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629424
事写法，而以五到六个主题和涵盖面各异的个案研究，串接起全书内容。一方面，对于西方阅读史研究和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多有参考；另一方面，又充分秉
承类似乾嘉学派般的治史传统，于史料考证方面，用力颇细颇深。在具体论述中，注重文化史与政治史、社会史视角的相互关照，立意上佳。值得推荐。
自序1
再版自序1
本书征引书籍说明1第1章导论
第1节问题意识
第2节文献检讨：借鉴与突破
第3节界说与本书内容述略第2章“知识仓库”的建立与读书世界的变化
第1节“知识仓库”的初步建立
第2节士人读书世界的变化第3章朱一新的读书世界与“地理想象”的知识基础
第1节阅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的可能空间
第2节帝国荣光与挫败的书写
第3节旧学新知的去取
第4节“西学”“地理想象”与国族认同第4章“西学”的“新闻化”：《时务报》与它的读者
第1节新闻报刊与读书世界的扩张
第2节《时务报》与读书社群的多重样式
第3节读者与编者
第4节《时务报》的翻译文稿与“知识仓库”第5章“西学”的体制空间：以《沅湘通艺录》为中心
第1节新酒旧瓶：“西学”与科举体制下的士人
第2节科举体制改革空间里的“西学”
第3节“知识仓库”和利禄之路
第4节“西学”的知识空间和“文化市场”第6章“读书秩序”和“知识仓库”的活用转易
第1节“知识仓库”的活用契机：徐仁铸的努力
第2节“审门径”，“知别择”：《西学书目表》的典范空间
第3节“知识仓库”的转易第7章结论附录一关于《四洲志》的版本问题
附录二梁廷枏著述征引《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小考
附录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海国图志》记述美国政制
对照表
附录四《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合省国说》记述美国政制
对照表
附录五朱一新《评黎佩兰〈景教流行中国碑考〉》对《四裔
编年表》的征引
附录六丁其忱函系年考
附录七裘廷梁函系年考
附录八瞿鸿函系年考
附录九张鹤龄函系年考
附录十朱祖荣函系年考
附录十一钱恂函系年考
附录十二《近代政教之原》作者考
附录十三江瀚函系年考
附录十四潘清荫函系年考
附录十五毛慈望函系年考
附录十六王延龄函系年考
附录十七汪立元函系年考
附录十八唐受桐函系年考
附录十九纪巨维函系年考
附录二十罗振玉函系年考
附录二十一《时务报》译稿收入各类《经世文编》略表
附录二十二《外洋国势卮言》出自《时务报》译稿表
附录二十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再补编》出自《时务报》
译稿略表
附录二十四李玉如、薛福成与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述说
对照表
附录二十五吴友炎答卷与康有为述说对照表参考文献
人名／书名索引
21世纪新的一页已经翻开，20世纪的课题旧态依然。“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导致近代知识（modern knowledge）的自明性受到质疑；“连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新媒体所带来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根本变化——促使论者反求诸己。如何认知和重构现代知识体系，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近代意义的“知识”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为与人的主观意见相对应、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学问。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关知识的讨论尽皆笼罩于神学之下。因此，17世纪以来近代知识的发生和生产过程，便是其获得自由之身、摆脱从超自然角度去解释和叙述自然界一切现象的过程。欧洲由此发生了知识革命，大众的、实用的知识表显化之后，经由某种学术体制实现了合法化。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知识的发生来自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传统知识的再生产，传统知识中蕴含的近代性要素，是其得以实现近代转变的原因所在；另一个是西方近代知识的移植，即“他者”逐渐内化的过程，其中包括翻译、接受、变异等再生产环节。
