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572577
学生不要看电视？不要用电脑？有些人可能需要专门的开发右脑的课程？班级里人数越少，教学效果就会越好？无论如何，将孩子送到“好学校”总归没错？学校里将孩子们根据能力分组，进行分层教学，教学会更有效率？根据学生的学习风格来进行教学？教育领域中，很多“教育真理”，可能都是错的。
我们都知道，小规模班级要比大班好；根据孩子们的能力进行分组教学；有的学校比其他的学校好很多；我们应该根据孩子们的学习风格进行教学——事实上，的确如此吗？
《糟糕的教育：揭穿教育中的神话》对上述及其他许多神圣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尴尬的问题。书中的每一章都解决了教育中一个流传久远的神话，通过研究证据来直面这些问题，梳理出任何可能构建出教育神话的真理核心。来自世界各国教育界的作者在他们选择的主题上进行了专业的分析，以可靠的学术成果，以一种人们容易理解的方式陈述出他们的观点。
在《糟糕的教育》这本书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可能让许多教师和家长们真正地大开眼界，他们会发现这些结论对教育的一些基本假设进行了质疑。对那些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与教育管理的人来说，也很有必要阅读本书。
译者前言 /
作者简介 /
序 保罗·布莱克 /
导言 菲利普·阿迪 贾斯廷·狄龙 /
部分
学校组织
章 有“好”学校和“坏”学校吗？ 狄伦·威廉 /
第二章 职业教育是为能力低的人准备的吗？
盖伊·克拉克斯顿 比尔·卢卡斯 /
第三章 学校中的能力分组 埃德·贝恩斯 /
第四章 班级规模：
小一点比较好？ 彼得·布莱奇福特 /
第五章 辅助性学习：
助教的效果如何？
罗伯·韦伯斯特 彼得·布莱奇福特 /
第二部分
教学方法
第六章 传统主义教育VS进步主义教育
玛格瑞特·布朗 /
第七章 原音拼合法：
阅读之路？ 贝森·马歇尔 /
第八章 非正式教育优于正式教育？ 贾斯廷·狄龙 /
第九章 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学习（SEAL）计划
尼尔·汉弗莱 /
第十章 计算机好，计算器坏？ 杰里米·霍金 /
第三部分
学习者
第十一章 左脑、右脑、大脑游戏和游戏袋：
教育中的神经神话
科琳·里德 迈克·安德森 /
第十二章 从固定智力到多元智能 菲利普·阿迪 /
第十三章 不可靠、无效、不切实际却仍广泛利用的学习风格
弗兰克·科菲尔德 /
第十四章 电视儿童：
更少的情感，更多的科学！
安妮特·卡米洛夫·史密斯 /
第十五章 与情绪为伍：
为什么情绪素养胜过情绪智力 布莱恩·马修斯 /
第十六章 关于阅读障碍的讨论 朱利安·艾略特 西蒙·吉布斯 /
索引 /
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好莱坞电影《超体》（又名《露西》）中，神经病理学家诺曼教授在大礼堂发表了这样的演讲：“人类的大脑只使用了10%左右，大脑尚有90%的潜力等待开发。”在影片中，当女主角露西的大脑被开发至20%的时候，她已表现得像个超人。随着剧情的发展，露西大脑的开发率越来越高，甚至连时空都成为她手中的玩具，可以任意操控。这个说法暗示着我们具有变得更聪明、更成功的巨大潜力，因为人类可以好好开发、利用剩余的大脑。
这确实激动人心，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遗憾的是，它并不科学。
剑桥大学神经心理学教授芭芭拉·萨哈基安说：“人类只用到大脑10%的说法是非常荒谬的。无论何时，整个大脑都是活跃的，其神经细胞都在工作中，因为一旦神经细胞闲下来，那就说明它退化或死亡了。”
刘彬： 《人类对大脑的误解》，《百科知识》2015年第3期，第4页。他指出，我们还可以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观测大脑的活动，当一个人在做事情或想问题的时候，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比如握手或读单词，都需要10%以上的大脑参与。即便一个人什么事也不做，大脑也处于忙碌状态，因为它需要控制身体的一些基本功能，比如呼吸和心率。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充斥着诸多这样的神话。如在学期教育领域，“关键期”的观点非常流行。“关键期假设”主张，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存在几个关键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机，某些学习不会有效果。我们也经常听到“脑力游戏让人更加聪明”的说法，导致现在的很多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让他们接触一些脑力游戏，如积木、拼图等。我们还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你并不是学习不好，只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徐蕾： 《神话？谣言？学校教育中的“神经迷思”》，《上海教育》2017年第20期，第42页。另外,还有很多人认为多训练使用左手，可以开发右脑以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因为左右脑的分工各有不同，左脑主导感性认识，右脑主导逻辑思维。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经常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会降低我们思维的灵活性、早期经验决定论、右脑开发等等论调。
