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 邵作舟 陈虬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编者简介 
薛玉琴，女，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及人物研究，出版专著《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百年家族——马相伯》等。 
徐子超，男，1966年毕业于前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开始搜集研究绩溪及徽州地方志与文史资料至今。1985年起在《江淮论坛》等书刊发表史论，系二轮《绩溪县志》、《徽墨志》、《绩溪教育志》执行主编。1987年开始研究邵作舟。 
陆烨，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上海城市史研究。

马建忠卷

适可斋记言
适可斋记行
法国海军职要
法律探原
艺学统纂
附录题马建忠著《东行三录》马相伯
马建忠年谱简编

邵作舟卷

邵氏危言
公理凡
人道纲目
论文八则
变法自强疏
驳《再醮不得为继妻议》
论钱币得失
辨古今论地脉诸说
释咸丰十年《中俄和约》条《珲春界约》
论黄河挽回故道
郑州决河私议
《军凡》自序
《各国约章纂要》序
《存斋诗草》序
答胡传论台湾海防书
致程秉钊书
古音廿一部
苦役行
归葬道中偶记
邵作舟年谱简编

陈虬卷

专著
蛰庐诊录
治平三议
经世博议
救时要议
报国录
利济教经
文章
史法章
《说雅释概》序
《四书音义》序
善举尽可计利以图扩充说
医院议
书《校邠庐抗议》后
温州出口土产宜设公司议
日月星辰系焉
《东游条议》序
求志社记
《治平通议》序
《蛰庐文略》序
《利济学堂报》例
利济医院习医章程
《利济丛书》总序
心战
经世宜开讲堂说
论国之强弱系于民心，民心之向背系于州县，宜以州县得民为强国之本
论外交得失

邵氏病当代之逐末，而思有以反之。又病世有良法而无任法之人，故其书一以用人为要。《官敝》三篇，感愤激昂，穷极奸私，如鼎象物。吾国一挫之后，至于再三，则由此故。而甲午中东之衅，去岁义和团之变，若皆于《忧内》篇见之。其先识可尚矣。若《修身》、《任官》暨《学校》、《行政》诸条，则固施之今日而无悖者。盖其言但抒所素怀，而无依傍他人之见，时无新旧之说，则亦无所用其调停也。 
——胡汉民：《邵氏危言序》 

先生学问深博无涯涘，于诸子百氏九流之说皆洞彻源流，得其旨要，汇为一宗。而于经世之学尤所致意，间有制定，悉协情势，非逞奇饰智苟为异同者可比。 
——陈黻宸：《陈蛰庐孝廉〈报国录〉序》

马建忠、邵作舟与陈虬，都是19世纪中后期力主变法、颇有影响的思想家。三人生活时段基本相同，生年、卒年相差不超过六岁，所处时代、社会宏观环境相同，变法思想亦多有相同或相通之处。但因各人出身背景、所受教育、所事职业、所遇具体问题不同，各人变法思想也呈现出不同风采，具有各自的特点。 

一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父马岳熊，字松岩，曾设药铺、米布肆，精医好施，以善士称于乡里。母沈氏，丹徒人，贤明识大义。马、沈两家，早在明末便皈依了天主教。长兄建勋，曾任淮军粮台。次兄建常，又名良，字相伯，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创始人，近代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姊建淑，嫁于上海县城董家渡一朱姓沙船业主，其长子朱志尧为近代著名资本家、求新机器厂创办人。 
1852年，马建忠在镇江入读家塾。次年因太平军攻占大江南北，随家辗转迁至上海，与兄相伯同入徐汇公学学习，学名马斯才。所学中西并重，兄弟二人均以卓异闻名。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激于世变，马建忠乃弃往日所存举业念头，转攻西学，肆意于拉丁文、希腊文、英文与法文学习，以便直接了解西方科学文化和世界大势。1863年，与兄相伯同入上海耶稣会初学院学习。 
1870年，愤于教会对待中外修士待遇不平，马建忠退出耶稣会，经兄建勋介绍，入李鸿章幕府襄办洋务。1875年，随行襄理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关于“马嘉理案”的烟台谈判，因通达中外情势，翊赞有功，获李鸿章赏识。参见刘体智：《异辞录》，刘笃龄点校，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77年初，经李鸿章保举，获授郎中衔，以随员身份随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欧洲留学。在法国留学三年，先后入巴黎私立政治学院与巴黎法科大学，所学课程有交涉、公法、律例、政治、文辞和格致(理科)，均考试合格，后获法学学士学位。参见权赫秀：《马建忠留法史实辨误二则》，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1）。他成绩优秀，表现突出，被其法文及拉丁文老师称为旅欧中国人中“聪明、有教养的一位”。学习之余，先后兼任中国驻法国公使郭嵩焘、曾纪泽的法文翻译，深受郭、曾激赏，获曾纪泽佳评：“精通法文，而华文函启亦颇通畅，洵英材也。”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遗集》，34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1880年三月，马建忠学成归国，至天津谒见李鸿章，呈验五次应考官凭。李大为满意，谓其“华学既有根柢，西学又有心得，历试以事，均能折衷剖晰，不激不随”《李鸿章全集》第二册，1166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奏保其为二品道员。此后，马建忠留在北洋幕府，成为李鸿章洋务事业的得力助手。 
