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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07452
俄国的新宪法(1919)
俄国的土地法(1919)
俄国的婚姻制度(1919)
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1919)
俄国的新银行法(1919)
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1919)
德国新宪法中的联邦制度(1919)
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1920)
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1920)
近德国政治变迁(1920)
市政问题(1922)
多元的主权论(1922)
政治改革的目标(1923)
英国选举制度史(节录)(1923)
英国政府纲要(节录)(1924)
中世纪的民治主义和选举制度(1924)
欧美城市和国家的关系(1924)
二十年来美国城市政府改革(1924)
市政制度(节录)(1925)
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1925)
论苏俄(1925)
我也来谈谈苏俄(1925)
论妇女的智力(1925)
床的研究(1925)
上海的租界(1925)
中国与国际劳工会议(1925)
市民与市政(1925)
世界人口与粮食问题(1925)
巴尔沙克论婚姻(1926)
俄国革命前后社会阶级状况的变迁(1926)
战后的欧洲农民——绿色国际(1926)
欧战前后的国际政治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的变更情形(1926)
战后的欧洲劳工阶级(1926)
战后的欧洲中等阶级(1926)
英国的殖民地(1927)
革命以后的德国市政(1927)
萨各与樊才第的案件(1927)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1928)
革命(1928)
欧美诸国的市长(1928)
宪法(节录)(1930)
政治制度浅说(节录)(1930)
政治学大纲(节录)(1930)
《现代民治政体》译者序(1931)
张慰慈年谱简编
张慰慈(1890—1976),字祖训,江苏吴江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治国专家。
张慰慈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后于美国艾奥瓦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和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张慰慈所参与教学的主要内容包含政治思想史、法学等社会科学,为社会科学普及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诞生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在1920年代的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专家,包括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等人;还有很多人是接受北洋的新式教育,之后在各个大学政治系任教。
从研究阵地看,20世纪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阵地在20年代主要是北京大学,30年代主要是清华大学,抗战开始后转移到西南联合大学。张慰慈所主要活动与著述的年代,正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开创并突飞猛进的时代,张慰慈的主要代表作《政治制度浅说》《政治学大纲》与《宪法》,以及其所翻译的美国政治学家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不仅是重要的教学范本,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整理与阅读。
张慰慈主要的著作完成于1919—1931年这13年间,多是其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著作与教材,其中包括《市政制度》《宪法》《政治学大纲》等开创性研究著作。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政治学大约可以分成几个流派,以胡适及其学术—朋友圈为代表的政治学家群体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代表,深受英美政治学传统影响,强调权力分立制衡、契约主权、政党、议会、宪政与国家—社会分立等学说。作为北大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张慰慈的论著堪称20世纪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高峰。
张慰慈是胡适的学人圈子中与胡适关系为紧密的一位。十四五岁的时候,张慰慈和胡适就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张慰慈与胡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后胡适每次到上海,时常住在上海绍兴路96弄的张慰慈家里。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张慰慈就曾与胡适共同参与,并连载文章。张慰慈曾参与胡适在北京组织的多数重大学术活动,并曾协助胡适创办过大量杂志、刊物。张慰慈性格温和,不爱争强,与胡适的关系始终很融洽。
目前能够搜集到张慰慈早的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上。《每周评论》由陈独秀、刘半农和张申府合办,作为“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关于政论的补充。1920年胡适接替陈独秀担任过一段时间主笔,这期间张慰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俄国革命,宣扬妇女解放。张慰慈用满怀热情的笔调,介绍俄国革命,同时强调俄国革命对于当时中国社会进行民主实验的重要作用。
后来胡适又创办了《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的主编人员中,除了核心成员胡适、丁文江之外,张慰慈也是重要参与者。《努力周报》是胡适和几位朋友自筹经费所办,不发稿费,写稿、投稿也都是出于友谊,发行部的人也没薪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慰慈与高一涵也曾在胡适不在京期间担任过一年多的主笔。在此期间张慰慈还积极参与了胡适组织的20人茶话会,参与制定了《我们的政治主张》。1923年胡适南下养病,张慰慈与高一涵成为刊物的主笔,这段时间,胡适与张慰慈、高一涵互通了许多书信,讨论《努力周报》的经费问题。
