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886119
李白是屈原之后*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心怀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又追求自由解放，其诗兼有豪放与飘逸、壮丽与明秀之美，自然真率而又想象奇特，瞬息万变；杜甫则是中国文学*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全面反映唐代由盛转衰的社会生活，贯注深厚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沉郁顿挫且锤炼精工，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人是唐代诗坛并峙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本书特精选二人名篇，并加校注、赏析，以助读者品鉴其中高妙。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李白和杜甫则是这一时代并峙的高峰。刘学锴先生的《唐诗选注评鉴》
精选李白诗六十首、杜甫诗六十九首，是此书入选作品*多的大家，也是撰者用力*勤者。现特将书中李、杜诗的注释、鉴赏编为《李杜诗选》，以供喜爱李、杜诗的读者阅读品鉴。
《李白诗选》
古风五十九首（其一）
古风五十九首（其十）
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四）
蜀道难
梁甫吟
乌栖曲
将进酒
行路难三首（其一）
长相思
日出入行
北风行
关山月
杨叛儿
长干行
塞下曲六首（其一）
玉阶怨
清平调词三首
静夜思
子夜吴歌·秋歌
襄阳歌
梁园吟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
峨眉山月歌
江夏赠韦南陵冰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梦游天姥吟留别
金陵酒肆留别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渡荆门送别
灞陵行送别
送陆判官往琵琶峡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把酒问月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一）
登金陵凤凰台
望庐山瀑布水二首（其一）
望庐山瀑布水二首（其二）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望天门山
早发白帝城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苏台览古
越中览古
谢公亭
夜泊牛渚怀古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独坐敬亭山
忆东山二首（其一）
听蜀僧濬弹琴
劳劳亭
春夜洛城闻笛
哭晁卿衡
题戴老酒店
《杜甫诗选》
望岳
兵车行
醉时歌
赠卫八处士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丽人行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哀江头
述怀
彭衙行
北征
羌村三首（其一）
洗兵马
新安吏
石壕吏
新婚别
垂老别
无家别
佳人
梦李白二首
前出塞九首（其六）
后出塞五首（其二）
成都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房兵曹胡马
画鹰
夜宴左氏庄
春日忆李白
月夜
春望
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七）
月夜忆舍弟
蜀相
江村
恨别
春夜喜雨
野望
水槛遣心二首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有感五首（其三）
登高
绝句二首（其一）
登楼
宿府
绝句四首（其三）
旅夜书怀
宿江边阁
阁夜
八阵图
白帝
白帝城最高楼
秋兴八首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江汉
又呈吴郎
江南逢李龟年
登岳阳楼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先世窜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五岁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二十四岁以前，在蜀中读书、任侠，“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曾跟“任侠有气，善为纵横术”的赵蕤学习，少任侠，好神仙。开元十二年（724），出蜀漫游，历江汉、洞庭、金陵、扬州等地，后于安陆（今属湖北）入赘故相许圉师家，娶其孙女，“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约开元十八年初入长安，结交张垍等人，后失意归。开元二十四年寓居东鲁任城，与孔巢父等游，号竹溪六逸。