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872648
尸佼尉缭，术通而文纯。——刘勰《文心雕龙》
《吴子》三卷，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吴起相魏，西河称贤；惨礉事楚，死后留权。——《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我社推出的这套《国学经典典藏版》，是继我社国学经典百部丛书后的又一力作，所选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例上以原文、注释、白话解读的形式对经典著作进行明白晓畅的注解，以全本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引领读者跨越文言文的隔阂，真正亲近经典、领悟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愉快的阅读之旅中获得通透畅达的人生智慧，对于做人做事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套书采用国际流行的16开异形本，版式疏朗大方，装帧印刷精美，便于携带和阅读。
《尉缭子》《吴子》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尉缭子》是著名的《武经七书》之一，是我国战国晚期流传下来的一部著名兵书，是研究先秦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重要典籍之一。《尉缭子》具有非常丰富的军事思想，涉及战略、战术、训练、作战等各个方面，共五卷二十四篇。 它围绕“刑德可以百胜”之说，广泛论述用兵取胜之道。它强调农战，富国强兵，认为“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这样才能“威制天下”。它的另一重要观点是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讲究“廊庙”决策，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在治军上，它主张“制先定”。
《吴子》是著名的《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子》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兵书，据说是战国时兵家吴起所作。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整理和删补，篇目和内容有所亡佚，现只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励士》六篇。
尉缭子
前言—————————————————————————————————-9
卷第一
天官第一—————————————————————————————————-39
兵谈第二—————————————————————————————————-41
制谈第三—————————————————————————————————-45
战威第四—————————————————————————————————-50
卷第二
兵权第五—————————————————————————————————-57
守权第六—————————————————————————————————-61
十二陵第七—————————————————————————————————-63
武议第八—————————————————————————————————-64
将理第九—————————————————————————————————-70
卷第三
原官第十—————————————————————————————————-73
治本第十一—————————————————————————————————-75
战权第十二—————————————————————————————————-78
重刑令第十三———————————————————————————————–80
伍制令第十四———————————————————————————————–81
分塞令第十五———————————————————————————————–82
卷第四
束伍令第十六———————————————————————————————–85
经卒令第十七———————————————————————————————–86
勒卒令第十八———————————————————————————————–87
将令第十九———————————————————————————————–89
踵军令第二十———————————————————————————————–90
卷第五
兵教上第二十一——————————————————————————————–93
兵教下第二十二——————————————————————————————–96
兵令上第二十三——————————————————————————————–99
兵令下第二十四——————————————————————————————–103
附录
梁惠王年世考——————————————————————————————–107
《尉缭子》校勘记—————————————————————————————-117
吴子
前言——————————————————————————————–149
卷上
图国第一——————————————————————————————–161
料敌第二——————————————————————————————–167
治兵第三——————————————————————————————–172
卷下
论将第四——————————————————————————————–179
应变第五——————————————————————————————–183
励士第六——————————————————————————————–188
