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4776165
提到德里达，一般读者脑海中的*反应往往是艰深、晦涩，甚至会引发不快的情感。有人敬爱他，但也有人唾骂他、仇恨他、丑化他。现实是，对于德里达，存在着许多的误解和低估，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缺乏对“德里达文本”的正确理解。本书践行德里达的“文本”观念，告诫读者不要简单地从“解构哲学运动之父”这个身份标签出发，而是要从“德里达文本”，即德里达的作品本身出发，来理解这位当代伟大的哲学家。
雅克·德里达以《论书写学》《马克思的幽灵》《友谊政治学》等著作蜚声学术界，对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影响甚巨，也是深刻论述我们这个“后现代”世界的巨匠之一。他挑战了西方哲学传统一些*深层的假定，塑造了他所命名的“解构”运动，正是这层关系为他赢得了声誉，也为他招来了骂名。在本书中，西蒙·格伦迪宁向我们揭示了德里达的著作何以艰深难解，又何以意义深远。他相信，这位哲人的惊世见解对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致谢
章 德里达的照片
第二章 对德里达的误估和低估
第三章 解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遗产
第四章 转向书写
第五章 延异
第六章 可复现性
第七章 政治与正义
第八章 人与动物
第九章 从头再来
索引
英文原文
序言
杜小真
任何哲学都是对哲学史的解释，对其矛盾的解释，是通过哲学行为的超历史意义对其统一可能性的证明。
——保罗·利科
有幸得到译林出版社何本国先生惠寄的李永毅教授移译的《德里达》书稿。这部英国学者“书写”的研究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大师德里达的力作，让我这个从事法国哲学教学、研究多年的中国教师感到亲切，有话要说。
首先想说的是，书稿封面上作者西蒙·格伦迪宁（Simon Glendinning）的名字让我感到亲切，也由衷地对之怀有敬意。因为曾经读过当时社科院江怡教授的一篇《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对话的现实性分析》的文章。江教授在文中谈到，20 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被视作截然不同、长期以来存在巨大鸿沟的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对话和交流。江教授在文中就提到了属于“开明哲学家”之列的里丁大学哲学教授西蒙·格伦迪宁，提到了他的（许多中国同行都感兴趣的）《为他人的存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1998）一书。如果说，上世纪末期西蒙·格伦迪宁等英美学者的“变革”突破了单纯哲学的概念术语的讨论、开始重视相关思想和哲学问题及其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那么，西蒙·格伦迪宁2011年出版的这部《德里达》和之前的《德里达的遗产：文学与哲学》（2008），则把这种变革推向更高、更深入的层次。这本书为如何读懂并且理解德里达——这个有人敬爱，有人唾骂、仇恨、丑化的当代伟大的哲学家——的“文本”，提供了一条可靠的途径。应该说这部篇幅不大、文字平实的研究著作，其内涵的深意已超出了德里达及其思想本身。
2004年10月18日的法国巴黎《星期日报》刊登了“当今世界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德里达”逝世的消息，这篇短文后提出一个问题：“……德里达的哲学风靡世界，处处被解释，但是（他的思想）真的被理解了吗？”这真是问到了要害之处。这个问题更应该针对那些对德里达的文本“深感不安”的敌对者和“误估”、“低估”德里达学术地位的圈内的“仇恨者”。其实，理解或评论一个学者及其思想，可靠的依据就是他的作品，德里达曾经呼吁：“要理解我吗？请读我的书吧！”西蒙·格伦迪宁的这部著作极力张扬的就是德里达文本的重要性，也是依据文本理解——并引导读者一起理解——德里达及其思想的典范之作。作者准确地理解并践行德里达的“文本”观念。他强调从“德里达文本”出发，就是告诫读者不要将“作者的地位过于简单地理解为某篇文本、某场运动、某个历史性结构的创造之源”。也就是说，文本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文字，它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作者和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挚友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同样认为“（德里达）敢于颠覆表面的话语直至解构话语没有说出的前提……打开了阅读我们文化的文本的全新道路”。文本的重要和优先地位，是德里达整个思想脉络和解构思想的根基，也是我们理解他的解构思想核心，即“书写”理论的可靠的依据。