1923—1925年间,张慰慈完成了他的几部重要著作:《英国选举制度史》(1923)、《英国政府纲要》(1924)、《市政制度》(1925)。后胡适滞留上海不归,张慰慈与徐志摩等人合办《晨报副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婚姻、家庭及批判苏联的文章。张慰慈所发表的关于妇女的文章,引发了热烈讨论。尤其是其所翻译的叔本华的《妇女论》。叔本华对于女权的批判,在欧美学界独树一帜,他对女性存在很多歧视性看法,一直是女权主义者攻击的对象,颇受争议。但其观点尚未引起国内关注。张慰慈译介此篇文章后,引发了大量讨论,也包括谴责,鲁迅先生也曾参与讨论。
张慰慈的《英国选举制度史》与《英国政府纲要》是中国较早系统地介绍英国政府与选举制度的专著。《英国选举制度史》用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的细节,并分析了英国选举制度的由来与问题,对于今天的英国选举制度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英国政府纲要》更为全面地分析了英国政体的特点,并有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对于民国政体的借鉴意义。完成这两部经验研究著作,对于张慰慈之后对自由主义政体的判断产生了影响。
《市政制度》是张慰慈的代表作之一。市政研究是民国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当代学界对此已有部分研究,但仍有更多挖掘价值。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与广东国民政府对于城市改造问题非常重视,因而也使得市政专家能有很多施展才华的空间。相对于30年代的重要市政专家董修甲等人,张慰慈的《市政制度》完成早,而且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一直为之后的学者沿用。张慰慈不仅强调民治必须从城市市民的自治运动开始,与当时大批主张农村自治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提出的城市自治的许多具体实践方式,也是同时期研究者根本没有企及的地方。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步骤,甚至伴随工业化的进行,实现城镇化是必然结果也是必要条件。张慰慈是中国早发出城市化先于农村治理呼声的专家学者之一。《市政制度》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城市化、市政管理,仍有重要意义。
1929—1931年是张慰慈学术的成熟期与总结期,他不仅翻译了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也完成了其系统阐释政治思想重要的三部代表性专著,分别是《宪法》(1930)、《政治制度浅说》(1930)和《政治学大纲》(1930)。这三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20年代张慰慈政治思想的精华,是理解张慰慈政治思想重要的文本。
《宪法》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在“小百科系列丛书”之中,共分6章。《政治制度浅说》初版于1930年3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共25章。《政治学大纲》的初版也是完成于1930年,共18章,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扩增了大量内容,补充进“政治学的性质”“研究政治学的方法”等内容。1930年4月,张慰慈合并后两本著作,出版精华本,名为《政治学》,共10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慰慈集中出版三部专著,是因为1930年,安徽大学聘任杨亮功为校长。杨亮功上任后,立即在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延聘各领域专家学者任职,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安徽大学影响力,其中就包括王陆一、张慰慈、丁绪贤等人,此外还延聘了知名学者,包括陆侃如等任各系主任。张慰慈后还当过该校图书馆馆长,直到1932年改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政治制度浅说》的初稿,张慰慈在北京大学授课期间应该已经基本完成,作为张慰慈在北大授课时所用的教本,借此机遇出版,用于在安徽大学法学院授课。
《政治学大纲》一书是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增订而成,增加了很多对时政问题的讨论。如第11章论宪法,补充第2节“中华民国成文宪法运动史”作结。第15章论政党,补充第2节“中国国民党及其组织”作结。第16章论选举权与罢免权,后以“选举费用与选举舞弊法律”作结。第18章论“政府职务及其分配”,专门讨论了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
从《政治学大纲》一书的章节设计与结构中,可以看出张慰慈在这一阶段大量出书,不乏资政之意。1928年6月3日,胡汉民在国民政府结束二次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前夕,抛出了《训政大纲》,口不离党,明确表示蒋介石应该放下军权,由党来领导军队,同时全国人民接受国民党“训政”。在他看来,国民政府的政权应该完全由国民党把控。胡汉民之所以如此强调党权,是为了与控制军权的蒋介石争夺统治权。8月8日,胡汉民将提纲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同时到处宣讲,希望国民党代表接受提案。虽然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与《国民政府组织法》,形式上标志“训政阶段”的开始,但是党权与政权谁高谁低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胡汉民所构想出的党统治国家,引领“训政”,主要是希望党的决策通过立法院实现,因而他牢牢握着立法院,希望将立法院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而蒋介石和政学系则针锋相对,强调约法高于党权。蒋胡双方明里讨论意识形态,背地里却搞权力斗争,为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关于“如何训政”问题的大讨论。
