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全二册）

本项目为四川大学一流建设人才人物培育工程专项项目“民间所藏稀见清人别集搜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所收20种清人别集，《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皆未著录，各大图书馆也罕有收藏，如《怡真斋诗稿》《小海岳楼存稿》《怡青堂诗四刻》等均为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献。

所收文献以道光以后为主：计有清初本二种、乾隆本二种、清中叶本一种、道光本二种、咸丰本一种、同治本二种、光绪本三种、清末本一种、民国本六种。从版本类型看，共有稿钞本十种，约占一半的比重，另有刻本六种、木活字本二种、石印本和铅印本各一种，在取舍时兼顾了版本的丰富性。作者地域的分布，根据藏书的多寡，计有湖南、安徽各四人，山东、山西各三人，四川、陕西、江西、福建、浙江、天津各一人。关注地方文献的人士可分别留意本地乡贤的著述及其版本。

第一册

梅林詩集一卷（清）張逵撰清初鈔本一

邃園集古存卷一至二（清）徐焯撰清初鈔本四五

厄中况詩集一卷（清）郭匡撰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刻本一〇三

鄭山人詩録一卷（清）鄭棠撰（清）黄占濟批點并題跋清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黄占濟手稿本一四一

金滸詩草一卷（清）楊念昔撰清中葉鈔本一七一

怡真齋詩稿不分卷（清）姜文球撰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刻本二一三

百梅詩一卷（清）王者瑞撰清光緒鈔本三四一

樂陶吟一卷（清）杜若椿撰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杜三宅刻本三八三

怡青堂詩四刻存卷一至二（清）王錫綸撰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刻本四三三

北游草一卷南旋草一卷附道光丁酉科江西選拔貢卷一卷（清）余笛撰清道光刻本五〇七

第二册

湘雲别業詩草一卷（清）劉暉撰清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木活字本一

藤花書屋詩鈔一卷（清）邵啓元撰清末鈔本四九

忠恕堂詩草不分卷（清）范杞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何鏡清鈔本九九

深柳堂未定草一卷（清）徐玉照撰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山西柳林刻、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峨眉續刻本二四九

兩園集古存草一卷（清）沈守廉撰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石印本三二三

蓮峰齋詩草一卷（清）李大鵬撰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蓮峰書屋木活字本三七三

癡生詩草一卷癡生詩草續集一卷（清）王欽止撰清末稿本民國六年王昭範鈔本四三九

養氣齋詩記一卷（清）陳文新撰民國三年（一九一四）鈔本五〇九

嚼雪齋志學草一卷王思衍撰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前後鈔本五八九

寄傲軒詩鈔一卷（清）曹彬孫撰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鉛印本六二三

一

在四部典籍中，别集是數量最多的一種文獻類型，而清人别集的數量超過明代以前别集的總和。但存世清人别集究竟有多少種，迄今無法作出準確的統計。李靈年、楊忠先生主編《清人别集總目》（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著録二萬名作者的約四萬多種别集，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著録一萬九千七百餘名作者的四萬多種别集，《中國古籍總目》著録清人别集二萬八千六百七十六種，三種書目去除重複，總計著録二萬三千餘名作家的四萬四千多種别集。但這三種書目，主要反映的是公藏情况，而且是以舊編藏書目録爲基礎進行的著録，并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公藏機構的實際收藏數量。例如，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新編目的古籍中，與《清人别集總目》相比，可增補著作七十五種，增補版本五十種，訂正訛誤十二條；天津圖書館也將《清人别集總目》未著録的清人别集彙爲一編，名爲《天津圖書館藏清人别集善本叢刊》，共收録六十二種；此外，《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别集叢刊》和《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别集叢刊》也有不少未見著録的稀見清人别集。隨著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工作的開展，更多的稀見清人别集將陸續進入人們的視野。