上述这些类似的说法不仅在学生和家长中流传甚广，很多教师对此也深信不疑。因此，这些所谓的教育神话被很多人视为“教育真理”，然而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证明。2002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脑与学习项目（OECD’s Brain and Learning Project）首次把这类没有多少科学依据、所谓的“教育真理”称之为“神经迷思”(neuromyths)。它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有很多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
2014年，英国心理学作家克里斯蒂安·杰瑞特（Christian Jarrett）写了一本有关大脑的书，名为《大脑的重大“迷思”》（Great
Myths of the Brain），他采用研究成果，对现代神经科学中的虚构和事实进行了分析。在这本书中，他列举了人们对大脑的10个重大误解，这些误解正在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它们不仅伤害着我们的孩子，也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商业和真正的神经科学研究。
人类的大脑重量不过1400克左右，却产生了记忆、感知，塑造了人的个性。但不幸的是，对大脑的无知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和神话。在取得每一项真正突破的同时，也伴随着挥之不去的骗局。甚至连一些科学家和教育学家也无意或者故意错误地使用大脑的研究结果，这使得大脑研究在大众眼中被严重曲解。2017年3月12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它是由来自美国和英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30位知名学者联名撰写的。在信中，他们表达了对于当前在学校教育中流传较广的“神经迷思”的担忧，如认为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偏好的学习方式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学习风格”论。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些传闻不仅会浪费资源，甚至会影响到学生调整自身学习方式以适应学习环境的内在动力。
本译著的书名为《糟糕的教育： 揭穿教育中的神话》，全书分为“学校组织”、“教学方法”和“学习者”三个部分，共有16章内容。主要揭穿了当前教育领域中广泛存在的所谓“真理”和“神话”，各章通过大量的数据与事实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揭露。书中的每一章都涉及教育中一个流传久远的神话，如：
所有的父母都想让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有好的表现，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孩子在“好”的学校将会有较好的表现，这是真的吗？职业教育是为能力低的人准备的吗？规模小的班级要比大班更好吗？学生是否应该根据他们的能力进行分组？非正式教育优于正式教育吗？我们仅仅使用了我们大脑的10%吗？我们是否应该根据孩子们的学习风格进行教学？……
在揭示这些神话时，来自世界各国的教育界专家们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据来直面这些问题，并剖析出这些教育神话流传的背后原因。在分析时，作者们呈现出的一些观点往往会使读者大开眼界。如狄伦·威廉指出，学校的不同表现在许多方面，有些对艺术表演表现活跃，有些有特殊的体育设施，因此“好学校”和“坏学校”之间想象上的差异远远小于一般人所认为的。彼得·布莱奇福特的研究得出，小班对低年段学生（0—7岁）影响有益，一般人误认为小班学生一定比大班学生学习更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有人认为，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计算器，那他们很可能变得对计算器过于依赖。针对这一观点，杰里米·霍金指出，对于小学生，应该教会他们如何使用计算器，而不是禁止。安妮特·卡米洛夫·史密斯拒绝认为电视对孩子有害，她建议父母好了解如何为孩子选择合适的电视和光盘节目，而不是一味地禁止孩子看电视。
本书的主编和各章的作者主要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与教育学院、温彻斯特大学、科林伍德学院、西澳大利亚大学等，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本书16章内容涉及16个教育神话，每章作者在论述时都注重运用大量的证据对司空见惯的教育现象进行揭示。在书中所提到的教育神话及所揭示出来的结论值得每一位家长、教育工作者、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管理者等各界人士的深思。正如莉莲·贝利斯（Lillian Bayliss）学校校长格雷·菲利普斯（Gray Phillips）在书中所说的，“这本书应该成为一个让我们变革教育的宣言，来确保我们的孩子不再接受坏的教育。每位校长都应该为教师们购买这本书……”
参与本书翻译的人员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的杨光富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的张宏菊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陈凡、于婷、郑丽、卢纪垒、钱黎、李玲。全书翻译的具体分工如下：
