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见识丛书28）（尼尔·波兹曼媒介三部曲）

一．与经典畅销书《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完整呈现！
爱因斯坦曾说：“科技已经超越人性。”
尼尔•波斯曼“媒介批评三部曲”层层深入地探讨了科技vs人性、技术vs人文的重大课题——
《童年的消逝》：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成人世界的战争、暴力、混乱，正源源不断地入侵到儿童世界，儿童被迫提早成年，童年正在消逝。
《娱乐至死》：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技术垄断》：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在信息技术甚嚣尘上，数字媒体万众欢腾的时代，我们要清醒拒绝文化向技术投降。
“三部曲”完整呈现了波斯曼和媒介环境学派对于技术和信息媒介的总体观点和批判态度！

二．《技术垄断》是20多年的传播学经典！
1993年，《技术垄断》英文版问世，在传播学和技术哲学领域，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被誉为媒介环境学的典范之作。【国内外专家媒体评论见下文】
截至2017年底，据“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技术垄断》被引用605次；截至目前，据“豆瓣•读书”检索结果：716人评价，获高分8.6分。

三．《技术垄断》讲的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技术垄断》检讨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负面影响。
作者认为，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经历三个阶段：

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
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
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现在就处在技术垄断的文化阶段，作者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如今，技术至上、技术沉迷的思维和态度随处可见，所有行业领域都在适应新的技术条件，而技术的发展则几乎不受限制。政治、经济、教育、医疗领域的技术思维并没有解决实际存在的种种问题。人们在高端电子产品和信息洪流里备受困扰，备感孤独。社会的进步，不仅依靠科学进步，技术进步，更需要人文精神、文化知识的进步。警惕技术垄断，回归人文传统，是当务之急。

《技术垄断》的问题意识乃是一种警告：信息技术革命造成了信息的泛滥、失控、碎片化，在此背景下，人们需要坚守人文价值，坚决拒绝文化向技术投降！

四．尼尔•波斯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智者之一！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弘扬了麦克卢汉、伊尼斯开创的媒介环境学，推动其进入北美传播学主流圈子。存世著作共25种，包括独著13种，合著10种，合编2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传世论文200余篇。1986年获美国英语教师学会授予的“乔治•奥威尔奖”，1988年获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奖。

五．资深的翻译家，出色的译本！
译者何道宽先生，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著作和译作共80余种，约2 000万字（著作85万字，论文约30万字，译作逾1 900万字）。代表性译作有《理解媒介》《数字麦克卢汉》《裸猿》《媒介环境学》《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软利器》《菊与刀》《群众与暴民》《乌合之众》等。

六．见识丛书系列之一，精美装帧，个性化设计！
信息技术以二进制为原理，以数字运算为法则，在数字的长链和迷魂阵里，人们束手就擒，甘拜下风。本书封面设计既有独特的视觉效果，更富深意。

