门行》而不言别离，武帝引《秋胡行》而说‘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这些都与题目无关。”如今人们仍然贸贸然地将《乐府解题》看作秘本，逐字逐句地模仿，这就如同让人画鬼，并没有切实的依据；而且还必然置之卷首，用来撑门面，如同某人自我标榜，称他的祖先是多么大的官衔，却不知这些都与他毫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