1881年，马建忠奉派赴旅顺勘察军港，又到越南西贡、新加坡、印度加尔各答等地调查鸦片输入情况，就鸦片专售问题与英印总督进行交涉，谈判限制鸦片在中国的销售。 
1882年，奉命出使朝鲜，协助朝鲜与美、英、德三国签订有关通商的条约，并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吴长庆等策划平定朝鲜的“壬午兵变”。 
1884年，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不久，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扬言劫夺中国船只，马建忠策划并主持完成轮船招商局在战争期间的“售产换旗”工作，将局产暂售于美国旗昌洋行，由其代为经管，船只悬挂美国国旗照常驶行，待战后赎回。 
1890年，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 
1891年，因旗昌洋行倒闭，由马建忠经手存入此行的一些经费，包括出使美、西、秘公使崔国因的使费六万银两等遭受损失，马负有责任，遭到官场倾轧，丢掉了在招商局的职位。他从此家居上海，致力于学术研究。 
1893年，与友人在上海设立信昌丝厂，投资实业，自任董事长，聘请洋人为经理。 
1895年，以参赞道员身份随李鸿章赴日本马关商订和约，并随李经方赴台湾办理交接手续。 
1896年，他将此前论述变法问题的文章汇编为《适可斋记言记行》出版。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李鸿章等来上海进行中外交涉，马建忠受召至李鸿章行辕襄理外务。八月初十日（9月3日），因在李鸿章行辕翻译紧要文牍，过度疲劳而去世，年仅五十六岁。 
马建忠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思想，二是撰写《马氏文通》。 
马建忠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思想家当中少数接受过欧洲大学正规教育、与西方文化有深入接触的人。留学期间，他就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下审视中国社会，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巴黎复友人书》等信件中，表述过他的思想。回国以后，他一边从事具体的洋务活动，一边思考中国的改革问题，于1890年写下了著名的《富民说》。 
马建忠的变法思想相当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外交与军事等诸多方面。 
经济方面，他针对中国的贫弱实际，提出了“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的重商富民思想。他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以对外贸易为中心，全面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他指出，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之际，对外通商是大势所趋。从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看，通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其重商富民思想包括以下内容：，以商敌商，夺回利权。第二，提出裁撤厘金以护商的思想，主张通过裁撤厘金，轻征出口税，扩大出口货，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地位，从而增加国民财富。第三，通过开发金矿、修筑铁路等措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认为，要建立国内商品生产体系，必须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第四，利用外资，发展资本主义。在马建忠看来，当国内资金满足不了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时，应该积极从国际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来发展中国企业，借债以兴利。他指出，改革国内的金融制度是利用外债的前提。他提出的方案有：铸银币以统一流通制度，满足国内的需要；铸金币与世界金本位制度保持一致，以抵制外国掠夺；发行纸币，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量；建立银行制度，与币制改革相辅助，以抵制外国银行的入侵；当民间企业向外借贷遇到困难时，国家应提供保护，通过“官为民借”，鼓励私人兴办工商业，达到富国先富民的目的。他强调，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府，在向外洋借贷时，必须遵循三条原则，即取信之有本、告贷之有方、偿负之有期。关于发展资本主义民用企业，他与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人物存在一定分歧：李鸿章主张采取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马建忠则强调“由商人纠股设立公司，自由经营”，对于民间资本无力承担的大型企业，可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但官之作用仅限于扶持引导。