其实，若将中国历史放在16世纪以降全球史的语境下加以考察，不难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全球旅行和相互影响的现象——“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简言之，16世纪末以降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后，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对于中国的认识，此乃“宋学西迁”之结果；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形塑了近代中国人的自我/他者认识，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大举东渡，移植日本西学知识（包括传入日本的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又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是谓“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还。
基于上述视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全球视野、本土实践——角度推动近代知识变迁的研究。目前正在推进一项大型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即“影响中国及东亚政治-社会的100个关键概念研究”，旨在梳理中国近代知识的谱系，前瞻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这套《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即为部分前期工作的结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以及后面还将推出的更多成果，能为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是为序。
孙江
自序
那是一九八五年寒假的事了。承蒙张如意、李素琼两位助教的介绍，甫是大学新生的我，有缘拜见正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工作的许雪姬教授，她热心地向我介绍了近史所的图书馆，又让我借阅了王健民教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这部书当时还是禁书，她愿意将自己的私藏借给后生小子，开其视界，毫无所畏/谓，今日回想，真是感谢与佩服她的热忱关怀与勇气。此后，常往那里跑的自己，总是麻烦管理借书事宜的苏树先生，即使是那些盖有“匪伪书刊，不得借阅”戳章的书，他也从无迟疑，有求必应。我又摸索到近史所图书发行室的所在，阮囊羞涩的大学生，就算可以廉价购置近史所的专刊史料，还是难能席卷而归，管理发行室的朱熊祥先生，居然同意让我暂欠书款。一句话，没有机缘与助力，在那个时代沉迷于书本的青年，绝对没有满足知识饥荒的可能。
找书是一回事，读书致知是一回事，共感相应更又是另一回事。最近拜读余英时先生为他的名著《历史与思想》二〇一四年新版写的“序”，略述书里那篇众方传颂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畅言中国传统里迫害知识人，轻鄙理性和知识的面向，居然触动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台湾学术文化界的政治神经，引发了犹然身受思想言论桎梏的读者的共鸣。这才回想起，为什么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首度拜读是文，深感有种说不出来的酣畅痛快的理由。即使那时我犹是毫无知识凭借的高中生，只因《联合》《中时》两大报系之广宣而震慑于余先生之盛名，不自量力追趋风雅，实对其间精义要旨，大多无从领略；钻研再三，方始粗识堂奥。逮至一九九二年起，承蒙张秀蓉教授等师长提携，个人有幸担任台大历史系兼任讲师，初执教鞭，即将是文列为指定阅读文献之一，愿和同学分享一己的体会，期望他们挣脱高中历史教育的束缚。我在课堂上口沫横飞，他们无动于衷；学期末要求同学挑选一篇阅读文章撰写心得报告，选择是文者，百中无一。在旧体制下曾经激发热烈回应的鸿文名篇，时过境迁，竟挑动不了后来读者的心弦。未曾生活于那等体制的少年的青春，不需要品尝苦涩艰辛的滋味。