封面、为本书点赞、作者简介、序、导言、章、第四章，杨光富；第二章，陈凡；第三章、第五章，李玲；第六章、第十章，钱黎；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卢纪垒；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郑丽；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于婷；索引，杨光富、张宏菊。全书由杨光富负责审校。感谢卢纪垒、郑丽、李茂菊、张丹宁、张婷妹、戴元智等多位研究生在书稿校对方面所做的工作。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社长彭呈军老师的信任，将此书稿交由我来组织团队进行翻译，感谢出版社各位编辑认真的校对及对译稿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由于本书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中的诸多概念和专有词汇，限于专业和能力的局限，加之翻译时间紧迫，书中的错漏和存在的问题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育学系 杨光富
2018年1月26日
《糟糕的教育》这本书是无价神话的克星，因为它能提供确凿的事实，消除人们常见的误解。在政治意义上说，这是一本令人不快的指南，这些证据将挑战决策者、新闻媒体和学生们的家长。
——戴尔?巴塞特（Dale Bassett），AQA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
这本书应该成为一个让我们变革教育的宣言，来确保我们的孩子不再接受坏的教育。每位校长都应该为教师们购买这本书。
——格雷?菲利普斯（Gray Phillips），Lillian Bayliss学校校长
章 有“好”学校和“坏”学校吗?
狄伦·威廉
所有的父母都想让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有好的表现。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孩子在“好”的学校将有较好的表现。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不同肤色的政客都做这样一件大事，那就是给父母们各种各样的机会，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读书。这也是父母花那么多时间选择学校的原因。乍一看，学校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010年，在英格兰的一所特殊的学校（particular school），只有29%的学生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GCSE）中获得五门好等级成绩，在这些学生当中，只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英语和数学同时获得好成绩。另一个方面是，英格兰有287所学校，每个学生在GCSE考试中均获得五门好等级。有111所学校，每个学生获得五门好等级，只在英语和数学两门学科得了“C”等级。1因此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学校中的学生只要能在GCSE考试中取得五门好成绩，它一定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如果5个学生中有4个学生不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那它一定是一所非常糟糕的学校。但我们应当看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要知道为什么，这类似于医院的护理，具体内容请看下文。
评估医院
不妨假设一下，有人想选择一所医院为自己做一个严重的手术，如冠状动脉搭桥术。那么这个人该如何选择医院呢？也许一个明显的方式是，4选择死亡率的医院。但这将有可能导致一个坏的选择——没人选择去小医院做心内直视手术（openheart surgery），这仅因为近没有人死在那里。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原始的死亡率统计并没有给公众所需要的信息，因此英国国民保健服务体系（NHS）采用所谓的医院标准化死亡率（the Hospital 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作为参考。医院标准化死亡率是指除因自然疾病死亡外，医院在指定时间段内死亡人数的实际数量与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比例。“福斯特博士”（Dr. Foster）的研究小组采用此方法，他们首先考虑初的诊断，把病人送到56所不同诊断类别医院中的一所，这些医院死亡的病人占整个英格兰医院的80%。然后，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即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56个诊断类别中每一类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年纪较小的病人可能比年老的病人要好。在一些条件下，男性和女性的结果也有可能不同。很明显，调查结果对那些遭受多种疾病的病人有可能是不利的。每年实际死亡病人的数量除以预期死亡病人的数量，再乘以100，这就得出了医院标准化死亡率，或称为HSMR。这个平均值大约为100（因为所有医院的实际死亡率和可能死亡基本持平），2010年全英国医院的标准化死亡率为70—120。
