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交融：亚洲移民身份认同

理解亚洲移民经历的利弊、机遇与风险

理解不同方面特征相互交叉而形成移民生活的特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移民是全球化的载体（有时又是受害者）是适时且重要的。亚洲移民为亚洲的日益繁荣作出重要贡献。这种新认识不仅加深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而且阐明了亚洲移民的利与弊。

理解不同方面特征相互交叉而形成移民生活的特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移民是全球化的载体（有时又是受害者）是适时且重要的。亚洲移民为亚洲的日益繁荣作出重要贡献。这种新认识不仅加深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而且阐明了亚洲移民的利与弊。

本书将加深学者、服务提供者、决策者和学生对移民经历的利弊、机遇与风险的理解。本书作者们提出了探究移民经历的新方法，并找到了研究和制定决策的新途径。

《生活的交融：亚洲移民身份认同》提出了一个突出问题：
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跨国移民共同构建的民族、文化、制度和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本书阐明了新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以了解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某些移民群体在生活中如何以及为什么把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特征与不同地区和聚居地的根本特点相结合。本书编著者共同推动了交叉性分析新方法的产生。交叉性分析可考察大量的因素，如种族、性别、社会阶层、地理位置、技能、文化、网络位置和年龄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从而进一步危害或改善人们获得所需资源的途径。这将促进移民的身份或身份认同，即移民试图将自己所拥有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转换成渴望获得的新资源。

Caroline Plüss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

Chan Kwok-bun（陈国贲）是香港陈氏社会研究所（CISS）创立人兼所长、中国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和位于中国珠海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联合研究所（JIRS）研究员。

第1章  引言

跨国环境下交叉性的理论阐释与证明

Caroline Plüss、 Chan
Kwok-bun

部分  解读流动与不公

第2章  回迁移民的混杂性： 优势及劣势

Chan Kwok-bun

第3章  菲律宾村落中的阶级、迁居和身份

Philip F. Kelly

第二部分  民族国家、社交网络和情感空间

第4章  香港回迁移民的社会压力以及适应性行为

Chan Kwok-bun and Chan Wai-wan

第5章  国家对于跨国移民身份形成的作用： 一次“独一无二的新加坡”经历?

Selina Lim

第三部分  跨国定位和文化资本

第6章  重复移民的新加坡华人女性： 跨国处境和社会不平等

Caroline Plüss

第7章  跨职在全球化儿童培养中的作用： 以在新加坡的韩国教育移民为例

Yoonhee Kang

第8章  成为新华侨： 中国移民在日本的跨国实践与身份构建

Gracia Liu-Farrer

第四部分  寻求跨国身份认同

第9章  边缘化的认同： 挑战小笠原群岛上的公民身份、国籍和身份

David Chapman

第10章  乡愁的中间人： 泰国清迈掸族移民的公共领域

Amporn Jirattikorn

第11章  身份与偏移的跨国联系： 香港的回迁移民

Lucille Ngan

第12章  结论

活在文化、社会、情感、政治和经济的交汇点：
解域文化

Caroline Plüss

致谢

索引

第12章  结论

    活在文化、社会、情感、政治和经济的交汇点： 解域文化

    在后一章，我想通过我们的发现来帮助读者理解移民在一定处境下的政治归属的意义，进而评估本书供稿者阐明的信息。我还想将这种政治和一个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文化（人们感知和行动的共有的方式）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们的分析对移民、社会群体、社会、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改变提出了新的见解。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文化接触时，除了三种著名的场景——不同文化间的断裂及分离(Appadurai， 1990)、文化混杂的形成(Chan， 2002，2005； Nederveen Pieterse， 2004)、文化冲突(Huntington， 1996)——之外，由于移民日益加深对任何一种文化的不认同，指导跨国移民行为的文化可能变得越来越不易识别(参见Plüss第6章；Kelly， Chapman， Chan，第2章；Kang， Liu-Farrer， Lim, & Ngan) 。

