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你真的了解日本吗？全新典雅版，附赠浮世绘精美画作集，众多读者认可经典译本）

译后记

鲁思·本尼迪克特处在美日交战的环境下，缺乏研究的样本，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失去了文化人类学家从事研究的两件利器。但她根据文化模式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被拘禁在美国战时安置营的日本人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了供政府决策的研究报告。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世界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她认为，日本童年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非连续性，造成了日本人以菊与刀为象征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 

根据本尼迪克特的观点，耻感文化的外部强制力使日本人有炫耀自己的冲动，可是很久以来，尤其是从近代以来，他们错误地选择了炫耀自己的武士道，炫耀大和民族的武力，而不是炫耀自己进行和平建设的能力。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选择上的错误，既然靠武力猎取尊敬和崇拜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应该改弦易辙，以和平建设的成果来赢得外国的尊重。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在得到美国占领军尊重的情势下，心甘情愿地选择以和平建

设的成就来炫耀大和民族的道路。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的错讹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在此先致谢忱。我的联系方式为：QQ 号7000901，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王纪卿
2016 年6 月5 日
于长沙听雨轩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日本人是美国历来在全力以赴的斗争中对付过的与自己差异最大的敌人。在和其他任何主要敌手的战争中，我们都不需要顾及差异如此之大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和之前1905 年那场与沙皇俄国之间的战争中的情况一样，我们在和一个武装到牙齿并且受过充分训练的国家作战，但这个国家不属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西方国家已经公认为人之常情的那些战争习俗，对日本人而言明显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在岛屿海滩上的登陆战，不仅是艰苦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它使了解敌人的性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我们为了对付敌人，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
我们了解日本这个敌人的难度是很大的。自从日本紧闭的国门被打开以来的七十五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但又”的转折语，如果把这些语句用于描述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是最不切实际的语言。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如果他在描述日本人以外的民族，说他们的礼貌是前所未见的，那么他不会加上一句：“但又张狂而傲慢。”如果他说某个国家的人民在行为上无比死板，也不会加上一句：“但他们又容易适应极端的革新。”当他说一个民族是顺从的，也不会解释说，他们并不轻易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当他说一个民族忠诚而慷慨时，不会宣称：“但又背信而刻毒。”当他说一个民族真正勇敢时，不会细数他们的胆怯之处。当他说一个民族在行动中无视别人的看法时，不会接着又说，他们确实很有道德感。当他描述其军队中机器人一般的纪律时，不会接下去描述，那支军队的士兵不服管束，甚至反叛。当他写一本书，论述一个普遍狂热崇拜唯美主义的
民族，给演员和艺术家以高度的荣誉，并把艺术慷慨地用于菊花的培育，那本书通常不必进行增补，由另一本书来专门讲述对刀的狂热崇拜和武士所享有的最高威望。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却是有关日本的书籍赖以构成的经纬。它们是真实的。刀与菊都是这幅图画的一部分。日本人的好斗与平和、黩武与爱美、张狂与有礼、顽固与善于适应、顺从与不愿受人摆布、忠实与背信、勇敢与怯懦、保守与喜好新的方式，都是登峰造极的。他们极为关心别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看法，他们在别人对其所犯的错误一无所知的时候会被内疚感所压倒。他们的军人极为遵守纪律，而又不服从命令。
当我们了解到日本对于美国变得非常重要的时候，对这些矛盾和其他许多同样明显的矛盾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危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会做什么？在我们不攻入日本的情况下，他们会有可能投降吗？我们是否应该轰炸天皇的宫殿？我们能够指望从日本战俘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在宣传中应该对日军和日本本土说些什么，才能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在那些“日本通”当中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当和平到来时，日本人是不是一个需要永久实施戒严才能使之遵守秩序的民族？我军是否必须准
备在日本的每一座山寨跟坚韧不屈的敌人拼死作战？是不是在日本要有一场革命，就像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一样，才可能取得国际上的和平？谁会领导这次革命？替代方案是不是将日本人斩草除根？我们判断的结果存在巨大的差异。
1944 年6 月，我奉派研究日本。对我的要求是，运用我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所掌握的所有技术，来解读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民族。在那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刚刚开始展示出其真实的规模。美国人还在说着对日战争将会持续三年，或许要持续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日本人说他们已经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距离他们本国的岛屿还有数千英里之遥。他们官方的公报几乎没有承认海军的失败，日本人民仍然以胜利者自居。