时光流转，几近三十年，居然有幸由近史所出版一部以阅读史为主题的专刊；自身阅读求知的岁月记忆，顿时跃然心怀。史学工作者可以与青史故迹的对话空间，固是广袤无已，却不是和一己的生命经验，毫不相干；史学家的观照所及，引发的感触回响，更是难以预料。即便时代的思想气候变徙无常，史家严谨求证、心血汇聚的学术／知识成果，绝对经得起考验。《历史与思想》新版的堂皇问世，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研究书写以“西学”为中心的晚清阅读史，涉猎史料，安排架构，筹思表述之途，回想起自己的阅读史，便不能自已；问学研史，致知言理，不该仅是为了叩问自我的生命史，更在于怎么创生实质的历史知识，厚植深拓人类的知识板块与智慧空间。阅读史的研究取向，广被认知理解为新文化史之一脉。但是，新文化史挑战质疑既存的研究典范，开拓新的史学研究领域，终究不能专以建构理论、托诸概念等空言为能事，乃致逾越史学实践的学科纪律。意欲超越既有历史叙述的主流架构，又能为认识理解人类的存在处境，别开新域，只有力求祛除既存意识形态与学术积累的障碍，立足于史料的确实追索考问，清楚疏理过往岁月的千端万绪，明白阐述其间蕴积的错综复杂，才是生产实质历史知识的通衢大道。本书的研究书写取向，与其说是宏扬实践新文化史的路数，不如说是透过实证的析论，愿以自身承继知晓的史学知识，建立更形深厚的基础；或可提醒学林同好，前行贤达的心血所成，固然必须敬礼尊重，然亦非圣经神谕，绝对真理。后继者如果停留在“漫笔洒遍天下胜景”的泼墨式层次，即令长篇累牍，图画鬼雄，不过是包装着学术外衣的资料堆积，对实质历史知识的增长，必然无所助益。然而，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晚清阅读史研究作为新兴领域，笔者所为，几无依傍，意欲开道辟蹊，举步实艰。若有高明学人，对此别呈新态，独显风华，必将空间无限。本书如可作为史林同好进一步开展研究的础石，那将是笔者最大的荣幸。
惟则，史料海渊，史学域广，却是步步陷阱，问津者自宜审慎。摭拾片语只言而大做文章，形式上言之成理；仔细推敲，立论基础不过好似沙滩建屋。笔者自期承继“朴学”遗风，不尚空言，无一论无来历，戒慎而为，以小见大，或可别显气象。书本的生产、制作与流通，何时、何地阅读书本，如何阅读取材与挪用、改写或抄袭，本即阅读史研究之进路要旨；只有确立时间坐标定点，透过细致的评比考察，疏理各家议论之同调与歧异，始得稍可确证知识传播与阅读思想历程的变化关系。为考辨史源，显现史料本来面目，重建逼近阅读历程的相关真相，笔者务期尽力而为，是以本书注释，不避繁琐。为此之业，琐碎饾饤；相关论点之论证，冗长无趣，笔者即于注释部分进行论证，期可于正文做出比较清楚的表述论断。读者如果要了解笔者的述说依据，可以阅读注释；如无兴趣，亦不妨碍阅读正文。史界前辈严耕望先生巨著《唐代交通图考》，蜚声学林，众所推崇；却未必人人皆可展卷而终。盖严先生为求史实，利用大量史籍，屡屡出以考证，易令读者疲累而掩卷。本书价值自不能与严著比肩，惟求法式其意。本书立论，屡屡有赖考证，“论从考出”，故列有附录十六篇，或断系年，或考史源，统置于书末，以醒眉目，并供参照。斯举所为，较诸时下风尚，大有不谐；得失高下，皆望高明指教。
本书的准备与写作，前后逾十年。期间若干内容已经发表，有劳史林前辈和多方博雅惠示高见；统整为专著，已经大幅增删、改写、修正，出处如下：
第1章《导论》：部分内容改写自《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新史学》卷16期3，2005年9月）；《开拓近代中国历史图象的新天地：“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导论》（《思与言》卷43期3，2005年9月）。
第2章《“知识仓库”的建立与读书世界的变化》：新撰写（“知识仓库”为个人营构多年之词汇）。
第3章《朱一新的读书世界与“地理想象”的知识基础》：改写自《西学冲激下的传统士人：朱一新的西学知识》（“中国近代知识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年12月17日；本文未公开发表）。
第4章《“西学”的“新闻化”：〈时务报〉与它的读者》：第一节：新撰写；第二～三节：改写自《〈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四节：部分内容改写自《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
第5章《“西学”的体制空间：以〈沅湘通艺录〉为中心》：改写自《科举体制下的“新学”传播空间：以〈沅湘通艺录〉为例》（“101：后科举时代的反思”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12月21日；本文未公开发表）。
第6章《“读书秩序”和“知识仓库”的活用转易》：第一～二节：新撰写；第三节：部分内容改写自《伯伦知理与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考察》（载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第7章《结论》：新撰写。
惟以个人智驽力钝，时日拖延，长时间未能勒为完稿；值此网络文化发达不知伊于胡底之时代，竟引致若干论者袭取笔者之立论或表述，公开发表。故笔者于恰当段落之注脚，分别声明，有劳识者谅鉴，毋以为笔者抄袭彼者是幸。
本书的撰作工程，有赖于近史所的学术环境。进入这座宏伟的学术殿堂服务，安身立命，实是荣幸之至。个人亦尝荣膺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访问学者（2007～2008年度）与公益财团法人日本交流协会文化室之招聘（2013年度），得以分别沉潜从容于哈佛大学校园与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广览史著，长我见闻，并此同致谢意。