这一分歧实质上反映了马建忠倡导国家和社会现代化与清政府实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参见严立贤：《从洋务运动的官商矛盾看中国近代早期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滥觞》，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11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政治方面，他对西方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采取综合、冷静分析态度，既肯定其尊重民意的一面，又指出其相互倾轧的一面。他指出，西方各国近百年日益富强，考其原因，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关键在于保护商会，因此，铁路、电线、汽机、矿务等事虽成本至巨，但众擎易举。西方各国，从政治体制上看，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判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征收税收不由长官，贪官污吏无所逞其欲；刑法定于议员，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至于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这些都关系到国家富强。另外，马建忠又揭露各国政治制度的弊端。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 
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藉口。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法为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苟非族类而欲得一优差、补一美缺，戛戛乎其难之。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见《适可斋记言》卷二,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他对英、美、法等国民主制度中的弊端一一进行了批评。当然，这些批评是就民主制度的名实矛盾而言，当他将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相比时，他还是认为：“重议院之权而民情可达。”马建忠：《巴黎复友人书》，见《适可斋记言》卷二，36页。 
外交方面，马建忠从世界外交体制变化的大势出发，指出中国外交已被强制性地纳入世界外交格局中，应充分认清这一形势，并积极利用西方国家确立起来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原则，据理力争，捍卫国家主权。他运用西方外交理念警告国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必须以内政改革和国家自强为依托。在对外交涉中，究竟是战是守还是和，应视中外双方国力而定，不能动辄言战。当然，主和不能以丧失主权为代价。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他指出，清王朝应该懂得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一些国家主权。在对外交涉上，要灵活运用知己知彼、先定所向、慎择邦交、寓刚于柔、善于妥协等策略。他还提出培养外交人才的两种途径，一是在上海设立专门培养外交专业人才的官学院，二是在社会上广为招聘各式外交人才。 
军事方面，马建忠于1879年编译了《法国海军职要》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法国的海军制度。1882年，马建忠向李鸿章提出中国海军建设的具体方案，内容包括：建立水师衙门，统一领导；设立水师小学、大学院，造就海军各种专业人才，按照新法训练士卒；建立新的官制、兵制，以激励海军军官；实施新的舰队编制方法，充分提高海军的作战能力；添置新式舰只，增强实力，巩固海防；在旅顺等地创建海军基地；加强海防经费的筹措等。参见马建忠：《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见《适可斋记言》卷三，70页。这一方案相当系统完整，着重从思想、体制、教育和管理的层面立论。 
马建忠在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其语法学巨著《马氏文通》。此书189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学术专著，使中国语言学研究由具体、个别的词义研究进入宏观、系统的研究阶段。书中既继承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传统，又借鉴了西洋文法著作的合理内核。为写此书，马建忠花费了十余年时间，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文献语言材料，仅用到书中的例句就达7326个，涉及古代文献30余种，有许多重要的古汉语语法规律由此书首次揭示出来。梁启超曾说： 
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一、二年，他住在上海的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他那种研究精神，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狠有力的鞭策。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多，不用我赞美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七十五册，2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36。 