然而，形势于6 月份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盟军最高统帅部两年半以来给予欧洲战区的军事优先权取得了成功，对德战争的结局已经胜利在望。在太平洋上，我军登陆了塞班岛，这是预示日本人最终失败的一次大行动。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军人就得在不断拉近的距离中面对日军。根据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作战情况，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对抗着一个可怕的敌人。
因此，在1944 年6 月，回答有关日本这个敌人的大量问题就有了重要的意义。不论问题是军事方面的还是外交方面的，不论问题的发生是由于高层政策的疑问，还是由于在日本战线后方撒传单的需要，每一条洞见都是很重要的。在日本正在进行的这场总体战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是东京那些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不仅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统计数字；我们还必须了解他们的政府能够指望从民众那里得到什么。我们还必须努力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情感习惯和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我们还必须了解在这
些行动和观念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暂时撇开我们作为美国人而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并且尽可能防止自己得出那个轻率的结论：我们在既定环境下会怎么做，日本人也会怎么做。
我的任务是困难的。美国和日本在交战，在战时我们很容易对敌人进行全盘的谴责，而要努力看出敌人是怎样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来看待人生就困难得多了，但此事必须得完成。问题在于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在于我们处在他们的地位将如何行动。我必须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有利条件，而不是将之视为不利条件。我必须评判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本身，并暂且不把它看作军事问题，而是看作文化问题。在战争中与在和平时一样，日本人是按照性格行事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什么特殊的标识，是他们
会在处理战争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呢？他们的领导人激发战争精神的方式、安抚困惑者的方式、将军人用于战场的方式，所有这些事情都显示了他们把什么东西视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我必须追随战争的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在其中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然而，我们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不利因素。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技术：实地考察旅行。我无法前往日本，住在日本人家里，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用我自己的眼睛查看哪些是关键性的，而哪些不是。我无法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并区分出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是非关键性的。我无法观看他们做出决断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培育小孩的。人类学家对日本村庄的唯一现场研究，即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但是我们在1944 年面对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那项研究记载下来的时候尚未提及。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尽管面对着这些大难题，我仍然对一些能够采用的技术和基本原理抱有信心。至少我无须放弃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即和他正在研究的人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本国有很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向他们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探索他们是如何评判这些事情的，根据他们的描述来填充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缺口，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相信这种知识对于了解任何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日本的其他社会科学家正在利用图书馆的资料，分析过去的事件和统计数字，追踪日本人书面或口头宣传文字的发展
轨迹。我相信他们寻找的这些答案中，有许多是深藏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观之中的，通过探索日本人确曾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文化，就能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阅读，也不意味着我不会时常受惠于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关于日本的卷帙浩繁的文献，以及大量曾侨居日本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给了我一种有利的条件，这是那些前往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所不具备的。那些部落没有书面语言，没有在纸面上流露自己的本性。西方人的评述也是稀少而肤浅的。无人了解他们过去的历史。现场调查员必须在没有先驱学者帮助的情况下，发现他们的经济生活是如何运营的，他们的社会是如何区分层次的，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什