书稿的撰成，首先必须感谢黄自进与黄克武教授的鞭策鼓励。工作期间，个人略有小恙，力难再兼行政工作，幸赖雷祥麟与山田辰雄教授慷慨助力，得以稍卸仔肩，细为调理涵养。长久以来的学思过程里，诸方师尊开我智窍，点拨教化，其中张忠栋、刘广京两位业师与朱维铮教授，已告仙去，謦咳永怀；阎沁恒、李永炽、张灏、林毓生诸夫子，师恩永铭；陈永发、吕芳上、林正弘、杜正胜、汪荣祖、狭间直树、瓦格纳（Rudolf G. Wagner）、陈慈玉、林满红、黄进兴、梁元生、洪长泰、王晴佳、沈松侨、钱永祥、陈弱水、张寿安、张力、张启雄、谢国兴、沙培德（Peter Zarrow）、康豹（Paul R. Katz）、刘季伦、薛化元、林富士、桑兵、罗志田、徐思彦、马忠文、章清、李细珠、张仲民诸师友，或赐卓见，或代觅资料，惠我实多。陈力卫、水羽信男、孙江、刘建辉、陶德民、沈国威、陈继东、林少阳、村田雄二郎、石川祯浩、丸田孝志、松重充浩与吴炳守等先进师友，论学史林，其乐何如。初稿蒙陈建守先生与本所巫仁恕教授领导之出版组张珍琳、王中奇同仁之校读，纠谬攻错，谨此特致谢忱。一切谬失，仍应由笔者自行负责。王汎森教授惠赐墨宝题签本书书名，恩宠有加；内子杨桂果女士照料个人身心并设计封面，情深似海。
书成之时，家父潘蕴珠先生弃世四年矣。他老人家凭着淮北农民的土性与韧性，务本尽职，辛劳无已，拉拔了四个儿子的成长；对他们的生命抉择，始终支持。敬以本书为馨香一抹，永念父恩。
潘光哲 谨识
2014年7月22日
再版自序
《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于2014年9月由个人工作所在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列为专刊（99）；翌年5月，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发行室通知笔者，初版800部即将售罄，是否拟修改再版。瞬即有此机缘，喜不自胜。然而，当时受限于体例要求，本书初版之内容，颇有删汰，非尽笔者原稿的样态；复且笔者揣想，学林评骘所据，应仍为初版版本，拟俟静候诸方君子博雅月旦攻错之后，方始进行最后修正，故一仍其旧，重印面世。现今拙著除了得到“中山学术著作奖”（2015年度）之鼓励，复分别得到美国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韩国仁荷大学车泰根教授与日本学习院大学小野泰教教授发表英、韩、日文书评；宋雪、徐佳贵和范广欣诸位青年才俊，也发表汉语书评；王晴佳（Q. Edward Wang）教授的英文书评发表于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10: 4（2015）, pp. 697700；车泰根教授的韩文书评发表于《中国近现史研究》辑66（首尔：2015年6月），页211216；小野泰教教授的日文书评发表于《中国——社会と文化》号31（东京：2016年7月），页211216（特别感谢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示知本项资讯）；宋雪的书评发表于《汉学研究》卷33期2（台北：2015年6月），页275280；徐佳贵的书评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刊》期89（台北：2015年9月），页189197；范广欣的书评发表于《政治思想史》2016期4（天津：2016年12月），页197196。纠谬正误，惠我良多。2016年春，再蒙近代史研究所发行室通知，重印本又将售罄。凡此诸端，或可显示史林同道之厚爱。是则，笔者自应恢复拙著原貌，并据一切纠谬，进行修正，推出新版，以副学林厚望。现蒙南京大学孙江教授青睐，拟纳入《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之一，复赖张永堃小友费心处理编务，以更臻理想的面貌奉献于史林，其幸何如。
相较于初版，现行本版之全书架构，大致相同；一己拙见之表述，稍有变异；并据诸方君子指教，修正误失所在。初版版本各章注释，统列于章末，有劳读者前后翻检，迭受批评，现乃统一移于各页之下。又以本书立论，颇有赖于考证之处，或断系年，或考史源，“论从考出”，初版列有附录十六篇，统置于书末；现改为二十五篇，仍置于书末。