正如人们预料的一样，大多数医院的标准化死亡率近乎合理地接近平均值。在英格兰，2010年大约三分之二医院的HSMR在90—120之间。考虑到就诊于这些医院的病人，这些医院病人平均的死亡率从低于10%到预期的10%以上。然而，一些医院的HSMR大约为70，这意味着这所医院病人的死亡概率为30%，这低于预期值，这是病人可以接受的概率。当然，现在低死亡率的原因并不是医院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而是归功于某些原因，如很多病人并没有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同样，一些医院的死亡率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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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高于人们的预期。我们不能确定这是由于低质量的护理，还是由于其他没有考虑到的因素。然而，HSMR的计算并没有考虑社会经济水平的贫困、病人的种族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为此，HSMR的值为120，从表面上确凿的证据表明，它的护理水平差于其他的医院，至少值得进一步的调查。
本章的目的主要是阐述在计算医院死亡率时必须考虑三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计算是复杂的。用于计算预期死亡率实际的统计方法被称为逻辑回归，然而我并没有调查英国的总人口，但我在学校教统计学的经验表明，只有不超过1%的人知道逻辑回归到底是什么，更不用说让他们理解这是怎么计算的。我们能用一些不那么复杂的技术或只是用一些原始的死亡率统计方法，但如果这么做，我们将做出糟糕的决定。一般的医院会建议将重症病人转到更专业的医院进行治疗，因此这些一般的医院看起来比他们实际上好多了，因为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危重病例直接转移到其他医院了。然而接受这些重症病人的全国秀的医院却看起来比他们实际上糟糕多了，因为这些医院是挽救他们生命所采取的“后的手段”，这些都是非专业医院做不了的或不愿意做的。过去用于评估医院成熟的统计技术并不适合这一复杂性，但它需帮助人们弄清楚哪所医院更好，这种判断不要经过相关的专业训练，如这些病人到医院时身体状况如何。
第二个困难是，获得标准化死亡率的原始资料是很难的。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广泛地获得每所医院的标准化死亡率，同时要考虑医院接纳病人数量的不同。这当然可能被看作是家长作风的一种形式：
拒绝非专业人士可能感到困惑的公共信息，或者他们可能更相信数据，而不是授权。然而，在这方面的政府政策，似乎可以接受的观点是，给予公众的有用资料就是统计数据，这些统计考虑到了不同医院接纳病人数量的不同。第三个问题是不同医院之间的标准化死亡率统计区别很大。例如，可以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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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有30%存活率的疾病（或换句话说，它有70%的死亡率），假设一下，对这种疾病的治疗符合医院平均水平，在好医院里的存活率超过50%，但在差医院里却不到六分之一。2终的结果有巨大的差异。
评估学校
病人需要关于不同医院提供优质服务的有价值信息。同样，家长也需要关于不同学校教育质量的有价值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在选择医院或学校时，病人和家长不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但其他人对通过税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有合法的权益。终，所有纳税的人或受益于从政府所得的税收购买服务的人都有权知晓这笔钱花得是否很明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让教师、学校和地方当局对公立学校的质量负责呢？
我们看到，对医院来说，对医院原始“结果”的评价——死亡率——并没有采用。相反，公布的统计数据是标准化的，考虑到医院接纳病人数量的不同，这对学校也同样适用。本章剩余部分内容侧重于中学，特别是11至16岁的学生的表现，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择校问题上中学比小学更为明显。当然，历届政府改变各类学校（城市技术学院、补助学校、专科学校、自由学校）的努力几乎都集中在中学。侧重于中学的第二个原因是数据的质量较好。几乎所有16岁的学生都必须接受一个客观理智的学业高风险评估。同样重要的是，全国11岁儿童测试成绩可以让我们衡量其是否能进入中等学校学习。3当然，11岁儿童测试的确能给我们关于一所小学的“输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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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孩子成绩的资料却来自他们的老师。目前，没有任何机制可以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教师能采取同样的标准来评估他们的学生的成绩。
正如在本章开头中所介绍的，不同学校学生的成绩差别很大。2010年，英国2905所中学11至16岁或18岁的中学生4参加了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或相类似的考试。正如我们以前看到的，在英格兰的一所学校里，只有29%的学生在GCSE考试中取得五门的好成绩，而英格兰有287所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取得了五门GCSE的好成绩。其他的学校怎么样？有一半的学校，获得五门GCSE好成绩的成功比例为78%或更多，而有一半的学校是78%或低于这个比例（按照统计术语，我们说，2010年该项考试的成功率中位数为78%），很多学校的成功比例接近这一数字。所有中学有一半的成功率的范围从69%到87%不等。然而，当我们衡量学生获得五优成绩包括英语和数学时，成功率却相当低：
