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研究文集

党史人物评价的一个特例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陈独秀

一、谈陈独秀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大革命时期：魄力雄大。

    1917年，就评价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是他们早的交往。对斯诺谈起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时说，“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①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被捕，在1917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捅及营救》文章，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刚出狱的陈独秀则写《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赞扬驱张斗争。^②1920年春末夏初，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组织类似工读互助团“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陈独秀答应为周转资金，并建议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回忆说：“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③不久，陈独秀寄给《共产党》月刊和青年团团章，请负责湖南发起组。1921年1月，给蔡和森去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为仲甫所为）。”^④此后，在一大同意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成员，向陈独秀汇报组织反赵恒惕运动，一起出席中共三大，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赞扬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⑤

2.大革命中后期：反革命的嫌疑。

    1923年夏天，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⑥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冷淡，在心目中留下了阴影；国民党“一大”后，和陈独秀在党的三届二中会议上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发生了分歧。不同意陈独秀避免国共不必要冲突的主张。针对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强调：“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陈独秀拒绝在《向导》上发表。10年后，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⑦此后，在一系列事件中，都抵制了陈独秀的错误，如在国民党“二大”上，没有投国民党右派的票；在“三二O”事件中，主张军事反击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问题上，拒绝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讨论通过“整理党务案”时举手。此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高度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⑧并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⑨而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否定了等人关于土地革命的建议。在，中共五大上，拒绝讨论等人提交的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此后，和陈独秀在《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问题上，在湖南农民运动问题上，在推翻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问题上，在讨论工农武装出路问题上，等等，都发生了分歧。解除了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在八七会议上，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