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07445
文选
《里坑陈氏四修族谱》序（1878年4月）
《尊闻居士集》跋（1881年6月）
三江既入义（1882年9月）
请开艺学科说（1882年）
请锡刘永福以重衔片（1884年7月8日）
致盛宣怀等电（1884年8月11日）
请整顿西藏事务片（1884年10月23日）
请将大凌河牧厂移往蒙古草地片（1884年10月）
上李鸿章书（1885年）
务农恤商劝工说帖八条（1888年3月）
为胪陈直省及沿边险要地形宜绘制分总舆图等各
条款事禀文（1889年）
上陈宝箴书（1891年1月）
致李盛铎书一（1891年7月27日）
致李盛铎书二（1891年）
古今工程异同说（1891年）
呈递出洋游历人员应行采访事宜节略（1891年）
宁都州城内白溪陈氏俊卿翁祠堂记（1892年8月）
《瑞金合邑宾兴谱》序（1892年10月）
陈长者墓志铭（1892年）
《盛世危言》序（1893年8月）
致盛宣怀函一（1895年5月21日）
上清帝万言书（1895年6月）
复康有为（1895年9月）
致王秉恩、丁立钧、沈曾植、文廷式札（1895年12月）
茶务条陈（1896年1月）
致云阁仁弟（1896年3月）
大学堂章程（代孙家鼐拟）（1896年8月）
呈为请假五个月回籍省亲事（1896年10月）
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1896年11月5日）
致盛宣怀函二（1896年11月8日）
致盛宣怀函三（1896年11月11日）
致李盛铎书三（1896年11月15日）
关于设立官银行的条陈（1896年11月15日）
致汪康年书一（1896年11月24日）
铸银条陈（1896年11月25日）
关于银行招商宜入官股折（1896年11月28日）
致汪康年书二（1896年11月30日）
致汪康年书三（1896年11月）
致盛宣怀函四（1897年1月16日）
致盛宣怀函五（1897年1月17日）
致李盛铎书四（1897年1月19日）
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1897年2月22日）
贵私贵虚论（1897年2月22日）
致李盛铎书五（1897年4月20日）
致张之洞论借款电（1897年4月）
致盛宣怀函六（1897年5月7日）
美德宜力保大局说（1897年5月31日）
致盛宣怀函七（1897年5月）
英日宜竭力保中说（1897年6月30日）
论农会书（1897年9月）
致李盛铎书六（1897年）
致王之春函（1897年）
致汪康年书四（1898年1月1日）
矿务琐言（1898年）
论病论药说（1901年）
血去无咎说（1901年）
精技艺以致富说（1901年）
资格说（1901年）
专著
庸书（1896年）
《庸书》序
《庸书》内外篇重刊序
自叙
内篇卷上
内篇卷下
外篇卷上
外篇卷下
续富国策（1896年）
自叙
卷一农书
卷二矿书
卷三工书
卷四商书
译著
重译富国策（1896年）
《重译富国策》叙
卷一生财
卷二用财
诗词联赋
袌春林屋诗（1881年）
绍古辞
拟明远春日行
冰溪行为徐烈妇作（有序）
忆剡曲寄家兰舲
初别家作
留别胡铁庚
发赣州
微雨坐池上小亭
留别郝七延龄
出虎门洋有感
江行
建昌道中雨
偶作呈元侠
九日瓜步夜宿忆元侠
吴门秋感
苏门留别蒋二公颇
别金公稺
寄林若木
酬欧阳元斋
古意
豫章与舍弟别
庚辰元日偶述
代淮南王篇
拟补李尤九曲歌
效遗山论诗绝句十首
送钟莆生北上
逆旅竹数竿风韵璆然感而有作
红梅
感事
辛巳初春感事咏春草
湘江春望
明唐藩刘妃墓（在汀州西门外）
重见歌者芙窗有感即席书赠
往邑城途次口占
答李啸峰
自邑中归里途次有作
八月十三夜旅宿见月
极北
赠吴子静
归舟漫与
喜周大简可魏二菘园至
舟行即事示钟子乾
闻竹香丈南旋却寄
久雨新晴
樊舞阳
林居
寄星田
闻李子佩秋将往豫章寄赠
石城道中
早行
赠杨韵柳明经二首
和李芋仙先生六五初度自寿诗元韵七律（二首）
题鲤（四幅）
云簃词录（1885年）
百字令登毓秀台有感
浣溪沙
台城路（题郑伯庸大令重到金陵图）
虞美人（题画画鹦鹉鹆各一极不伦戏咏）
簪笔集（1887年）
丁亥元旦早朝恭纪
正月八日入直枢廷恭纪
正月望日，上亲大政，御太和殿受万国及百官贺，是夜臣适
宿直庐恭纪
圜法
鸡陵关歌
楼船
随扈只谒西陵出彰仪门道中作
卢沟桥
秋兰行宫恭纪
过易州后远望山势奇秀无匹，洵哉。仙灵之窟宅，伟矣。
帝者之宫城也，流观竟日，以长古赋之
梁格庄行宫恭纪
随扈道中即景四首敬次南皮相国元韵
易州怀古仍用前韵
纪孝女蒲爱妮事
驰道
即目
送长少白都统庚之伊犁
题钱子密年丈宝泉河观荷图
题子密年丈极乐寺观花图
素未作海棠诗，意有未尽，辄步太仆元韵更赋二律
春思和友人韵
寄郑晓涵大令章门
寿伯元年伯六十
张宅齐涯多文字缘
无题
实甫道兄将之太原，诗以送之，即尘和正
和实甫道兄留别原韵，即乞哂正
对联
烟水亭
九江烟水亭戏台
赣州十八滩头储君庙
题浙江杭州黄龙洞鹤止亭
赋
新秋雁带来赋（以题为韵）
附录
陈农部传
陈炽传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陈炽
哭祭军机陈次亮郎中
清故候选教谕瑞金陈君墓志铭
赠陈次亮户部
《四子诗录》序
《四子诗录》再版记
刘坤一复陈炽书一（1891年8月31日）
刘坤一复陈炽书二（1891年12月12日）
刘坤一复陈炽书三（1893年10月7日）