本书以汉语世界的第一部阅读史专著为标榜，貌似史学“趋新”之作。较诸西方学林之阅读史研究，笔者本已声言，实无意“邯郸学步”，仅视之为刺激研究者个人的思路导向。就具体的书写实践而言，本书力求自显心得。如本书所论，晚清士人读书世界的转变，有赖于现实的物质经济条件，与书报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息息相关的“书本地理学”（geography of the book），绝对是士人阅读世界的构成要素。笔者思路之凭借所在，首先当然是必须指陈“书本地理学”一语的前驱者——法国学者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与HenriJean Martin之贡献，复据日本学者永岭重敏之考察，显示作为现代（摩登）都市的东京展现的独特“读书地理”风貌。吾辈固然当取“拿来主义”，广开知识视野；然而，具体研究时，万万不可奉理论为宗，墨守成规或依样画瓢，自当将外来理论／例证与本土材料“融会贯通”。本书取过往学界从不措意之湖南热心之士熊希龄等辈的“捐书书目”为例，具体论证，即便身处边邑的士人，遭遇“书本地理学”的难题，仍复出现有心之士愿为其打开知识窗口，各皆献力而行的历史场景（本书第2章）。此等例证，不一而足；是否恰当，仍待博雅之士多所评骘。
总言之，笔者假阅读史之取向而愿展示的图像，对于西学究竟如何东渐，期可善尽史家技艺之能事，细腻描摹其间样态，多元观照这段具体历史过程。毕竟，晚清士人求索西学，阅读致知的个体经验和思想回应，多象并呈，不该被后世的史学工作者一刀切平。就认识理解晚清中国的历史世界而论，若本书稍可扭转既存的历史成见，提供另一个思考的方向，笔者自感荣宠。有意涉足于斯域的史界同好，倘以本书为踏脚登高之础，瞻望环顾，继续开辟广阔无边的知识新疆，也必是笔者无限的荣幸。
潘光哲 谨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引子
1894年9月，正当大清帝国与日本帝国兵戎相见的时候，身为帝国翰林的蔡元培，关心军情，理所当然；只是，未可得预机要的他，消息来源，或是只能仰赖与友朋相聚之传闻，如：“……文芸阁读学又集同院诸君于谢文节祠，议上封事。传闻前日我遣□国居间与日本议和……”，蔡元培：“光绪廿年九月八日（1894年10月6日）日记”，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卷15，页36；余例与此事之经纬，不详述。或是通过阅读报纸，始知一二；如：“阅九月二日沪报，称俄报有论，纵恿英、法、俄各大国割分中国之地，各据一隅。……三日报海军之定远、镇远两铁甲船……俱在旅顺口船坞修理，重阳前可毕”，蔡元培：“光绪廿年九月十三日（1894年10月11日）日记”，载《蔡元培全集》，卷15，页3637；余例不详举。敌方日本的情势，也开始吸引他的目光，过往中国士人撰写的介绍日本的著作，如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顾厚焜是1887年大清帝国派遣游历考察各国的12位中下级官僚之一，据佐々木扬研究，彼时年44岁，则应生于1843年，系1883年进士，时任刑部学习主事，卒年不详，见：佐々木扬：《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页201；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于光绪十四（1888）年三月在日本印刷成书，见：佐藤三郎：《明治時代前期にお（注转下页）陈家麟
（续上页注）ける中国人による日本研究書について》，载氏著《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页18；又，顾厚焜另有《美国地理兵要》等著述行世，兹不详述。
①陈家麟是光绪十年（1884）随大清帝国驻日本公使徐承祖赴日之随员，《东槎闻见录》刊行于光绪十三年（1887）冬，见：佐藤三郎：《明治時代前期における中国人による日本研究書について》，页1213。
②蔡元培：“光绪廿年八月五日（1894年9月4日）日记”、“光绪廿年八月六日（1894年9月5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2930；蔡元培评价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不甚有条理，颇类吏胥案牍、市井帐簿”；推许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较诸顾著“稍有条理。颇记民风文事，为顾书所无。盖顾书专记度制，又以明治维新为限断。此书意在通古今，包宏琐也”。
③《海国图志》于1842年首度出版，50卷本；经增补为60卷，1847年再刊；1852年复扩增为100卷刊行，即今日一般所见版本，见：王家俭：《魏源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页132134；又，本书征引《海国图志》版本为：魏源，《海国图志》，60卷，道光丁未（1847年）仲夏古微堂镌板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影印〕）；魏源，《海国图志》，100卷，光绪二年（1876）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册743（总页206以下）～册744；以下征引，分别注明60卷本卷数页数（成文出版社影印本总页数），及100卷本卷数页数（《续修四库全书》册数及总页数）。
