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0104360
即使技术鬼才、科技狂人也要屈服于创新演进的原则，适应他所在的时代。本书就是一本深究创新演化原则，历数高科技创新前世今生的惊叹之作。
基于半个多世纪的巨量材料，100多位当事人和企业家的访谈，运用独创性的分析方法，给企业家、管理人员、学者、政策制定者带来极具开创性、综合性以及普及性的结论与启示。
科技创新不仅成就了硅谷和非凡的企业，也挑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我们将在本书看到美国如何伴随着科技进步，走向大国崛起之路。
当经济放缓的中国遭遇逆全球化，如何突破科技创新的短板？实验室中的科技如何转变成*普遍的产品？当企业混战，内部纷争不断，管理者如何掌控局面，持续创新？当科技进步的节奏陡然加快，企业如何后发制人？本书的结论都将有所交代。
硅谷、底特律、阿克伦，这些地区为什么能够集聚了大量企业？
仙童半导体、英特尔、得州仪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福特、通用汽车、风驰通，这些纵横20世纪的美国高科技企业，为什么能够创出大量“黑科技”？
无线电、半导体、激光和青霉素这些高科技产业是如何完成了军转民的过程？
创新产业是否必然要经历初期的混战，*终走向垄断？垄断又会如何影响进一步创新？
从高科技领导企业中，创业者能否得到启示和机会？高科技企业又是如何孵化出他们自己的劲敌？
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毕生研究，收集整理了巨量数据，访谈了百位仍然在世的当事人，从生命周期和进化论的角度研究汽车、充气轮胎、电视机、半导体、激光和青霉素这六大高科技产业，挖掘*接近真相的历史事实，再现高科技创新秘密，为我们探寻创新的起源、产业的兴衰、区域集群的裂变，以及美国企业在军用和民用科技间的切换和生存之道。
编者前言 001
第 1 章 创新与市场 001
第 2 章 往 昔 023
第 3 章 出类拔萃之辈 095
第 4 章 肖克利缔造的硅谷和汽车王国的鼻祖 169
第 5 章 为多数人谋求利益 227
第 6 章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271
第 7 章 好的时代，坏的时代 315
结 论 357
第 7 章附录 358
尾 注 365
后 记 377
参考文献 378
公司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394
本书描绘的一系列现象可以用后一章的标题完美地概括 ——“好的时代，坏的时代”。史蒂文·克莱珀（Steven Klepper ，1949 年 1 月 24 日 — 2013 年 5 月 27 日）于 2009 年底正式开始撰写本书，全书内容涵盖了他数十年来对创业的基础以及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所做的研究。这本书整合、拓展了他的研究成果，构筑了产业经济学领域的新前沿。史蒂文花了很长时间精心构建大纲，并经过无数次迭代，全书行文是他一贯的风格。从大纲出发，每个章节的写作都精益求精，力求深入浅出、事实可靠、高瞻远瞩。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史蒂文也展现了他对这个项目源源不断的热情。他常常与同事们长时间愉快交谈，谈话的内容涉及他理论和实证工作的
细节，以及如何更好地和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不幸的是，在项目开展后不久，史蒂文就被诊断患上了癌症。在忍受临床治疗带来的巨大的身体上的疼痛之余，他仍然保持着和前些年一样的热情与执着，继续坚守他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他自己而言，这也是“好的时代，坏的时代”。
史蒂文在临终前完成并修改提炼了除后一章以外的其他章节。我们对已完成的章节进行了校对，确保这些章节引用或包含的信息符合史蒂文在科研上一贯的严格标准，也将史蒂文提供的一系列历史美元数据及图表折算成 2015 年的价值。至于后一章，史蒂文已经撰写了详细的提纲，并且在约瑟夫·普卢默（Joseph Plummer）的协助下记录了一些核心要点，完成了这一章的开篇部分。如前所述，史蒂文在正式下笔之前都会反复修改、不断推敲自己的大纲。因此，他的提纲往往也能反映他对问题的思考深度和清晰合理的表述。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觉得后一章应该保持原有的纲要，尽量在原始的手稿和其他相关材料上进行补充。这样的表达形式也使我们
能够一窥史蒂文毕生研究的结果及其政策建议。即使未经打磨，后一章的原稿仍然包含了许多关于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持、提升高科技创业精神的新颖理念和政策想法。一直以来，史蒂文都很欢迎有人能够对他的想法提出审慎的学术挑战，我们也希望这后一章能催生出理论、实践和政策方面的新探讨。
