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878749
内容简介
先务虚后务实，先理论后技艺，这是《随园食单》在结构上的独特之处。本书开头以《须知单》和《戒单》为总纲，分别论述了原料的采购、作料的配搭、火候的掌握、餐具的选择、上菜的顺序、烹饪的规则、厨师的态度、食客的品位、宴席的礼节等等事项。简单说，《须知单》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戒单》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这两章提纲挈领，充分体现了作者与众不同的饮食理念。
总纲以下，本书又开列十二章，分别是《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水族有鳞单》、《水族无鳞单》、《杂素菜单》、《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和《茶酒单》。每一章中又囊括几条至几十条食谱，活灵活现地展现了清代江浙地区三百余种美食的做法和味道。
《板桥杂记》一书采取笔记体，分雅游、丽品、轶事三个部分，以丽品为主体，雅游重在背景铺陈，轶事作为丰富补充，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组成一个看似松散、实则缜密的艺术整体，勾勒出以诗酒风流为特征的秦淮文化的全貌与变迁，这种结构形式还是颇具匠心的。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并非简单罗列，而是经过精心剪裁，选取那些 zui能体现人物秉性的精彩片段，娓娓道来。笔力精到，寥寥几笔，即活画出人物的神采，栩栩如生，宛然如现。作者学识渊博，旁征博引，轶闻掌故、前代诗文，无不信手拈来，不着痕迹。全书要言不烦，清新流丽，情真意切，一咏三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该书与《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代表着清初小品文创作的新趋势与 zui gao 成就。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所写人物、事件，皆系余怀亲历亲闻，抒发的也是真情实感，虽有描绘渲染，但并非小说家言，而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尽管被藏书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但与今天的虚构体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该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文学层面的阅读欣赏之外，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该书对秦淮名妓唱曲、清客串戏的记载，对探讨明末江南地区戏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重要的戏曲史料赖该书得以保存。要了解明末清初江南一带的世俗民情、文人心态、都市文化等，皆可取资该书。
《东坡志林》，又名《志林》，是苏轼所作的一部笔记体杂著。书中内容十分博杂，涉及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书共二百零二则，分为两大部分：*部分（前四卷）为杂记，分为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二十八类；第二部分（卷五） 为论古，共收入十三篇史论文章。
前 言
前言
《东坡志林》，又名《志林》，是苏轼所作的一部笔记体杂著。宋代出现了许多以杂记、随笔、漫录为名的笔记体著作，后世统称为笔记，这是一种非正式的、私人闲谈性质的新的文学体裁，内容包括轶事、琐言、风俗人情、游记、文论、书信、经史考证、典故、杂感等等。“志林”体早为晋代虞喜所创，《晋书·虞喜传》说虞喜“为《志林》三十篇”，内容多为杂论、故事。苏轼作《东坡志林》后，使得“志林”体在宋代流行一时，并对明代的小品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东坡志林》的写作年代集中在北宋元祐（1086—1094）、绍圣（1094—1098）年间。书中内容十分博杂，涉及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书共有二百零二则，分为两大部分，部分（前四卷）为杂记，分为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二十八类；第二部分（卷五）为论古，共收入十三篇史论文章。
