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传（大家丛书）

他是“故宫人”，与故宫有解不开的情缘。他在故宫藏品中寻找历史的线索，在历史文献中探寻藏品背后的秘密。他从一个“半专家 ”成长为创建中国“古器物学研究王国”的大家，将玉器研究提升至玉学、玉文化的理论高度。50年的古代艺术研究，著述等身 ；30年的玉器和玉文化探索，前无古人。他就是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

杨伯达1948年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 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杨伯达是玉文化学者，众多古器物文化项目专家。本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记述了杨伯达成长、求学的历程，学术研究轨迹及生活趣事。

周珺，从事媒体工作多年，1999-2002年，《青年时报》任编辑记者，主写专栏《100个杭州女人的故事》；2002年10月-2003年，《北京娱乐信报》任文艺部记者；2003-2005年，杭州《休闲》杂志任编辑；2007年，《艺术与投资》杂志常务副主编；2009年，《中华书画家》杂志编辑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理事。

章年少立志

1. 没有祖国的孩子2. 去解放区求学3. 留在北平工作

第二章故宫初期

1. 故宫前缘2. 中国的骄傲3. “老革命”加“一代宗师”4. 熟读书籍苦钻研5. “下放”农场治好了胃病

第三章博学专家

1. 展览陈列专家2. 杂项专家3. 不拘一格识人爱才4. 考察交流不忘研究

第四章黄昏伴玉缘

1. “事业型”的家庭2. 离休后的温馨生活3. 以玉会友4. 仗义执言巧点拨

第五章玉文化领军人

1. 在故宫结下的玉石缘2. 六十岁专注玉器研究3. 浩瀚玉石，鉴定辨伪4. 全国文物鉴定中火眼金睛5. 成立全国家玉器研究委员会6. 玉器研究的“黄埔军校”7. 笔耕不辍，著述等身

杨伯达主要作品主要参考书目

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打造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