我国是一个古代军事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度。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这方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战争难以数计，涌现的军事家灿若群星，形成的兵书、战策卷帙浩繁。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下来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列国纷争，战事频繁，但学术文化却十分发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兵家是当时各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当时著名的兵家人物，首推孙武，其下则有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人。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兵书则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等。其中《尉缭子》一书价值很大，而研究却很不够。直到1972年《尉缭子》竹简的残卷出土后，对《尉缭子》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尉缭子》的成书时代和作者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著名兵书，是研究先秦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重要典籍之一。《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对该书都有著录。南朝学者，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许多学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该书有所摘引或评论。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尉缭子》和《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一起被编入了《武经七书》，作为必读的军事教材。但自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怀疑其为伪籍以后，虽也有学者仍相信《尉缭子》“多存古制”、“亡可疑者”，是“战国谈兵者”所著（参见明代宋濂的《诸子辨》和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以及近人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然而数百年来，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却变成了一部伪书。如“郑樵讥其见名而不见书，马端临亦以为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姚际恒说：“《尉缭子》……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全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为说，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其伪昭然。”（《古今伪书考》）清人姚鼐也说：“尉缭之书……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惜抱轩全集·文集·读司马法六韬》）近人钱穆则怀疑：“其殆秦宾客之所为，而或经后人之羼乱者耶?”（《先秦诸子系年·尉缭辨》）而张心澂《伪书通考》、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等书，甚至直斥《尉缭子》为“伪物”。由于学术界多年来的错误认识，使《尉缭子》一书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与其他兵书一起出土了《尉缭子》竹简的残卷，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残简释文刊登于《文物》1977年第二、第三期，其内容与今本及《群书治要》所节录的《尉缭子》基本相同，这就使伪书之说不攻自破了。此后，一些研究《尉缭子》的书籍和文章陆续发表，从新的角度对这部古兵书进行了评估。其中，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代和作者，是这些论著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总的来讲，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的作者尉缭是梁惠王时代的人，《尉缭子》成书于战国中期的魏国（我们简称这种观点为“梁惠王时人说”），其根据是今本《尉缭子》首篇《天官第一》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的记载。另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的作者尉缭是秦始皇时代的人，《尉缭子》成书于战国晚期的秦国（我们简称这种观点为“秦始皇时人说”），其根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的记载。
除了这两种主要观点之外，学术界尚有若干其他说法，需要首先予以简要辩驳。因为出土竹简的银雀山一号墓，已被考古工作者判定为汉武帝初年的墓葬，有人即以此作为《尉缭子》作成与传世的时间下限（参见《尉缭子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西汉著名的文学家贾谊在其所作的《陈政事疏》中，说过“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的话。宋人王应麟指出此句中“主上之操也”几个字“语出《尉缭子》”（《困学纪闻》），如果王应麟之说正确的话，那么贾谊此前即已读过《尉缭子》一书，而贾谊著《陈政事疏》要早于汉武帝即位三四十年。第二，从银雀山出土的《尉缭子》等兵书，都不避汉初几个皇帝的名讳（参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第三，从汉墓中出土的竹简未必即作成于当时或在当时才开始流传，与《尉缭子》同时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都不是作成于当时，而早在很久以前就广为流传了。第四，楚汉战争的四年，社会动乱；秦统一后的十五年间，大肆焚书，“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特别是《尉缭子》书中的论述也与这两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不符。根据这些材料，我们认为判定《尉缭子》作成和流传的时间，不应受出土竹简墓葬本身时代的局限，而应提前到秦统一之前的战国时代，它是先秦古籍毋庸置疑。