苏轼是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其父苏洵，母程氏。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皆擅长文学，被后人并称为“三苏”，苏轼更是被说成是“雄视百代，自作一家”的文学大家（宋孝宗《御制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但纵观苏轼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嘉祐元年（1056），苏轼二十一岁，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离开蜀地，前往京师。第二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作《刑赏忠厚论》，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本欲擢为，但因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将苏轼置为第二名。此时其母程氏突然病故，苏轼兄弟遂与父亲一道返回蜀地，为母守丧。嘉祐六年（1061），苏轼复中制科三等，这是有宋以来的第二人（人为吴育），引起京师轰动，人称“百年”。其后，苏轼先后任大理寺评事、凤翔府判官，入判登闻鼓院。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苏轼又回乡为父守丧三年。还朝时，正值王安石开始变法。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欲变革科举、兴学校、设三司、行青苗法，苏轼上书一一反对，引起与王安石的冲突，苏轼只好请求外放，于当年至元丰二年（1079），分别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当时，朝臣分为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两派（后者在元祐年之后被称为元祐党），两派围绕变法斗争得非常激烈，苏轼由于其反对变法的政治观点，被归入旧党。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向宋神宗上《湖州谢表》，因在表章中流露出失意情绪，被新党人抓住把柄，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又搜罗剔抉他的其他诗作，收集所谓证据，以此污蔑他对朝廷不忠。苏轼当年就被御史台逮捕下狱，后经多方营救，乃至王安石亲自出面为其求情，方免于一死，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为御史台的别名）。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时，苏轼以纵情山水自适，并买城东坡地种田补贴家用，自号“东坡居士”。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因哲宗年幼，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对王安石变法一向持反对态度，她在听政后立即重新启用旧党，并将此前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全部推翻，这一时期史称“元祐更化”。苏轼也在此时被召回京，任礼部郎中，他在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这是苏轼仕途中为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时期。但旧党得势后，不但废止一切新法，而且尽逐新党人物，平日热衷于排斥异己、结党营私，苏轼对此颇有微词，于是又不能见容于旧党，元祐四年（1089），不得不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外调知杭州。苏轼治理杭州六年，深得民众爱戴。当地大旱，饥疫并作，苏轼请求朝廷免除供米三分之一，又以赐度僧牒换米赈灾。第二年春，苏轼再次减价粜常平米，遣人分发粥饭、医药，救活灾民甚众。他在杭州期间，还整治西湖，疏浚湖底，筑堤坝防洪，杭民将西湖长堤名为“苏堤”，以纪念苏轼治理杭州造福于民的功绩。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离开杭州短暂回朝，八月，又赴颍州任知州。这一年冬天，颍州雪灾，冻死者众多，苏轼对小民之艰辛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竭尽全力纾解民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梦中论《左传》，获得“以民力从王事，当如饮酒，适于饥饱之度而已。若过于醉饱，则民不堪命，王不获没矣”的感悟。其后，他又在扬州、定州等地出任知州。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重新执政，开始对旧党人物打击报复，苏轼又被新党目为旧党而遭到贬斥。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往广东惠州，绍圣四年（1097），苏轼已六十二岁，又被贬至海南儋州安置。直到徽宗即位后，苏轼才被调往廉州，任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徽宗大赦天下，苏轼复任朝奉郎，得以北归京都，不幸的是在途中染病，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卒于常州。
《东坡志林》全书写于苏轼颠沛流离的贬谪岁月里，但“志林”之名，初仅指卷五“论古”，并不包含其他随手记下的杂感文章。元符三年（1100）苏轼《与郑靖老书》中说：“《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而其子苏过也说：“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可见《志林》即今卷五“论古”，是苏轼正式的创作，他本人对此也较为重视，将《志林》与自己的另一部经学著作《东坡书传》相提并论。现存五卷本《东坡志林》中的前四卷并不是苏轼的正式著作，而是在苏轼去世后，由后人将苏轼生前所写的一些杂记、题跋之类搜集、整理而成。