刘坤一复陈炽书四（1894年10月18日）
刘坤一复陈炽书五（1896年4月）
刘坤一复陈炽书六（1896年7月4日）
刘坤一复陈炽书七（1896年12月26日）
盛宣怀致陈炽节略一（1896年11月16日）
盛宣怀致陈炽节略二（1896年11月16日）
梁启超致陈炽书一（1897年1月）
梁启超致陈炽书二（1897年1—2月）
梁启超致陈炽、李盛铎书（1897年2月）
郑观应与陈炽书一（1895年）
郑观应与陈炽书二（1896年8月）
郑观应与陈炽书三（1897年1月）
新政策
陈炽年谱简编
后记
——梁启超
（陈炽）为人富有观察能力，眼光甚远大。著有《庸书》《续富国策》二书行于世，皆系重要之作。内中文字，曾陆续转载于《皇朝经世文统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济文新编》诸书中。氏在清代名作家中为晚出，今其人尚或在世也。至其所作文字，思想精密，见解高超，在当时确为不可多得之人才。
——唐庆增
陈炽是晚清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官位不高，仅任户部郎中，兼职军机章京。但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却是颇为活跃，往来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与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之间。强学会成立时，被举为提调。其著述《庸书》《续富国策》有相当影响。翁同视其为“国士”“奇士”，梁启超誉其“气魄绝伦”“异才”，马建忠称其为“通西法者”，宋育仁则将其比作“贾谊、王符”，可见时人对他的尊重。
——龚书铎
陈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才华、有见识，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光绪举人，官至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等职。所著《庸书》百篇倡议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废除厘金、实行议院等主张，颇具时代性，后此书经翁同龢推荐，为光绪皇帝御览。甲午战争以后陈炽积极参加维新运动，曾与康有为等人组织强学会，并担任会长。他认为国家之强皆原于富，撰成《续富国策》六十篇，同时协助《时务报》的筹建组稿工作，并在该报及《知新报》撰文纵论世界形势。戊戌政变后深受打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病逝于京都。陈炽一生写有大量论著，本卷尽可能完整地收录陈炽的条陈奏片、函电书信、序跋、诗词联赋、专著译著等，为研究陈炽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一
陈炽，原名家瑶、喜炽，后改名炽，字克昌，号次亮，又号用絜，称袌中居士、瑶林馆主、通正斋生。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初七日生于江西瑞金县瑞林乡禾塘村。陈炽的祖父、父亲皆获科举功名。陈炽幼年接受严格而系统的封建教育，6岁时开始到私塾受业，他才思敏捷，聪颖超群，经常与弟弟不管寒暑，勤奋苦读，以聪敏享誉乡里。“少小富文史，六艺资藻缋。弱冠读阴符，议论绝时辈。”陈炽：《绍古辞》，见《袌春林屋诗》，光绪辛巳年刻本。同治六年（1867年），13岁时赴宁都州参加院试，得中秀才，引起轰动。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炽以生员身份，由江西学政许庚身择优保送入京参加全省科考拔贡，以优异成绩，取为拔贡生。第二年，他赶往京城参加朝考，录为一等第四名，授七品京官，签分户部山东清吏司见习。同年，陈炽在京师结交江西新建人陶福祖，时陶福祖正在礼部参加考试，两人多次进行文酒之会。
光绪元年（1875年）陈炽告假回乡。江西萍乡人文韫山欣羡陈炽的才识，即让其题写条屏。陈炽不好推辞，即为其题写了吴匏庵的《赤壁诗》。不久，江西丰城诗人欧阳元斋得知瑞金出了个年轻的京官，便前来拜访，两人遂“叙情谈诗”，结为知音。陈炽的家乡人也很自豪，遂让其为家族族谱、乡贤写序作跋。光绪四年（1878年）春，陈炽为同邑里坑陈氏族人重修其族谱作序；光绪七年（1881年）又为瑞金先贤罗有高的遗著《尊闻居士集》写跋。
在家休假期间，陈炽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也很关心。光绪七年（1881年）夏，他与邑人钟小溪、杨云樵等人筹款倡设宾兴会，以济助本地应考之生员。同年，陈炽因事赴省城南昌，巧遇江西人陶福祝、勒深之。陶、勒二人均负诗名，遂与陈炽相约举行诗会，相互切磋技艺。他们互相唱和之诗，加之欧阳熙的《荣雅堂诗》，汇集为《四子诗录》出版。陈炽所作《袌春林屋诗》，或为酬答朋友之作、或为借物咏人感叹时光流逝之作、或为表达怀才不遇之作、或为时事而作等。其中，《出虎门洋有感》《感事》等诗，展露出爱国忧民的思想，从中人们已能体察到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当然，《冰溪行为徐烈妇作》系为烈妇所作序和诗，也反映他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具有保守的一面。
