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库）鲁滨逊漂流记（全译本）

序

作者和时代背景

《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1660—1731)是英国近代长篇小说的开创者之一。笛福诞生在伦敦一个中下层家庭中，父亲从事屠宰业，信奉不同于英国国教的长老会，是一个加尔文教(清教)教徒。由于家境并不宽裕，笛福未能进入大学学习，只受过中等教育。他从一六八三年起开始经商，先后经营过服装、烟酒、羊毛制品和砖瓦等生意，但都不成功；为了维持生活，他又受雇于政府，充当秘密情报员；他还办杂志，为许多杂志撰文，写了大量的政论。

笛福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从历史上讲，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专制制度和英格兰国教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广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也日趋激烈，终于在一六四二年爆发了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领导、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力的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国内战争。查理一世于一六四九年一月被送上了断头台，克伦威尔建立了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的共和政体。一六五三年，克伦威尔改共和政体为护国主政体，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他死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逃亡国外的查理一世的儿子乘机策动王党叛乱，形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笛福出生的那年正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登基的年。从经济上讲，英国从十五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随着海上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北美、印度和非洲等地殖民地的相继建立，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英国海外扩张和掠夺的欲望，也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处在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都异常活跃时期的笛福，对社会政治问题十分敏感，参与政治的意识也极为强烈。

笛福家庭的宗教背景是长老会，因此，在社会上是不受重视的。这些被压在社会的中下层和主流宗教之外的绝大多数人民自然成了革命的主力，而笛福由于家庭和宗教背景属于这个阶层，其政治态度也必然与这个阶层的政治立场接近。事实上，他不仅反对斯图亚特封建王朝，倡导变革，而且成了中下层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笛福在一七四年之后的十余年间，一直为辉格党领袖哈利办一份题为《评论》的杂志，为辉格党的政治斗争提供了舆论支持。同时，他还为许多杂志报纸撰文。据说，与他有关系的杂志有二十六家之多。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政论和报道性的文章，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把他称为“现代新闻报道之父”。直到晚年，笛福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转向文学创作，在写《鲁滨逊漂流记》之前，也许他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文学家。

一七四年，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赛尔柯克因为反对船长，被抛到智利海外的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在那里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后，才被一个航海家发现，救回英国。这件事披露后，给年近六旬的笛福带来了灵感，他遂以这一事件为原型，创作了《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于一七一九年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进一步鼓舞了笛福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他相继写出了《辛格尔顿船长》(1720)、《摩尔·弗兰德斯》(1722)、《杰克上校》(1722)、《罗克萨纳》(1724)四部小说。笛福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观念在他的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他的全部文学作品中，以《鲁滨逊漂流记》流传广、影响。

分析与评价

《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部“现代小说”，也是西方文学史上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为什么说它是“部”现代小说呢?因为和过去的“小说”相比，它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了新的面貌。首先，它不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只写宗教的寓言或神奇浪漫的传奇故事。例如，十六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写的《巨人传》和后来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写的《堂·吉诃德》，主人公都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夸张变形的人物，他们的言行都是荒诞、滑稽的。《巨人传》里的巨人从娘肚子里一爬出来，就要吃掉一头母牛，家里人赶快跑来制止，结果还是让他撕下了一条牛腿；《堂·吉诃德》里那位疯疯癫癫的老骑士，骑一匹瘦弱不堪的劣马，拿一支长矛，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的英雄，到处打抱不平，到处去济困扶贫，结果把风车和羊群都当成了妖魔鬼怪去乱打一通。这样的人现实生活中哪里能找到呢?尽管两位作家的目的都是反对当时现实生活中流行的“骑士传奇”作品的，但他们采用的手法却是不现实的。再后来英国作家班扬写的《天路历程》中虽然也有讽刺现实的目的，但作者采用的手法却是宗教的、寓言的，与班扬差不多同时代的德国作家格里美尔斯豪生写的《痴儿西木传》，主人公痴儿的经历离奇荒唐，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

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次把描写的对象从天上或神奇的世界搬到人间，开始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他们不再采用反讽的、怪诞的手法，不再采用夸张的、变形的描写，而是用实时真切的笔触来叙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普通事件。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中，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是早的也是影响深远的一部。《鲁滨逊漂流记》的情节是建立在一个真实事件的基础上的。主人公鲁滨逊既不是那个撒泡尿就能淹死二十六万多人的巨人卡冈都亚，也不是把风车当做妖魔而与之大战的那个骑士堂·吉诃德；既不是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到达天堂的那个“基督徒”，也不是遭遇种种荒唐经历，甚至和精灵漫游地球中心的那个痴儿，而是一个普通的水手。他在海上的冒险和在荒岛上的经历都有真实的依据，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并不是纯粹的虚构。可以说，这部小说的题材和情节都是现实主义的，作者描写他的手法也是现实主义的。

许多评论家都把鲁滨逊看做一个“经济人”的典型。什么是“经济人”呢?要弄清这个概念，就得先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当时的西方正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英国，造船、纺织、煤铁的开采都十分发达，手工业高度发展，已经到了大机器生产的前夜。海上贸易，到海外掠夺，建立和扩展殖民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都在疯狂地聚敛财富，甚至中下层老百姓也希望通过劳动、做买卖或其他手段发财致富。当时的哲学和社会思潮强调民主、自由和个人的权益，基督教中出现的一个新教派“加尔文教”又鼓励个人通过勤奋、艰苦的劳动和节俭获取财富。哲学上的个人主义提倡个人进取，宗教上的清教主义鼓励个人发家致富，这就为当时的个人以自私自利和不折不挠的精神去奋斗、去进取，采取各种手段，为生存和获取经济利益，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基础。与这种思想和行为相一致的个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

