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705423丛书名: 无
1.《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安格斯•迪顿倾情推荐。
2.《全球不平等》堪称《21世纪资本论》一书全面的后续之作，探讨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3. 在特朗普政府宣扬逆全球化之际，全球化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全球不平等”已经成为热门搜索词。
4.《全球不平等》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有趣的新理论——库兹涅茨波浪。
作为不平等研究领域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大胆提出了一种解释全球不平等的新机制。他运用大量数据和前沿研究，阐述了影响国家内部不平等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良性力量与恶性力量。他还揭示了谁从全球化中受益*多，谁在全球化中失落，以及哪些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平等的天平发生倾斜。
《全球不平等》回顾了近千年的全球数据，说明不平等如何在战争、疾病、颠覆性技术、教育机会和再分配等的影响下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与150年前工业革命导致不平等一样，*近西方不平等的扩大也是由技术革命推动的。
但是，尽管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在扩大，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却快速缩小，这是因为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的收入已经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停滞不前的收入。与此同时，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全球不平等。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现在的历史方位，我们将走向何方，以及什么政策能够扭转这种趋势，请先阅读米兰诺维奇这部富有说服力的著作。
“比较译丛”序
导论
第一章 全球中产阶层与全球富豪的崛起
谁在全球化中受益？
全球收入分配中的绝对收益
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前1%
真正的全球富豪：亿万富豪
第二章 国内不平等：引入库兹涅茨波浪解释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不满意库兹涅茨假说的缘由
库兹涅茨波浪
平均收入停滞不前的社会中的不平等
平均收入稳定上升的社会中的不平等
是什么驱使第一次库兹涅茨波浪下降？
是什么推动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上升和下降？
第三章 国家间不平等：从马克思到弗朗兹•法农，再回到马克思？
全球不平等的水平和结构变迁
公民身份溢价
移民和壁垒
如何协调移民与不愿开放边界的关系
第四章 当前以及未来的全球不平等
一段警示性的引言
主要力量的轮廓：经济趋同和库茨涅兹波浪
收入趋同：贫穷国家将比富裕国家发展更快吗？
趋同是一个亚洲现象吗？
等式的另一侧：中国和美国的国内不平等
不平等的危机：财阀制和民粹主义
第五章 未来如何？关于收入不平等和全球化前景的思考
什么力量将塑造21世纪的全球不平等？
富裕国家的中产阶层会怎样呢？
怎样才能降低富裕福利国家的不平等？
赢家通吃仍然是规则吗？
为什么只关注横向不平等是错误的?
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是否会有所不同?
经济增长仍然重要吗?
对不平等的关注是否会从经济学中消失?
为什么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不平等会消失吗?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这是一本关于全球不平等的书。纵观全书，我以全球化的视角，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以及与不平等相关的政治问题。然而，由于世界不是由单一政府治理的，我们不能摒弃对民族国家的关注。相反，许多全球性问题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上逐渐演化的。因此，更高的开放度（不同国家的个人间商业交流）会带来政治影响，而这种影响不是在想象中的全球层面上，而是在民生切实受到贸易影响的真实国家中。例如，作为全球化的结果，中国工人可能要求更多权利，美国工人可能要求政府采取保护。
尽管单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很重要，而且几乎所有的政治行动都发生在这一层面，但全球化影响着收入水平、就业前景、知识和信息，乃至日常商品支出和冬季新鲜水果的所有事务，而且其力量在不断增强。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WTO）限制二氧化碳排放，还是打击国际逃税，全球化在全球治理初期都引入了新的游戏规则。
因此，现在我们应当将收入不平等看作一种全球现象，而不是像20世纪那样仅仅将之看作国别现象。这么做的理由之一是纯粹的好奇心（亚当•斯密大为赞赏的特性），也即对外国人如何生活的恒久兴趣。但在“纯粹的”好奇心之外，关于其他人生活和收入的信息也可以有更实际的用途：它可以帮助我们评估何地买卖何种商品，学习如何更好、更高效率地做事，以及决定移居何地。或者，我们可以运用从世界其他地方做事方式中获得的知识，或者与老板重新商定我们的工资，或者投诉过多的二手烟，或者向服务员要一个打包袋（一种已经在各国之间传播开来的习俗）。