    正如本书引言部分所述，我们采用新的方法，即交叉性分析法获得了这些结果。许多章节用不同的方式，把经典的方法论(Collins， 2009； Anthias， 2001 a； Yuval-Davis 2006； Dill & Zambarana 2009)和以下观点相结合，即在跨国空间里，身份认同是移民试图转换不同形式资本的结果的核心指标。宏观和微观社会层面相互影响，260不同层面又有包容和排斥的多重话语交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为了处理这个复杂问题，供稿作者把移民的跨国处境（移民在曾居住的各地与当地人和体制的关系）作为其认同的核心指标。这给学者分析多种特点的特定交叉提供了可靠合理的参考依据，也帮助解释了移民在跨国空间里试图获取期望的新资源的经历。移民跨国处境表达并反映了他们在替代和他者化（次等化）的重叠过程中所处的等级位置(Bhabha， 1997： 2； Anthias， 2001a， b)，这些等级组成了框架——他们在这些框架下，通过跨越国界试图获得期望的新资源。也就是说，我们把移民跨国处境作为评估移民在跨国空间里获得期望资源能力结果的总和。

   
Chan把移民的类型1（工具性的）需求和类型2（情感性的）需求作了区分并清楚得出这样的事实：
移民认同总是跨国的，因此造成了他们的跨国处境（第2章）。他们能感受到这种二分法，因为他们曾生活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他们能通过比较在其他社会的经历，对在某个社会的经历进行评估。在现实中，为了解释一个人的经历，决定需要考虑到多少因素是非常困难的，研究交叉性的学者提醒研究者进行这些分析时，对使用不同的理论保持开放的态度(Davis， 2008； Ellenmeier， 2009)。来自和Floya Anthias的私人交流。移民跨国的背景增加了做交叉性分析的复杂性，因为这些背景潜在地增加了可以定义必需文化资本或合法能力的代理人（网络和机构）的数量，而移民需要这些资本和能力来获取期望资源。因此，为了研究选出的、共同构成移民经历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特征的交叉，本书倡导的方法是聚焦于移民如何认识他们试图构建的新文化资本或合法能力的结果。这些结果改变了移民在跨国空间里的身份和身份认同，即他们的跨国处境。以下事实展现出了我们使用新方法的信度和效度：
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揭示在全球化条件下，移民认同、文化、群体以及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Robertson， 1997； Berger， 2002； Nederveen Pieterse， 2004)。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把交叉性分析法和在跨国背景下尝试资本转换（Bourdieu， 1986）的观点相结合，让我们明确移民群体经历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多样，261这种分析非常敏感因为移民经历由局部的多种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特征的交叉而产生（改变），这些交叉可以为移民实现计划创造出不平等和机会。当他们试图在跨国空间里获得期望资源时，移民将拥有不同数量的资本，使用不同的策略。把移民跨国处境作为他们经历的核心指标能够说明，不仅移民策略是“动态、变化且多样的”（Yuval-Davis， 2006： 195)，而且创造出包容和排斥移民的话语也是如此。我们的分析框架当然也注意到了移民的代理机构，但也不会忽略这样的事实：
家庭、性别、社交网络、群体、社会、宗教、教育、文化、民族国家限制并定义了移民可以建构新形式的文化资本到什么程度。移民会受到这些因素的阻碍而不能自由地建构文化资本。

    第二，文化资本（合法能力）和多种在跨国背景下尝试进行的资本转换，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移民的文化缺乏重大文化意义：
移民意识到文化是任意的构造，它和资源获取的调节有强烈联系，而不是“真实的”构造或涂尔干式的社会事实。正如我会在本章后面阐述的，因为移民逐渐认可处在多种文化中的自己，所以这个方法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于跨国移民来说，文化确实性的问题却变成文化模糊性的问题(Moreman， 2009： 349)。