南宋时期，就有多种《志林》版本流行，到了明代，十三篇的《志林》与杂感笔记被人合编为一书，书名仍为《东坡志林》。虽然《志林》的大部分内容只是些随意记之的杂感文字，并无精心经营布局的结构章法，也没有固定的体例，但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明代陈继儒评论《志林》说：“此是活东坡也。”明人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评价此书说：“皆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而明代性灵文学代表，“公安三袁”的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则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珂雪斋集》卷二十四）
苏轼的笔记、杂感小文与其长篇大论的“高文大册”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其一，这些文字本身即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如《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此段文字极其纯净，洗尽铅华。《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乘兴雪夜访戴逵，兴至而归，苏轼之月夜访张怀民，论风雅趣味，与此相类。但《记承天夜游》是在苏轼被贬黄冈期间所作的，在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背景下，还能有如许淡泊情怀作此文字，与前者相比，更为不易。苏轼虽然屡遭贬谪，艰辛备尝，但却不失对人生的乐观豁达。绍圣元年（1094），他被贬到惠州，居无定所，暂寄于松风亭中，可谓穷困潦倒之极了，但他却在文中说自己因为时常外出游玩，不意而得“杖履所及，鸡犬相识”之趣。而第二年搬到行馆居住，处境稍有改善，他又感叹自此“得江楼豁彻之观，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见其所休戚。峤南、江北何以异也！”（见《别王子直》条）无论身在岭南江北，境遇失意得意，天地之间处处皆有江楼之豁彻、幽谷之窈窕，何处春江无月明？文中表达了随遇而安，无处不可得安宁的淡然之情。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无奈，他常常以诙谐、打趣的方式应对。在湖州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捕下狱，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而当出门告别之际，家人正悲痛欲绝，他却出人意料地甩出一个笑话，引得妻子不由失笑，而他则趁机出门，从而化解了一幕他不愿意见到的生离死别场景（见《书杨朴事》条）。这一类文字，其实是《东坡志林》价值的部分，正如赵开美评价的那样：“片纸只字，无非断圭折璧。”（《仇池笔记》序）苏轼性情的真挚可爱于此跃然纸上，其中表现出来的高尚人生境界，足以令人景行行止。
其二，《东坡志林》记载了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泛涉及北宋时期的政治、风俗、宗教信仰乃至医学、科技，可谓无所不包。这些记录展示了宋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画卷，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宋代社会史、思想史极具参考价值。明代王圣俞在《苏长公小品》中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作记便是文。”唯因随笔作记，故能广泛撷取他个人以及周围人生活中的细微琐事，不刻意为之，更显其自然真实，而尤足可贵。书中记载的一些朝野轶事，虽是闲谈，但完全可作为对正史的补益，如《曹玮语王鬷元昊为中国患》记载曹玮劝王鬷提防西夏元昊的言论，为苏轼亲从其弟苏辙处听来，王鬷之孙为苏辙的女婿，故此条可信度很高。《宋史·王鬷传》也收入此事，大概即从《东坡志林》撷取而来。
在苏轼之前，笔记一类文体，大多只为士林、官宦立传，如《世说新语》、《唐语林》等，很少注意平民百姓的言行，《东坡志林》则记载了大量民间的异闻轶事，且专立“四民”的条目，这迥异乎传统题材。《东坡志林》收录东坡平生所见的逸闻、琐言，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有片言可取者都采录之，这是《东坡志林》一书的特色。如《记张憨子》记载了黄州一位奇人张憨子的故事：“黄州故县张憨子，行止如狂人，见人辄骂云：‘放火贼！’稍知书，见纸辄书郑谷雪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时从人乞，予之钱，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其实如此，至于土人所言，则甚异者，盖不可知也。”《录赵贫子语》写苏轼结识的一位民间修道者赵贫子，史传未载此人，苏轼不但记录了他的言论，而且承认自己与其有过交往。书中诸如此类的文字，显示出苏轼对寻常百姓生活的关注以及亲近民间的姿态。