本书与《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中信，2015）并称尼尔•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检讨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负面影响。
作者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他之所以揭示技术的阴暗面，是为了避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文化有三种形态：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踪，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本书揭示了技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用，挞伐所谓社会“科学”，谴责唯科学主义；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之异同，并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抵抗技术垄断，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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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丛书（见识城邦出品）
01《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0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美]约翰•R. 麦克尼尔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4《资本的年代：1848—187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5《帝国的年代：1875—191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6《*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7《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美]丽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战前的世界》[英]查尔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0《基因传：众生之源》（平装 精装）[美]悉达多•穆克吉
11《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 [美]亨利•哈本丁
12《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美]伊斯特万•迪克
1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 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
1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平装 精装）[美]雅克•巴尔赞
15《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
16《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美]威廉•麦克尼尔
17《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美]西恩•麦克米金
18《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上下册）》（平装）[美]戴维•伍顿
19《内战，观念中的历史》[美] 大卫•阿米蒂奇
20《第五次开始》[美]罗伯特•L. 凯利
21《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平装 精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22《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英］马克•马佐尔
23《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荷]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24《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美]约翰•朱迪斯
25《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订版）》（平装 精装）[英]理查德•道金斯
26《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美]入江昭
27《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美] S.N.艾森斯塔特
28《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美]尼尔•波斯曼
29《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美］欧阳泰
30《起源：万物大历史》［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31《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美］托马斯•斯坎伦
32《认知工具：文化进化心理学》［美］塞西莉亚•海斯
33《简明大历史》［美］大卫•克里斯蒂安［美］威廉•麦克尼尔 主编
34《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35《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荷］弗雷德•斯皮尔
36《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美］斯蒂芬•平克
37《历史性的制式》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38《希罗多德的镜子》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39《出发去希腊》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40《灯塔工的休息室》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弘扬了麦克卢汉、伊尼斯开创的媒介环境学，推动其进入北美传播学主流圈子。存世著作共25种，包括专著13种，合著10种，合编2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传世论文200余篇。1986年获美国英语教师学会授予的“乔治•奥威尔奖”，1988年获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奖。
何道宽先生，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著作和译作共80余种，约2 000万字（著作85万字，论文约30万字，译作逾1 900万字）。代表性译作有《理解媒介》《数字麦克卢汉》《裸猿》《媒介环境学》《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软利器》《菊与刀》《群众与暴民》《乌合之众》等。

中译者第二版序 xi
中译者第一版序 xxv
作者自序 xlix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001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021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043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063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079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101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117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135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159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183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203
注　释 223
参考文献 229
索 引 233
中译者第一版后记 253
中译者第二版后记 255