    移民变化的跨国处境是由于在拥有变化特征的背景下，他们构建新文化资本时做出的不断变化的尝试所造成的，帕西人（起源自波斯）身份认同的历史变化就解释了这个观点。帕西人自19世纪中期就开始从印度搬到香港。他们首先强调帕西人的特征，然后提高他们的英国化水平，然后再增加对印度文化特征的认同。而且，根据帕西人的社会地位性别和财富的不同，这三种类型的认同有时相互交叉。帕西人对自己文化的定义重点不断变化（这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中表达和反映出来），这和以下两个原因密切相关：
一是他们希望获得的不同种类的资源，二是他们基于种族和文化的特征，把不同资源转换成新形式的文化资本以增加其他帕西商人、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的（尽管在较小程度上）孟买帕西人群体对他们的包容，减少对他们的排斥(Plüss， 2005)。19世纪中期搬到香港后，富有的帕西商人通过穿独特服饰或取非英语化的名字来强调他们作为帕西人的特征，展示和其他帕西商人共有的文化特征，以便于在印度和中国间的帕西贸易网络中显示出圈内人的地位。这样做是为了获取帕西贸易群体成员拥有的信息、劳动力、金融、运输网络以及结交中国广州的商人。他们强调帕西人之间的共同点是文化资本，262以区分帕西人和其他种族对这些资源的获取（如巴格达犹太人和英国人），从而使他们在印度和中国间的鸦片贸易中更加成功。然而，在20世纪早期，当鸦片贸易在香港变得不合法时，许多帕西人加强了他们身上的英国性，如把名字英语化，穿西装，学习英国礼仪。这样做是为了增加英国殖民政府对他们的接受程度，并从中获取好处，如获得贩酒的许可。在20世纪下半叶，香港帕西人的小群体中，许多成员在殖民经济和社会中有了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他们中许多人通过强调自己首先是印度人，试图加强他们和在印度的帕西人之间的联系。孟买有更大的帕西人群体，这样做是为了在孟买找到伴侣，以便于香港帕西人可以维护他们反对异族通婚的严格规定(Plüss， 2005)。

   
Bathia和Ram(2009： 142-7)关于美国锡克教移民的研究是另一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了在跨国空间里尝试构建新的文化资本会改变移民的身份认同和处境。期望资源的获取促进了锡克教人对白种人的身份认同，然后再变回对棕色人种的认同，因为在911纽约世贸中心袭击事件之后，锡克教人经历了白人的歧视和排斥，他们想要确认共同的特征，以获取相似族裔的支持。在第6章我表明，接受过双语教育（英语和“母语”，后者是普通话、马来语或泰米尔语）、中产阶级的相对富裕以及高技术的新加坡华裔重复移民女性都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移民可以用这些资本在海外达到教育、职业和社会目标。她们成功将资本进行转换（参见Kang， Liu-Farrer， Kelly， Ngan & Jirrattikorn关于在跨国环境下资本转换的讨论），并解释了女性对许多西方社会的地方有积极的跨国认同。

    12.1  跨国身份认同和全球化

    采用资本转换理论（Bourdieu， 1986）来理解五花八门的因素的互相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移民迁入政策、民族主义、种族、社交网络、（变化的）移民目标、技能、社会阶层、家庭、多元文化政策、移民政策、性别、年龄以及实现目标的不同（且变化的）策略等，这些因素都可以根据是否能促进移民构建渴望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来进行分组。资本转换的概念能够帮助解释移民重复尝试构建新资本需要跨国性这一事实，即利用他们在一个或几个地方已有的资本在其他地方构建新资本的移民策略。正如Kelly和Lusis(2006)观察到，跨国移民形成“跨国习性”，263即一种以移民在不同地方的经历的同时性为特征，理解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的方式。把移民跨国处境作为他们在跨国空间里尝试转换资本的反思和表达，这让我们注意到，解释移民机会和限制移民经历的多种特征就像机会和限制的重叠区域，相互交叉(参见Lim， Chan， Jirattikorn， Kelly， Plüss， Ngan, & Liu-Farrer的章节)。

    这本书中研究的多种交叉分成四个分析部分：

    “解读流动与不公”研究离开祖国、居住他乡、重新回到祖国三者之间的关系。Chan在他“回迁移民的混杂性：
优势及劣势”的章节中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法来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情感等已经扎根于香港、加拿大以及其他地区的这些因素的交叉来研究中国跨国移民的生活，主要是从加拿大回迁的中国香港人。他们试图获取香港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但是被香港主流的广东文化所排斥，作者研究重点在于归国者经历的分裂和分离。Chan解释说，在香港可以使他们工具性需求得到满足（获得经济资源），在加拿大可以使表达性需求得到满足（获取社会和情感资源），回迁者需要做出艰难抉择。他详细阐述了这种两分法产生的影响，即对于回迁者来说，如何构建家庭以及决定未来定居何处十分困难。Kelly的章节“菲律宾村落中的阶级、迁居和身份”，讨论了跨国迁移和国内迁移对于重新定义村庄里社会阶级的交叉性影响。他表示说，村民试图构建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资本位于跨国（跨地域）空间的多样特征的十字路口。移民选择在海外做有损尊严的工作，以尝试在村里把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和社会资本，而Kelly强调了这种转化通过改变乡村社会阶级的意义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再发生，改变移民身份认同的方式和原因。