关注全球不平等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现在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可以用于评估和比较全世界个人收入水平的数据。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对过去两个世纪，特别是过去25年中全球不平等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我相信本书的读者会明白这一点。全球不平等的变化反映了各国经济上（通常还有政治上）的崛起、停滞和衰落，各国内部不平等水平的变化，以及社会制度或政权的更迭。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和北美的兴起深刻影响了全球不平等，导致全球不平等水平上升。近年来，几个亚洲国家的快速增长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全球不平等水平下降。同时，无论是工业化早期英国的不平等上升，还是近几十年中国和美国的不平等上升，国别层面的各国内部不平等都具有全球影响。理解全球不平等无异于理解世界经济史。
本书首先运用家庭调查数据，描述和分析了198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收入分配的几次最显著变化。1988年是一个方便的时间节点，因为它与柏林墙倒塌、后共产主义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时间点几乎正好一致。同时，在此之前数年，中国已经重新融入世界。这两个政治变革与家庭调查可获得性的提高息息相关，而家庭调查可获得性是全球不平等变化的关键信息来源。第一章专门记录了：（1）“全球中产阶层”的崛起，其中的大部分位于中国和其他经济复苏的亚洲国家；（2）发达国家内某些群体的衰落，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富裕阶层，但是在国内处于中产或中低阶层；（3）全球财阀的出现。在过去25年里，这三个显著现象打开了关于民主未来的几个重要政治话题，这部分内容我将在第四章中阐述。但在探讨未来之前，我们先要回溯过去，从长历史角度理解全球不平等的演变。
全球不平等是全世界公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可以被视为各国国内不平等的总和加上各国之间的平均收入差。第一部分涉及富有的美国人和贫穷的美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富有的墨西哥人和贫穷的墨西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此类推。第二部分涉及美国与墨西哥、西班牙和摩洛哥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章考察国内不平等，第三章则考察国家间不平等。
在第二章中，我运用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历史数据，有时要追溯到中世纪，重新阐述作为不平等经济学重要工具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该假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认为随着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平均收入的增长，不平等水平会先上升后下降，由此形成描绘不平等水平与收入水平关系的倒U形曲线。近年来，库兹涅茨假说被认为有缺陷，因为它无法解释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一个新现象：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下降，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回升。这一现象与最初定义的库兹涅茨假说不一致，根据该假说的最初定义，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水平不应该上升。
为了解释近期不平等水平的上升和过去不平等的变化，我回溯至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引入库兹涅茨波浪（Kuznets waves）或者称为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这一概念。库兹涅茨波浪不仅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近期日益上升的不平等，还可以用来预测美国以及中国、巴西这类中等收入国家的不平等趋势。我将库兹涅茨周期分为两类，一类适用于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国家（工业革命之前），另一类则适用于平均收入稳步上升的国家（现代时期）。我还区分了推动不平等下降的两种力量：“恶性”力量（战争、自然灾害、流行病）和“良性”力量（更广泛的教育覆盖率、增加社会转移、累进税）。我也强调了战争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战争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国内高度不平等、总需求不足以及追求控制他国获取新利润渠道。战争可以导致不平等水平下降，但不幸而且更重要的是，战争也会导致平均收入下降。