中译者第二版序
在“中译者第一版序”之首，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这篇序文准备回答6 个问题：（1）什么是媒介环境学？（2）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3）什么是技术垄断？（4）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5）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在“中译者第二版序”里，我也回答6 个问题：（1）《技术垄断》的总体效应如何？（2）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3）中国学者如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4）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5）AI 大发，“奇点”将至，如何应对？（6）《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有何遗憾？
一、《技术垄断》的总体效应如何
2017 年12 月12 日，据“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技术垄断》中译本被引用605 次。简要回顾该书10 年来的接受情况，可以断言，该书在人文社科学术译著中独占鳌头。
甫一问世，《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即好评如潮，书评家、时评家、跨界学者、学界和业界人士的大小书评数以百计。次年，《技术垄断》进入《光明日报》20 本年度推荐书目。2010 年，北大版《技术垄断》繁体字版登陆台湾，书名变通为《科技奴隶》，但译者署名未变，译文未变。自此，它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畅销书和长销书，受到大中华地区出版界、读书界和评论界的持续关注。2011 年，《技术垄断》获得深圳大学学术创新奖三等奖。2011 年9 月14 日，在“ 豆瓣•读书”检索发现，优良评级者占压倒性多数，具体数据是：285 人评价，评五星级者占48.5%，四星级者占43.1%。2017 年12 月12 日，在“ 豆瓣•读书”检索，结果显示：670 人评价，获高分8.6 分，势头不减。
二、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
尼尔•波斯曼以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成名，是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就社会批评而言，其名气似乎略逊于诺姆•乔姆斯基之类的社会批评家。就展望未来而言，他不如麦克卢汉，更不如托夫勒、奈斯比特、丹尼尔•贝尔那样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
但《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证明，他对电视文化、大众娱乐、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胜过一般的社会批评家和未来学家。
他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又把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这样的划分独具只眼，仅此一人。
《技术垄断》问世于1992 年。彼时，互联网尚未到来，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尚未挑战人的智能，但技术发展已然使美国人乐以忘忧。波斯曼忧虑，美国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美国文化可能会向技术投降。他挞伐盲目的技术崇拜，捍卫人文主义和道德关怀，痛陈技术垄断的严重后果：医疗技术垄断、计算机技术垄断、隐形技术垄断、唯科学主义、传统符号的流失。他是技术垄断危害的先知先觉者，知音难觅，孤掌难鸣，他的批判不受“大众”欢迎。
他的批判矛头直指屈从于“技术垄断”的“社会学家”，包括他的弟子。1998 年，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主旨讲演《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里，他旗帜鲜明地张扬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他对弟子的告诫震撼人心：“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
波斯曼的私淑老师马歇尔•麦克卢汉被认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甚至被视为“技术决定论者”。波斯曼不完全赞同麦克卢汉的技术媒介观，所以坦言：“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麦克卢汉梦想的是人类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太和之境”，而波斯曼却警钟长鸣：文化绝不能向技术投降。
波斯曼心仪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共产党宣言》应该是圣典，比肩《圣经》和《古兰经》。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影响：“紧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绝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和约束为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的想象和忠诚。”（英文版第198 页，以下同为英文版页码，即中文版边码）。他这样的左派知识分子自然难以抗衡“美国例外论”。
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此观之，发展优先、脱贫优先、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人们的主要关怀是技术发展，容易忽视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
30 年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以及近年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在中国可谓洛阳纸贵。因为他们鼓吹在电子技术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世界是平的”，很有安抚作用！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
麦克卢汉和波斯曼在中国都很红。麦克卢汉倾向于肯定电视和计算机的正面效应，波斯曼则警惕其负面效应。麦克卢汉憧憬和预言互联网时代，是21 世纪的朋友；波斯曼则痛批“娱乐至死”的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是21 世纪的诤友。
在中国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变革超乎寻常、日新月异的语境下，中国人亟需他们两人互补的盛世危言！
三、中国学者如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
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致死》和《技术垄断》，大体上反映了他媒介理论和社会批评的思想轨迹和不懈追求，他的批判越来越犀利。《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戕害儿童，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他死死盯着技术加害于人的可能性，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技术垄断》在中国引起的震撼超过对美国本土的冲击。国内一些顶尖学者特别欣赏他科学哲学和社会批评的犀利锋芒，兹引几例，以管窥豹，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指出，该书是一部早熟的多学科经典：“波斯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1992 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重写这部书，如果考虑到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他会写得更好。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技术垄断》一书涉及许多科学史的内容，作者的科学观念也算比较新潮，这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的新近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读波斯曼的〈技术垄断〉》，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02-11）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坦陈自己迫不及待阅读《技术垄断》的心境，强调该书与中外科学元勘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共鸣：“看到波斯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出版，便有些迫不及待地找来一读。读过之后，同样，感受、联想颇多，受启发之处也一言难尽。……波斯曼的观点，与国际国内像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很有相通之处。……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载《文汇报》，2008-03-01）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称赞波斯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在这个三部曲中，波斯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先前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方向上尝试思考过。”“在宗教的上帝被抛弃之后，科学开始扮演新的上帝角色。而在波斯曼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文化向技术投降的时代：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载《第一财经日报》，2008-08-02）
在相关联的一篇《对谈》（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3-07）里，江晓原和刘兵两人又谈到中美学者心有灵犀的思想共鸣。
