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散文精选（名家视角丛书）

凤凰出版社·名家视角丛书

 

本书是2016年度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项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凤凰出版社组织出版了 “文苑丛书——名家精选古典文学名篇”，于1992年12月正式出版，共十册。编选者或为博古通今的学界泰斗，或为专治一门的大方之家，《丛书》在选篇立目与注释品评上，做到了精品与新见相结合，而在装帧形式上的创新，更是开一时之新风。 2002年9月，《丛书》出版了简体字本，更名为“名家视角”，反响依旧热烈，并于2004年3月重印。现如今，编选者中的许多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希望继续传承和发扬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通过名家的引导，能进入人类文学遗产的艺术殿堂，体验或感悟中国古代文学的意味与艺术魅力。于是，2018年，出版社在修订错误的基础上，重新再版这一精品图书。仰仗于诸位名家把关，较之同类出版物，《名家视角丛书》具有选目精当、编排合理、注释明晰、篇幅适中的优点。“选目”是选本的关键。编选者本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精心选材。《丛书》每册附有编选者悉心撰写的《前言》，提纲挈领，评析某一文体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概况。正文中，每篇作品附有作者小传、注释和品评，以利于增进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小开本精装，每册不超过二十万字，便于读者携带和阅读。

 

这套《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普及性。《丛书》是丰厚的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一个缩影，是宏伟冰山的一角，无比丰富的艺术宝藏还有待我们去发掘。这套《丛书》无疑就是开启宝藏的钥匙。藉由它，让读者亲近诗词歌赋，体味古典文学的艺术魅力。许多编选者都带着这样的期许，如钱仲联先生在《明清诗精选》前言中说：“选入的诗虽仅仅是一百篇，却概括了明清诗歌的全貌，一勺水可以尝大海味。”程千帆先生在《宋诗精选》前言中说：“这本书只是想使读者对有异于唐诗的宋诗风味尝鼎一脔而已。”王水照先生在《唐宋散文精选》前言中说：“尝鼎一脔，以蠡测海，愿这一小小的选本能帮助读者去叩启唐宋散文百花园的大门。”

 

2.思想性。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观念和思想的载体，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等知识，古代文人素有“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文以载道”的传统，细心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自能领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3.艺术性。开卷有益，*重要的是反复吟诵原作。只要读者潜心品味入选《丛书》的每篇作品，就足以感受古代文学的艺术魅力，领略古典诗文丰富的艺术技巧和完美的声律形式，而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美感经验和艺术情操，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文学经典陶铸的。

 

4.学术性。虽属普及性读物，但书中蕴含着编选者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史观，值得揣摩和发掘。通过这套《丛书》，可增进读者对古代文学的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进而为充实壮大未来的学术队伍做好铺垫。

 

为了纪念这些前辈名家，在封面设计时，决定烫印他们的亲笔签名。在与美编商定硬笔竖写的选择标准后，为求*效果，多方搜求，终得全璧。

 

 

历来文人，*重文章。明清之文，作者甚多，数量甚富，且流派迭出。本书精选明清著名散文家宋濂、刘基、汤显祖、姚鼐、曾国藩等人的作品近五十篇，体现了从明到清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色，并附有注释和品评。是一部关于明清散文的优秀选本。

明清散文精选

 

目录

 

宋濂

阅江楼记

送东阳马生序

 

刘基

狙公

卖柑者言

 

方孝孺

越巫

 

王守仁

瘗旅文

 

何景明

上冢宰许公书

 

归有光

先妣事略

项脊轩志

长兴县编审告示(节选)

 

唐顺之

任光禄竹溪记

 

宗臣

报刘一丈书

 

王世贞

题海天落照图后

 

李贽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汤显祖

牡丹亭记题辞

 

袁宏道

满井游记

徐文长传

孤山

 

钟惺

浣花溪记

 

徐宏祖

游黄山日记(后)

 

张岱

柳敬亭说书

西湖七月半

 

张溥

五人墓碑记

 

张煌言

贻赵廷臣书

 

夏完淳

狱中上母书

 

黄宗羲

原君

 

顾炎武

与友人论学书

 

侯方域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王夫之

自题墓石

 

魏禧

大铁椎传

 

唐甄

室语

 

戴名世

醉乡记

 

方苞

狱中杂记

左忠毅公逸事

 

郑燮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刘大櫆

无斋记

 