中位值为54%，有一半的中学是在44%至64%之间。事实上，英格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取得五门GCSE好成绩，但这并不包括英语和数学学科，这意味着，比较不同学校之间的成绩，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在一所学校里，比如，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五门GCSE好成绩，但仅有45%的学生五优包括英语和数学。在其他的学校，获得五门GCSE好成绩的比例几乎是相同的，关键问题是这是否包括英语和数学两科。现在我们有可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学生在选择学习GCSE科目时，应该考虑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它确实突出了以考试成绩来比较学校的困难。学生学习他们自己所选择的科目，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有可能更高。因此，相比他们学习不感兴趣的科目，他们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允许学生选择GCSE考试科目进行学习，对不同学校学生的成绩进行比较，很难有不同的理由。渴望提高成绩的学校可能说服学生选择被认为是更容易的科目，或引导他们学习相当于GCSE考试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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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个要求较少，或考试允许更大数量的课程。在某些情况下，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可能是一致的——对学生有利就是对学校有利。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学校通过引导学生学习较为容易的科目，这样就可以在所谓的考试成绩“联盟表”上提高自己的地位，但从长远来看，这对学生并没有什么帮助。
然而，比较学校成绩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学生不随机分配到学校。如果他们被随机分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成绩差异是由受教育质量的差异决定的。有些学校，如英国保留下来的164所文法明确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选择学生要么基于他们目前的成绩，要么基于他们将来可能做得好的一些预测上。但也有较少的公开形式的选择。例如，有项研究发现，100所社会性的重点学校中的17所——这类学校有更多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优势，而不是靠地域的优势来吸引学生——这样的学校就是文法学校。实际上，至少有50所非文法学校比英国的文法学校更有学术选择性（在这50所非文法学校中，将近一半的学校是教会学校）。5即使学校被称为“综合学校”，然而，我们却不能确定这是否正确地描述了他们接纳学生的情况。为了了解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我们需要弄清楚学生在学校真正学到了多少东西。
什么样的学校是好的？
一所学校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五门GCSE的好成绩可能就是个好学校，但是对大多数的重点学校来讲，如果不是令人失望，它将是一个相当谦虚的结果。事实上，在很多文法学校，大多数学生都能得到A和A*等级的成绩。但即使这可能是一个温和的表现，如果学校是高度选择性的，采取文法中学的做法，只有5%秀学生在学校的所在区域。因此，一个明显方法是，了解学生现在在学校是如何学习的以及他们在11岁时的成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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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他们16岁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比较，这是他们从学校得到的所谓的“增值”——这就是学生实际上学到了多少知识。换句话说，这就像医院一样，我们根据他们在11岁时的成绩，来计算他们在16岁时的预期成绩，并与GCSE考试的实际成绩进行比较。因为不同学校的学生都会参加不同数量的GCSE考试，学生在GCSE考试中8门好科目的成绩作为成绩评估的依据。其结果再乘以1000就是学校的“增值”指数。
如医院所做的那样，增值的计算不仅仅考虑学生一开始在学校时的成绩，也要考虑大量的被称为“背景”的因素。比如，中学里的女生的进步要比男生更大，因此在计算女生的预期成绩时，我们应该与其他女生入学时的成绩进行比较，而不是男生女生混合在一起的成绩。这似乎对女校不公平，因为他们必须让他们的学生达到更高的成绩水平，以显示大于平均值的增值。然而，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某个学校学生成绩好的原因是它的学生都是女生，学校就不应该因此而得到声望。同样重要的是，为女儿选择学校的父母们需要知道其他女生在那所学校表现如何。另外，正如医院所做的那样，一系列其他的背景因素，如种族、学生生活地区的贫困情况以及学生是否有特殊的需要，这些都要考虑进去。由此产生的学生成绩通常被称为一个学校的“背景增值”（Contextualized Value Added, CVA）。