有人还曾提出过“依托说”（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即认为尉缭本不与梁惠王同时，只是假托与他答对而著此书。但是这种说法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如果说是秦汉以后的人假托著书，那么出土的《尉缭子》竹简和我们刚才的考辨已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是秦始皇时的尉缭假托与梁惠王答对而著书，也不符合逻辑。何法周先生在《〈尉缭子〉初探》一文中对比曾作过一番有力的辩说：“古代假托的伪作确实是有，但一般假托总要假托更古的人……如果说是秦王政十年时的尉缭假托梁惠王时的尉缭而著书，他们本处于同一个时代，这瞒不住任何人的眼睛。这样的假托，还有什么意义？假托一般总要假托更有名望的人。梁惠王与梁惠王时期的尉缭，一个是连吃败仗、连国都安邑都保不住的败国之君，一个是史无记名、后人几乎怀疑其存在的无名之士，假托他们又能抬高《尉缭子》的几何声价?”这是有道理的。
还有的学者猜测历史上有两个尉缭，一个是“战国中期军事家”，另一个是“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断定“杂家尉缭，非梁惠王时之兵家尉缭”（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其实这种“两个尉缭说”同“依托说”一样也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无法否定尉缭是大梁人这一明确记载，两人同名在历史上虽不乏其例，但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出现两个都叫尉缭的大梁学者，其著作内容又相近，这种戏剧性的过分巧合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我们还是回到对前述两种主要观点的分析上来，由于持“梁惠王时人说”的学者和持“秦始皇时人说”的学者至今都不能说服对方，而他们各自所依据的那条唯一的原始材料，在现存的先秦古籍中又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引为直接旁证的记载。因此，他们为了鉴别《尉缭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都试图从该书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中去寻求内证。
“梁惠王时人说”者从《尉缭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作者面对的国家，矛盾重重……民流地废，农战不修，‘人有饥色，马有瘠形’，民无定伍，军无定制，‘武士不选’，贤能不用。这样的国家，只可能是日趋衰落的梁，而不可能是生气勃勃的秦！”（二）“作者面对的国君问题严重。他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倾向于‘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唯心谬论，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路线上，也不懂得任地、制民的富国强兵之道……这个人，只有可能是败国之君梁惠王，而不可能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三）“书中引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时间顺序上看，只引证到战国前期的吴起为止……从引证的历史事件看，唯独吴起以法治军、与士卒同甘苦而‘天下莫当’的事迹最多最详，其中特别是两次提到了‘吴起与秦战’这一富有历史特征的史实。”（均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四）“尉缭在本书中，不断地对‘世将’提出严厉的批评，正是正确地反映士人向贵族争夺政权的战国早期时代背景。”（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秦始皇时人说”者从《尉缭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战国时代战争投入的兵员和持续的时间，在早、中、晚期是有明显差别的。《尉缭子》反映了战国晚期的战争规模。”（二）“《尉缭子》体现了战国晚期独有的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三）“1974年发现的秦陵兵马俑军阵，是战国晚期战场情况的写照，它的情况往往能与《尉缭子》所述互相吻合。”（四）“《尉缭子》……记有许多军制条令，往往能与《商君书》和云梦秦简的精神相呼应，证明其作者应与秦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当是秦始皇任为国尉的大梁人尉缭。”（均见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显然，争论双方所提出的这些理由，除个别问题外，都是持之有故的。但是，他们对于对方提出的理由，却都不能给予全面而有足够说服力的反驳。这个矛盾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我们遍集有关史料并经过反复分析后发现：如果把现有的各种历史记载联系起来考察，上述两种观点实际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缭本是同一个人。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可靠证据之前，对仅存的关于尉缭事迹的两条原始记载，根本不可以也不应该去执意否定其中的任何一条！
既然在今本《尉缭子》首篇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应对梁惠王的有关史料作一番认真的考证和探究。梁惠王名，于周烈王七年（前369年）继位，即史书中所说的魏惠王，因其在位期间将魏国的都城由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村）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又称为梁惠王。关于梁惠王的纪年即其在位的时间，史料记载有所不同，甚至司马迁《史记》本身的记述也大相径庭，现分别列举并加以考辨。
《史记·魏世家》记载：“三十六年，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赵世家》、《六国年表》的记述与《魏世家》同，即认为梁惠王在位仅36年，卒于公元前333年。
《史记·秦本纪》则记载：“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1978年版）换算，秦武王元年为公元前310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史记·孟尝君列传》也记有：“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是岁，梁惠王卒。”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换算，齐宣王八年为公元前311年。而齐国使用的历法为“周正”，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秦国使用的是“颛顼历”，以夏历十月为岁首，所以实际上《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记载并不矛盾，即认为梁惠王在位59年，卒于公元前310年。