西蒙· 格伦迪宁教授认为，那些对德里达怀有敌意、对德里达及其思想“误估和低估”的学者,大多也是因为缺失了对德里达“文本”的正确理解。诚然，这其中对“欧陆哲学的偏见”起了很大作用，但格伦迪宁教授说得对：诸如“剑桥事件”一类的不公正的判决和诋毁，背后的事实竟是没有真正读过德里达“文本”，甚至“未曾从他的著作中援引只言片语”，缺失“文本”的分析，结果造成带有主观意向的偏见，并以此在德里达的概念意义强加上远离其“初心”的解释和评论。其实这是不懂得“德里达文本的雄心是给哲学一个未来，但这个未来绝非哲学通常为自己设计的那个未来”。格伦迪宁教授不但深深意会这个雄心，而且向这个“终目的”努力前行，他“勇敢”承认自己就是所谓“青年时代乃至后半生被德里达‘腐蚀’的那些人中间的一员”，他公开宣称“与他为伍是一件光荣的事”。他把“剑桥现象”视作类似“民主制雅典的法庭以腐蚀青年、不敬传统神祇的罪名对苏格拉底审判定罪”时的普遍心态。格伦迪宁教授的思考让我们想到，理解和评价一位学者的首要步骤是阅读他的“文本”。德里达的文本是“存在之客栈”，“不是一个原子，而是一个好客的节点”。文本不是语音的记录，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文字集合，而是脱离语言系统、阅读工作不能超越、真实生活铭写在其中的东西。
格伦迪宁教授关于“继承”的问题的见解和分析也让我感到亲切。他深切领会到“德里达文本”之所以大大激怒那些自以为是哲学学科“合法继承者”的“不满者”和“批判者”，根本原因是德里达背叛了传统逻格斯中心论的“文本”的“现成在场”，即背叛了所谓的“永恒真理”和“木已成舟”的结论。其实，“哲学并非只有一位合法继承者”，继承的行为“永远不能被化约为被动接受某种现成可用的东西（某种让我们强烈感觉到的、预先给定的东西）”。正如书中译注所示，“德里达强调了传统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因此继承必然意味着选择……这个决定也是属于我们个人的，因此继承也必然意味着责任”（正文第19 页译注②）。格伦迪宁教授有关继承的述评，非常接近法国当代一些哲学家的思考。比如法国哲学家布鲁斯·贝古（ Bruce Bégout）在谈到利科与现象学的关系时就称他为现象学的“变异继承者”。利科本人也说过：“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胡塞尔各种变异的历史。”
另外一位学者在分析列维纳斯和梅洛庞蒂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贡献时指出，两位哲学大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同时体现了对胡塞尔的忠实（继承）和断裂（变异）。这并没有取消他们的现象学起源，但如德里达所说，从解读一开始，就偏离了“起源”。这不也是德里达解构思想所希望的吗？德里达是在解读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遗产，“‘以特定的方式’栖居在哲学传统内部……以求阐明它内部那些将它带往另一个方向、给它一个未来的运动”。换言之，继承一种传统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接受其学说，而同时从一开始就划出了与之的界限，就开始阅读这个世界，并渐进深入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意义，让这个世界说出它不愿说出的东西。这看起来是偏离了传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正是对一种传统过于忠实，才会产生看似完全“不忠实”的结果。对“理性”召唤的“忠实”的服从，对某种精神传统、经典文本的“忠实”继承，不应该是对理性顶礼膜拜、不容对其“权威” 提出任何问题和质疑，否则就是十恶不赦的“异端背叛”……针对这样的“忠实”继承，德里达主张的是以问题回应理性的召唤，力图透彻理解理性的召唤。德里达实施的是变异的继承，与列维纳斯和梅洛庞蒂一样，他是西方理性思想传统真正的“忠实继承人”，也是真正的“捍卫者”。
可以说，格伦迪宁教授正是遵循德里达的解构方向向我们分析和述说德里达。所以他的解读不但对于澄清偏见、误读，对于领悟德里达别具一格的“书写”“解构”“起源”“延异”“播撒”等诸多哲学概念的真实涵义是值得一读的导论文本，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成为传承德里达承继的西方人文精神传统的文本解读者。格伦迪宁教授的解读还让我们深深领会到德里达这位“忠实的”不忠实继承者内藏的无限魅力，那就是发自心灵的对精神传统、对世界、对他人、对个体的挚爱。
我常常记起德里达2001年来中国讲学期间，曾多次对有关“后现代”的提问做出这样的回应：“不，我不属于后现代派！因为我相信启蒙理性！”非常遗憾，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根本。早在多年前，德里达在解释他的解构思想时就说过：“（解构）这是结构主义的行动，同时又是反结构主义的……它不能归于方法（还原），也不是分析，超越了批评观念和决定范围，这也是为什么解构不是否定的原因。我认为，它永远伴随着肯定的要求， 我甚至说，它从来不会在没有爱的情况下进行。”这哪里是什么“虚无主义”，哪里是什么“否定”？