张慰慈出版《政治学大纲》《政治制度浅说》与《宪法》等总结性著作,对于讨论“如何训政”这一问题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增删《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完成的《政治学大纲》,有明显的资政之意。他在书中不仅重新梳理了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而且试图在蒋胡之争的讨论之外,找到一个新的维度,分析中国到底应该是要“约法之治”还是“党统治国家”的问题。同时,张慰慈这三部著作,也是他在20年代各处发表的文章与论著的总结之作,从三部著作入手,也更有助于理解张慰慈思想的整体脉络。
张慰慈还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治国专家。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就曾参与过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1925年,张慰慈曾作为代表参加过欧洲的国际劳工会议,并针对当时重要的谈判与胡适进行过书信沟通,同时也与教育总长汤尔和、财政总长罗钧任等保持密切联系,还与蔡元培、王宠惠等人联合发表过《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等自由派学人的重要宣言文章。
从1930年开始,一大批自由派学人,尤其是政治学家纷纷加入蒋介石政府,充当治国专家,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治理国家。1932年之后,张慰慈弃学从政,先是南下加入国民政府铁道部,后加入翁文灏的资源委员会,这期间也与胡适在上海有多次会晤。此后张慰慈再未发表过专论或文章,只是与胡适有书信往来。1932年张慰慈还参与创办了中国政治学会,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幕僚。该会是由杭立武、高一涵等人主张,一批政治学家在国民政府之下组织的学术与政治参与并举的机构,也是民国历重要的政治学社团。政治学会创始人共有45人,张慰慈名列其中。关于中国政治学会的研究,具体细节见魏镛:《中国政治学会之成立及其初期学术活动》,载《政治学报》(台北),1992(20);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2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张慰慈连任前几届干事和理事,为政治学会的历届年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3年12月开始,张慰慈进入铁道部担任参事,其间到处奔走,疏通铁路事宜。抗战之后,在翁文灏的邀请下,张慰慈加入资源委员会,继续为国民政府做事,奔走于上海、香港、重庆之间,甚至还出行越南和菲律宾。胡适对张慰慈参政非常赞同,多有书信往来。新中国成立后,张慰慈一直从事出版文化工作,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民国政治学家群体中,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且成果极为丰富,在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谱系中一度扮演了领军人物的角色。由于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专攻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相较于同时期自由派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别具特色,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常提出很不同的见解。张慰慈更兼有治国专家的经验,深入理解其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思想价值,有助于我们在传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获得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
除了著作之外,张慰慈发表的大量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张慰慈的文章所涉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市政研究、政体研究与时政评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文章多发表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努力周报》等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有很大一部分收录在《市政制度》一书之中。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市政府,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其中大量成果与当时的市政专家群体建言献策有很大关系。张慰慈在美国期间参阅了大量关于欧美尤其是美国城市化的文章,他的研究多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之上。张慰慈较为欣赏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尤其对于市民自治情有独钟。在其看来,美国公民之所以能有强大的自治习惯与能力,和他们较早城市化有关;而美国城市发展能够如此迅速、高效,也与城市自治传统有密切关系。美国市民有能力自发组织抵制、罢工等社会运动,这在他看来,是中国时下所缺少的。
张慰慈身在北京,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十分恐惧,认为革命将会造成流血牺牲与“革命恐怖”。在其看来,缺少具有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是中国与俄国这些专制国家在危急关头时常发生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国由于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较为软弱,才会引发革命。而早已结束了皇权的中国,时下也缺少一个具备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因而不足以抵抗“赤化”。这种观点在当时北京的知识分子中间也颇有响应。胡适也曾因此与他在书信中有热烈讨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同时也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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