本书探讨的重点是美国的高科技企业。诚然，高科技企业并不是美国独有的，而书中很多故事也具有关键的国际元素，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大量的政策和技术不断产生，而美国的经验对这项研究来说，是一个便捷的天然实验室。本书使用的“纳米经济学”（nanoeconomics）方法，正如史蒂文曾经描写的，“深入挖掘市场表面之下的东西，理解促使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方法需要在数据收集上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美国的六个产业上。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从这种方法和这六个产业的案例中学到的东西，都远远超过了这六个产业，也超越了国界。例如，对硅谷、阿克伦和底特律产业集群的纳米经济学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也解释了后两种产业后来出现衰退的原因，并且这种解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史蒂文对“实验资本主义”的潮起潮落进行了严谨的阐述，这对于任何关注产业动态乃至由产业动态催生的国家和世界经济长期动态的人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史蒂文·克莱珀的实证经济学学术著作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即始终坚持采用“奥卡姆剃须刀”（Occam’s Razor）。史蒂文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收集与产业起源和发展相关的纳米经济数据（nanoeconomic data），并进行筛选和分析，他力图追寻解释力也简约的理论来说明他观察到的现象。例如，史蒂文的理论认为阿克伦、底特律和硅谷产业集群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衍生公司。这一理论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也为许多后续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然而，这一理论也与长期以来有关产业集群一般现象的假设和理论产生了冲突，尤其是在上述三个产业集群和他们各自的产业和包含的企业。他的理论挑战了区域经济学、经济学史、经济地理学和创业学的杰出学者的研究。本书的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史蒂文对于这六种产业细致的论述，也同样可以看到史蒂文精通于他所挑战的（并且非常尊重的）那些学者的理论。没有人能够比史蒂文更清楚地解释美国汽车产业以及底特律的崛起了。史蒂文本人非常自谦，认为他的理论所论证的兰索姆·奥兹（Ransom E. Olds）和奥兹汽车（Olds Motor Works）在早期的汽车产业（以及底特律）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给汽车产业的兴起提供了一种精简的解释，并不是对以往研究的反驳，例如已故学者阿尔弗雷德·D.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研究通用汽车后强调了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和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的管理天才，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战前轻武器产业中兴起的大规模生产。简而言之，在史蒂文看来，比起钱德勒的“经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传统经济学家的“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以及部分学者的技术导向型学说而言，“实验资本主义”（experimental capitalism）更符合他对于解释高科技产业起源和发展的理论简化标准。
纳米经济学方法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这些工作在史蒂文的博士生的协助下完成。特别需要感谢以下研究人员（以字母顺序排列）：阿贾伊·巴沙卡拉巴特拉（Ajay Bhaskarabhatla）、克里斯托巴·A.谢雷·福雷斯蒂尔（Cristobal A. Cheyre Forestier）、 伊丽莎白·A.格雷迪（Elizabeth A. Graddy )、乔纳森·D. 科瓦尔斯基（Jonathan D. Kowalski）、罗美尔·穆斯塔法（Romel Mostafa）、杰弗里·谢勒（Jeffrey Sherer）、肯尼斯·L. 西蒙斯 (Kenneth L. Simons)，以及莎莉·D. 斯利普（Sally D. Sleeper）。他们协助克莱珀收集并分析了本书中使用的海量数据。此外，基多·布恩斯托夫（Guido Buenstorf）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也为收集分析阿克伦轮胎厂商的数据做出了重要贡献。史蒂文的行政助理艾琳·西蒙妮（Eileen Simeone）也在史蒂文的研究中贡献了一分力量。
我们很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非常时期对这个项目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史蒂文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扎根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社会与决策科学学院，以及一个遍布全校的研究团队，包括战略研究、创业学研究和史蒂文催生的技术变革研究。在此，我们也代表他对这些机构组织致以谢意。我们还要感谢他的家人、朋友、合作伙伴，以及他整个学术生涯中的所有同事。