我想说，格伦迪宁教授为传承德里达思想精神“书写”的典范之作，李永毅教授用流畅、传神的译笔完成了这部中译本，我喜爱并认真阅读它，大概都是出自对这种“爱”的憧憬？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体会这种“爱”，并且传承这种“爱”。也是为着这种“爱”，我写下以上文字，算不上是“序”，只是出自真心的感想而已。
格伦迪宁教授的解读不但对于澄清偏见、误读，对于领悟德里达别具一格的“书写”“解构”“起源”“延异”“播撒”等诸多哲学概念的真实涵义是值得一读的导论文本，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成为传承德里达承继的西方人文精神传统的文本解读者。格伦迪宁教授的解读还让我们深深领会到德里达这位“忠实的”不忠实继承者内藏的无限魅力，那就是发自心灵的对精神传统、对世界、对他人、对个体的挚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法国哲学研究中心原主任 杜小真
第二章 对德里达的误估和低估
剑桥事件
德里达在哲学界引发的敌意反应有多么激烈，而他的著作在艺术界和人文学科的反应为何同样激烈，但是性质却相反，这些问题要描述清楚已颇为不易，更不用说解释透彻了。但理由并不难找。首先，他的行文风格令人晕眩，同时在多个方向以不同的速度旋转开去，即使态度宽容、准备充分的读者也难以适应。“德里达文本”似乎总是将思想之经与论证之纬藏匿起来，在读者努力向前的过程中，堆栈成错综复杂的织物，让他们感觉无法抵达终的理解。以思维清晰而自矜的哲学家们对德里达著作晦涩难懂的风格嗤之以鼻，仿佛他完全是故作高深。还有他近乎颠覆性的语言、解构的语言，在许多人看来也有害无益，千百年来艺术与人文研究者、爱好者珍爱的思想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面临被它摧毁或败坏的危险。在文本阐释的问题上，德里达的语言观似乎持“无论怎样都行”的态度。不仅如此，它好像还为任何只想关注非经典文本和文学（也即迄今为止被“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的文本“霸权”拒之门外的一切） 的人提供了一个理论参照点。（你知道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尔、莱布尼茨、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
除了上述原因，或者正由于上述原因，德里达的文本还让人深感不安。我们思考的有些内容是现实世界的状况，对于它们，我们有差异很大、有时也很剧烈的情感反应：快乐、悲伤、愤怒、恐惧等等。然而，有些思考的内容更切中要害。用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语汇说，这些问题关注的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碰巧如何，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出于保守立场而愤怒抵抗某种改变世界的“政治”（姑且如此命名）行动，与聚集在某种“伦理”（姑且如此命名）行动（它质疑的是我们对世界和人生意义的理解）周围的侵犯性抵抗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这种伦理性与简单政治性之间的区分并不理想，至少德里达的文本并非处处遵守这样的界线。而且，我想说的是， 他的文本所引发的不只是愤怒的反应，而是炽烈的、侵犯性的反应。有时，那热度实在太强，完全遮盖了光。
他们当时所称的“德里达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不过，它其实是剑桥的事件，甚至影响不限于剑桥。
在1992 年3月剑桥大学的教职员大会上，一项荣誉博士的提名遭到了抵制，现场有人大喊“不同意”。教务委员会决定投票，有学者印发了传单，并征求签名。5月中旬的一个周六，500多位成员聚集在参议厅，以实名投票的方式表达意见。投票过程虽然是秘密的，但在等待结果的时候，你站在哪里，和谁站在一起，却非常重要。年轻教师很清楚，前辈的眼睛注视着自己。这是剑桥的事件。可是，当教务委员会商议是否向雅克·德里达授予荣誉学位的时候，事情绝非如此简单，牵连的面也甚广。
德里达荣誉博士的提名（这项颇有象征意义的提名不是来自哲学系内部）在整个大学激起了各种强烈的情感，此后的骚动也引起了英国和世界媒体的广泛兴趣。学术界反对政治家获得此类学位虽然罕见，但人们毕竟见过—可是为何针对一位哲学家？这番纷扰究竟为了什么？新闻记者的职业责任是向非专业的读者报道，所以可能觉得这场争论的缘由难以判定，也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他们可能在无法简化的地方追求简化。但急于理清头绪、找到症结所在的并非只有这些记者，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思想泥沼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对德里达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人觉得，他的著作严重违反了学术界应当维系、体现并公开尊崇的规范，那就是严谨清晰。