学校CVA的计算不像医院标准化死亡率那么一目了然，因为终的测量结果——GCSE的考试成绩——不是像一个病人是否生或死那么明确。很明显，我们只能看学生在GCSE考试中的成绩，但一些学生参加其他相当于GCSE的考试。例如，许多学校里学术水平低的学生只参加BTEC6应用科学考试，而不是GCSE考试。然而，BTEC应用科学考试的标准相当于GCSE考试。BTEC课程会提供更多的连续评估，因此很难确定这些所谓的相当于“GCSE的考试”难度是否是相同的。事实上，许多不同的考试委员会提供的GCSE考试，也让学校“货比三家”去寻找适合学生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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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找到更容易的课程，但很明显，学校不太可能从一个考试系统改为另一个考试系统，除非他们认为学生的成绩会提高。这就是说，各机构的确试图确保不同的课程被视为是等效的（GCSE由不同的考试委员提供，BTEC也是如此），这些课程的要求应该是同样的。
然而，CVA的计算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要考虑到每一个学生是否有特殊的教育需要。显然，仅凭直觉，我们不应该期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制定与无特殊需要的学生同样的进步计划。但在CVA的计算中，默许学生仅仅是因为学校说有问题的学生中有特殊的需要。正如所料，在一所学校的学生被视为有特殊需要的比例差别很大。2010年，七所综合学校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有特殊的教育需要，246所学校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有特殊的教育需要，但由于涉及外部机构所确定的学生中有特殊需要学生的比例要低得多，这就增加了一些学校试图“赌博”考试系统的可能性。
由于选择更容易，较少的考试限制及贴上有特殊需求学生的标签，这些都可能为这些学生降低了门槛，因此CVA并不能完美地检测学生究竟在学校学了多少东西。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学生取得了多少进步。而当我们详细观察这一点时，我们发现了一些与正常的预期相反的发现。
学校之间有多少不同？
如上文提到的，CVA平均每年设定为1000。对CVA级别进行分类，其中1048分代表一个学校的每个学生在GCSE考试中每一个科目的成绩都比获得平均分值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高出一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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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增值分刚刚超过900，而高的增值分仅低于1100。这两所学校分别表现为很差或很好。普通学校能拿到8个C成绩的学生，在差的学校终只能拿到8个E的成绩。而在好的学校，同样的学生却能拿到8个A。然而，大多数学校的CVA基本接近1000。实际上，英国几乎一半的中学的CVA分值都太接近1000，以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换句话说，英国大约一半的中学和一般中学没有什么不同。此外，即使学校有明显的好或坏，绝大多数的差距也是很小的。
2010年，英国80%的中学的CVA分值在976至1024之间。这意味着，在英国每五所中学中有四所，去一个学校而不是另外一所学校的选择，是根据GCSE考试中不同科目的成绩低于一个等级做出决定的。考虑这一点的另一个方法是根据他们的绩效将学校分为五个同等大小的群体： 非常低，低，一般，高和非常高。去一所表现不佳的学校和一所高水平学校之间的差别就是每个学科的成绩不低于一个等级。大多数人发现这些结果后感到惊讶、与正常预期相反的，甚至难以置信。虽然CVA在测量学校质量方面并不是完美的，这儿的“标题的结果”（headline
result）——绝大多数学校学生取得的进步非常相似——是由使用其他数据的研究范围支持的。
比如，每三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会通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经合组织国家15岁学生的英语、数学和科学进行随机抽样测试。在一些国家，不同学校之间学生的分数差距很大，但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包括英国），同一所学校的不同学生要比不同学校学生之间差距要大得多。即使学校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大部分是由招收学生数量的差异造成的。当考虑到学校的社会组成的差异后，我们发现，只有7%的学生考试成绩的变化归因于他所在的学校，其他93%归因于学校外部因素的影响。似乎难以置信，然而事实仍然如此，只要你去学校读书，但去哪所学校并不重要。8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学校的国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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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这个国家好的和差的学校时，可以看出一些体制内的变化，但这与家长们却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如何在离家合理的距离内选择学校。丽贝卡·艾伦(Rebecca Allen)和西蒙·伯吉斯（Simon Burgess）看到了学校的选择对学生的GCSE考试成绩的影响。他们所做的就是看学生2009年GCSE的考试成绩，然后看看他们去其他地区的学校的成绩，看看其他学校的学生有多好。