全祖望

梅花岭记

 

袁枚

黄生借书说

 

姚鼐

登泰山记

 

彭端淑

为学一首示子侄

 

汪中

经旧苑吊马守真文

 

张惠言

送恽子居序

 

龚自珍

病梅馆记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曾国藩

原才

 

薛福成

观巴黎油画记

 

章炳麟

革命军序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明清散文精选

 

前言

 

    明清文学，在今天看来，小说为；但在当时，士人所重者，仍在文章。因此，从历史上看，明清之文，不仅作者甚多，数量甚富，而且流派层出，为前代所未有。

    当然，一般说来，明清之文，成就之高，不及先秦、汉魏、唐宋几个时代，但也自有特点，不可一概而论。

    以明代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便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文章。

    例如开国之初，大乱始平，人心思治，几个易代之际的人物，如宋濂、刘基等，都有歌颂新朝的文章。其中宋濂所作，是有代表性的。杨维桢为《宋学士文集》作序所称道的“馆阁之文”，多属这类作品。其中的《阅江楼记》，就是善歌善颂的文字。

   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合时宜的。虽写阅江一楼，却反映了国家初建，百废俱兴，一派兴旺发达的气象。虽属颂圣，却非凭空虚构。李慈铭说：“金华文气，从容而博大，故有明推为一代之冠。”可能即指这样的文章。当然，李慈铭又说：“然颇乏精彩，故罕警策可传诵者。”这话说得不错。自古以来，歌颂之文，精彩者本来不多，可传诵者为数亦少。宋濂此文，比较起来，尚属可读之作。此文之外，还有《秦士录》、《送东阳马生序》等，也都为世所称。

    与宋濂并称的刘基，精彩之作，是写于元末的《郁离子》。讽刺时弊，很有特色。但入明以后，所撰歌颂之文，亦乏精彩。如《甘露颂》之类，无足称者。

    在宋濂、刘基之后，政治形势开始变化，大狱屡兴，人不自保。法禁日严，言路日窄，连颂圣之文也难写作。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便产生了台阁之文。作者有杨荣、杨溥、杨士奇等。这类文章，不仅颂圣，而且粉饰太平。黄茅白苇，更不足称。

    在这以后，一些文人学者对于现实，日渐不满，对于台阁之文，亦多不满，于是产生了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的复古之文。

    “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政。复古虽流于形式，原因却在不满现实。况且，正当八股文盛行之际，提倡“文必秦汉”，使一些学子知道“《四书》之外，尚有古书，八股之外，尚有古文”。这在当时，亦未可厚非。

    以何景明为例，他虽有拟古之作如《敌中篇》，步趋韩非《说难》，固不足取，但他另有一些文章如《上杨邃庵书》、《上冢宰许公书》等，却既有气势，又有感情；既有辞采，又有胆识。

    继“七子”之后，又有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他们主张“文必西汉”，也是提倡复古。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政治倾向，也和前“七子”一样。

    在后“七子”中，王世贞的著作甚富，所撰《弇州山人四部稿》为一代巨著。《四库提要》说：“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

    在后“七子”之文中，王世贞的《题海天落照图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与“七子”对立的作者，有所谓“唐宋派”。所谓“唐宋派”，是从嘉靖年间王慎中提倡欧、曹之文，唐顺之编选八家之文开始的，其后茅坤、归有光继起，于是形成了一个流派。

    唐顺之是个“于学无所不窥”的作者。他的《答茅鹿门书》是一篇很有见解的文章，《任光禄竹溪记》也是颇为传诵的作品。

    此派文章为世称的作者是归有光。归有光为文是学《史记》的，其记叙之文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为传诵。但与此同时，他还另有一类值得重视的文章，有些关心吏治民情的文章如《送昆山县令朱侯序》、《送县大夫杨侯序》以及《长兴县编审告示》等，别有特色，从中可见他并非只是撰写家人父子之情、身边琐事的作者。

    明代中叶以后，国家衰象日增，社会危机日重。加以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都有新的变化。这时思想界出现了李贽，文学方面则出现了公安派、竟陵派的一批作者。

