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07216
出亡道中口占长歌（1904）
黄帝肖像题词（1905）
汉族侵略史叙例（1905）
呜呼湖南与端方（1905）
二十世纪之梁山泊（1905）
虽设学部亦何益耶（1905）
西方第二之满洲问题（1905）
清太后之宪政谈（1905）
袁世凯乃敢与国民宣战耶（1905）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1906）
烈士陈星台小传（1906）
一千九百五年露国之革命（1906）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1906）
思家（1906）
秋晓（约1906）
间岛问题（1908）
致监督星使书（1908）
致李、胡二星使书（1908）
《比较财政学》凡例（1910）
东亚近二十年时局论（1911）
蒙古之祸源篇（1911）
滇西之祸源篇（1911）
二百年来之俄患篇（1911）
承化寺说（1911）
滑稽之官制一斑（1911）
讨俄横议（1911）
故纸堆中之滇人泪（1911）
外债感言（1911）
论南满铁路属地行政权混杂之害（1911）
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1911）
再论政府借日本债十兆元（1911）
给串户真左树的信（1911）
与林馆主函（1911）
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1911）
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1911）
谢投函者（1911）
东南各省水患论（1911）
极东政局之转变（1911）
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1911）
后四国借款之纷议（1911）
论日英同盟条约之修改（1911）
历法平议（1911）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1911）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会暂行章程（1911）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分会章程（1911）
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1911）
《日本帝国宪法论》批评（1911）
社会主义商榷（1911）
论《美英公断条约》（1911）
民族元气安在（1911）
英国之国会革命（1911）
中葡澳门划界问题（1911）
论川人争路事（1911）
葡国改革之大成功（1911）
救灾平议（一）（1911）
救灾平议（二）（1911）
今年资政院之难关（1911）
湖北形势地理说（一）（1911）
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1911）
——孙中山
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著也。
——蔡元培
孙君（文）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粲然，卒为功首，犹复劳心综核，受善若虚，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
——章太炎
宋教仁，字遯初，亦作钝初，号渔父、公明、时雨、勥、勥斋、桃源逸士、桃源渔父，湖南省桃源县湘冲人，1882年4月5日（清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自幼受教于宋氏家塾，稍长，致力于辞章之学。1899年起肄业漳江书院，师从孝廉瞿方梅及教谕黄彝寿，阅读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著作及《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明“夷夏之辨”、历代治乱得失及地理沿革，并作联语以明志：“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人书，在秦汉前。”
哀时客：《渔父痛史》，见《革命文献》,第4243合辑，10~11页。1901年考中秀才。在漳江书院读书期间，曾与同学纵谈中西政治得失和古今用兵之道，慨言“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后，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
文思：《宋教仁二三事》，见马志亮主编：《喋血共和忆宋教仁》，8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人多以“狂生”目之，实则在其心中革命思想已经萌芽。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常与同学田桐、吴崑、白逾桓等议论时政，关心国事。1903年结识从日本回国从事革命活动的黄兴、陈天华，志同道合，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他先后参与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同盟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先后参与筹划长沙、广州、辽东和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义，先后创办或者主笔革命报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民立报》，先后参与创建中华民国和民初大党国民党，直到1913年3月被政敌刺杀身亡，十年之间中国的政治变革、革命风云、思想演进都与他密切相关。宋教仁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思想家。其思想不仅深刻、独特，而且形成体系。
反帝爱国思想、反清革命思想、民主宪政思想和制度建设思想是宋教仁思想体系中几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
一
反帝救亡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是宋教仁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他个人行为的重要指向。他关注祖国的边疆危机，珍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清末革命党人中是十分令人瞩目的。反帝爱国思想是宋教仁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基本、基础的部分。