除了公藏，私家收藏的清人别集也不容忽視。民國時期的著名藏書家徐世昌、倫明、鄧之誠、鄭振鐸等，都在清人别集的收藏與文獻整理方面作出了較大貢獻。徐世昌《晚晴簃所藏清人别集目録》著録清人别集二千七百餘種，以自身藏書爲基礎，在門客、幕僚的協助下編成《晚晴簃詩匯》二百卷，收録六千一百餘家的二萬七千多首詩；倫明有志於續修《四庫全書》，將藏書樓命名爲“續書樓”，并在北京琉璃廠開設書肆通學齋，聘孫殿起主持店務，網羅清代文獻甚夥，其《東莞倫氏續書樓藏書目録》殘本（上海圖書館藏）著録清人别集近五千種，應當是私人收藏清人别集數量最多的藏書家；鄧之誠收藏清初詩文集七百餘種，其中多有罕見的清代禁書，後編成《清詩紀事初編》八卷，收作者六百人、詩作二千多首；鄭振鐸則致力於收藏清代文集，多達八百三十六種，溢出北平圖書館編印《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者在四百八十種以上，計劃編纂《索引續編》。當代已故藏書家中，留意清人别集與清刻本收藏且影響較大的有黄裳、黄永年二先生。黄裳先生的《清代版刻一隅》取材以自藏清刻本爲主，多有罕見清人别集，并側重其版刻藝術價值；黄永年、賈二强先生所編《清代版本圖録》以反映清代版本全貌爲宗旨，雖多通行本和具有代表性的版本，但也不乏自藏稀見清人别集。二書皆可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上述三種公藏書目之缺。

清亡距今衹有百餘年，流散在民間的清人别集尤其是晚清别集數量衆多，無論公藏機構還是私人藏書愛好者，都應努力加以訪求和搜集。以成都市下屬的都江堰市（舊稱灌縣）爲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編纂縣志時曾采訪本縣人士詩文集刊刻情况，計有“已刊”詩文集十八家二十種，分别是：朱霽軒《忠孝詩鈔》、馬光型《小海岳樓詩》、周澤溥《餘事吟》《酉溪餘咏》、李芳《春珊詩草》《行餘偶録》、尹清臣《朋簪雜録》、陳桂林《釋來軒詩》、田廷棟《芸香閣詩草》、馬繼華《片羽集》、劉炳琦《咏史詩》、朱谷暘《勸孝存》、趙金鑑《青城游草》、陳炳魁《黼廷文存》、王昌麟《惜齋文録》、羅鳳藻《燼餘集》、徐昱《藕園詩文稿》、羅世勳《逸園集》、師表《闇齋集》和李延伯《墨居殘稿》。從理論上説，這些詩文集應當都現存於世。但查考《清人别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和《清代蜀人著述總目》，衹著録有陳桂林、馬繼華、王昌麟、羅鳳藻、羅世勳和師表等六家；而上述書目没有引用的《成都市古籍聯合目録》又著録有劉炳琦和陳炳魁二家詩文集藏於灌縣文管所；根據最新的“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重慶圖書館藏有馬光型《小海岳樓存稿》四卷，爲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刻本，寒齋亦藏有是本。至於剩下的九家，是存是佚，還有待進一步尋訪。有心人即目求書，當有所得。

二

我曾在南京求學六年，有機會查閲南京圖書館和南京大學圖書館的古籍善本，期間又到北京大學訪學半年，是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的常客，積纍了較豐富的版本目録學知識。二〇〇八年，我博士畢業後到四川大學工作，本想充分利用四川省圖書館的古籍資源，但由於地震及搬遷新館的原因，大多數綫裝書都打包封存在庫房，無法提供閲覽。對於酷嗜珍本秘籍的我而言，一下子遭遇了難以忍受的書荒，轉而開始購買自己喜愛的綫裝古籍。但我深知，在書價日漲的今天，以一名大學青年教師的微薄薪水，無法滿足大規模購書的願望，衹能選擇某一類型文獻形成專藏。我的主攻方向是宋元文學文獻，似乎理所當然地應該以宋元别集作爲專項收藏。但清代以來藏書家對宋元别集的搜藏幾乎已經到了竭澤而漁的程度，今人實在難以爲繼，且絶大多數宋元别集都有了影印本和整理本，從讀書治學的角度來看收藏意義不大。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得到了元末明初學者羅子理的《羅德安先生詩集》三卷，可惜牌記缺失，版本不明，於是進一步查考資料，發現天津圖書館藏有明隆慶四年（一五七〇）刻本《羅德安先生文集》三卷，是海内外孤本，收入《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明刻本僅存文集，缺失詩集。此外，國家圖書館也有該書的清鈔本，但同樣没有詩集。因此，無論此本刊刻於何時，均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後來，幾經努力，我終於查到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藏有完整的《羅德安先生詩集》三卷、《文集》三卷，内封牌記完好無缺，是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嗣孫羅冠仕等重刻本，與羅璟《羅冰玉先生集》合刻。這次發現讓我明白，即使是光緒刻本，其中也不乏明清别集的稀見品種，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從此以後，我就决定將明清别集作爲自己的主要收藏方向。雖屬不務正業，但也自得其樂。