他们发现，家长在2004年是否选择在2009年已经证明是好的学校，这些学校与在该地区的学校的平均水平相比，他们的学生的学术素养表现较好，在GCSE考试中每科成绩大约是前三分之一的等级。9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是根据学生要达到的一定“门槛”，如在GCSE考试中获得五门好成绩。事实证明，只有10%的学生是足够接近这个门槛，来选择他们的学校的。对其他90%的学生来讲，他们要么远远超过这个门槛，即使他们去了普通学校，他们仍然会得到五门好成绩，或远远低于这个门槛。即使他们去好的学校，他们仍然会功亏一篑。另一种选择就是一些家长可以做出是否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系统的决定，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小于许多人的想象。在英国，私立学校的学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大约早两年，这早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然而，通过控制学生的社会阶层，英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学生的表现是相同的——事实上，没有单一的经合组织国家在控制社会阶层后，私立学校学生的表现要比公立学校学生好。
这不意味着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是在浪费金钱。高成绩学生的存在提高了班里的其他学生的成绩，所以同一个学生在重点私立学校的成绩会更好，但原因是同伴群体，而不是教学质量。相反，PISA的数据表明，私立学校的平均教学质量比公立学校实际上要差一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为控制班级学生的社会阶层，他们的表现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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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班级规模比私立学校要小得多（在英国，州立学校普通班级的规模是25人，私立学校为13人）。读者可以参考第四章关于班级规模影响的相关内容。
结论
学校的不同表现在许多方面。有些对艺术表演表现活跃，有些有特殊的体育设施。在高度结构化的环境中，一些学生可能会做得更好。而有些人会发现，有学校的约束，并有更多的个人自由时，学生会做得更好。学生在学校感到安全，这一点也很重要。对有些学生来讲可能也很重要，因为至少他们的一些朋友将要到同一所学校读书。在择校中，要考虑这些所有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政坛上，从历届政府的政策可以看出，似乎学校的学术表现是重要的东西。学校里只有不到35%的学生取得五门的好成绩，这被指责是很糟糕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学校的学生比目前仍存在的164所文法学校的学生取得的进步更大。
有些人，包括目前英国*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认为，利用增值（valueadded）来衡量学校的表现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消除了激励学校服务弱势群体的动力，以期望标准。然而，同样的争论却没有发生在医院风险调整的统计上。
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for Children）的原始死亡率高于大多数的医院，因为他们承担了其他医院无法帮助的病人。从来没有人认为使用医院标准化的死亡率来比较医院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消除了激励医生尽一切可能拯救重病的儿童的动力。
然而，在我看来，把一些学校提高到比其他学校更高的标准是很不道德的，因为它们位于社会经济的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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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校的学生进步不大，但幸运的是他们非常稀少。当然，我们必须尽其所能去解决低绩效学校的问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好的办法是关闭这所学校，并开设一个新的学校——毕竟，学校的存在是为学生的兴趣提供服务，而不是为教师创造就业的机会。
但这是一个基本的自然正义原则，那就是教师和学校应该对他们可以影响的事情负责。学校和教师应该对整个人的发展负责，对学生在学校所取得的部分学术进步负责。但是，指责学校为贫困地区提供低分数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就像指责一所医院接受严重的病人，从而导致较高的死亡率。CVA远非完美，但它是追究学校责任的好措施。CVA还有些问题，特别是在不同资格考试之间有一些可疑的等价性，并允许学校“赌博”这一体制。例如，他们通过指定他们的大部分学生有特殊的需要，但这些需求相当容易解决。
学校的学业成绩确实有所不同，但特别的是，它们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选择学校对他们在学校取得的学术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会更为显著。当然，家长需要确保不要进罕见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学生很少有进步，但这样做，家长应该考虑那些非学术的因素。糟糕的学校是极其少见的。
（杨光富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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