《清史稿》对于马建忠研求学问的方法与学术贡献也予以高度的评价：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 
此外，马建忠编了一部法学著作《法律探原》，对法律的起源、特点、门类做了具体介绍；还编了一部有关声、光、化、电、医学、农政等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及知识的著作《艺学统纂》。 
马建忠在中国近代外交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重要地位，诚如《清史稿》所论：“历上书言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材，北洋大臣李鸿章颇称赏之，所议多采行。”赵尔巽等：《清史稿·马建忠传》卷四四六，124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梁启超对他推崇备至：“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原。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若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治天下若烛照而数计也。……然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梁启超：《适可斋记言记行序》，见《适可斋记言》，7、8页。蔡元培也称赞说：“其人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交，皆提纲挈领，批却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卷，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马建忠思想先进，但仕途困顿，虽屡经李鸿章保荐，而终身未获实缺官职。这除了他天主教家庭背景以及非科举正途出身等原因外，关键性因素是时代所造成。马建忠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主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而那时士绅阶级仍然大多数生活在传统思想世界里，普遍漠视西学。正如马建忠所述：“然而议者哄然起矣，不曰‘殊乖政体’，即曰‘有碍成例’，哗者一人，和者百人矣。甚有指议行各事无非亡国所为，今若立地创行，日后流弊滋甚，于是倡者一人，挠者千人矣。”马建忠：《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见《适可斋记言》卷三，70页。马建忠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摆脱了纲常体用思想束缚的人物，提出了许多带有浓厚的西方资本主义色彩的思想和观点，为以后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因整个社会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他只能扮演一个思想先驱者的角色。何兆武先生的评价十分中肯： 
马建忠属于戊戌时期维新派先进者的行列，而且后来戊戌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严格说来，都比不上马建忠那样掌握了手的西学知识。在这方面，只有后来的严复可以和他颉颃。然而历史上代表西学高潮的却是康、谭、梁等人而非马建忠。这或许可以表明，当条件还不够成熟时，个人在历史上或思想上所能起的作用是多么的微小。何兆武：《马建忠》，见张立文等编：《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39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2。 

二 
邵作舟(1851—1898)，行名运超，字班卿，安徽绩溪人。父邵辅（1808—1862），道光甲辰（1844）举人，曾在陕西葭州（今佳县）、陇州（今陇县）等地任知州，历充戊午（1858）、辛酉（1861）陕甘乡试同考官，1862年署同州府知府，旋即死于战事。母章氏（1833—1893）。邵作舟8岁时随母从绩溪至陇州，14岁时扶父柩返回绩溪。1865年，整理父亲遗作《先太仆遗集》等。1867年补弟子员。1868年至1870年在杭州读书，与程秉钊、赵之谦等游。此后，多次参加乡试，均报罢。 1882年游天津，翌年入津海关道周馥幕，并课其子周学熙学业。后入天津支应局，协助李兴锐处理地方筹款工作。1884年之后，有惩于清廷在中法战争中失败，发愤研究经世之学，始作《危言》。1887年成《危言》二十八篇（是书在邵作舟去世后出版，更名为《邵氏危言》）。1890年成哲学著作《公理凡》。1895年，与王修植代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作《变法自强疏》，提出系统变法主张。1898年卒于天津。 
邵作舟在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其变法思想，二是其哲学思想。其他如军事思想等，因其著作遗失甚多，只能略窥一二。 
邵氏变法思想集中体现在《邵氏危言》一书，以及其代胡燏棻所作《变法自强疏》中。 
《邵氏危言》分上下两卷，上卷分《总论上》、《总论下》与《用人》三章，讨论为何要变法；下卷分《学校》、《行政》与《理财》三章，讨论如何变法。此书原本打算上奏给光绪皇帝，未能如愿。 
邵氏变法思想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对于危机的判断与众不同，二是对于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批判相当深刻，三是提出了一系列革新主张。 