么。在研究日本时，我继承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古文物研究者的文章里，包含了对于生活细节的描述。来自欧美的男人和妇女记下了他们生动的体验，日本人本身也写下了确实非同凡响的自我表露。和许多东方民族不一样，他们有着强烈的冲动要把自己写出来。他们写出了自己生活中的琐事，也写出了他们向全世界扩张的纲领。他们的坦率是令人吃惊的。当然他们并未和盘托出整个图景，没有一个民族会这么做。日本人描写日本，会忽略真正关键的事情，那些事情对他而言如同他呼吸的空气一样熟悉，一样不为肉眼所见。美国人描写
美国也是一样的情况。但日本人仍然是喜欢自我表露的。
我阅读这种文献的方法，就如同达尔文在构建其物种起源理论时说他阅读文献的方法一样，注意了我没有办法理解的内容。我需要有什么样的知识功底，才能理解日本人在议会的演说中表达的一连串想法呢？他们猛烈地抨击某种似乎可以原谅的错误行为，而又轻易地接受一种似乎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奥妙呢？我在阅读时，会提出那个经常存在的问题：“这情景到底有什么不对头？”我需要掌握什么知识才能理解它？
我也去看电影，它们是在日本编剧和制作的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有关东京和农村的当代生活片。然后我会跟日本人一起重温那些影片，他们曾在日本看过其中的一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和日本人一样看待其中的男女主角和反派角色，而不会和我一样看待他们。在我感到迷茫时，显然他们并不迷茫。剧情、动机都和我的理解不一样，但他们是根据影片创作的思路来理解的。正如读小说一样，我理解的意思和有日本成长背景的人所理解的意思，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比表面上看起来大得多。这些日本人当中，有些人动辄就为日本的习俗做辩解，有些人却憎恶日本的一切。很难说我从哪一组人那里受教最多。他们提供的私人照片，表明一个人是如何痛苦地控制对它的排斥感。
只要人类学家对他的研究素材怀有兴趣，而在他研究的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人民带给他的直接领悟也是他所喜爱的，那么他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侨居日本的所有最有能力的西方观察家已经做过的事情。如果这就是一个人类学家能够提供的一切，那就无法指望他对外国侨民已就日本人做过的宝贵研究有所补益。然而，文化人类学家由于他所受的训练而具有某种条件，似乎使他值得一试，去给一个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添加他自己的贡献。
人类学家了解亚洲和大洋洲的许多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就连太平洋诸岛屿上的原始部落都有与之密切相似的东西。这些密切相似的习俗和习惯，有些是存在于马来诸岛，有些是存在于新几内亚，有些则是存在于波利尼西亚。当然，推测一下这些密切相似的东西是否显示了古代人的某些迁移和接触，是很有趣的事情，但这个可能存在的历史关联的问题，并非我认为关于这些文化相仿性的知识具有价值的原因。我认为它们有价值，是因为我懂得，在这些较为简单的文化中，这些习俗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因而能够从我发现的类似或差异中获得有关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也了解有关亚洲大陆上暹罗、缅甸和中国的一些事情，因而能够将日本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而这些民族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对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已反复地表明这种文化比较具有何等的价值。一个部落可以跟邻居共享其百分之九十的习俗，而它仍然可以将之更新，使之适应一种不与周边民族共享的生活方式和一套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排斥了某些基本的习俗，它们相对于整体所占的比率不论多么小，都可能使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比研究在总体上共享许多特性的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为有益。
人类学家还不得不让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他们的研究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个特殊的问题而有所提高。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遇到的情况，以及不同部落与民族定义这些情况的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某些北极的村落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会面对有关亲属责任或财政交易的部落习俗，而这是他们在极度发挥想象力的时候也无法创造出来的。他们必须调查的东西，不仅是亲属关系或交易的细节，还有这些习俗在该部落行为中的结果是什么，以及每一代人从孩提时代开始是如何养成了习惯，以继续去做其祖先在他们之前已经做过的事情。
对这种差异及其条件作用与结果的专业性关注，完全可以用于对日本的研究。美国和日本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是尽人皆知的。我们甚至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民间传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学者满足于简单地声称，这些差异太不合理了，所以要了解这样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在这种时候，如此确信差异的存在才是危险的。人类学家的经验中有很好的证据能够说明，就连离奇的行为也不会妨碍人们对它的理解。他比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更专业地把差异当作有利条件，而不是当作不利条件。正
因为习俗和民族呈现出奇怪的形态，才会引起人类学家如此敏锐的关注。对于部落的生活方式，他不可能把其中的任何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的，这使他不会只注意少数挑选出来的事实，而是会观察每一件事。在研究西方国家时，未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忽略整个行为领域。他把那么多事情当成理所当然的，所以不去探索日常生活中琐碎习惯的领域，以及所有那些关于家庭事务的公认的看法，而正是这些东西，如果放大到民族的屏幕上，会比外交官签署的条约更能影响那个民族的未来。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研究平常事的技能，因为他所研究的那个部落中的平常事是大不同于其本国那些对等事物的。当他想理解某个部落的极端恶意或另一个部落的极度胆怯时，当他试图查探出那里的人们在给定情况下的行动方式和感受方式时，就会发现，必须借重通常在研究文明国家时不会引起自己注意的发现和细节。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细节是基本要素，而且他掌握了能够发掘出这些素材的调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