对于以上两种不同的记述，后代的《史记》注疏者也莫衷一是，慨叹：“实所不能详考。”（司马贞：《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既然《史记》对这个问题的记载本身有矛盾，后来的许多学者如晋代荀勖、杜预等人，就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卫辉西南）出土的《竹书纪年》来校正《史记》。遗憾的是《竹书纪年》原简和晋代学者所作的释文早已失传，现在所见到的《竹书纪年》，都是后人从不同的古籍中辑出来的。方诗铭、王修龄编著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汇集了各种版本的《竹书纪年》佚文，现摘引部分有关材料如下：
“《汲冢竹书》：魏惠王亦有后元。”（《史记·孝文本纪·索隐》）
“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史记·魏世家·集解》）
“古书《纪年篇》，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竹书纪年》的记载和其他文献提供的资料都证明了梁惠王在位仅三十六年的说法不可信，杨宽在《战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一文中，举出两条《竹书纪年》之外的有力证据论证说：“原来魏惠王到三十六年没有死，只改元又称一年。”（详见《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5页）很明显，《史记》中所记“梁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说”是错误的，现在这一说法已被绝大多数史学家所摒弃。正是因为太史公记述的这个失误，才使得许多学者不能对尉缭其人的大致生卒年代和主要活动时间作出正确估计。如：钱穆先生就曾说过：“《史记》尉缭说秦王在始皇十年，今传尉缭书有梁惠王问，年世不相及。”（《先秦诸子系年·尉缭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由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写的《武经七书注译·尉缭子》也认为：“两个尉缭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钟兆华同志虽也怀疑：“如果把《魏世家》与《秦始皇本纪》联系起来看，‘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似乎看像是一个人。”（《尉缭子校注》前言，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但因梁惠王的纪年问题没有确定，所以他又认为：“那位任秦国尉的尉缭，如果不是《史记》有误的话，该当是另一个人，并非今本《尉缭子》的作者。”（《尉缭子校注》前言，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这个问题现在既然已基本得到了解决，就应当以正确的记述为依据，在新的基点上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史记》中梁惠王在位59年，卒于公元前310年的记载比较可信（梁惠王的年代问题比较复杂，不少学者以《竹书纪年》为据，认为梁惠王在位52年，卒于公元前318年。笔者对此持有异议，参见附录拙作《梁惠王年世考》）。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梁惠王在他晚年与年轻的尉缭答对（正像今本《尉缭子》首篇中所描述的那样），而在秦始皇十年（前237年），年老的尉缭由大梁来到秦国，为秦统一全国献计（正像《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完全可能的。假设在大梁与梁惠王答对时尉缭不满二十岁，那他在秦始皇十年入秦时有九十来岁。要证明以上说法能够成立，我们必须先解决几个关键环节中的问题：
卷第一
天官第一
梁惠王①问尉缭子曰：“吾闻黄帝②有《刑德》③，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
尉缭子对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④、时日、阴阳、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⑤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城高池深、兵战具备、谋而守之也。若乃城下⑥、池⑦浅、守弱，可取也。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故按《刑德》天官之陈曰：‘背水陈者为绝地，向阪陈⑧者为废军。’昔武王⑨之伐纣⑩也，背清水，向山之阪，以万二千人击纣之亿有八万人，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官之陈哉?然不得胜者何?人事不得也。昔楚将军子心与齐人战，未合，初夜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官。’以是观之，人事而已矣。”
［注释］
①梁惠王：即魏惠王。姬姓，又以毕为姓，名，战国时魏国的国君。②黄帝：传说中我国远古时代的中原部落首领。姬姓，名轩辕，号有熊氏。他曾打败过炎帝和蚩尤，被各部落拥戴为共同首领。③《刑德》：在各种古籍的记载中，“刑德”有不同的含意，秦汉以来许多学者也有不同的解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中著录有《黄帝》十六篇，这些兵书战国时当广为流传。从本书的具体语言环境分析，梁惠王所问的《刑德》，可能就是指这类书中的一种。④天官：此处泛指所谓瞻云、望日、察气、观星等迷信之说。⑤人事：指人的积极作用。在本书中，作者多次论证“人事而已”，可见，这是贯穿于《尉缭子》全书的基本思想。⑥下：低矮。⑦池：指护城河。⑧阪：音bǎn，山坡。陈：即“阵”，下同。⑨武王：即周武王，姓姬，名发，西周王朝的建立者。⑩纣：即商纣王。姓子，名辛，亦称帝辛，商代的最后一个君主。清水：源出今河南省修武县，流经卫辉与卫河汇合后，注入黄河。亿：我国古代十万也称为亿，“亿有八万人”即十八万人，与纣的实际兵力接近。子心：楚公子，春秋时人，其具体事迹无可考。
［译文］
梁惠王问尉缭子说：“我听说黄帝有名为《刑德》的兵书，依靠它可以百战百胜，有这回事吗?”