江晓原说：“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最近一年我的思绪常常会驻留在这个问题上。”“真没想到，在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我竟发现了一个和上述问题平行的思路。”“当我看到波斯曼在一条平行的道路上，并且也走向我们正在寻找的目标时，我立刻产生了兴奋、欣慰和亲切的感觉——我想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吾道不孤’之感吧。”
刘兵道：“（波斯曼）在更大的程度上跳出原有的问题，能够独辟蹊径地思考技术手段对于传播内容的实质性影响，进而对于科学和技术问题本身又有独立的认识，这就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表现在那种与众不同的、具有批判性的反思之中。波斯曼的学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原伦写道：几年前读《娱乐至死》时，就“ 预感会有《技术垄断》这样的批判力作面世”。他指出：“《技术垄断》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被冠之社会科学的名头，而假借科学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质疑。中国的学人尤其要对此进行反思。波斯曼将以上现象称之为‘唯科学主义’。”（《技术垄断：当代人的文化困境》，载《中华读书报》，2008-11-03）
四、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
以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理论，强调技术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重大影响和长效影响，因而被扣上“技术决定论”的帽子。
波斯曼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非常冷静，非常理性。他猛攻的仅仅是冲击“印刷文化”的“娱乐至死”文化，绝不笼统强调技术对文化的绝对作用，而是高扬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他痛斥轻浮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程序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和不能够回答什么问题，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他们把指引我们立身行事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发现’程序如何严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来就不那么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 页）
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主旨讲演的结尾，他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警告崇拜技术、误入歧途的弟子：“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
五、AI 大发，“ 奇点”将至，如何应对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学家和科幻小说中那个神秘的“奇点”正在到来。
黑科技带领人类进入激动人心的崭新时空，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恐慌：人会被机器取代吗？机器会统治人类吗？或者，AI 会危害人吗？在人工智能（AI）与人的智能（HI）的博弈中，胜者是谁？输者是谁？是双赢吗？是人役物，抑或是人役于物呢？黑科技会打开潘多拉盒子吗？人会制造出毁灭自己的怪物吗？
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围棋圣手。比阿尔法狗强不知多少倍的“机器人”接踵而至，人类怎么办？
黑科技使人振奋，又使人担忧。AI 会控制人、战胜人、危害人、奴役人吗？
无数智者给出了答案。马克思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了我们信心；波斯曼强调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批判技术崇拜，拒绝向技术投降。同时，在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我们要有前瞻性，登高望远，未雨绸缪，头脑清醒，开利防弊，兴利除弊。
应对技术怪物毁灭人的威胁，最好的战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保持定力，同时以“众智”的冷静和强大防患未然，防微杜渐，以主观能动性战胜一切可能的潜在危害。
有了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武装，有了“众智”的“御敌”长城，任何潜在的“敌人”都撼不动人类了。
六、《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有何遗憾
《世界是平的》中译本已出两版，仍然风靡。《世界是平的吗？》（群言出版社，2006）发起挑战，断言《世界是平的》是一本危险的书。我愿在此重申：世界是不平的！
在“中译者第一版后记”里，我写了这样两段话：“是书翻译过程中，读了一本风靡国内的书《世界是平的》，很有感触。希望读者能够兼顾《技术垄断》和《世界是平的》的对立观点。后者表现出极端的技术乐观派思想，这固然是需要的。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样，它鼓吹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托夫勒多次访问中国，尽享殊荣。他的《第三次浪潮》给20 世纪80 年代蓄势待发的中国人民多大的鼓舞啊！
“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不平的，穷国和富国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追赶先进国家、谋求和平崛起时，‘数字鸿沟’是难以填平的，一日万里的技术发展已经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现实的威胁。即使在唯一的超级大国，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也在造成严重的危害。”
以上批评意犹未尽，实有保留，尚待展开，是为遗憾。
遗憾何在？当时的编辑认为，我对《世界是平的》的批判与《技术垄断》“中译者后记”的主题联系不紧，可能散焦，最好删节。于是，大段文字就省略了。
10 年过去了，波斯曼“娱乐至死”的批判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大众文化的反思，《技术垄断》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的科学界和人文界产生了影响。
2017 年3 月22 日，我应邀在华中师大“博雅论坛”讲“世界不是平的”，有机会恢复了10 年前删节的文字。
2017 年12 月，又应邀为中信出版社修订《技术垄断》，出第二版，终于有机会在此正式恢复以下几段文字，不亦快哉：
“最近读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深有触动，感慨不已，思考良多，既有深表赞同之处，却也不以为然。
“该书的主题是：全球化把世界推平，使世界在经济上走向信息化、同质化的道路。其深层理念就是技术万能，仿佛数字鸿沟即将填平，似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很难苟同。
“这是一本风靡全球、席卷中国的书，它将对中国的学界和一般读者产生持久的影响，就像当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样。”
除恢复这几段文字外，请容许我再做一点批评。批评的依据是笔者1999 年11 月撰写的文章《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
年第2 期）。
《世界是平的》共13 章，第2 章铲平世界差异、推动全球化的十大动因：柏林墙倒塌，网景公司上市，工作流软件，开放资源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内包，资讯搜寻，轻科技（类固醇）。全书充满极端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比托夫勒的乐观主义还要乐观。一望而知，其立论基础是技术（包括硬技术和软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是虚拟化的网络世界正在迅速挤压物质的真实世界。其思想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和波斯曼《技术垄断》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
以下三段文字取自《和而不同息纷争》：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人类面临许多悖论和困境。一方面是福……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有其潜在的弊端。因为它伤害了许多穷国和穷人，使他们的悲惨境遇雪上加霜，致使南北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
“毋庸讳言，全球化的潮流是西方国家发动和主导的，大多数的游戏规则都建立在先进国家长期经营的基础上，甚至就是由它们制定的。因此这些东西对它们有利，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领域，莫不如此。资源的分配很不公平，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本来就让它们占用了八九成。新兴的信息资源又几乎让它们垄断。媒体的绝对优势也在它们的股掌之中。有人情不自禁地要利用这个优势对异己狂轰滥炸，发动意识形态的‘圣战’，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在平等的旗号下，很容易推行经济霸权主义、金融霸权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
“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强势文化，但是强势文化不应当是霸道文化。……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全球化不应当是‘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好莱坞化’，也不应当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我们要反对一切露骨的和改头换面的霸权主义。单极化的世界必然是不太平的世界，单极化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7 年12 月15 日