（一）对于危机的判断与众不同 
对于国家存在问题、面临危机的判断，邵作舟见解独到，与众不同。他批评时人讨论国家存在问题、讲求变法都只看到问题的表面，没有讲到根本上。他说，时人所论变法主张，无非开源增税、凿矿挖煤，或裁兵减俸、广制造、储西学、增铁舰、盛炮垒之类，此类主张，这些年有不少已经付诸实践了，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国家并没有富强起来，前不久的中法战争就是例证，马尾破，船厂焚，一败于越南，再困于台湾，国家并没有比道光、咸丰时期有所富强。那么，问题的根本到底是什么呢？邵作舟从分析危机的时代特点、君主与大臣的关系、外患与内忧的关系等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 
邵作舟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远非历史上的大灾大难可比。历史上，遇到大难蜂起、海内涂炭情况，有英雄豪杰出来，百战而后定之，往往在几十年大难之后，赢得上百年的安定。这一次不一样，从鸦片战争以后，强敌侵于外，乱民叛于内，一个大难接着一个大难，相隔仅二十年，死者以万万计。按照以往的情况，太平军之乱平定以后，名为中兴，应该能有二百年的安定与繁荣。然而，情况远不是人们期盼的那样，因为，祸乱虽然平定了，引起祸乱的根源还在。这个根源就是专制的政治体制。他从四个方面具体论述了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即“法多而政愈弛，官多而吏愈偷，财多而国愈贫，兵多而国愈弱”。 
正因为政弛、吏偷、国贫、兵弱，政治运作无效或低效，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才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邵作舟列述近几十年中国丧师失地、丧权辱国的历史，说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割地输币以讲和，英法联军战役之后，西方列强窥我京师，残我苑囿，震荡我郊甸，皇帝避地承德，百官兽骇鸟惊，长戟不刺，鼓铙不鸣，国家被迫输币增约以讲和。与此同时，俄人乘间攘索我东边广袤土地。自是以后，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逐渐而丧。参见邵作舟：《邵氏危言·穷敝下》。 
对于国家面临的危机，邵作舟的看法也与众不同。他认为，内忧重于外患，内忧与外患交叉而来将是致命的问题。 
邵作舟认为，尽管列强环伺，北有俄罗斯，西南有英吉利，南面有法兰西，东面有日本，但是，这些都不是中国面临的要命的祸害。他认为，“天下之势有甚急于此者”邵作舟：《邵氏危言·忧内》。，内患才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为要害的问题。其具体表现，一是吏治惰偷益甚，二是百姓贫困之极，三是财政困窘之至，四是民变四处发生。他认为，中国一旦发生内乱，列强乘机侵略，那亡国之祸就在眼前了。 
（二）批判专制主义政治体制 
邵作舟从政治制度层面对中西做了比较，探讨西强中弱的原因，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败弱的根源。 
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根本原因有二：其一是人之自得，“泰西之为国如醵然。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其政主于人人自得，民诉诸君若诉诸其友”。这里所说的“醵”的本义是大家凑钱饮酒；“人人自得”，就是人人自由。说西方政治“如醵然”，极为传神地道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特点。这句话实际上说了自由、平等与民主三层意思。其二是政不独专，“国有大事，谋常从下而起。岁之常用，先一岁以定之。有大兵役，国会群谋而许，然后量出为入，加赋而敛于官。众所不可，一兵之发、一钱之税、一条教之变，上不能独专也” 
邵作舟：《邵氏危言·异势》。。就是说，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利，都由民主决定，不允许个人专断。邵作舟虽然没有使用自由、平等、民主等字眼，但这些意思他都谈到了。 
邵作舟看到，与西方相比，中国则完全相反，不但尊卑等级悬殊，而且国家大政完全由皇帝独断。他认为，一个人皆平等，一个等级悬殊；一个自由，一个专制；一个民主，一个君主：这两种不同的制度，造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民品格——“泰西之民刚而直，其平居采清议，重耻辱，仪简而亲，法简而专，命简而速”，中国则“民习于教而劫于威，柔而易令，顺而易从。政弛于上则众惰于下，尊卑隔绝，势散志涣”邵作舟：《邵氏危言·异势》。。 
邵作舟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变革思想。他建议扩大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认为凡是不需保密的国家大事，如国计之盈虚、民生之休戚、礼乐刑政之因革弛张、敌国外患之和战曲直等，都应让天下共知共议，“以尽天下之智”。他建议放宽言路，改变知府以下不得奏事之旧制，允许见任州县以上之官“皆得实封言事”，非见任及士民等欲有所言，“听诣都察院及外司道、知府诸官陈请转奏”；对于所奏之内容，“虽陋妄无足采，不以为罪”；国家每遇大事，则诏下内外有司，“先以其事本末刊之日报，遍示海内，使上自公卿，下至庶人，举得竭其思虑，条其利害，限以日月，达诸圣聪” 
邵作舟：《邵氏危言·广延纳》。。这些意见，虽然还说不上是主权在民的思想，因为其放宽言路的后，还是要达诸圣听，终裁决权还归皇帝，但他企盼君主广撷民意，通过这些改革，扩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削弱或限制君主的权限，这又使得这些思想带有鲜明的民主色彩。 