《东坡志林》对北宋时期的科技、医学发展也有所留意，书中专设“井河”类、“异事”类与“技术”类。“井河”类的《筒井、用水鞴法》详细记载了宋时四川盐工用筒井取井盐之法；《汴河斗门》则考证了唐、宋两代开封城外汴河两岸兴修水利工程、灌溉田地的情况。“异事”与“技术”类则记载了北宋时期的医学发展，如《记道人问真》介绍了针灸中新兴的“指针法”，《单骧、孙兆》收入了一桩医官入宫为宋仁宗诊病的医案。此外，在“修养”类里还有一些气功导引养生的内容。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宝贵的古代科技史、古代医学史的历史资料。
《东坡志林》，又名《志林》，是苏轼所作的一部笔记体杂著。宋代出现了许多以杂记、随笔、漫录为名的笔记体著作，后世统称为笔记，这是一种非正式的、私人闲谈性质的新的文学体裁，内容包括轶事、琐言、风俗人情、游记、文论、书信、经史考证、典故、杂感等等。“志林”体早为晋代虞喜所创，《晋书·虞喜传》说虞喜“为《志林》三十篇”，内容多为杂论、故事。苏轼作《东坡志林》后，使得“志林”体在宋代流行一时，并对明代的小品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东坡志林》的写作年代集中在北宋元祐（1086—1094）、绍圣（1094—1098）年间。书中内容十分博杂，涉及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书共有二百零二则，分为两大部分，部分（前四卷）为杂记，分为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二十八类；第二部分（卷五）为论古，共收入十三篇史论文章。
苏轼是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其父苏洵，母程氏。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皆擅长文学，被后人并称为“三苏”，苏轼更是被说成是“雄视百代，自作一家”的文学大家（宋孝宗《御制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但纵观苏轼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嘉祐元年（1056），苏轼二十一岁，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离开蜀地，前往京师。第二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作《刑赏忠厚论》，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本欲擢为，但因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将苏轼置为第二名。此时其母程氏突然病故，苏轼兄弟遂与父亲一道返回蜀地，为母守丧。嘉祐六年（1061），苏轼复中制科三等，这是有宋以来的第二人（人为吴育），引起京师轰动，人称“百年”。其后，苏轼先后任大理寺评事、凤翔府判官，入判登闻鼓院。治平三年（1066），苏洵去世，苏轼又回乡为父守丧三年。还朝时，正值王安石开始变法。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欲变革科举、兴学校、设三司、行青苗法，苏轼上书一一反对，引起与王安石的冲突，苏轼只好请求外放，于当年至元丰二年（1079），分别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当时，朝臣分为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两派（后者在元祐年之后被称为元祐党），两派围绕变法斗争得非常激烈，苏轼由于其反对变法的政治观点，被归入旧党。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向宋神宗上《湖州谢表》，因在表章中流露出失意情绪，被新党人抓住把柄，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又搜罗剔抉他的其他诗作，收集所谓证据，以此污蔑他对朝廷不忠。苏轼当年就被御史台逮捕下狱，后经多方营救，乃至王安石亲自出面为其求情，方免于一死，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为御史台的别名）。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时，苏轼以纵情山水自适，并买城东坡地种田补贴家用，自号“东坡居士”。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因哲宗年幼，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对王安石变法一向持反对态度，她在听政后立即重新启用旧党，并将此前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全部推翻，这一时期史称“元祐更化”。苏轼也在此时被召回京，任礼部郎中，他在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这是苏轼仕途中为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时期。