【国内评论】
波斯曼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他善于写小书，从《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到《技术垄断》，他能看到人们视而不见的现象，并从中看到社会与人心的巨变。他的很多结论，粗看荒诞、平淡，但细思极恐。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
在这个三部曲中，波斯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先前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方向上尝试思考过。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
波斯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1992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
——刘华杰，北京大学
波斯曼的观点，与国际国内像科学元勘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很有相通之处。……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刘兵，清华大学
《技术垄断》中*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被冠以社会科学的名头，而假借科学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质疑。中国的学人尤其要对此进行反思。
——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当今的现实是，不但电视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因而消逝得更为彻底。
——周国平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斯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刘擎

【国外评论】
波斯曼关于技术如何改变社会的见解……是生动而富有启发性的。
——《纽约时报书评》
波斯曼在媒体研究领域是一位巨人，地位仅次于马歇尔•麦克卢汉。
——安吉拉•佩妮，“抨击杂志”
波斯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尼尔•波斯曼的逝世给公共话语带来了某些寂静。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沉默了。回顾他令人惊叹的事业，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都是一连串问题……他希望你去思考，字母表是如何改变了口语文化的，印刷媒体给宗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是如何创造了童年的，为何对标准的测试意味着对学校系统的激进反思。
——彼得•卡瓦纳，《环球邮报》
尼尔•波斯曼是一位传承伟大纽约传统的不可思议的讲述者……正如他说的故事一样，尼尔•波斯曼投入了一生来让我们停下来……他是一个和蔼谦恭的人，他*不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但是他的确告诉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直至肺癌让他永远消声。
——约翰•齐默尔曼，《纽约邮报》
我时常想起萧伯纳著名的诗句，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依靠不理智的人。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不理智的，兰斯是不理智的，尼尔也是不理智的。因为这样，所有美好的事才发生了。
——保罗•莱文森，美国作家、福特汉姆大学教授
波斯曼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约二十本书和众多的采访和文章中展现了他的思想和他的优雅。这些作品都值得阅读和深入思考，有意或无意间你会将你读到的说给他人听。波斯曼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后来他长成了擅长表达的义愤填膺的教育者和社会消费者。
——迈克尔•寇姆夫，《学院季刊》
波斯曼的每本书都是一本小册子，一本装了封皮的随笔：《童年的消逝》讽刺美国文化的幼稚化；《娱乐至死》讽刺娱乐业，以及娱乐业对观众造成的影响……他的知识分子姿态，他在公众环境中的表现，以及他伟大的天赋——极好的幽默，实质是一个开化人类在一个野蛮世纪进行的尝试，之后成了一个开化人在电视文化中的尝试。
——杰伊•罗森，纽约大学教授
在波斯曼的书中，隐喻的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体现。我们设立“尼尔•波斯曼隐喻奖”有两个目的：奖励一位纯熟使用隐喻的有天分的作者；纪念并推广波斯曼的作品，以及印刷思想。
——锐透基金会