中国专制主义有一个“特产”，就是对君主的忌讳。不但对君主的错误、缺陷不准提，而且对其名字也要忌讳，需要用这个字时则改用别字或缺笔。邵作舟对此不以为然，提出了“除忌讳”的意见。他说，尊名振威，不靠人为的忌讳，而靠伸天下之气。他认为，盛行忌讳，不但于国家富强有损，而且会使社会风气腐败，养成谄媚、虚妄之风，致使廉耻、刚直之风荡然无存。忌讳盛行，表现了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心理；忌讳本身，更加速了衰亡的到来。鉴于忌讳有弊无利，有害无益，邵作舟请求皇帝“诏群臣上书，毋辄言圣，首罢去一切忌讳，使卿士大夫下而至于庶民，苟思陈说，举快然畅所欲言，以备采择”，并一再强调“忌讳多则气愈屈，气愈屈则国愈弱” 
邵作舟：《邵氏危言·除忌讳》。。为君主忌讳，是神化君主、无限尊君的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是等级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求除忌讳，实际是要求人格上的君民平等，这种要求实质是平等思想的一种表现。 
在《邵氏危言》中，邵作舟以《官敝》上、中、下三篇的篇幅，从官僚素质、官僚选拔、官场风习等方面，集中地揭露、批评了中国官僚制度的腐败性。 
他指出，中国官僚待遇甚厚，但少德无才。那些官员，冠带黼黻甚美，高舆大马传驺呵殿甚尊，官属吏卒迎候奔走甚赫，广宴会，盛请谒，谈笑醉饱甚欢。他们平时威仪甚娴，举止甚庄，言行甚是忠信，执事甚为敏恪，拱揖肃穆，峨冠剑佩，奔走矜庄，但是，国家一旦有事，需要有人出来效劳时，他们便愕眙四顾，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派上用场。原因何在？在于国家育才与用人互相阻隔。那些官员平素不去学习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有用知识，而将精力花在仕途钻营方面，天之人才，益以大坏。 
参见邵作舟：《邵氏危言·官敝上》。邵作舟相当深刻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只是趋炎附势、口是心非、腐朽无能的奴才、伪才，缺的是真实顶用的人才，那么，这个国家在实质上已经亡了。 
邵作舟对于当时官僚选拔的三种途径，即科举正途、捐纳与保奖，一一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科举正途所得人才并无处理实际问题的本领，学用脱节；捐纳之人只知敛财牟利；保奖之人名不副实。他主张坚决废捐纳，汰冗员，对于保奖严格限制。 
邵作舟对于官场风习的批评，相当细致与深入。他说，现在的官场已经是专讲关系的场所，如果没有可资利用的五谊关系，即同寅、同年、朋友、世交与同乡，那么德行再好、才能再高也不顶用，“求为一司阍、一走卒之微而不可得”。反过来，只要此五谊之中能有其一，便升官发财、避祸去灾、转危为安、无所不能。他指出，这种只讲五谊关系不讲德行才学的腐败风气，已经侵蚀了整个官僚体制，特别是那些握有录用人才实权的机构与大官，使得官场表面上人才济济，实际上到处都在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蝇营狗苟，狼狈为奸，只知谋私，不知为公，只知为己，不知为民。 
邵作舟认为，一个朝代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行事风格与官场风气，每个朝代在开头阶段都会兢兢业业，用人得当，蒸蒸日上，到后来则会懈怠下来，耽于安乐，一旦有事，就会出现危机。他说，清朝建立已近三百年，诸多危机早已出现，迄今益甚，如果不痛加改革，“苟积狃偏重而不能变，五谊联于上，英贤滞于下，臣恐民力益竭，积弊益深，内无以自安，外无以扞敌，天下之祸将有不忍言者矣” 邵作舟：《邵氏危言·官敝中》。。 
邵作舟出身官宦家庭，长期在北洋幕府工作、生活，对于官场生态耳濡目染，感受深刻。对官僚政治的批评，是《邵氏危言》中为淋漓尽致的地方。胡汉民评价说：“《官敝》三篇，感愤激昂，穷极奸私，如鼎象物。”胡衍鸿（汉民）：《邵氏危言·序》。
（三）比较全面的革新设想 
在《邵氏危言》中，邵作舟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提出革新设想，包括去除忌讳，广开言路，改革科举，裁汰冗员，逐步裁撤八旗、绿营，重视本业，轻徭薄赋，废除厘金、杂赋、钞关、物质之税、捐输、节扣等苛捐杂税，加强译书，加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等。他的很多设想，在同时代的郑观应、薛福成等人著述中均有表现，也有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其中，有一些较有特色。 
经济方面，邵作舟认为，国家应该改变过分依赖、偏重吴越、湘楚、闽粤、巴蜀等地的做法，而应该注意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开发。过分依赖、偏重东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就会导致这些地区的贫困。“官府取给焉，京饷取给焉，漕粟取给焉，海防取给焉，边饷取给焉，国有所为，一切之费无不取给焉。数州之民所以有富之名、无富之实者，非地不富也，敛厚而民无积也。”他说，那些所谓荒瘠不足的边疆地区，有极其丰富的资源，东三省之材木、皮革、鸟兽、鱼鳖、金石、谷粟，北边之马、牛、羊，西域之金玉、毡罽、稻田、果蓏，滇、黔之矿产，粤西之草木、药物，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皆足以殖生业、兴术艺。他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说：“今扬、粤、楚、蜀之人，虽富而有一钱之入，必有数钱之用。府库虚耗，朝不谋夕。有竭泽之名，无一日之积，甚非所以固根本也。为今日计，当使诸边岁饷无待于外协，少宽此数州之力，使得内积货财，外应强敌，斯其势足以自固。数州足以自固，则诸边缓急，举有所恃。国虽有大徭役、大兵革，取此数州之余力以赡之，然后国本乃有所立，不可摇拔。”邵作舟：《邵氏危言·东南》。 