    “民族国家、社交网络和情感空间”解释了民族国家、移民情感和他们的社交网络带来的领域之间的交叉。在题目为“香港回迁移民的社会压力以及适应性行为”章节中，Chan和Chan以5个主要行为模式的分类为特色，即由于移民跨国的经历以及香港社会的局限之间的分裂形成的认同模式。Lim的章节题目是“国家对于跨国移民身份形成的作用：
一次‘独一无二的新加坡’经历？”在这个章节中，264作者讨论了两个不同的政治空间和情感（社交）空间的相互关系。她详细阐述了新加坡如何以及为何对住在澳大利亚珀斯的新加坡人形成的政治和情感忠诚有很大影响。她解释说，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移民情感空间不会恰好重叠，因为对于很多移民来说，他们的本体性安全感，即一种舒适如家的感受，既不在新加坡，也不在澳大利亚。

    “跨国定位和文化资本”分析了移民为了构建新文化资本所作出的尝试与文化、社会、情感、经济和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阻碍或促进了这些尝试。Plüss的章节“重复移民的新加坡华人女性：
跨国处境和社会不平等”，分析了这些高技术女性在多个社会里重新构建她们生活的回顾性叙述。她把这些叙述当作是这些女性流动的解释，当作是女性在不同地方协商文化、种族、性别和民族标签以及等级制度作出尝试的表述和反思，都具有多种身份认同。Plüss表示，女性拥有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可以帮助她们在不同的西方社会获取期望资源。然而，她的发现也表明，女性常常用没有必要的社会资本来协商必需的文化资本的满足，或协商合法能力的定义。她总结，女性在重复迁移过程中积累相对较高的文化和经济资本给她们提供了对抗不平等的机会，即搬迁到新的地方。在Kang的章节“跨职在全球化儿童培养中的作用：
以在新加坡的韩国教育移民为例”中，韩国家庭期望孩子获得世界性或者多元文化的特征，该章节探究了这种期望的影响。Kang解释说，母亲陪伴孩子到新加坡留学导致了母亲和孩子不同的身份认同。这些表现对孩子获得期望的世界性文化资本产生影响。韩亲传统的角色矛盾地培养了孩子较高层次的情感独立，帮助孩子获取文化（和情感）资本，在多元文化环境下使孩子更加自信，让孩子能够和来自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特征的人交流互动。Liu-Farrer的章节“成为新华侨：
中国移民在日本的跨国实践与身份构建”，详细阐述了从中国来的移民常常通过把其“异域性”转变成资产来应对在日本经历的不同形式的贬值。转变后的资产就是通过成为“新海外华人”实现的包含跨国特征（和中国的联系，和当地人交往时的文化能力）的文化资本。她强调，移民在日本经历的不平等的资源获取只有一个结果：
他们不会申请日本国籍。

    “寻求跨国身份认同”这一章节给交叉性如何和空间产生联系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Chapman的章节题目是“边缘化的认同：
挑战小笠原群岛上的公民身份、265国籍和身份”，重现了一群日本小笠原群岛岛民国籍重复改变的历史。他解释说，这些改变终导致许多岛民认同岛屿的地理空间，因为地理空间比该岛不断变化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更加稳定。岛民对家和根的概念转移到了地理、地点以及岛的外部特征上，因此他的研究是一个能够证明文化和民族国家分离的例子。Jirattikorn的章节“乡愁的中间人：
泰国清迈掸族移民的公共领域”，详细阐述了掸族人在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即电台节目、寺庙活动和节庆活动中，如何把来源于缅甸和泰国的不同政治、社会和经济特色特征相结合。她认为，这些公共领域同时有许多功能，这些功能源于泰国民族主义、掸族身份、商业主义、现代性、思乡、清迈的掸族人不同身份认同的交叉。她总结，这些公共领域是掸族人想象的群体，是跨国的，而不是在某一个单一的地理位置。Ngan在她的章节“身份与偏移的跨国联系：
香港的回迁移民”中证明，关于回迁移民的文献资料未能够考虑到回迁者拥有且维系着与曾居住地的众多社会、文化和经济联系；这些联系对理解回迁移民在跨国空间里如何定位自己非常重要。这个定位对理解他们如何与回迁地产生联系，下一步搬到何地非常重要：
这些移民用他们的跨国社交网络和世界性文化资本来制定未来移民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