④夏燮目睹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撰成《中西纪事》，署名“江上蹇叟”，于1865年刊行，一度遭禁，在晚清仍有各种版本行世，见：欧阳跃峰：《〈中西纪事〉的时代特色与个性色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期1（芜湖：2000年2月），页123128。
⑤《日本新政考》《东槎闻见录》《海国图志》与《中西纪事》等，当时都被认为是“西学”之书，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为例，皆有著录（页32B、33AB、35B）；本书征引《西学书目表》的版本，详后。的《东槎闻见录》①等书，从此置诸他的书桌案首，勤加览阅。②约略同一时分，蔡元培在北京场甸逛书店的时候，固然购买了魏源纂辑的《海国图志》、③夏燮撰述的《中西纪事》④等介绍述说世界情势与中外交涉史事的“西学”书籍，⑤同时如《汉书·地理志》的“新斠注”本或是《元遗山诗笺》《南北史识小录》等传统文史书册，亦在搜购
之列。原文是：“阅厂肆，于文光堂购得新刻本《海国图志》、《西藏图考》，谐价三金。于宝善堂购得新斠注《汉书·地理志》、《西夏纪事本末》、《中西纪事》、《元遗山诗笺》、《南北史识小录》、《郎潜纪闻》、董方立所绘《皇朝舆地图》、《说文通检》，谐价六金有奇。”蔡元培，“光绪廿年八月十一日（1894年9月10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3031；余例不详举。蔡元培这样的帝国知识精英，置身首善之区，遭逢国难世变之局，能够掌握的资讯渠道，未必比一般士人更为广泛多元；举例而言，如当时任教南昌经训书院的皮锡瑞，阅读《申报》而始知晓“平壤失守”而李鸿章“亦得处分，甚有讥讽之词”，见：皮锡瑞：“光绪廿年九月四日（1894年10月2日）日记”，载《师伏堂日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册1，页522；在浙江瑞安家乡设帐授徒的张棡，是在光绪廿一年二月十三日（1895年3月9日）阅读《申报》始知“旅顺及山东威海卫均被夺，中国兵轮均被轰沉”等消息，见：张棡（撰），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23；至于其他一般士人知晓甲午战争相关消息的情况，不一一详述。他有心回应时变，愿在茫茫书海里开展阅读实践，猎取各种“精神粮食”，心思所注，多有与世众同流者，举例而言，夏燮的《中西纪事》同样是谭献与康有为阅读的对象，谭谓其内容“条理完密，是非皆公”。见：谭献（著），范旭伦（等整理）：《谭献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114；康说是书于“欧洲之通中国、天主之行、烟禁之兴，至于庚申京师议和，无不详矣”，见：康有为：“光绪十三年五月朔日至二日夏（1887年6月21日）日记”，张荣华（整理）：《康有为日记（1886—1889年）》，《近代史资料》，总号1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页35；《湘学新报》的“史学书目提要”则评价是书曰“体例不及魏氏《海国图志》赅备，而于英人入寇，及海疆之用兵利钝较详焉”，见：《湘学新报》，页1649；本文原刊：《湘学新报》，册13（光绪廿三年七月廿一日〔1897年8月18日〕）。也往往是旧学新知交互并存，约略同一时分的士人的阅读实践，可能与蔡元培没有两样，如当时人也在北京的孙宝瑄，曾自省说：“日来稍觉胸襟泰然，不致如前之不自解。时时跨马出游，返则静坐观书，如《明史纪事本末》及《先正事略》、《吴梅村集》、《圣武记》、《海国图志》，罗列于左右，兴至则信手抽一卷，斜倚南窗而吟诵之。”稍后则记录曰：“购得《中西纪事》、《竹叶亭杂记》、《万国史记》携归。《竹叶亭杂记》，桐城姚伯昂著，亦多载本朝掌故，共八卷。《万国史记》，日本阿波冈本撰，共二十卷。”（见：孙宝瑄：“光绪廿年十一月廿五日、十二月十五日（1894年12月21日、1895年1月10日）日记”，《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5556、页63），可见他同时阅览购置的书籍，亦是旧学新知交互并存；类似例证，自必繁多难尽，不一一详言（至于孙宝瑄购置的《万国史记》一书之相关情况，详见本书第二章）。更有赖物质／环境的条件支持配合。生活在帝国文化中心的北京，蔡元培身有官职，衣食大致无虞，不仅可以找到自己想要阅览的书，又能购存庋藏，时时翻览，比较参阅，想必其乐无穷。如陈炽撰述的《庸书》，在晚清思想界享有盛名；陈炽并有《续富国策》（或名《重译富国策》）之译作，关于陈炽及其《庸书》，参考：张登德：《寻求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陈炽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5）；关于陈炽重译《富国策》与晚清时期《富国策》的翻译，参考：张登德：《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合肥：黄山书社，2009）。蔡元培都同时阅览，相互比较，他菲薄《庸书》之论说“皆世俗所知也，而喋喋不休……多复沓语，多游移语，无切实中窾要语，乃文场射策陋习，不足言著书也”；反而对后者稍有好评，给了个“较《庸书》为切实”的评价。