尉缭子回答说：“不是这样，黄帝的所谓‘刑德’，是一种讲用武力攻伐敌人，用政治治理国家的思想，同现在流传的《刑德》之书并不是一回事。现在所流传的《刑德》之书中，都是讲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这些迷信的东西。而黄帝所依靠的，不过是人的作用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现在有座城，从它的东西两面都攻不下来，从它的南北两面也都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没有所谓顺应的时辰可以利用吗?那么为什么不能攻下这座城来呢?是因为城墙高，护城河深，武器齐备，守城将士善用计谋等缘故。如果城墙低，护城河浅，守城的力量薄弱，就可以攻下来。由此看来，讲究天官、时日那一套，不如重视人的作用。再比如按《刑德》‘天官之阵’的说法：背靠着水布阵就是把士兵置于死地，面对着山坡布阵等于白白地送掉军队。但是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正是背靠着清水，面对着山坡而布阵的，结果以一万二千人击败了商纣王的十八万大军，商纣王的头也被砍下来高悬在白色的旗杆上，难道商纣王不知道‘天官之阵’吗？那么为什么不能取胜呢?人的作用没发挥好啊。又比如从前楚国大将子心与齐国人打仗，在交战的前夜，天空有彗星出现，星的柄部指向齐军。按天官的讲究，‘彗星柄部所指向的一方可以获胜，而另一方不应该发动进攻’。但是子心不信这一套，他嘲弄说：‘彗星哪有什么知觉!用扫帚与人相斗，必须把柄倒过来才能获胜。’第二天仍与齐军交战，结果大败齐军。黄帝讲：‘先听信于神、鬼，不如先考查自己的智能，这就是天官。’这样看起来，所谓天官不过是指人的作用罢了。”
兵谈①第二
量土地肥②而立邑、建城。以城称③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也，故退可以守固，［进可以］战胜。战胜于外，福生于内，胜、福相应，犹合符节④，无异故也。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⑤于天，生于无。故开之，大而不咷；关之，细而不欬⑥。故王者，民归之如流水，望之如日月，归之如父母。故曰：明乎禁、舍、开、塞⑦，其取天下若化。国贫者能富之，民流者亲之，地不任⑧者任之，四时不应者能应之。土广而任，则国不得无富；民众而制，则国不得无治。夫治且富之国，车不发轫⑨，甲不出櫜⑩，而威服天下矣。故兵胜于朝廷，胜于丧纪，胜于土功，胜于市井。櫜甲而胜，主胜也；陈而胜，将胜也；战［而］胜，臣胜也。战再胜，当一败。十万之师出，费日千金。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而止出。故患在百里之内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内者，不起一岁之师。战胜其国，则攻其［都；不胜其］国，不攻其都。战胜天下，［则攻其国］；不胜天下，不攻其国。故名将而无家，绝险逾垠而无主，左提鼓右摅枹而［无］生焉。故临生不为死，临死不为生。得带甲十万、［战］车千乘，兵绝险逾垠。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将之自治兆兆……
耳之生聪，目之生明。然使心狂者谁也?［曰］难得之货也；使耳聋者谁也?曰［□□□□也；使目盲］者谁也?曰［曼］泽好色也。夫心狂、耳聋、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难矣。
凡兵之所及者，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圆亦胜，椭亦胜。兵重者如山如林，轻者如燔如炮，如漏如溃，如垣堵之压人，如云霓覆人。闭关辞交，而廷中之故［入］……
［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民情。夫民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故举兵而加……所加兵者，令聚者不得［散，散者不得］聚；俛者不得仰，仰者不得俛；左者不［得右，右者不］得左。智士不给虑，勇士不［□□］。兵如总木，弩如羊角，民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者胜成去。
［注释］
①兵谈：银雀山竹简《尉缭子》本篇末有“治国”两字，竹简整理小组认为是标题，未知确否，此仍从底本以“兵谈”为本篇标题。②：又作“硗”，瘠薄的意思。③称：适合，适应。④符节：我国古代派遣使者或传递将令所使用的凭据，用金、玉、竹、木等刻字制成，分为两半，朝廷存右，使臣持左，相合才可为信。⑤邃：深远、莫测。⑥欬：音kài，憋气。⑦禁、舍、开、塞：指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⑧任：利用，开发。此处专指开发土地。⑨轫：音rèn，阻止车轮转动的木头。此处所云“发轫”已引申了原意。⑩櫜：音gāo，收藏盔甲、弓箭的器具。丧纪：有关死人的事。此处引申为各种事情的礼节、程序。土功：此处指对土地的利用和经营。市井：古代习惯在井附近贸易，俗称市井。垠：边界。绝险逾垠：意为克服艰难险阻。摅：音shū，此处为拿着、挥着的意思。悖：违背常理。燔：音fán，烤烧。垣：墙。总木：丛木，形容兵器林立。弩：用机关发射箭矢的装置。羊角：此处指势不可当。