无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反对者喜欢用这个词）是什么， 它都能被人用来代表我们的思想文化中一切朽烂的东西。部分的罪责无疑应归于它自身，与德里达文本的一个缺陷有关。然而，我们将会发现，这也与该思想文化的一个断层——或者说裂隙——有关，而这个缺陷似乎严丝合缝地坠入了这条裂隙。
在很多人看来，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的想法太过分，等于是向学术界应当坚决反对的东西致敬。当我说许多学术界人士—乃至我们这个文化的精神生活的许多评论者（无论是否在学术圈内）—都强烈地感觉到，德里达这种人不应获得学术荣誉时，我并不想误导读者，让他们以为，这些人认定德里达著作在基本观点上是错误或混乱的，或者因为某种常见的学术理由而必须予以反对。不，他们不仅仅反对德里达的著作，而是被它激怒了，它对聪颖年轻人的阴险诱惑让他们出于保护的心态而义愤填膺。既然他们自命为古典遗产的捍卫者，我下面这个比方只会让相关者恼怒，但我不得不说，针对德里达著作的咄咄逼人的谴责和敌意无疑提供了一个当代的样例，让我们得以窥见，民主制雅典的法庭以腐蚀青年、不敬传统神祇的罪名对苏格拉底审判定罪，究竟是出于何种心态。
我就是青年时代乃至后半生都被德里达“腐蚀”的那些人中间的一员。所以在我看来，剑桥事件（以及烦扰德里达生涯的其他许多类似案例）并没有展示出什么学术的正直和思想的诚实，不过让我们目睹了学术界人士（或者说“某些学术界人士”，正如德里达后来以他典型的谨慎、公平却又尖锐的方式所强调的那样）如何戏剧性地破坏了他们试图维系和体现的学术责任之标准，而他们初喊出“不同意”也是打着这些标准的幌子。
虽然在我们的时代，针对德里达的敌意之盛是无与伦比的， 但瞄准他的批判言辞却绝不新鲜。对于这些不满者而言，“德里达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公认的例子，它再次呈现了英国知识界与“欧陆”同行交往史上的熟悉场景。正如剑桥学者尼科拉斯· 德尼尔所言，在德里达的反对者看来，这一事件终应该理解为旧传统的新样例：某位法国思想家“深受许多英国知识分子推崇，虽然他们的哲学界同胞对他颇有微词”。德尼尔固然准确地描述了英国思想文化界的裂隙，但我认为，这个裂隙从属于整个当代哲学文化中一个更大的裂隙（德尼尔的观点已经暗示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用后者来解释。若做翻案文章， 我们可以强调说，那些反对德里达的“英国”（更确切地说是“分析”）哲学家并非先全面谴责“欧陆”同行的人，与他们酷似的话也早有人说过。
因此，在“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一假定已经为剑桥的批判言辞准备好了模板。所以，无论传单上的咒骂之词看起来多么个人化，多么伤害个人的感情（比如说，德里达的著作“会剥夺心智的防御”，并且会“破坏思想探索所依赖的基础”），也无论德里达的“恶名”多么昭彰，它们都并非仅见于此事的特例。轻车熟路地给德里达安上一系列罪名， 却未曾从他的著作中援引只言片语，这种做派在所谓“欧陆”哲学的批判者那里并非偶然的失误，反而是司空见惯的一种标志了。倘若这些罪名真的成立，那么无论剑桥授予德里达任何学位，它的智慧都理应受到质疑。倘若他的著作的确“视论证的严谨为无物”，滥用“野蛮的新语汇”，“白痴式地玩弄文字游戏”，因而配得上“愚蠢、可笑”或者“堕落”的骂名，那么面对大愚若智的同事以及他们“明知是谬误却依然趋之若鹜”的行为，学者们感到绝望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不同意”的抗议之声也早该掀翻参议厅的房顶了。
然而，这些不满者未引用德里达的文本绝非偶然。他们声称捍卫学术的标准和严谨性，在这件事上却并未兑现，也绝非偶然。因为我相信，无论阅读德里达的著作牵涉多大的风险和困难（正因如此，哪怕只是想一想写一篇或短或长的介绍都是令人生畏的），这些反对者的担心与顾虑在我看来都是对他的误解。德里达著作里的断层线（正是它们使得反对者的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理）出现在他试图让某些习惯的思维模式或思想程序变得神秘难解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模式或程序内生于哲学传统中，至少内生于迄今为止哲学的典型理论中。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他否认了世人认定为真的某种东西。
剑桥事件（我们无法将它与此前和此后的许多其他事件截然分开）很快蔓延到剑桥之外，也不再仅仅涉及“英国”的哲学评价。19位英国之外的分析哲学家（其中包括美国的分析哲学家蒯因）联名写信给《泰晤士报》，重申了剑桥抗议者列出的多条罪名。这封信也再次背弃了基本的学者操守：面对德里达“海量的著作”，他们没有引用一句话，参考一个段落，分析一个论点、一条思路。信中只有两个词放入引号，暗示该说法出自德里达：他们声称德里达的著作“似乎主要由一堆复杂的笑话和双关语（‘逻辑阳具’之类）构成”②2。然而，正如德里达本人所强调的，这个说法他“从来没有用过”。用一个以假乱真的杜撰说法冒充所谓“学术骗子”的东西，难道不是严重的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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