第三章的重点是各国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现在出现了两个多世纪前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的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各国之间不平等的加剧没有拉大全球不平等。随着亚洲国家平均收入的增加，国家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缩小。如果这种经济趋同状况持续，不仅会推动全球不平等的下降，而且将间接导致国内不平等相对更突出。50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局面。19世纪初全球不平等主要体现在英国、俄国和中国各国的内部贫富差距，而不是西方社会的平均收入高于东方。对于马克思的著作和欧洲经典文学的读者来说，这样的世界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的世界并不是这幅景象。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我们出生或者生活的地方仍然极为重要，或许能够决定我们一生收入的三分之二。在更富裕国家出生的人拥有我称之为“公民身份租金”（citizenship rent）的优势。我在第三章末尾讨论了它的意义、政治哲学影响，以及直接后果——寻求更高收入而移民的压力。
在考察了全球不平等的不同组成部分之后，我们将重新视之为一个整体。在第四章，我讨论了21世纪和下一个世纪全球不平等可能发生的变化。我没有对全球不平等进行看似准确的预测，因为实际上它们是不可靠的：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时候，即使更基本的人均GDP预测也称不上可靠。我相信，最好找出决定国家和个人收入的关键力量（收入趋同和库兹涅茨波浪），并探究它们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但也必须记住，我们往往是在推测的基础上做出这些预言。
写作第四章时我回顾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畅销书，它们试图从当前的趋势推断未来。我震惊于它们的时限性如此之强，就好像不仅被囚禁在它们的空间里（这些书籍成书的地方或国家），还更囿于其所处的时代。
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结尾，作者普鲁斯特惊叹于年老之人似乎可以通过各自扮演的角色，触及他们生活过的不同时代。又或者正如尼拉德•乔杜里在其美妙的自传《你的手，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Thy Hand,Great Anarch!）第二卷中所写，人的一生不可能同时见证一个文明的巅峰和低谷——见证了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时期罗马辉煌的人，有生之年必定无法经历古罗马广场沦为牧羊地的时刻。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获得了某种智慧，并拥有了比较不同时代的能力，从而更好地看待未来。但在我看来，这种智慧在三四十年前重要作者的著作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一个世纪前或更久远的某些作者对于我们今天的困境，似乎比那些时间距离我们更近的作者更有先见之明。这是不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没有人能够预测）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崩溃（同样从未有人设想过）导致世界出现大变化？我们可以排除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类似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吗？我不这么认为。虽然我无法确定，但我希望普鲁斯特和尼拉德•乔杜里口中的随年龄增长的智慧在三四十年之后体现在本书读者身上。
第四章结尾探讨了我们如今面临的三大政治困境：（1）中国将如何扩大政治参与？（2）富裕国家将如何对待其中产阶层可能持续数十年的零增长？（3）在各国国内层面和全球层面，前1%阶层的收入上升是会导致财阀制，还是会导致尝试安抚全球化“输家”的民粹主义？
在最后一章中，我回顾了本书的要点，在总结本书重要经验的同时，提炼出了关于21世纪和下个世纪国内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下降的关键建议。针对国内不平等现象，我认为要更加注重禀赋平等（equalizing endowments，如资本所有权和教育水平），而不是注重对收入征税。针对全球不平等，我主张加速贫穷国家的发展（一个无争议的立场）和减少移民障碍（相对来说更富有争议性）。本章被划分为关于全球化和不平等的十点反思。不同于本书其他部分，这些内容更富推测性，更多着墨于我本人的观点而不是特定的数据。
读者很容易发现（如果持有本书的打印副本，或是查看电子版的总字数），这是一本篇幅较小的书。它含有较多的图表，但我希望它们易于理解并能够帮助实现本书要点的可视化。我相信，这是一本无论专业人士还是普罗大众，无论博闻强识者还是知之较少者（虽然我怀疑是否有人愿意将自己归为最后一类），都可以轻松理解的书。
关于本书中的代词使用，我需要给读者一个解释。我在复数词“我们”和单数词“我”之间转换了多次。大体上，只要我认为我在表达一个被相当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杂志读者或其他群体认同的看法时，就使用“我们”。显然，在使用特定的“我们”时，我指代的每个人未必都真正持有这一观点。对于观点的这种归属和该人群自身的易变本质，我还是很清楚的。我尝试着区分“我们”和“我”，是为了强调一些我自己的意见、决定、想法或术语。举例来说，“我们”（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库兹涅茨假说由于未能预测富国近来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而变得不可信，但“我”试图重新定义并重新阐述库兹涅茨假说，以使“我们”今后可能对这一假设的用途产生新的认识。然而，在这个“我”成为“我们”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我请读者迈开全球不平等研究征途的第一步。这一步满载责任，充满乐趣。这条征途最终可能通往全球治理和世界大同。