蔡元培：“光绪廿四年四月廿八日（1898年6月16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125。显然，在士人的阅读实践历程里，从来不会仅止专注于一帙，往往多方观照，月旦品评，一己个体的阅读经验，犹如重层积累。不过，即使爱书人野心勃勃，意欲“天下诸书，入我彀中”，搜罗典藏，还是不可能漫无止境。有心广览诸书的蔡元培，实难以一己之力广集遍置，遂与同志合作，期可“众志成城”，满足所好。他通过以科举体制而串联起来的人脉，组成“求实书屋”，共同订阅当时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而兴的各种现代报刊，诸如《湘学报》《蒙学报》等等，互相传阅，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页126。竟然在天子脚下构成了一方读书社群（community of reading）。他们怀持共同的兴趣，阅读相同的书报，足可交换知识、流通资讯。彼此协力合作，蔡元培当然可以读到更多报刊，掌握更多知识资讯。遗憾的是，由于流通速度与彼此传阅等等限制，蔡元培不能在第一时间就获读最新问世的报刊，如他在1898年7月8日才收到传送过来的《湘学报》第33册（1898年4月11日出版），蔡元培：“光绪廿四年五月廿一日（1898年7月8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179。相去近三个月，就是一例。虽然没有办法即时汲取最新的知识资讯，但蔡元培的读书世界，边界无限伸展，疆域愈发扩充，似无止境，若无已时。
饶有意味的是，蔡元培的人生道路与问学方向，逐渐转易，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他弃官返里，主持家乡绍兴中西学堂；尔后，在革命风潮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分，蔡元培更加入了革命“造反”的行列，脱下了翰林长衫，卷起袖子，亲自进行制作炸弹的实验——那枚炸弹要瞄准的对象，则是大清帝国的权贵。“革命不忘读书”，蔡元培从1898年夏天开始，还展开了学习日文的历程，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页127。日本从此成为他问学求知的重要窗口。蔡元培本来就阅览过日本知识人的著作，如他于1899年重行翻阅冈千仞关于冈千仞与其《观光纪游》的介绍，参见：实藤惠秀（著），陈固亭（译）：《明治时代中日文化的联系》（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1），页120131；町田三郎：《明治初年の中国旅行記（その2）岡鹿門“観光紀遊”》，见氏著《明治の漢学者たち》（东京：研文出版，1998），页4761；陈捷：《岡千仞と来日した中国知識人との交流について：“蓮池笔譚”“清讌笔話”などの笔談録を通して》，《日本女子大学纪要》，号12（东京：2001年），页137159；余例不详举。的《观光纪游》，本书征引版本为：冈千仞：《観光紀遊》，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东京：ゆまに书房，1997〔影印〕），册20；是书为冈千仞于1884至1885年间遍游中国，与诸方人物往来互动的记录。回想起自
己早在十年前就读过此书，当时因为“正入考据障中”，所以“曾痛诋之”；时过境迁，则认为是书所论“中国当变科举，激西学，又持中国唇齿之义甚坚”等观点，“皆不可易”。蔡元培：“光绪廿五年六月十九日（1899年7月26日）日记”，《蔡元培全集》，卷15，页226。对日文苦下功夫的蔡元培，此后更参照取材日本学界的成果，开展笔耕事业，编译撰著《哲学要领》（1903年）、《妖怪学讲义（总论）》（1905年）、《伦理学原理》（1909年）与《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等著作，关于蔡元培依据哪些日本著作而进行编译撰著，参考：后藤延子：《蔡元培の哲学：民国的人間像の行動原理》，《人文科学论集》，号13（松本：信州大学，1979年3月），页167168。不仅影响于学术思想界，也是他借以营生度日的经济基础。张元济代蔡元培向商务印书馆洽定，于蔡留学德国时为商务编译教科书及学术专著，另代酌为选购外国新书等事，每月致酬百元，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页328；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页70。蔡元培虽然已是一时人物，却仍愿广求知识于四海，他加入留学域外的学生队伍，于1907年至1911年间远羁德国，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德意志帝国的高等学府，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待得革命功成，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岁月，蔡元培戮力于教育学术领域，先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表率学林，为中国现代意义的学术教育发展，立下了永恒的典范。蔡元培的学思道路，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变动与知识转型具体而微的例证，充分展现了从追求传统科举知识到探索现代科学知识的起承转合。