天宝元年（742），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三载春，因遭谗毁，被“赐金还山”。后漫游梁宋，与杜甫、高适同游。复游齐鲁、吴越。十一载，北游幽蓟。翌年秋，又南游宣城，后至金陵、广陵。安史乱起时在梁园，后隐于庐山。永王璘经略南方军事，召李白入幕。至德二载（757），李璘被杀，李白系浔阳狱，后定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北）。乾元二年（759）三月，于流放途中遇赦。东归江夏，游洞庭，下金陵，至当涂依族叔李阳冰。上元二年（761），闻李光弼自临淮率军平叛，曾请缨从军，半道病还。代宗宝应元年（762）病卒于当涂。李阳冰受托编其集为《草堂集》，并作序。李白为盛唐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儒、道、纵横诸家及任侠精神对他均有显著影响，而极为强烈的用世要求、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与不屈己、不干人、蔑视权贵、蔑视礼法、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则是其思想性格的基本方面。其诗歌创作举凡对日趋腐朽的统治集团的强烈抨击与批判，对自己高昂热烈的爱国感情的抒写，对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和蔑视权贵、反抗封建束缚精神的表现，对祖国壮伟秀丽山川的描绘和对盛唐时代生活美的反映，都贯串着他的思想性格。其诗歌风格兼有豪放与飘逸、壮丽与明秀之美，而统一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真率。想象丰富奇特，瞬息万变，极具浪漫色彩。诸体中除七律现仅存八首外，各种体裁均有佳作，七言古诗、五七言绝句尤称圣手。历代注本中以清王琦《李太白集辑注》较善。近人注本有瞿蜕园、朱金城合编之《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编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之《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今人郁贤皓有《李太白全集校注》。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市），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市西南）。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远祖杜预系西晋名将名儒，祖父杜审言为武后朝著名诗人，他们对杜甫的儒家思想、功业追求、诗歌创作均有重要影响。杜甫七岁能诗。年十四出入于东都翰墨之场。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二十四岁回到洛阳，应举未第。二十五岁复游齐、赵。天宝三载（744），结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同游梁、宋，在宋时遇高适，三人同游，慷慨怀古。后又与李白游齐、鲁。天宝五载至长安。六载，应举落第，遂居留长安。先后献《三大礼赋》《封西岳赋》，并投诗干谒权贵。十四载擢河西尉，不赴，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岁末赴奉先（今陕西蒲城县）探望妻子，时安史叛军已陷洛阳迫近潼关。十年困守长安的生活，将杜甫锻炼成了忧国忧民的诗人。避乱鄜州时，得知肃宗已在灵武即位，遂冒死前往投奔，半道为叛军所俘，陷居长安。至德二载（757）夏，间道奔赴肃宗行在凤翔，授左拾遗。不久即因上疏救房琯触犯肃宗。九月长安光复，携家返京供职。乾元元年（758），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年冬，曾至洛阳，亲见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惨重伤害。二年秋，弃官携家赴秦州（今甘肃天水）、转同谷，生活陷于绝境。复由同谷入蜀，于岁末抵达成都。在友人资助下于西郊浣花溪畔营建草堂，开始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上元二年（761）七月，友人严武自成都尹入朝，杜甫送至绵州。适遇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作乱，遂辗转徙居绵、梓、阆州。广德二年（764）严武再度镇蜀，表署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称甫为杜工部）。永泰元年（765）正月辞幕归草堂。四月，严武卒，五月，携家沿江而下，在云安（今云阳）因病逗留约半年。大历元年（766）夏至夔州（今奉节），得都督柏茂林之助，在夔州首尾居留三年。大历三年三月，离夔州出峡，先后漂泊江陵、公安、岳阳、潭州、衡州等地。五年冬病卒。