但旧党得势后，不但废止一切新法，而且尽逐新党人物，平日热衷于排斥异己、结党营私，苏轼对此颇有微词，于是又不能见容于旧党，元祐四年（1089），不得不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外调知杭州。苏轼治理杭州六年，深得民众爱戴。当地大旱，饥疫并作，苏轼请求朝廷免除供米三分之一，又以赐度僧牒换米赈灾。第二年春，苏轼再次减价粜常平米，遣人分发粥饭、医药，救活灾民甚众。他在杭州期间，还整治西湖，疏浚湖底，筑堤坝防洪，杭民将西湖长堤名为“苏堤”，以纪念苏轼治理杭州造福于民的功绩。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离开杭州短暂回朝，八月，又赴颍州任知州。这一年冬天，颍州雪灾，冻死者众多，苏轼对小民之艰辛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竭尽全力纾解民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梦中论《左传》，获得“以民力从王事，当如饮酒，适于饥饱之度而已。若过于醉饱，则民不堪命，王不获没矣”的感悟。其后，他又在扬州、定州等地出任知州。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重新执政，开始对旧党人物打击报复，苏轼又被新党目为旧党而遭到贬斥。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往广东惠州，绍圣四年（1097），苏轼已六十二岁，又被贬至海南儋州安置。直到徽宗即位后，苏轼才被调往廉州，任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徽宗大赦天下，苏轼复任朝奉郎，得以北归京都，不幸的是在途中染病，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卒于常州。
《东坡志林》全书写于苏轼颠沛流离的贬谪岁月里，但“志林”之名，初仅指卷五“论古”，并不包含其他随手记下的杂感文章。元符三年（1100）苏轼《与郑靖老书》中说：“《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而其子苏过也说：“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可见《志林》即今卷五“论古”，是苏轼正式的创作，他本人对此也较为重视，将《志林》与自己的另一部经学著作《东坡书传》相提并论。现存五卷本《东坡志林》中的前四卷并不是苏轼的正式著作，而是在苏轼去世后，由后人将苏轼生前所写的一些杂记、题跋之类搜集、整理而成。
南宋时期，就有多种《志林》版本流行，到了明代，十三篇的《志林》与杂感笔记被人合编为一书，书名仍为《东坡志林》。虽然《志林》的大部分内容只是些随意记之的杂感文字，并无精心经营布局的结构章法，也没有固定的体例，但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明代陈继儒评论《志林》说：“此是活东坡也。”明人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评价此书说：“皆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而明代性灵文学代表，“公安三袁”的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则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珂雪斋集》卷二十四）
苏轼的笔记、杂感小文与其长篇大论的“高文大册”各有千秋、相得益彰。其一，这些文字本身即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如《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此段文字极其纯净，洗尽铅华。《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乘兴雪夜访戴逵，兴至而归，苏轼之月夜访张怀民，论风雅趣味，与此相类。但《记承天夜游》是在苏轼被贬黄冈期间所作的，在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背景下，还能有如许淡泊情怀作此文字，与前者相比，更为不易。苏轼虽然屡遭贬谪，艰辛备尝，但却不失对人生的乐观豁达。绍圣元年（1094），他被贬到惠州，居无定所，暂寄于松风亭中，可谓穷困潦倒之极了，但他却在文中说自己因为时常外出游玩，不意而得“杖履所及，鸡犬相识”之趣。而第二年搬到行馆居住，处境稍有改善，他又感叹自此“得江楼豁彻之观，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见其所休戚。峤南、江北何以异也！”（见《别王子直》条）无论身在岭南江北，境遇失意得意，天地之间处处皆有江楼之豁彻、幽谷之窈窕，何处春江无月明？文中表达了随遇而安，无处不可得安宁的淡然之情。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无奈，他常常以诙谐、打趣的方式应对。在湖州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捕下狱，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而当出门告别之际，家人正悲痛欲绝，他却出人意料地甩出一个笑话，引得妻子不由失笑，而他则趁机出门，从而化解了一幕他不愿意见到的生离死别场景（见《书杨朴事》条）。这一类文字，其实是《东坡志林》价值的部分，正如赵开美评价的那样：“片纸只字，无非断圭折璧。”（《仇池笔记》序）苏轼性情的真挚可爱于此跃然纸上，其中表现出来的高尚人生境界，足以令人景行行止。