［译文］
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而设立封邑、建筑城郭。建城的规模要与辖地的广狭相适应，辖地的广狭要与人口的多少相适应，人口的多少要与粮食的供给情况相适应。这三方面都达到了平衡，那么在退却时就可以巩固防守，进攻时就可以取得胜利。在外面作战胜利，关键在于内部有良好、和谐的气氛。两者彼此适应、相互协调，就像合上符节一样，一点间隙也没有。治理军队的人，要像隐藏在地下一样深邃，要像处于高空中一样神秘，用兵没有固定的形式。一旦展开，置于大的地方不会显得过于空旷；一旦聚集，处于小的所在也不会显得过于充塞。所以善于统治的人，国民会像流水般地归附他，像盼望日月般地盼望他，像归顺父母般地归顺他。所以说：明确采取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禁止奸邪之心，赦免小的过失，开启养生之道，杜绝奢靡的风气，这样就会使天下得到开化、进步。贫穷的国家能够富庶起来，流离失所的国民能够得到安抚，没有耕作的土地能够得到开垦，不按节气从事农业生产的也能得到纠正。土地广阔而且能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不会不富庶，人口众多而且能得到良好的管理，国家就不会不安定。安定而且富庶的国家，不用出动军队，不必使用武器就能威震天下。所以说，军事上的胜利实际取决于朝廷的政治改革，取决于国民的安定生活，取决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取决于贸易的繁荣兴旺。不使用武力而取得的胜利，是政治上战略的胜利；动用军队在两军阵前取得的胜利，是军事上战术的胜利；通过战争而取得的胜利，则是微不足道的胜利了。打了两场胜仗，相当于吃了一次败仗。十万人的军队出征，耗费每天达千金。所以百战百胜，不能算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取得胜利，才能算高明中最高明的。
不可因一时的愤怒出兵作战，有胜利的把握就可以行动，没有胜利的把握就停止行动。因此在百里之内出现祸患，尽量争取只出兵一天；在千里之内出现祸患，尽量争取只出兵一个月；在边远地区出现祸患，尽量争取只出兵一年。有了战胜这个国家的力量，就可以进攻它的都城；没有战胜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不要进攻它的都城。有了称雄天下的力量，就可以进攻这个国家；没有称雄天下的力量，就不要进攻这个国家。一个好的将领在指挥作战时顾不上考虑家中的事，在他率军冲锋陷阵时也顾不上考虑国君了，当他左手提着战鼓、右手挥舞着鼓槌在阵前擂鼓督战时，就顾不上考虑能否生还了。因此在战场上活着的时候顾不上想到死，面临死亡危险的时候也来不及想到能否活下去。让这样的将领统率十万名战士，一千乘兵车，这支军队就能够纵横天下。
作为大将，上不受天时的约束，下不受地理的约束，中间不受国君的约束。应当宽容，不能轻易被人激怒；应当清廉，不能过分贪图钱财。作为将领，应该谨慎从事，好自为之……
耳朵是用来听的，眼睛是用来看的。然而，是什么使人失去理智呢?往往是一些珍奇的货物啊；是什么使人耳朵失聪呢?往往是一些动听的声音啊；是什么使人眼睛失明呢?往往是一些悦目的颜色啊！丧失了理智、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看不到真实情况，让有这三种毛病的人去率领军队，是很难胜任的。
当用兵的本领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在羊肠小道上作战也能获胜，在锯齿般复杂的地形上作战也能获胜，攀山越岭作战也能获胜，深入峡谷作战也能获胜，攻方形阵能获胜，攻圆形阵能获胜，攻椭圆形阵也能获胜。用重兵进击时，要像高山密林那样稳重而有秩序，用轻兵奇袭时，要像火烧烟燎那样爆裂而突然，要像城墙倒塌那样把敌人压住，要像乌云浓雾那样把敌人覆盖。在计划军机大事时，要锁闭城关，断绝与外界的交往，只放有关的人员入朝廷中议事……
当一个国家上失去天时，下失去地利，中间失去国民的拥护，国民饥饿得不到食物，寒冷得不到衣服，劳累得不到休息，应发兵去讨伐这样的国家……派去讨伐的军队，要叫敌人聚集的来不及散开，散开的来不及聚集；低头的来不及抬头，抬头的来不及低头；左边的来不及救右边的，右边的也来不及救左边的；谋士来不及考虑对策，武士来不及采取行动。我们的军队刀枪林立，射出的箭像羊角风一样势不可当，每个人都鼓足勇气、踊跃向前，排除一切疑虑，以高涨的士气去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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