宋教仁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在反对清王朝的同时，仍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反帝救亡这一时代主题，关注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局势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俄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及其罪行的评论在宋教仁的全部论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他在《二百年来之俄患篇》、《讨俄横议》、《东亚近二十年时局论》、《蒙古之祸源篇》、《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以及《西方第二之满洲问题》等文章中，对列强扩张侵略的种种罪行和阴谋大加挞伐，深刻揭露沙俄与日本是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主要祸源。宋教仁全面分析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及所面临的危险。他指出，日俄战争之后，列强在东亚维持均势主义，所谓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均不是他们有所爱于中国，实则由于“各国在中国之势力未均，且各国之他方面情势亦各自不同，不能一致以对中国而实行分割，故不如暂维持现在之状况，勿使变更，以待将来”，列强各怀鬼胎，沙俄觊觎中国新疆和满蒙，英国想继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并窥伺云南和西藏，美国极力向中国内地扩张其势力，而东邻日本则妄图独占中国。这些国家分为两大派，即经济的侵略派，美为领袖，英为之辅；武力的侵略派，日为领袖，俄为之辅。双方必互为雄长，以共逐鹿中原。所以，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危险依然存在，中国仍然是列强竞争的目的物，“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斯时吾国若犹不克为主动的外交，以折冲于角逐场中，吾恐第二之波兰问题将复见于东方矣”。宋教仁从当时远东国际关系分析中国所处的地位，并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即时做出时评，为中华民族敲响危亡警钟。宋教仁对20世纪初年远东国际局势的分析是否精当姑且勿论，其作为国际知识丰富的青年政论家和富于理性的爱国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
宋教仁流亡日本达六年之久，对日本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文化做了深刻的研究，并发现在他周围号称“朋友”的一批日本浪人竟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尖锐地指出，“夙具岛国根性”的日本是近代以来祸我中华、乱我中华、弱我中华的主要祸源。正是这个日本，“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成为“东亚祸源之主原因”，因而是中国的大敌，是“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宋教仁提醒国人：“吾人不可不知之，且不可不记忆之也。”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16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宋教仁的这些看法已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实，至今不乏现实启示意义。
宋教仁的反帝爱国思想不仅表现在他对时局的评论上，而且表现在他对祖国边疆危机的密切关注和对祖国边疆寸土不让的坚定态度上。宋教仁在流亡和留学日本期间，对列强侵蚀祖国边疆的信息密切关注，经常加以研究，及时撰写时评，提出解决办法。他先后发表过《蒙古之祸源篇》、《滇西之祸源篇》、《故纸堆中之滇人泪》、《论南满铁路属地行政权混杂之害》、《日人之密窥蒙古》、《中葡澳门划界问题》等文章，对俄国、日本侵略我西北、东北和北部边疆，对英法侵略我云南边疆，对英国侵略片马以及葡萄牙欲借划界扩张领地，都予以揭露与抨击。在这方面，宋教仁对“间岛”问题的研究成就为显著，值得国人永远纪念。
“间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中朝界河图们江以北延吉一带“面积约十万余方里”的中国领土，略小于台湾而大于日本四国，日本称之为“间岛”。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之后，朝鲜人越江垦殖，日本亦觊觎这片土地，日本国内舆论界也公然称“间岛”是“鸭绿江源的独立国”，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公然在该处设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据日本学者松本英纪研究，所谓“间岛”问题完全是日本侵华组织黑龙会中标榜“援助中国革命”的内田良平一手制造出来的，他妄图把朝鲜亲日团体“一进会”及“长白山会”移入“间岛”，以便逐步占领这块属于中国的领土。宋教仁警觉到日本的阴谋，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掌握了他们欲变“间岛”为朝鲜土地的证据。随后宋教仁查阅各国图书资料，包括朝鲜古籍中关于中朝边境的记载，从历史、地理、国际法以及语言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著成《间岛问题》一书，以严密的逻辑、确凿的事实论证“间岛”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书成之时，中日正围绕“间岛”归属问题展开谈判。为防止“日人攫取我十数万方里之地”，宋教仁托友人将书送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公使抄送外务部，“果大有以资于谈判，而获斥退日人之口实”。宋教仁这样做的动机在《致李、胡二星使书》中有明确陈述：“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曩者，‘间岛’问题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诸人昏聩无知，将坐使日人攫取我十数万方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吾人今日既未能获与外国交涉之权，则不得不暂倚政府。又我所悉该问题情事，既较多于公等政府诸人，则尤不宜袖手含默。