在这本迷人的书中，米兰诺维奇以清晰的方式阐明了国家之间不平等和国家内部不平等。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作者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在全球不平等研究领域从事重要的实证研究，并在这本书中扩展了这一工作，为理论化分析不平等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不平等的变化是两种力量的产物：国家内部不平等水平上升和下降的库兹涅茨周期，以及国家之间平均收入的趋同。这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弱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我们将生活在阶层分化的世界，还是国际收入差距巨大的世界？世界是会由全球前1%的*阶层统治，还是会由一个庞大的全球中产阶层统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这本书中，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继续其终身的探究，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区分国家内部不平等和国家之间不平等，考察不平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本书充满了新颖而又富有洞察力的思想，例如库兹涅茨波浪和公民身份租金。米兰诺维奇是不平等研究领域富有思想性和进取心的学者之一，这本书巩固了他的这一地位。
——安格斯•迪顿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最后一章，我想回顾一下本书的一些关键主题和信息。本章一部分梳理书中的主要观点，一部分预测未来趋势，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变化。本章围绕全球收入分配的10个问题展开，而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会非常重要。
什么力量将塑造21世纪的全球不平等？
影响全球不平等的两股力量是经济趋同和库兹涅茨波浪。趋同的前景，或者说亚洲对西方经济的赶超，似乎非常强劲。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至少一些人口稠密的亚洲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将持续下去，也不太可能一起减速，如印度、印尼、孟加拉国、泰国和越南。直到21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减少全球贫困和全球不平等的责任，但在未来，更多的亚洲国家将会扮演这一角色，因此，未来经济趋同更可能继续，鸡蛋将不会被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世界经济力量将更多地转向亚洲。柯成兴（Danny Quah）在负责多年的项目中，已经描绘了这种逐渐转变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重心位于大西洋中部、欧洲和北美之间。根据最新的计算，柯成兴将世界经济重心定位于伊朗中部，并指出在过去的35年里，世界经济重心几乎向东部方向直线转移(Danny Quah，私人通信)。柯成兴预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重心将转移到中国和印度之间，而中国和印度将承担欧洲和北美之前扮演的角色（Quah，2011）。
许多亚洲国家的收入也在赶超欧洲和北美的收入，而这将减少全球不平等。但是，在这方面，中国的角色不确定。中国在过去40年里是减少全球不平等的重要力量，并且直到2000年左右中国以一国之力独自影响全球不平等的上升和下降，实乃减少全球不平等的唯一力量，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开始加剧全球不平等。这种效应一开始会很小，但如果非洲不景气，或者中国与其他贫穷的人口大国之间差距扩大，那么这种影响有可能加剧。归根结底，要想减少全球不平等，不仅需要中国经济增长，还需要世界其他地区快速的经济增长。这种快速经济增长似乎最有可能发生在亚洲，是否会出现在非洲依然存疑。
库兹涅茨波浪所起的作用也不简单。即使波浪“表现良好”，也就是说，如果收入不平等开始沿着库兹涅茨曲线向下的部分下降（首先在中国，随后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富裕国家），仍需要10年时间降低国内不平等，才可能降低全球不平等。此外，我们不能确定中国和美国是否各自处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的顶峰。中国抵消库兹涅茨波浪的主要力量，也就是维持高度不平等的因素，主要是私人资本在总收入份额中上升、腐败和地区收入差距。美国则可能受制于富人集中了大量资本、高资本收益和高劳动收入统一在同一群体（新资本主义），以及富人的政治力量。