其二，《东坡志林》记载了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泛涉及北宋时期的政治、风俗、宗教信仰乃至医学、科技，可谓无所不包。这些记录展示了宋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画卷，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宋代社会史、思想史极具参考价值。明代王圣俞在《苏长公小品》中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作记便是文。”唯因随笔作记，故能广泛撷取他个人以及周围人生活中的细微琐事，不刻意为之，更显其自然真实，而尤足可贵。书中记载的一些朝野轶事，虽是闲谈，但完全可作为对正史的补益，如《曹玮语王鬷元昊为中国患》记载曹玮劝王鬷提防西夏元昊的言论，为苏轼亲从其弟苏辙处听来，王鬷之孙为苏辙的女婿，故此条可信度很高。《宋史·王鬷传》也收入此事，大概即从《东坡志林》撷取而来。
在苏轼之前，笔记一类文体，大多只为士林、官宦立传，如《世说新语》、《唐语林》等，很少注意平民百姓的言行，《东坡志林》则记载了大量民间的异闻轶事，且专立“四民”的条目，这迥异乎传统题材。《东坡志林》收录东坡平生所见的逸闻、琐言，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有片言可取者都采录之，这是《东坡志林》一书的特色。如《记张憨子》记载了黄州一位奇人张憨子的故事：“黄州故县张憨子，行止如狂人，见人辄骂云：‘放火贼！’稍知书，见纸辄书郑谷雪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时从人乞，予之钱，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其实如此，至于土人所言，则甚异者，盖不可知也。”《录赵贫子语》写苏轼结识的一位民间修道者赵贫子，史传未载此人，苏轼不但记录了他的言论，而且承认自己与其有过交往。书中诸如此类的文字，显示出苏轼对寻常百姓生活的关注以及亲近民间的姿态。
《东坡志林》对北宋时期的科技、医学发展也有所留意，书中专设“井河”类、“异事”类与“技术”类。“井河”类的《筒井、用水鞴法》详细记载了宋时四川盐工用筒井取井盐之法；《汴河斗门》则考证了唐、宋两代开封城外汴河两岸兴修水利工程、灌溉田地的情况。“异事”与“技术”类则记载了北宋时期的医学发展，如《记道人问真》介绍了针灸中新兴的“指针法”，《单骧、孙兆》收入了一桩医官入宫为宋仁宗诊病的医案。此外，在“修养”类里还有一些气功导引养生的内容。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宝贵的古代科技史、古代医学史的历史资料。
在线试读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①，甲第连云②：宗室王孙，翩翩裘马③，以及乌衣子弟④，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⑤，经过赵、李⑥。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⑦，罗绮芬芳⑧，行酒纠觞⑨，留髡送客⑩。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
注释：
① 戚畹：外戚，这是泛指权贵之家。
②甲第：豪门贵族的住宅。
③裘马：轻裘肥马。形容生活奢华。
④乌衣子弟：出身富贵的年轻人。原指东晋时王、谢两大家族的子弟，因其多住在乌衣巷一带，故名。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乌衣巷在秦淮南。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诸郎。”作者《咏怀古迹·乌衣巷》诗序：“去长干寺北不远。晋南渡时，谢、王族盛居此巷中。子弟为官，号为乌衣郎。”古时乌衣巷在今南京镇淮桥东，与今之乌衣巷位置不同。
⑤挟弹：手执弹弓，指出游打猎。
⑥经过赵、李：语出北周庾信《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春余足光景，赵李旧经过。”原为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汉武帝李夫人的并称。这里泛指歌妓舞女。
⑦乐籍：乐户名籍。古时官妓属乐部管理，故有此称。
⑧罗绮：华贵的衣服。
⑨行酒纠觞：斟酒劝酒。 行酒：斟酒。 纠觞：劝酒。
⑩留髡送客：留客极尽欢饮，典出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欢，能饮一石。”
堕珥遗簪：耳环掉落，簪子遗失，指饮酒极尽其欢。典出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前有堕珥，后有遗簪。”作者《酒徒歌嘲吴鉴在》“舄履交错簪珥堕，落月满屋天微凉。”
欲界之仙都：人间仙境。语出南朝梁陶宏景《答谢中申书》：“实是欲界之仙都。” 欲界：佛教语，为三界之一，包括地狱、人间和六欲天等。这里指尘世、人世。