杜甫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歌创作对唐代由极盛转衰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了全面深刻的反映，举凡战乱的破坏、人民的疾苦、统治者的腐败、贫富的悬殊、军阀的跋扈叛乱，乃至一些重大的军事事件，在他笔下均有及时而鲜明的反映，并贯注着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被后人称为“诗史”。其中熔述志抒怀、叙事绘景、纵横议论为一体，将个人经历遭遇与时事政治、人民生活融合的长篇，以及以下层人民的苦难为内容，带有叙事性的短篇，都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创造性发展。在古体诗的创作中，极大地提高了诗的写实技巧和叙事艺术，并能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段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在古代诗史上，杜甫既是集大成者，又是开新世界者。他在诗歌体裁上，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尤其是长律）均达到一流水平，对七律的发展提高更有巨大贡献。不仅用七律来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抒写人民的苦难，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七律的生活容量与政治内涵；且能运古于律，既格律精严，字句烹炼，而又气势磅礴，意境浑融，极大地提高了七律的艺术品位。晚年大量创作七律拗体，以表现内心郁勃不平之气，在艺术上也有明显创新。在艺术风格上，创造了极富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沉郁顿挫”风格，思想的深厚博大，感情的深沉凝重，意境的沉雄悲壮，表现的回环起伏、波澜曲折，构成了融时代悲剧与个人悲剧为一体的具有崇高悲壮色彩的诗风。与此同时，还创造了极其锤炼精工的诗歌语言。通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心经营，达到“毫发无遗憾”“下笔如有神”的程度。而这种锤炼，又与创造浑然一体的诗歌意境结合，显得字烹句炼，力透纸背，又具整体流贯的气势。此外，为了扩展诗歌的容量，在古体、律体中大量创作组诗，并加以精工的组织经营，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有集六十卷，已佚。北宋王洙重编《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为后世杜集祖本。清代著名杜集注本有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今人张忠纲等有《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有《杜甫集校注》。
又呈吴郎①
堂前扑枣任西邻②，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③，只缘恐惧转须亲④。即防远客虽多事⑤，便插疏篱却甚真⑥。已诉征求贫到骨⑦，正思戎马泪盈巾⑧。
［校注］
①大历二年（767）春，杜甫自夔州西阁迁居赤甲山。三月，赁居瀼西草堂。这年秋天，复迁居东屯。在瀼西居住期间，有一邻家寡妇常来他家堂前扑枣充饥。杜甫迁居东屯后，将瀼西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居住。吴某在堂前插上篱笆，以防邻妇扑枣，杜甫以诗代柬，写了这首诗给吴某，希望他弗禁扑枣。杜甫有《简吴郎司法》云：“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骑安置瀼西头。古堂本买藉疏豁，借汝迁居停宴游。云石荧荧高叶曙，风江飒飒乱帆秋。却为姻娅过逢地，许坐曾轩数散愁。”知此年轻的吴姓姻亲曾任州郡的司法参军。②任，任凭，放任不加干涉。西邻，指下句所说的“无食无儿一妇人”。③此，指到堂前扑枣之举。④缘，因。转须，反倒更要。亲，表示亲切。⑤此句意谓邻家寡妇因吴郎插上篱笆便提防疑虑其不让自己前去打枣，虽属多虑，意在为吴郎开脱，言其并无不让邻妇扑枣的主观意图。远客，远方作客的人，指吴郎。⑥句意谓你一来居住便插上疏篱却是非常真实的客观事实。言外之意是插篱的事实不能不让邻妇心生疑虑。⑦诉，倾诉。征求，指征收赋税。⑧戎马，指战争。盈，一作“沾”。
［赏析］
这首以诗代柬的七律，意在劝说吴郎体恤邻家寡妇的困穷而对其堂前扑枣之事不加干涉，通篇纯用极朴素的语言和白描手法，抒发的却是极真挚深厚的感情，而在表达方式上则又极其委婉细腻，体贴备至，是杜甫七律中少见的创格。
写诗的目的是劝说吴郎，首联却从自己过去对邻妇的态度说起：“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任”是任凭、放任不加干涉的意思。之所以任凭西邻来堂前打枣，是因为这位西邻是“无食无儿一妇人”。次句补充说明任其扑枣的原因。语言之通俗直白可谓破天荒，但却正如仇兆鳌所说，“句中含四层哀矜意，通章皆包摄于此”。无儿无女，则无依无靠，是一层；无食，则贫困至极，是一层；妇人，则维持生计更加困难；独自“一”人，则孤苦伶仃，联系下文的“征求”“戎马”，很可能家中的男子就死于战乱。诗人对邻家寡妇命运之悲惨、处境之艰困的同情哀悯就渗透在这十分直白却富于包孕的诗句中。