光绪八年（1882年）为乡试之年。在封建社会中，虽然举人与贡生都为科举正途，但是举人的社会地位高于贡生。陈炽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即成为拔贡生，至此已经九年，自然不想错过中举机会，恰好他在家休假，就参加了壬午科江西省乡试，中第46名举人。第二年即光绪九年（1883年）陈炽销假回到京师任职。参见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档案履历全编》，第6册，20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自此到甲午战前这十年时间内，是陈炽目光投诸现实问题以及维新思想的形成时期。光绪十二年（1886年），陈炽参加军机章京考试，夺得八人中首名。军机章京处理军机处日常事务，如处理文书、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陈炽因长期担任军机章京，故对朝廷的典章奏疏较为熟悉。后又外出游历沿海及港澳地区，翻阅过大量西书译本，咨询过游历归国人员。所有这些经历使陈炽对封建政权内部的吏治、财政危机等问题具有深入的认识，因此他慷慨论谈时务。光绪十年（1884年），他曾上奏清廷，建议清廷赐刘永福以稍重之衔，使其在边外练勇屯田，以为国家御侮；由户部代奏将大凌河牧厂移往蒙古草地片，建议将大凌河西岸牧厂移往蒙古草地，开展“屯田，以为东三省及朝鲜援应”；由户部代奏整顿西藏事务折，建议清政府在西藏通商、惠工、开矿、劝学等。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户部代奏敬陈东三省情形管见事，主要谈论东三省练兵之事。他还多次上书李鸿章、翁同龢、陈宝箴、刘坤一等清廷高官大员，就朝鲜问题、黄河改道、筹饷、教案、修建铁路等问题发表意见。例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炽致函李鸿章，分析朝鲜内乱发生原因，并提出处理朝鲜问题的看法。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从郑州决口后，陈炽向翁同龢呈送议河说帖；次年上翁同龢务农恤商劝工八条；光绪十七年（1891年）上书翁同龢谈论筹饷的问题。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炽在给陈宝箴的书信中表示，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必然会对中国边防构成威胁，而中国东三省“千里平原，隘口岐出，实非铁路不能守”，认为应早建铁路，“俾得早竟全功，或可豫弭隐患耳”陈炽：《上陈宝箴书》，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六辑，184~1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同年秋，陈炽致函刘坤一，询问芜湖等地教案后事。
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炽担任户部浙江司主事。次年任职户部四川司员外郎，兼值军机章京汉头班。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陈炽因父亲去世，请假回籍。在为其父亲营葬守孝期间，陈炽曾致书陈三立请为其父撰墓志铭，致函李盛铎让其推荐会看风水之人。同时，他为宁州城内白溪陈氏俊卿祠堂撰记、瑞金合邑宾兴谱写序，为父亲生前好友陈为理撰写墓志铭，筹建瑞林禾塘陈氏宗祠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他为好友郑观应参订《盛世危言》，次年又为其写序，初步表达了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虽然仅仅是一篇序言，但这却是陈炽由封建知识分子向早期维新派转化的里程碑，在陈炽思想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受郑观应《盛世危言》影响，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1893—1894年）陈炽著成《庸书》百篇，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剖析，尤其是倡议实行君民共主政体，采用议院制，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思想，标志着其维新思想体系初步形成。
甲午战争爆发后，陈炽对时事非常关注，积极上书献策。他曾上书刘坤一，陈言军国大计；致函翁同龢评论战局，旁征博引，翁氏阅后赞其为“通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翁同龢将陈炽《庸书》进呈光绪皇帝御览。是年四月，陈炽守孝期满返京复官，仍以员外郎任职户部，同时兼值军机章京上额外行走。