在学术界，优秀的同事带来的愉悦经常被人忽视。史蒂文完美地符合了人们对于理想同事的一切要求，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协助这本书的出版工作，这也是我们学术生涯的一份珍贵纪念。
瑟古伊·布罗津斯基（Serguey Braguinsky）
大卫·A. 洪塞尔（David A. Hounshell）
约翰·H. 米勒（John H. Miller）
卡内基梅隆大学社会与决策科学学院
1941 年 7 月 2 日，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抵达纽约，同行的还有研究团队成员诺曼·希特利（Norman Heatley）。霍华德·弗洛里是英国牛津大学病理学系主任，他与希特利，以及来自德国的犹太流亡者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一起已经研究了好几年青霉素。
英国医生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 1928 年发现了青霉素。他在一次外出前，习惯性地将一批接种了细菌的培养皿留在实验室内。然而这次，一种霉菌沾染了其中一个培养皿，抑制了培养皿中细菌的生长。这种霉菌之后被证明属于青霉属。弗莱明将这种霉菌分泌的活性物质命名为“青霉素”，但是他无法将它从霉菌生长的培养基中分离提取出来，因此无法评估其医疗潜力。大约十年后，弗洛里的实验室从弗莱明手中接手了相关研究。他们成功地从弗雷明的霉菌样本中提取了有微量杂质的青霉素，并在小白鼠上进行了测试。实验结果十分成功，这也激励他们在一些病危病人身上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与现在不同，当时在人体身上进行药物测试更加容易。弗洛里的团队找到了一名垂危的牛津警察 —— 他被玫瑰花刺扎伤之后，由于感染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并且全身脓肿。注射青霉素后，他的病情大有好转，眼看奇迹就要发生。然而，却没有足够的青霉素来继续治疗。情急之下，弗洛里团队收集了病人的尿液，用自行车送到实验室，希望用一种叫作 P-Patrol 的方法从中提取未代谢的青霉素。遗憾的是，终病人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青霉素不治身亡，不过青霉素的药用潜力得到了证明，并且在之后的医疗中得到进一步明确。
实验证明青霉素是治疗感染的有力武器，但是要想使青霉素真正发挥其效用，大规模生产必不可少。弗洛里试图说服一些英国工厂一同投入这项工作，但是这些工厂正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青霉素生产。于是弗洛里把目标转向了曾支持过他的研究工作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他获得了 6,000 美元的补助金，用于前往美国游说美国工厂与美国政府大批量生产青霉素（Neushul， 1993 ：167）。可见， 1941 年弗洛里前往美国前夕，青霉素就已经让人们看到了与感染抗争的希望，但只能小规模生产。
接下来的三年，情势变化令人目不暇接。青霉素临床应用的重大发展证明了它是可以有效对抗很多疾病的“奇迹之药”，包括“儿童杀手”急性关节风湿病，以及肺炎、梅毒、淋病等疾病，以及烧伤病人或受伤军人遭受的致命感染。 1944 年 6 月诺曼底登陆之前，青霉素的产量已经能够满足军用需求。一年后，青霉素开始广泛造福平民百姓。这一系列的发展将药学引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也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产业。然而这一切在 1941 年 7 月弗洛里踏上美国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弗洛里和希特利一抵达美国就被带到了位于伊利诺伊州皮奥瑞亚市的一间政府实验室。这间实验室正在研究深入发酵技术，为过剩农产品寻找新的用途。实验室通常用玉米浆进行发酵，玉米浆是生产玉米淀粉的一种副产品。研究表明，玉米浆是培植青霉属霉菌的理想介质，能将青霉素产量提升 12 倍（Sheehan， 1982 ： 67），并且能够使用液体深层发酵，而不局限在烧杯、烧瓶或者培养皿等浅层容器中。研究人员预计用液体深层发酵法生产的青霉素可以被运往东至纽约、西至旧金山的范围，满足美国军队的战时需求（Brockman and Elder， 1970 ： v）。
关于玉米浆的新发现在 1941 年 12 月的一场会议上公之于世，默克、施贵宝、辉瑞、立达等制药公司的研究人员和公司高层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the Office of Scientif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 OSRD）指定的委员会组织筹办。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职能是协调军事目的的科研工作。在会议召开之前，默克、施贵宝和辉瑞已经断断续续尝试了用浅层培育法生产青霉素（Sheehan， 1982 ： 69）。罗伯特·科格希尔（Robert Coghill）从发酵部门的主管那里听说了实验室提取青霉素的进展之后，备感震撼。科格希尔后来称，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新的制药产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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