颔联写自己对西邻扑枣一事的看法和态度，是对首句“扑枣任西邻”的进一步发挥。“不为困穷宁有此”，是对邻妇堂前扑枣原因的说明。“困穷”是形容其处境已艰困到濒于绝境的地步。“堂前扑枣”虽是小事，但对一个孤苦无依、生性善良的寡妇来说，跑到别人家里打枣却要鼓起极大的勇气，经历无数次内心的痛苦挣扎，如果不是濒于绝境，万般无奈，是绝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的。诗人以他对贫苦无告的下层百姓的深刻了解和同情，郑重而充满感慨地揭示出这一点。这种现象在生活中虽时时发生，但历来的诗人有几个像杜甫这样，设身处地替“困穷”者着想？就像“盗贼本王臣”一样，用极朴素的大白话道出的正是深刻的真理。而诗人对“困穷”者的深情体贴较之他所道出的事理却更为感人。
“只缘恐惧转须亲”，下句更进一层。即不但揭示其“扑枣”行为的真实原因，而且感同身受，体贴入微，体察其“堂前扑枣”时的恐惧不安心理，从而对她采取更加亲切温煦的态度。这不仅仅是为了打消她的顾虑，让她得以安心扑枣，而且是为了照顾她的尊严，使她不至于因被施舍怜悯而感到难堪，而是能在亲切温煦的气氛中从容地扑枣充饥。深入到对方的内心，照顾到对方的尊严；不仅体恤物质需求，而且体恤其精神需求。较之“扑枣任西邻”，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然因“转须亲”的态度而更深一层。以上四句，联翩而下，层层转进，表面上讲的都是自己的感情、看法和态度，实际上又都是对吴郎的一种启示和劝导。只不过不是用一种耳提面命式的教诲口吻，而是用一种亲切如话家常的口气，这样对方反而更易于和乐于接受。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吴郎在住进瀼西草堂后，就在堂前庭院周围围起了篱笆，邻家寡妇看到以后，自然就不再到堂前扑枣了，故有“即防远客”之语。诗人在这一联里，本意是劝谕吴郎撤去篱笆，任西邻寡妇像以前那样扑枣充饥，但为了照顾吴郎的面子，话说得十分委婉。“即防远客虽多事”，是说西邻寡妇因为吴郎树起了疏篱便心生疑虑，以为吴郎此举是为了阻止自己前去扑枣，未免有些瞎猜疑。言下之意是吴郎树篱也许是为了防止外人路人，并非针对西邻。明明是要批评吴郎，却先批评西邻寡妇提防猜疑吴郎是“多事”，从而轻松而巧妙地为吴郎作了“无主观故意”的开脱，但句中的“虽”字，却为下句的正意预留了地步。下句“便插疏篱却甚真”就势一转，转出正面要表达的意思：你吴郎虽无阻止西邻扑枣的主观意图，但你一到便匆忙地在堂前插上了疏篱却是千真万确的事。言外之意是，即便你插疏篱是为防他人，并不针对西邻，但这道疏篱却在客观上隔绝了西邻的往来，隔绝了邻居间的感情交通。话说到这个份上，意思已很明白，但仍不明说吴郎有阻止西邻扑枣的主观意图，只说插疏篱之事考虑不周，客观上起了阻挡作用。批评中仍有回护，可谓煞费苦心。目的自然还是希望吴郎善待西邻。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尾联出句承上“无食无儿一妇人”和“困穷”，进一步指出造成西邻农妇悲剧境遇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对百姓无尽的诛求。从“已诉”之语看，杜甫在居住瀼西草堂期间，西邻寡妇曾向他倾诉过遭受官府诛求之苦的情况。“贫到骨”之语，跟“眼枯即见骨”一样，令人触目惊心，但诗人的思绪却并未就此停住，而是再深入一层，由统治者无穷尽的诛求想到长期的战乱，进一步揭示出长期的战乱是造成广大百姓“征求贫到骨”的原因。而这一层联想和思考，所触及的就远远超越了眼前的“无食无儿一妇人”，而扩展到天下的困穷百姓，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战乱频繁的时代现实。诗人既忧心如焚，又无力正乾坤，只能泪满衣巾，悲慨不已了。末句推开一层作结，是这首诗思想感情、精神境界的升华。从为“无食无儿一妇人”而想到为天下困穷百姓而悲，为苦难的时代而悲，诗的境界显得既高远又阔大。如果诗的思想感情自始至终停留在对眼前的“无食无儿一妇人”的体恤上，虽也称得上是仁人之言，却缺乏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融忧国与忧民为一体的阔大胸襟。从这个意义上说，末句才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杜甫《白帝》诗末联以“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作结，同样是对战乱时代百姓苦难境遇的点睛之笔，但对寡妇的情况并未展开描写。这首诗则通过堂前扑枣一事对其悲剧境遇作了具体的反映，从而使诗中的“无食无儿一妇人”成为战乱时代人民苦难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末联追根溯源，将“戎马”与“征求贫到骨”联系起来，也正是诗人通过“一妇人”反映苦难时代的构思本意。
七律从正式创体之时开始，就和歌颂圣德、奉和酬应的题材以及高华典雅的风格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使作者与评者都形成一种惯性思维，以为七律必以此为正格，而对内容上反映下层百姓生活、语言上不避通俗的作品心存偏见，每斥之为村俗。这首诗在明代不少评家那里，被斥为“不成诗”“通涉议论，是律中最下乘”“通体太拙”，正反映出这种思维定势。实际上，这正是杜甫对传统七律的改革，即内容上引入对人民生活的描写，形式上以白描手法和朴素口语实现通俗化的尝试。从这首诗看，这种改革是取得了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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