甲午战败后，为救亡图存，全国各地掀起变法的热潮。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大声呼喊“变亦变，不变亦变”。康有为等会试举人联合上书，要求废约、迁都、变法。陈炽痛感时艰，遂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上清帝万言书，反思战败原因，请求清政府“一意振作，变法自强，以巩皇图而湔国耻”，并且提出下诏求言、阜财裕国、分途育才、改制防边、教民习战、筑路通商、变法宜民等善后措施。当清廷筹措对日赔款时，陈炽与李盛铎积极参与协商，并多次与翁同龢通信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这一时期内，陈炽的维新思想由激进到退缩，行动上有一个从积极参与到游离的过程。《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陈炽曾送给翁同龢善后封事八条，得到翁氏称赞，认为皆善后当办者。在翁同龢的推荐下，陈炽曾参与纂修《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钦定平定苗匪纪略》《钦定平定陕甘回匪方略》，因纂修有功，升户部郎中，外任以道员用。当时，维新运动如火如荼，翁同龢受形势影响倾向于变法，而康有为也想通过他推动变法事业。陈炽作为翁同龢的亲信僚属，在康有为与翁同龢之间，穿针引线，积极为变法奔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翁同龢与康有为商谈改革大计，陈炽为之草拟十二条新政意旨，准备次第实行。后因恭亲王奕反对没有实现。同时，他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修订建议改革的《新政策》。当康有为屡函促责翁同龢抓紧推动变法时，陈炽曾代翁氏到康有为处谢答，并建议康有为“办事当以办报为先”，捐助其办报事业。然后陈炽与康有为等人筹建强学会，往返于京沪之间，为学会购置图书仪器奔忙。京师强学会成立后，陈炽被推选为会长。强学会得到了许多督抚大吏的支持和帮助，李鸿章也欲捐三千金入会，为陈炽等人拒绝。是年底，因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清廷下旨意令封禁强学会。后在翁同龢、御史胡孚辰的建议下，清廷允准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由孙家鼐管理，陈炽仍留任事。
此后，陈炽用很大精力研究经济问题。他认为改变中国贫弱之原的途径之一是发展经济，先后由户部代为专奏《茶务条陈》《铸银条陈》等，就有关国家利权问题陈述己见。前者专论在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的“茶务”，分析昔盛今衰的严重形势，提出振兴茶务的参用机器、准设小轮、创立公栈、暂减捐厘等四条办法；后者根据世界货币发展趋势，分析中国不铸金钱之弊，建议中国应该自铸金币，同时通用外国金币，并提出引进西方机器、自铸钱币、革新圜法的具体办法，强调这是整顿财政、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根本举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炽撰成《续富国策》60篇，分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卷，系统地提出了当时中国发展经济的方案。另外，他曾从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了解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称《富国策》）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于是与友人重译《富国策》，在《时务报》连载。不过，陈炽所译的《富国策》，不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法思德（Henry Fawcett）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同时，陈炽继续关注世界大势，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美德宜力保大局说》《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等系列探讨甲午战争后国际关系的论文。
为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立《时务报》。陈炽积极参与此事，除为之撰稿外，亦行在北京代收捐款、发行等事。他曾四次与《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通信，谈论《时务报》篇首论说、《重译富国策》刊载及京师吏治等事。后因《时务报》内部矛盾重重，陈炽与李盛铎在上海劝说梁启超在《时务报》之外，再开日报《公论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推广学校折》，主张京师以及各府州县皆设立学堂，陈炽也积极呼吁清廷尽快开办，并为孙家鼐草拟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京师大学堂筹备工作已臻完毕，孙家鼐欲聘请康有为任总教习，陈炽为总办。康有为辞之，陈炽等曾劝其就任。