译书方面，邵作舟的见解也自具特色。他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尽管已经翻译了不少西书，但是比起实际需要来说还远远不够。水、火、汽、电、化学、算数、械器、工艺方面，其数繁，其物赜，一器之成，所用以成器之器十百。如欲从事于此，则必身至其地，由良工师亲相授受，又有徒辈相与肄习讨论，然后才能成功。非有此数者，则人再灵巧，仅靠翻译之图书，凭虚以构，则得其数不能得其巧，得其象不能得其理，还是无法将其学到手。至于政教义理之学则不然，其关键“在于明其理，其理可得而明也，则其事可得而为也”。所以，邵作舟主张大译西方各国史乘、地志、氏族、职官、礼乐、学校、律令事例、赋税程式，一切人情风俗、典章制度之书，官为刊集，遍布海内，加大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这样，天下之有志于时势者，不必通其文字语言，而皆可以读其书，究其事，朝得而学之，夕可起而行之。内则择其善政，斟酌损益，以补我之所未备；外则洞知其强弱、治乱、向背、善恶，有所盟约论议，则以知其张弛操纵，而恫喝之术穷，知其异同得失，而举措之机当。他认为，以中国人才之众，不及十年，虽无寸兵尺铁，其所以应敌折冲于樽俎间，必超然有以异于今日。他的结论是：“今日译泰西政教义理之书急，而器数工艺之书可以少缓。”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这种看法，相当独特。众所周知，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所译西书，数量多的是自然科学与工艺制造方面，少的是文学、历史、教育等人文科学方面，邵作舟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有价值的倒是后者，这与洋务派当时的译书取向正好相反。 
译书方面，邵作舟还有一个独特的建议，就是力主将中国文化翻译介绍给西方。他认为，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不逮泰西，但是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敻然出于万国之上。中国文化价值到现在还没有被西方完全认识，孔孟之道中极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内涵还没有被西方人所领会，所以，他们操其所习之宗教行于中国，招徒聚讲而不愧。一旦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些精华，他们就会赧然自惭。邵作舟主张，广招聪明学者与精通泰西文字的学者，同处一处，合译中国文化经典，首译四子书、《仪礼》、《周官》、《礼记》、《大清会典》以及有关伦常义理诸书，精刊而广布之，让奉使外国者遍赠其国君、卿士、大夫及其学者。西方学者中，如有一二英达之士，深知而笃好之，则以次传习，靡然向风，那样，西方人就不敢轻视中国了。所以，译书“功之大，效之远，盖莫过于此者”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他认为，朝廷应该拨一笔钱，实施其事。这笔费用多也不过等同于买一艘铁舰，而其功效则过于铁舰远矣。 
邵作舟的上述变法思想，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就提出来的。不幸的是，这些设想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中国就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丧师、失地、赔款。空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邵作舟走在了这一运动前列。就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到两个月，他在为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代拟的《变法自强疏》中，提出了系统的变法自强的思想。他的变法设想共十条，即开铁路以利转输、铸钞币银币以裕财源、开民厂以造机器、开矿产以资利用、折南漕以节经费、减兵额以归实际、创邮政以删驿递、创练陆兵以资控驭、重整海军以图恢复、设立学堂以储人才。这些设想涉及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尽管大多是此前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都已经提过的，但无一不是应办而未办的自强实事。 
邵作舟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理凡》一书中。 
《公理凡》写于1890年，为未竟之遗著。1933年，其子邵瞻涛委托学者胡晋接整理并作序 参见《公理凡》邵瞻涛后记。，但没有正式出版。 
所谓“公理”，指经过人类长期反复的实践检验而证明是真实的、放诸四海皆准、不需要由其他判断加以证明的命题和原理，诸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物体热胀冷缩等。所谓“凡”，即概论。 “公理凡”，意为公理概论。邵作舟著此书，旨在打通自然界与社会的界限，打通无机物与有机物、植物与动物、动物与人类的界限，合人类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公理于一炉，绎出包罗万象、贯通古今、普适永恒的命题和原理。 