“经济人”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精神的形象写照。鲁滨逊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经济人”。当时出现的航海热和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典型地体现了资本主义早期那种开拓和进取精神，鲁滨逊不遵从他父亲为他指出的富足和安宁的生活道路，不安于在家乡过小康的生活，却以顽强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加入到海外扩张的大潮中。尽管，笛福并没有明确指出他那种扩张的动机，但他那种开拓进取的精神无疑是暗含着追逐经济利益的目的在内的。他贩卖黑奴，是为了经济利益；他在荒岛上的一切艰苦卓绝的努力开始时是为了生存，但很快就流露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他的思维是彻底地经济化、数字化了的。他总在不断地计算他的所有，随时记录他的“财产”状况(我的粮食现在已经增加到这样多，差不多有二十斛大麦和二十斛以上的稻谷了）。他初到荒岛时虽然发过一些金钱无用的慨叹，但实质上却对金钱的重要性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把从大船上找到的所有钱币收藏起来，后一个不舍地带回了英国；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契约关系、借贷关系。当他回到欧洲后，里斯本那位曾救过他性命，后来做了他的代理人的老船长，拿出金币归还他的债务，他一面感动得热泪盈眶，一面却理性地收下金币，并忠实地履行借贷义务，一丝不苟地写收据给他。令人深思的是，他居然把在荒岛上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巧妙地化作了借贷关系，他按照商业簿记的格式，把自己的幸与不幸一一对应地填写在“贷方”与“借方”两栏中。

鲁滨逊不仅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人”，也是一个典型的“殖民者”。这种殖民者的特征极其生动地体现在他那无处不在的控制欲和占有欲上。当荒岛上还只有他一人的时候，他就明确地宣称：“这一切现在都是属于我的，我是这地方无可争辩的君主，对这地方具有所有权。”而且还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一切”作为遗产留传给子孙后代。当他从野人的追捕中拯救了“星期五”的性命后，立即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奴仆。他的控制欲和占有欲是无限膨胀的，当他后来又救出了“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人之后，那种控制和占有的欲念更是溢于言表：
现在我的岛上热闹起来了，我看上去像个国王，手下臣民不少，我时常回味这段快乐时光。首先，整块地方都是我的私人财产，我具有无懈可击的领土权。其次，我的臣民对我俯首帖耳，我是他们的君主和立法者，因为他们的性命都是我搭救的，万一有什么意外，他们都愿意为我牺牲。
后来他帮助来到荒岛附近的那艘英国船船长制服叛变的水手，事前就向那船长提出了两个条件：
，你们在岛上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能跟我争权夺势，我给你们的武器，随时有权收回，不能在这个岛上对我和我手下的人有任何歧视和偏见，同时，一切服从我的命令；第二，大船一旦收复，你得让我和仆人免费搭船去英国。

鲁滨逊这种不同寻常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可以说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人和殖民者典型品格的表现。从宗教的角度看，鲁滨逊还是一个浸透了清教主义精神的人。尽管笛福并没有明确宣称鲁滨逊是清教徒，但他的内心生活却充满宗教的自省，他的宗教思想与清教徒的思想毫无二致。他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圣经》的崇拜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他“天天阅读上帝的语言”，总是在反省自己，是否亵渎了神意，是否没有对上帝为他创造的奇迹而感恩，他引用《圣经》经文达二十节之多，而提到《圣经》的地方就更多。他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看做是神意的指引，庄稼抽出了青绿的茎叶，那是上帝赐予“保命”的“神迹”；他得了重病，那是上帝的“惩罚”；身体终于奇迹般的复原了，那是上帝的“拯救”。从此，他开始祈祷，开始感恩，开始赞美上帝，开始用宗教的内省去规范他的生活，指引他的行为。鲁滨逊的精神生活和他的日常活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二者潜在的丰富性和道德内涵正是当时主宰西方的清教精神的体现。

“经济人”、“殖民者”和“浸透清教精神的人”从不同的侧面构成了鲁滨逊的形象，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归根结底，鲁滨逊又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普通人所具有的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品格。难道不是吗?你看，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在随时都可能被饿死、被野兽或野人吃掉的、极其危险的处境中，他既不悲观，又不失望，却以十分冷静的头脑，分析有利与不利因素，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以令人惊叹的毅力和奋斗精神，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创造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对苦难与艰险有着巨大的承受能力，在危难面前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理性精神。此外，他从不保守，永不安于现状，富有进取和开拓精神。他还具有一颗善良的心灵，他仇恨野人吃人的残忍，随时准备救助处于危难的人。他救了“星期五”，把他当做自己的仆人，但他对待“星期五”却没有一般主子那样骄横，而是像朋友和父亲一样善待他，教他学说话，教他摆脱野蛮的习俗，开始像文明人那样生活。他还知恩图报，慷慨仗义。当他后来具有了一份丰厚的产业时，他首先报答了那位初救他命的葡萄牙老船长，他归还了老人给他的一百葡萄牙金币，又免除了他所欠的四百七十葡萄牙金币，还委托了他做他在巴西种植园年息的管理人，并保证每年奉送他一百葡萄牙金币，在他死后，每年奉送他儿子五十葡萄牙金币。他还给在英国时曾经替他保管钱财和管家的老寡妇一笔巨款，并接济生活并不富裕的两个妹妹。并还向修道院捐助了一笔善款。正如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鲁滨逊基本上是“普通人”的典型，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热爱劳动，肯定个人奋斗的精神，他的所做所想与普通人并没有多大差距。可以说，鲁滨逊的形象闪耀着基本人性的光辉，也许正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刘象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