明清别集浩如烟海，以個人的能力，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公共圖書館的收藏。因此，我進一步縮减範圍，以《明别集版本志》和《清人别集總目》《清代詩文集總目提要》等爲參照，凡是不見於這些書目著録、公藏機構罕見收藏的明清别集，則盡可能地予以搜集，并在網上呼籲：“漢唐逸籍、宋元舊本，自古以來，莫不珍重。明代喜刊唐集，清人篤好宋元。民國初年，學者搜羅清代禁毁文獻，蔚然成風。百年滄桑，迭經動亂，新學日盛，舊籍漸亡。宋元善本，公家網羅殆盡；明清佚籍，民間所存尚夥。有志文獻學者，倘能注意於此，必當有所成就。”十年來，通過網絡、拍賣、古舊書店、書友交流等途徑，筆者經眼的稀見明清别集多達數百種，但限於財力，基本上衹能采取人棄我取的策略，收藏那些名氣不大、品相不佳、殘缺不全的文獻。例如，明人王應翼，是湖北京山黄玉詩社的主要成員之一，其詩集久已亡佚，僅見［康熙］《安陸府志》卷二十著録所著《采山樓詩文》十數種。筆者偶然在孔夫子舊書網見到《采山樓集》明刻本殘葉，背面粘貼新中國成立前後石家莊一家餅干公司的廣告，目測屬於糊窗覆瓿之物，以廉值收歸寒齋所有。儘管衹是一紙殘葉，却足足讓我興奮了好幾天。［康熙］《安陸府志》著録的《采山樓詩文》衹能供人遐想，而這張殘紙則是可以感知和觸摸的實物，能够爲明人别集的版本著録與考訂提供更爲具體的信息：王應翼《采山樓集》，明末刻本，每半葉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單邊。我素來信服顧炎武“采銅於山”的治學方法，得到此書後，就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爲“采山樓”。至於能够采到的究竟是傳世之寶還是廢銅爛鐵，則衹能順其自然了。

鄭振鐸先生在《清代文集目録跋》中説：“夫清集之收集，似易而實難。”普通的清集自然容易見到，但未見著録的稀見品種則難以獲得。有時候苦等數月，瀏覽大量書目信息，也見不到一部心儀的清集；有時候偶然疏忽，數日没有上網，纔發現某部孤本秘籍已被他人廉值買去。爲了彌補心中的遺憾，衹好花重金請求書友割讓，或者托店主復印副本見寄。這樣積纍下來，符合自己收藏標準的清人别集倒也日益豐富。原計劃聚集百餘種再整理問世，但最近獲得四川大學雙一流學科建設經費的資助，就優先選取二十種罕見流傳、内容較完整、有較高文獻價值的稀見清人别集先行出版。