以蔡元培为“话头”，正可想见，晚清士人的读书世界，实在显现了样态百种、格局多重的变化。苦心钻研应对科举考试的传统经籍与相关书册，费神探究圣贤言说和古史旧籍，本来是他们主要的读书活动。在十九世纪“西力东渐”的浪涛冲激里，士人问学致知的对象，竟然逐渐产生变异，涉猎翻览各式各样的“西学”书册报刊，竟成为读书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翻阅捧读这些“西学”书报，就如打开一扇又一扇的知识窗口，瞻望所及，视野宏阔。像蔡元培这等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或可名之曰追求“世界知识”“世界知识”是笔者杜撰的词汇，恰如当代英国文化／媒体研究巨擘Stuart Hall之论说，现代媒体提供的首要文化功能是供应与选择性地建构“社会知识”、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与影像，我们才能认知“诸种世界”、诸般其他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实体”，并且，我们也才能把他们的及我们的生活，以想象方式建构成为某种可资理解的“整体的世界”（worldofthewhole）和某种“曾经存在过的整体性”（lived totality），参见：Stuart Hall,“Culture, the Media and ‘Ideological Effect’”, James Curran, et al.,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pp. 340341；笔者师法其意，将透过各式各样的印刷资讯媒介提供的各等具有帮助认识／理解外在现实世界之作用的（零散）讯息／（系统）知识，统称为“世界知识”。事业的士人，在他们具体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或是寰宇情势，或为新兴学问，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前来一探究竟。如取譬喻之说，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 Wissensvorrat）一词，笔者借用自Alfred Schutz的概念，参见：Alfred Schutz and Thomas Luckmann, translated by R. M. Zaner and H. T. Engelhardt, Jr.,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知识仓库”在舒兹学说的整体脉络，参见：H. R. Wagner, “Introduction: Schutzs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pp. 1316, in Alfred Schutz, Alfred Schutz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elmut R. Wagner（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兹不详论。晚清士人一旦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色资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扑面而来：或是前所未晓的异域风土人情，或是从未得闻的他国体制伦常，或是向不得见的外邦奇技妙器，或令人惊异不已，或令人叹为观止，或令人掩卷深思，或令人摇头叹息，览卷所及，总可撼动挑拨读者的心怀意念，俨如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如王汎森述说了从日本导进的“思想资源”（王汎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期45〔香港：1998年2月〕，页4754），对笔者甚有启发；不过，他并没有处理本书探讨的课题。只是，士人读书世界的变化转易，往往需要相关条件的支持配合，现实的物质／环境的差异，让想找书读书的士人，不见得可以心想事成。形式上，步入“知识仓库”好似不需要入场门票；实际上，制约读书人进入这方天地的关卡，叠叠重重。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