陈炽在维新运动中异常活跃，深受各派人士重视。不过，陈炽的行动一开始就带着小心翼翼的烙印。《万国公报》（强学会初期刊物）创刊之初，因宣传新的思想观点引起顽固派徐桐、禇成博的反对，他们要弹劾康有为。陈炽得知风声后，不是与康有为商量积极应付的对策，而是规劝其出京暂避风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强学会遭查封后，陈炽与文廷式、李盛铎一并被御史杨崇伊弹劾，文廷式因此被革职。陈炽虽没有受到处理，但也受惊非小，开始变得谨小慎微，唯恐触犯清律。他曾忧心忡忡地告诉汪康年：“中国君权太重，都中一事不办，外间遂欲办一事而不能，自上下无一不揣摩迎合也。”同时，对于《时务报》刊发的关于民权学说的文章，陈炽也感到有些惴惴不安，于是两次写信给汪康年，表明他此时的态度：“从强学会封禁，《立言》恐招忌恨，非本报所译。弟引此以证议院民权之不可再说耳。”“公度事可疑可诧，渠至都即讲民权，弟已规之，大约不能从耳。”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2075~207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鉴于政治形势严峻，陈炽自己是不敢奢谈议院了，并且规劝别人也少谈为佳。
此时，他与翁同龢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翁氏在日记中载：“陈次亮以折示我，全是风话，内有涉余名者一句，以墨笔捺出，还之，不如此不能断此妖也。”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30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从共同呼吁变法至两人关系开始出现矛盾，说明了维新变法进程的复杂性。不久翁同龢被黜，陈炽更是失去了靠山和希望，变法的热情再度受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常与江标、赵炳麟等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小官僚相聚，议论时政，注视着变法进程。他曾将所著《庸书》上之当道，又告康有为皇上实英明通达，过于群臣。戊戌变法终还是失败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陈炽虽然没有受到追究，不过也遭到很大打击，往往酒前灯下，高歌痛苦，若痴若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病逝于北京城。
二
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陈炽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力陈中国引进西法以变革的重要性
陈炽认为当时中国面临“千古非常之变”，世界已形成了“地球一统，万国会同”的格局，变成了“一维新之宇宙”，世界各国之间已不再是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国如果仍据守旧道，不思变法，就会落到像越南、琉球等国因不变法而“亡不旋踵”的结局；如果像日本那样变法，既能存在于当世，又能使国家“强且富”；如果像暹罗、朝鲜那样当断不断，“欲变而未变者也，其势岌岌然，如不终日”陈炽：《庸书·自强》，光绪二十二年刻本。。他既反对顽固守旧者“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事变既来，茫昧昏蒙，束手无措”，又反对激进维新者“不深察中国之人情与国家创制显庸之本意，又张皇震讶，欲一切舍己而从之”，主张“法之宜守者，慎守之，实课以守法之效，毋庸见异而迁也；法之当变者，力变之，实责以变法之功，毋俟后时而悔也”《庸书·名实》。。所以陈炽认为“西法之本出乎中，则无俟概行拒绝。然而受之则富，否则贫，得之则强，否则弱”，“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空谈无补，实丧易危”《庸书·自强》。。他强烈要求学习西法以变法自强。为了减少阻力，他多次采用西学中源的办法，主张中国从多方面学习西方国家，而不是仅仅学习船坚炮利和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知识。同时，陈炽批评洋务派的孜孜于“利炮坚台、鱼雷铁舰之属”是“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庸书·自叙》。。显然，陈炽希望中国学习“大体”“菁英”，要进行一场比洋务运动更加深刻的变革，即应该是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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