点评：
作者在其《咏怀古迹》的诗序中说：“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风流，甲于天下。丧乱以来，多为茅草。予以暇日，寻览古迹，形诸歌咏，以备采风。然举目河山，伤心第宅，华清如梦，江南可哀。其为悱恻，可胜道哉。”与本文对读，一写繁华，一写悲凉，形成鲜明对比。
《板桥杂记》跋
心斋居士
今世亦有狭邪，其所以不足动人深长思者，良以雅俗之分耳。其或稍涉风骚，略通琴奕，犹将痛惜而轻怜之，矧其为才技兼优、人文双擅者乎？然此非天之生才独殊，其所以致之，必有由也，果能重返旧观乎？余日夜企之矣。心斋居士题。
——清《昭代丛书》本
题《板桥杂记》
尤侗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桥杂记》示予为序，予间阅之，大抵《北里志》、《平康记》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见者靡不艳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黄土矣。回首梦华，可胜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楼薄倖，老来弄墨，兴复不浅。子方洗心学道，何为案头着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无妓；伊川眼前无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优劣。今曼翁纸上有妓，而艮翁笔下故无妓也，何伤乎一序之。”
——清《说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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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戚畹：外戚，这是泛指权贵之家。
②甲第：豪门贵族的住宅。
③裘马：轻裘肥马。形容生活奢华。
④乌衣子弟：出身富贵的年轻人。原指东晋时王、谢两大家族的子弟，因其多住在乌衣巷一带，故名。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乌衣巷在秦淮南。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诸郎。”作者《咏怀古迹·乌衣巷》诗序：“去长干寺北不远。晋南渡时，谢、王族盛居此巷中。子弟为官，号为乌衣郎。”古时乌衣巷在今南京镇淮桥东，与今之乌衣巷位置不同。
⑤挟弹：手执弹弓，指出游打猎。
⑥经过赵、李：语出北周庾信《和春日晚景宴昆明池》：“春余足光景，赵李旧经过。”原为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汉武帝李夫人的并称。这里泛指歌妓舞女。
⑦乐籍：乐户名籍。古时官妓属乐部管理，故有此称。
⑧罗绮：华贵的衣服。
⑨行酒纠觞：斟酒劝酒。 行酒：斟酒。 纠觞：劝酒。
⑩留髡送客：留客极尽欢饮，典出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欢，能饮一石。”
堕珥遗簪：耳环掉落，簪子遗失，指饮酒极尽其欢。典出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前有堕珥，后有遗簪。”作者《酒徒歌嘲吴鉴在》“舄履交错簪珥堕，落月满屋天微凉。”
欲界之仙都：人间仙境。语出南朝梁陶宏景《答谢中申书》：“实是欲界之仙都。” 欲界：佛教语，为三界之一，包括地狱、人间和六欲天等。这里指尘世、人世。
点评：
作者在其《咏怀古迹》的诗序中说：“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风流，甲于天下。丧乱以来，多为茅草。予以暇日，寻览古迹，形诸歌咏，以备采风。然举目河山，伤心第宅，华清如梦，江南可哀。其为悱恻，可胜道哉。”与本文对读，一写繁华，一写悲凉，形成鲜明对比。
《板桥杂记》跋
心斋居士
今世亦有狭邪，其所以不足动人深长思者，良以雅俗之分耳。其或稍涉风骚，略通琴奕，犹将痛惜而轻怜之，矧其为才技兼优、人文双擅者乎？然此非天之生才独殊，其所以致之，必有由也，果能重返旧观乎？余日夜企之矣。心斋居士题。
——清《昭代丛书》本
题《板桥杂记》
尤侗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桥杂记》示予为序，予间阅之，大抵《北里志》、《平康记》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见者靡不艳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黄土矣。回首梦华，可胜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楼薄倖，老来弄墨，兴复不浅。子方洗心学道，何为案头着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无妓；伊川眼前无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优劣。今曼翁纸上有妓，而艮翁笔下故无妓也，何伤乎一序之。”
——清《说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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