故费数月之功，编著《间岛问题》一书，发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67页。观此不难看出，宋教仁既坚持了与清政府“不两立”的革命立场，又倡导并践行了“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的伟大思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作为政治流亡者的宋教仁，得到过内田良平等日本浪人多方面的支持，而当他发现正是这些“朋友”图谋霸占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清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时，毅然毫不犹豫地、千方百计地要维护这些领土，这是何等崇高的民族大义，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清末革命党人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人对国内专制统治者的仇恨远远大于外国侵略者，他们反满革命的激情远远高于反帝爱国的本能，在他们处境艰难到万般无助的时候，甚至不惜以国家某部分（诸如满蒙）的利益换取外国势力的支持。尽管这一切都是出自“革命”的名义，但终究是不足为训的。相比之下，宋教仁的反帝爱国思想、“宝爱”国家领土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炎黄子孙发扬光大。
二
反清革命思想是宋教仁思想体系中又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宋教仁作为一个革命党人的重要标志。
宋教仁早就有“苦满政”之思想，1904年11月又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口占长歌云：“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决心“重振夫天戈”，以“完我神圣之主义”，谋求“自由独立”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595页。。与此相应，他直接否定清朝皇帝年号，主张采用汉族祖先黄帝开国纪年，他1904年开始写日记时就将这一年写为“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这种置“正朔”于不奉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宋教仁的革命立场。他自称“黄帝子孙之一个人”，在黄帝肖像题词说：“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2页。在他看来，处于亚东大陆的汉族“集合四百五十余兆神明聪强之血族，盘踞四百六十余万方哩肥美膏腴之地壳，操用五千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形完富美备之文字，其历史学上之关系，实为东洋文化之主人翁，其地理学上之分布，除本族范围之外，且蔓延于马来、澳洲诸岛屿，更越太平洋而遍及于亚美利加之大陆，其人类学上之价值，则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之列。然而此蓬蓬勃勃之民族，自近世纪以来，昧其爱国心，忘其尚武力，被北方一蛮族所征服，丧失其五千余年圣神相传之祖国，为奴隶而无复独立之态度者，已二百六十年；乃至今日，则并遭其主人之厌弃，失其重奴隶之资格，又为彼蛮族者所转卖，所再嫁，而为世界上一种丑贱污秽之间接亡国民”，这正是宋教仁从事反清革命的基本原因。1905年10月8日他在日记中更明确地表示：“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二），861页。所谓“民族的革命”，就是“反满”，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清末革命党人带有标志性的思想主张。
宋教仁不仅论证了反清民族革命的必要性，而且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革命的理论，回答了在清末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夺取革命胜利的手段、策略、原则和条件等重大问题。
关于革命的手段。宋教仁认为，“专制之威非平和所能克”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375页。。“革命事业，其目的既在举一国之政治从根本上改弦而更张，其手段又不能不用强力破坏旧有之秩序，以为新建设地步”
同上书，386页。。宋教仁从欧西民党反抗专制暴政的历史中看到，“民党之行为，不外乎阴谋与暴动之二途”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一），11页。。他于是提出了两种革命的手段与方法，即暗杀与暴动。这与清末革命党人的普遍看法别无二致。
关于革命发难地点的选择问题，在清末革命党人中是经历了一番艰苦探索和巨大争议的。同盟会成立之后的两三年中，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陲一带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到失败。并且使同盟会内部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宋教仁为挽救革命危机，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和长江革命思想。1907年宋教仁欲在能“制清廷之死命”的地方策动武装起义，并亲赴东北运动马贼。1910年8月，在数省同盟会会员讨论“改良党务”的会议上，宋教仁首次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在随后召开的十一省同盟会负责人会议上，宋教仁进一步阐述了“革命三策”，认为上策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为适宜，应“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依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获得与会者的广泛认同。直到民初，宋教仁还多次谈到过“革命三策”。
1912年5月15日他在《黄花岗起义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说：“初，同志计划进行方法各有不同。或主中央入手，如法、葡是，但在我国颇不易为；或主从地方入手，各处同时大举，是亦恐难以做到；后决定从边远入手。故从前云、贵、广西诸义举，即缘此义而起”
郭汉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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