收入不平等和政治问题仍将密切相关。收入不平等维持高水平且不断加剧，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制度，唯一的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向财阀制。但是，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可能破坏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使共产党的执政或者走向更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或者走向民主。这两种政治变革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伴随巨大的经济混乱以及经济增长率下降。
富裕国家的中产阶层会怎样呢？
富裕国家工人受到富裕国家的高收入者与新兴国家工人的挤压，一方面富裕国家高收入者将继续从全球化中获利，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工人则相对工资低，更容易被雇佣。在自动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中产阶层受到的挤压也没有结束(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讨论过)。这种挤压将使西方社会进一步分化为两个群体:一个是上层阶级，非常成功且富裕；另一个群体更大，从事为富人阶层提供服务的工作，尤其是那些不能被机器人取代的劳动。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大，因为就教育数量（教育年限）甚至教育质量而言，许多富裕阶层的人们已经接近上限；此外，很多从事服务工作的人实际上已经有点大材小用。
我们可能不得不考虑一种情况，那就是上层阶级和服务部门的劳动者之间只有很小的技能和能力差异。运气与家庭背景将比以往更加重要。一个人成为华尔街的银行家而不是瑜伽教练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某天傍晚走在了正确的街道上（并且遇到了正确的人）。在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我们已经无法通过可观察到的特征（教育、资历），解释为什么收入最高的1%和其他的9%之间的工资差异达到10倍以上（Piketty，2014，第9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对收入的解释力不断下降，也就是教育回报率不断下降。丁伯根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在一个人人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中，教育溢价几乎会消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如此依然阻止了巨大的工资差异。除了随机禀赋外，家庭在财富和（更重要的是）人脉上的禀赋也许会占据更为关键的地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那些拥有大量权力和财富的职业中，家庭财富和关系网络的影响非常明显。政治王朝（political dynasties）如今比50年前更加普遍。父母是电影演员或导演的人几乎都可以从事同一个职业。金融领域也是如此。政治家、演员或股票交易员的子女是否在下一代中最有资格做这些工作呢?显然不是。正是这些职业过去的成功带来了更多的成功，包括带来了他们后代的成功。结识那些做出雇佣决策的人至关重要，而且通过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的途径无疑是积极的。1
新资本主义将更不平等，因为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将在顶层得到解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因为最富有的人既是最富有的工人，也是最富有的资本家)。成功将取决于生得好和运气好，这种情况甚于20世纪(一个充斥着重大政治社会动荡的世纪)。新资本主义将会像一个大赌场，但有一个重要例外:那些赢得了几轮的人很可能继续获胜(通常是通过出生在正确的家庭中)。那些输了几轮的人将会看到接下来的机会越来越不利。
如果一个孩子幸运地出生在正确的家庭（富裕且教育良好），那他们将会从父母的教育参与和教育投资中获益匪浅。孩子首先受益于父母确定的终极目标：一份高收入的好工作。为了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他需要上最好的大学；为了上最好的大学，他需要上最好的高中；为了上最好的高中，他需要上最好的小学；为了上最好的小学，他需要进入最好的幼儿园。因此如果父母有足够的知识、远见和财力，一个孩子的人生道路在五岁前就已经被决定了。贫穷或者缺少教育的父母几乎没有资源和知识，不可能这么早就做出这些选择。如果他们的孩子相对更晚才认识到成功人生需要具备什么，他的人生道路将变得更加艰难。换句话说，父母富裕的孩子很早就被送上成功之路。如果他对此不感兴趣或者有学习或行为障碍，才会偏离这一道路。
难以想象一个如此不平等的体制能够实现政治稳定。但是，随着不平等水平下降，不稳定因素可能也随之消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取决于：（1）技术进步是否可能以一种偏向穷人的方式发展，导致低收入工人取代目前的高收入工作者，如教授；（2）这个体制中“输家”的政治组织能力。如果不能从体制获利的输家仍然是无组织的或者受制于错误的意识，那就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如果他们自我组织并且找到政治上的拥护者，他们可以利用拥护者的不满，得到他们的投票，然后富裕国家才有可能实施一些政策，以便进入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向下部分。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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