书凡五章，三十五节，八十余条。首章《公理源流篇》，述上古至三代、汉唐与宋以后关于公理的论述，将公理本源归于《易经》及程朱理学。第二章《终始篇》，述事物消长特点，包括消长成浪、消长三形、消长必正负相当、消长全浪、消长生差、消长变式、消长异同、大小体消长变式、生机消长物莫能遏、动静互根、物不肯遽动静、渐骤成界、各界为无穷级数、各界相似、各物有定界、界有幽显。第三章《生息篇》，述物有主点、微质各有摄力、物始于一、物类时有更变、相因相似、物分则异、物穷则变、物变次第传染、新类相代、递生类变纵为横、各物正负质消长、物类数有所穷、穷变旋相为宫、事物各有元质、元质滋生各有多寡、以虚代实、物行直线、无法之形、万物行经各界不能凌躐、智仁勇分数、感应。第四章《形质篇》，述点线面体及枝干、物无定数定形、物形有定无定、经纬、定点、物点不可以二、物体虚实、文质、物质常在、物体所居必其地足以相容、物有正变、有形无形、阴阳、纲目、物穷于三、职分。后一章《分合篇》，述物由各元质离合相剂而成、和合化合、合质形性存灭、和合必化合乃固、摄推各力、摄力必在体界以内、摄推遇物忽显、向离各力、摄力大小、摄力小者常为摄力大者所摄、物之主点既无摄力则体内各质必为他物摄力所摄、主点有二则相灭、借物以助分合、异同虚实相和、物相遇并大小数为一全数自为正负、数必自二以上。
邵作舟论述公理的方式是，先列命题，后列证明或解释，如同几何证明题。比如“界有幽显”之条，其命题为：“凡一物之界，有幽有显，显者易见，而幽者难穷。然究其所极，必有尽境。”解释文字为： 
形质，显界也；光气，幽界也。庞者为牛，毛者为羊，黠者为鼠，仡者为麝，此物之显界，易见者也；腥者为牛，羶者为羊，臊者为鼠，芬者为麝，此物之幽界，可嗅而不可见者也。盖凡物体，自其主点外发，以至皮肤，皆有郛郭以周之，是为一界。其体内之微质，又必化气而散于全体之外，由密渐疏，由浓渐淡，成无穷级数式以至于无，是为一界。故犬能迹兽之臭而及之，迹于其幽界也，设其幽界已穷，则界外皆他境，而犬无从知之矣。邵作舟：《公理凡·界有幽显》。 
此书重要特点是，涵摄宇宙间万事万物，企图于森罗万象中绎出普适公理。其论证方式是以西证中、以中证西、中西互证。比如，书中论述万物消长变化规律：“凡万物皆起于无，由无而之有，则为长；由有而之无，则为消，先长后消而成一浪。长尽则消，消尽则长，循环无端，周流不已。积无数小浪而成大浪，如是以至无穷。”其论证资料以《易》为主体，称：“《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又曰：剥穷上反下，物不可以终尽，故受之以复，此消长所以成无穷之浪也。”然后以生物界、人类知识为证据： 

试任以何物类观之，宇宙间本无是物也，忽然而有之，自始生萌芽以至少壮，皆长也，长极而衰而死，皆消也。一长一消，是为小浪。父死子继，各为一浪，子又生子，孙又生孙，自是类初生渐蕃以至极盛，皆长也；长极而衰而灭，皆消也，是为大浪。此类既灭，他类又生，盛衰消长，递相推嬗，以至无穷，此理即推之天地变迁，世运兴废，制度之沿革，学问之流传，各成浪形，亦复如是。邵作舟：《公理凡·消长成浪》。 
他将消长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曰实者为长，虚者为消。如昼夜之类，以见日者为长，则以不见日者为消，一虚一实，相为对待，此长则见为有，消则见为无者也。二曰加者为长，减者为消。如天时寒暑，人事盛衰，权衡之低昂，物数之赢绌，其始由微点以次而加，加至本量极高之分，则又以次而减，一加一减，相为对待，此长固实见其有，而消亦不得目之为无。三曰抵者为长，对者为消。他举物理学为例：凡抵力（动力）与对力（阻力）必对等，有抵力在一点必另生相等对力于本点以阻之，凡抵力正加生动，动力与抵力比例恒同，此抵力、对力相等之理。书中论述消长规律： “凡物之消长，无论为虚实、为加减、为抵对，其大小迟速、先后缓急、变幻万端、不可方物，要之统其全浪而观之，皆为正负相当之式，其象必等，其类必等。”他认为，夏之日、冬之夜，其长必等，冬之日、夏之夜，其短必等，而春夏昼夜长短之和，与秋冬昼夜长短之和，其数必等。他以此论说人事，说是“天道之循环，人事之施报，佛氏之因果报应，袁了凡辈之功过阴骘，说虽百端，无外于此”邵作舟：《公理凡·消长必正负相当》。。他还论述了消长的不平衡性，事物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相当复杂的消长关系，生机消长的不可遏抑性。 
书中论述物质运动的惯性、量变与质变关系、决定事物本质的因素、万有引力、物体内聚力与离心力的关系、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的方式、物质的统一性、变易性、推动事物变化的动力、事物变化之内在逻辑、物体形状的确定与不确定、器官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遗传与变异的关系、事物文质关系、物质不灭、生物器官的功用及演变等问题，均旁征博引，独具只眼。 
《公理凡》论述问题，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人体学等众多学科。他讲到的相对概念有：幽明、始终、死生、昼夜、阴阳、道器、吉凶、开关、往来、出入、天地、黑白、远近、古今、物我、人己、是非、彼此、大小、巨细、内外、浅深、厚薄、先后、表里、精粗、清浊、偏正、贤愚、动静。 
《公理凡》是一部奇书，是迄今尚未被很好释读的奇书。邵作舟志向宏大，意欲融各种学科知识为一炉，锻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西方近代知识传入以后，中国不少饱学之士都曾试图将中西学问打通，作一综合思考。康有为作《实理公法全书》，谭嗣同作《仁学》，都是这种努力的产物。邵作舟的《公理凡》即是这一类成果中别具特色者。 
令人遗憾的是，因此书系未竟之稿，其中许多断言缺少系统论证，许多内容只有题目而无具体论述。但是，从这些残存的稿件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邵作舟极其广博的学术素养、相当辩证的逻辑思维，看出他不同凡响的学术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