三

“稀見本”作爲一個模糊的版本學術語，向來難以準確界定其含義。從存世數量來看，目前藏書界和出版界普遍以收藏單位在三家或四家以内作爲收録標準。如二〇〇六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陜西省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在序言中明確説：“這裏所説的稀見，是指所收録的方志根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核查比對，在全國衹有三家以下收藏單位。”二〇一一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在序中也説：“‘稀見’標準指同一版本收藏單位在三家以下。”而二〇〇九年學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續編》則説：“每種方志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收藏機構一般不超過四家。”可見存世數量在三、四部以内可作爲判斷一部古籍是否稀見的通行標準。從著録情况看，《稀見方志叢刊》一般以《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是否著録或著録稀少作爲收録標準，而各種《稀見清人别集叢刊》則以《清人别集總目》《清代詩文集總目提要》等專題書目是否著録作爲收録標準，如二〇〇七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别集叢刊》確定的選目原則之一是：“據《清人别集總目》及各館古籍書目數據庫的著録情况，選録未見著録，或雖有著録，但收藏單位較少的清别集品種。”二〇〇九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圖書館珍藏清人别集善本叢刊》在《編印説明》中也説：“本編所録清集，以《清人别集總目》爲據，凡其未載者，即以‘稀見’目之，予以收録。”參考上述標準，收録在本書中的稀見清人别集，基本上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一是不見於《清人别集總目》《清代詩文集總目提要》和《中國古籍總目》三大書目著録；二是廣泛調查後發現同一版本的存世數量在三部以内，甚至可能是孤本；三是在此之前未經任何出版社影印出版。以此爲標準，庶幾可以稱得上稀見了。但由於公私藏書没有編目，不爲人所知的尚多，如有疏漏和不準確之處，衹能祈求讀者的原諒了！

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一書中指出，清刻本中真正難得、堪稱爲文物的版本，一部分在清初，一部分在道光、咸豐時。這一觀點對於清人别集而言同樣適用。但清初版本絶大多數已成善本，未見著録的極少，故本書所收以道光以後爲主：計有清初本二種、乾隆本二種、清中葉本一種、道光本二種、咸豐本一種、同治本二種、光緒本三種、清末本一種、民國本六種。從版本類型看，共有稿鈔本十種，約占一半的比重，另有刻本六種、木活字本二種、石印本和鉛印本各一種，在取捨時兼顧了版本的豐富性。至於作者地域的分布，根據藏書的多寡，不能不有所側重，計有湖南、安徽各四人，山東、山西各三人，四川、陜西、江西、福建、浙江、天津各一人。關注地方文獻的人士可分别留意本地鄉賢的著述及其版本。

相比於大部頭的同類叢書而言，本書規模較小，衹不過是嘗鼎一臠罷了，但其中也不乏重要的文獻發現，可彌補大型叢書之缺漏。例如，《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六百三十三册收録山西王錫綸《怡青堂詩集》八卷、《怡青堂文集》六卷，爲民國鉛印本；又收録《怡青堂詩二刻》八卷，清咸豐刻本。本書則收録了難得一見的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刻本《怡青堂詩四刻》，雖僅爲殘本，存同治元年壬戌詩，但與民國本《怡青堂詩集》卷四壬戌稿相比，多出九十五首詩。又如湖南陳文新詩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七百八十八册收録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一年刻本《養氣齋詩集》五卷，本書則收録了民國三年鈔本《養氣齋詩記》不分卷，雖收詩較少，但内容互有出入，可資校勘，且多出詩二十三首、古文十篇。此外如道光間山東商人姜文球《怡真齋詩稿》、咸同間安徽良吏范杞《忠恕堂詩草》、光宣間湘軍幕僚李大鵬《蓮峰齋詩草》、名列《清史稿·忠義傳》的辛亥殉難者曹彬孫《寄傲軒詩鈔》、民國初元代理峨眉知縣的徐玉照《深柳堂未定草》、抗日戰争時誓死不做亡國奴的山東沂州才子王思衍的早年詩集《嚼雪齋志學草》等，無論其人其詩，皆各有特色，有可稱道之處。讀者各取所需，想必不致空手而歸。

四

本書的編輯出版，有幸得到諸位師友的指点幫助。導師程章燦先生撥冗爲本書題寫書名，著名藏書家、學者韋力先生慨然應允撰序，令本書增色不少，也是對我莫大的鼓勵。選題形成之初，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南江濤先生曾對出版策劃多有支持，南京大學徐雁平教授就叢書選目給了非常中肯的建議。成書過程中，四川大學李瑄教授在資料查閲方面協力不少。本書的責任編輯苗文葉女士不辭勞苦，逐一查核原始文獻，辛勤校對，保證了本書的出版質量。在此一并謹致謝忱。書中可能存在的不足與錯誤，敬祈高明不吝賜教。

羅鷺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日書於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