    公安派袁宏道兄弟三人，为文主张“独抒性灵”，反对“七子”之复古拟古。明代文章至此乃发生开国以来的一次变化。

    三袁之中，袁宏道又是成就、影响的。他为人主张“适世”，为文自由潇洒。例如《雨后游六桥记》、《孤山》、《满井游记》以及一些短简、尺牍，都是闲适的作品。但他为人也非完全不问世事，例如他的《监司周公实政录序》、《送江陵周信入觐序》等，就是颇为关心世道的作品。其中有愤激，也有不平。

    稍后于公安派的竟陵派，与公安派同样反对复古，钟惺、谭元春等作者又以“幽深孤峭”来矫公安派为文伤浅之弊。其成就不及公安，却也自有特点。

    到了明代晚期，面临国破家亡，袁宏道等人所追求的适世之文，已经难于再写下去了。张岱生于此际，便写出了挽歌似的小品。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有《自为墓志铭》一文，很能说明此时的写作背景：“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就是在这景况之下，他写出了许多“梦忆”、“梦寻”一类的文字。

    与张岱这类作者相反，晚明也出现了另一派用世的作者，主要有张溥、张煌言、夏完淳等。

    张溥等人参加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文学上反对公安派的“性灵”和“适世”。主张恢复古学，务为有用。为文力矫公安之失，而开此后“经世致用”之风。张煌言、夏完淳等从事抗战救亡，为文别具特色。

    清初之文，是承袭了“经世致用”之风的。

    当明清易代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惩于明末士风、文风之弊，却讲“经世致用”。三人入清却不入仕。顾炎武跋涉山川，载书自随，自谓“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百家之说，粗有窥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天下”。所著《日知录》，学风、文风都与明季不同。至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也都有新的时代特征。

    但是，清代亦如明代，开国之后，政治形势亦有变化。出于统治需要，文化专制更甚于明代。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文字狱接连不断，为文著作，相当危险。这对于此后文章的发展变化，影响甚大。特别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以后，文人秉笔，不可能再像清初那样“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了。

    这时合时宜的，是从方苞开始的桐城派的文章。

    方苞曾因《南山集》案而牵连入狱，被释之后，“惊怖感动”，在《两朝圣恩恭纪》中说：“欲效涓埃之报。”于是为文提倡“义法”，主张“阐道翼教”。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写出来的。其中《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篇，是“阐道”较少、传诵较广的文字。

    在方苞之后，桐城派的另一个重要作者是刘大櫆。刘大櫆为文，主张“明义理，适世用”。这和方苞的“阐道翼教”立意相同。他又进而讲究“行文之道”，讲究“神气”，对于文章的音节字句是很下功夫的。他的文章也确有功力。

    在刘大櫆之后，桐城派一个更重要的作者是姚鼐。姚鼐生当清儒考证之学甚盛之时，又当义理之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之日，他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并重；而且在刘大櫆所提的“神气”之外，又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以及“阳刚”、“阴柔”等等，于是桐城派的文章理论乃更臻完备。他的《登泰山记》就是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结合的典型作品。

    在姚鼐以后，桐城派的作者，代有其人：方东树、管同、刘开、梅曾亮、吴敏树，以至曾国藩、薛福成、吴汝纶等，一脉相承。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曾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就占统治地位的文章而言，这话说得不错。桐城派之外，乾、嘉时期，也还有另一派作者。如恽敬、张惠言等，其为文蹊径，与桐城派颇有不同。还有几个不立宗派而为文自有特色的作者。例如郑燮，不以文名，而文章新颖。又如全祖望，虽然生在乾隆盛世，而为文却有清初之风。所撰《梅花岭记》，和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相比，思想和文风，都有差异。还有袁枚，为文反对桐城派，而接近公安派。再有汪中，为文上宗汉魏，愤世嫉俗，颇有冯衍、刘峻的遗风。在乾隆年间而写这样的文章，更与桐城派倾向不同了。

    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发生了更新的变革，这时又出现了更新的作者。

    龚自珍生当嘉庆、道光之世，为学倾向今文学派，为文参以《史》、《汉》、《庄》、《列》和佛典，更与桐城派的“义法”不同。所撰《京师乐籍说》、《病梅馆记》、《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从思想到文风，都有崭新的时代特色。

    再到清朝末年，易代之际，社会变动更大，学风变化亦大。这时又涌现了章太炎、梁启超等新一代的作者。梁启超在新的思潮影响下，创为新体文章，更彻底地打破了桐城“义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情感”，文风为之大变。

    当然，文章更为彻底的变化，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此是后话，这里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