在故宫结下的玉石缘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古代玉器陈列馆设在钟粹宫，在晚清曾是两宫皇太后之一的东太后也就是慈安太后的寝宫。末代皇帝溥仪也曾在这里居住过。玉器馆自1988年成立后，收藏了从距今五六千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玉器的一个总体展示。杨伯达说起这些玉器来，可谓如数家珍。 平时我们在玉器馆中看到的展出玉器，只是故宫博物院所有院藏玉器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历经24位君主收藏下来的这3万多件玉器，精美绝伦之作可谓比比皆是，从距今5000年前的玉猪龙，到夏商西周的玉跪式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玉璧，以及其后各朝各代的玉器珍宝，尽收其中，让人叹为观止。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人都喜欢玉，但是能够真正识玉、懂玉的人却少之又少。而杨伯达在半个世纪的研究中，不仅创造出了一套不同于先人的全新的古玉鉴定方法，在晚年更是首开我国玉文化研究之先河，被公认为中国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事实上，对于玉器的了解，杨伯达到故宫之前并非一片空白。早在1954年，杨伯达在展览工作室时曾受对外文委委托赴东欧举办工艺展览。保加利亚的总书记、部长和工会主席都到现场参观。当时杨伯达对展品并不了解，珍贵的展品只有到了目的地才可以开箱检查。工作人员必须在对工艺品情况非常了解的情况下才可以参与工作、举办展览，所以杨伯达特别留心这方面的学习。在工艺品展览中玉器是其中一项。杨伯达必须对玉器的工艺制作、产地等信息了如指掌。在国外三个月的展览，对杨伯达而言，每一次开箱清点、交接，都是理论知识结合实践的训练。杨伯达记得当时工艺美院袁迈先生给了他很多帮助。因这三个月的展览，负责主持讲解的杨伯达对这些工艺品有了深刻了解，自然对玉器也是记忆深刻。1956年，杨伯达从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调到故宫博物院，意识到自己要从美术史专业转到文物专业，就意味着要从头开始学习，杨伯达就到图书馆看大量外文书，其中日本学者滨田耕作（青陵）1936年出版的《支那古玉概说》使他次清楚了玉的概念。1957年筹办历代艺术馆时，杨伯达开始上手众多玉器。“我筹备历代艺术馆的时候，看了从史前到清代的玉器，感觉中国的玉器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在对故宫藏玉的年代进行辨别时，杨伯达注意到这一批玉器雕琢得玲珑剔透，图案多为躲藏在荷花丛中的雁与向大雁俯冲的猛禽，两鸟体量小与大，姿态巧与拙，动作追与躲的对比，都被表现得活灵活现；在另一些玉器上，漫步于丛林古木中的野鹿山熊，也是灵动与憨拙共存。杨伯达回忆：“这个玉的类型里头就有这么两种。一种就是海东青跟天鹅搏斗。海东青也就是海青了，叫鹄，它抓到天鹅的脑袋。据记载的话，海东青用钩喙啄天鹅的眼睛，那么啄它的眼睛不能致死，但是会疼痛得栽倒在地上。还有玉器上有侍卫用鹅锥把天鹅插住，这样就把海青解救出来，收回到右臂上。当时玉器雕刻记载的是这么一个狩猎过程。比如一块叫作杂草卉的玉器，雕琢的都是水里面的荷花或芦苇，天鹅就在里面穿来穿去，它就是在逃避海东青的捕捉。”这些有意思的玉器在故宫的收藏里都没有定论。故宫对每块玉器都有卡片附带，但是卡片记载得很简单。那么这些玉器到底出自那一朝代？当年的工匠又为什么要雕琢出这样的图案呢？当时杨伯达才进故宫没几年，对故宫的藏品以及玉器所知甚少，他发现了问题，却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杨伯达说：“这些玉器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北国风光，我就把它列为一个研究课题。”关于这批雕刻北方飞禽的玉器是他对玉器年代断定的个大疑惑。等到杨伯达正式研究这个课题时已经是十多年之后重回故宫时，面对自己无力解决的器物问题，杨伯达并没有放弃，“目前我没能力解决这些疑问，那么我就先收集这些疑问。”在历代艺术馆成立之后，吴仲超院长要求故宫库房清理“三核对”， 故宫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吴院长决定派三个人去整理。一个是杨伯达，另外两个是故宫的老研究员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他们三个一起工作，取长补短。他们要给玉器分级别，并分划自留还是外拨。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看了一万多件清代的玉器，这差不多是故宫收藏的1/3。清代玉器的等级，故宫缺乏记载，但两位老同志都有自己的鉴定经验，心里有数。就这样一天大家可看三四十件玉器。杨伯达说：“整理这一万多件玉器，一位先生来故宫比我早，一位是古玩界的老古玩商，他们都有经验。大家在一起工作，我就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讲，我就听，那么慢慢摸索慢慢看，我也就慢慢积累了经验，从不懂到懂。”三个人就这么看了三个月。杨伯达和同事在库房的外面，阴凉地儿摆一张桌子，库房的同志不断搬运。这些玉很沉，有的很大，有的也很小，大家忙得满头大汗。杨伯达和两位同事就一件一件看。“现在我们一想这个差事很美，可是到了后，已经看得厌腻了，因为它们都差不多，有可能玉质差不多，形制也差不多。”玉器如此浩瀚，这让杨伯达一时陷入泥海，疑惑太大，更是让人产生畏惧心理。“所以刚接触玉器那一段时间，我说老实话，对玉器领域的研究，当时的我是不太敢碰的。”不过，因为整个夏天都在看玉，杨伯达对玉器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他回忆道：“在那一阶段，玉器对我而言，还不是关注和研究艺术品的重点，但是我已经发现玉器鉴定与书法青铜的不同。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它找不到标准器。玉器都是故宫传世的东西，老先生说这是商代，那我们就说商的；老先生说这是周的，就是周的。判断的证据在哪里?拿不出来，没有根据，而且古玩界和考古专家都没有根据，都是凭经验。”杨伯达意识到玉器领域缺乏标准器，多是根据前人的大致感觉，尚没有详细具体的文章记载。身边这几位玉器专家仅仅熟悉明清两代玉器，对宋元代玉器缺乏了解。他看得玉器越多，对玉器领域就有更多疑惑。“当时对玉器的判断多是依据古玩界对玉器的看法，而古玩界多为民间藏玉，民间藏玉多为明清玉，少见宋元玉。如对宋玉的判断，古玩界的标准是‘细’。而北宋南宋的玉器风格不分，更不承认辽金玉器存在，更何况谈到玉器风格。我感觉到对于宋玉的风格不是那么简单的‘细’。”可是那时候，初入故宫的杨伯达对玉器只能提出疑问，因为许多问题连专家也无法回答，又或者专家的分析并不能让他信服。这些疑惑，杨伯达一直带着去干校，再带着重回故宫。杨伯达会发现问题，更会带着问题去钻研。他不仅让这些问题在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更是要让这些问题开出花朵，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