作者自序
1959年，查尔斯•斯诺爵士（Sir Charles Snow）推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书名既是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里德讲座的题名，也是其主题。该讲座旨在阐明他洞悉的当代重大问题：艺术与科学的对立。更加准确地说，他想阐述文人（有时称为人文主义者）和物理科学家难以调和的敌对态度。甫一问世，该书即引起小小的轰动（大概相当于里氏震级2.3级吧），部分原因是他坚定地站在科学家一边，使人文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反唇相讥，提出尖锐、有趣而难听的反驳。不过，这场论战时间不长，所以他的书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个结果很有道理。查尔斯爵士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行错误的论辩，因而做出了文不对题的回答。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争吵，至少不存在足以使多数人感兴趣的争吵。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感谢斯诺先生，因为他注意到一个事实：确实存在两种文化，而且两者尖锐对立，因此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战。他太关注教员俱乐部里那些难以捉摸的不满情绪，对从未栖身这种俱乐部的人的生活则关注不够。倘若他对教员圈子的关注少一点，对普通人的关注多一点，他必然会明白，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这不是说，“除他之外的每个人”都认识到问题所在。事实上人们相信，技术是忠贞不渝的朋友，原因有两个。首先，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洁净，使人的寿命更长。谁还能向朋友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其次，由于技术和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果。这样的朋友要求你信赖和顺从，多数人往往抱这样的态度，因为技术给人的馈赠实在是非常丰盛。然而，这位朋友却有阴暗的一面，它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用最富有戏剧性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指控：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总而言之，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本书试图描绘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许多学富五车、信念坚定的学者已经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其中一些还是当代的饱学之士：刘易斯•芒福德、雅克•艾吕尔、赫伯特•里德、阿诺德•盖伦、伊万•伊里奇等。斯诺先生文不对题的论述使围绕技术的论战一度中断，但围绕技术的论战硝烟不绝，到了当代反而更加紧迫；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技术优势，于是，围绕技术的论战就更加挥之不去。我不是说这场战争没有道理，也不是说战争技术被人滥用，我只是说，美国的胜利证实了一个灾祸临头的念头：在和平年代和战争中，技术都是我们的救星。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里有一个关于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罗的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往往沦为工具的工具；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其他传说难以与之匹敌。苏格拉底向斐德罗讲述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朋友特乌斯（Theuth）。特乌斯发明了许多东西，包括数字、计算、几何学、天文学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这些发明，主张把这些发明向埃及人宣传，让人人都用上这些发明。苏格拉底的故事接着说：
塔姆斯询问发明的用途，特乌斯如数家珍，逐一道来。塔姆斯根据自己的判断，按照特乌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历数塔姆斯对特乌斯全部发明表示的赞同与否定，难免太费时间，只说文字这个发明吧。特乌斯声称：“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毫无疑问，我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答曰：“特乌斯，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文字也是这样；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的担保书，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票。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本书以塔姆斯的传说开篇，因为他的回答包含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塔姆斯的评判有一个错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启示。他的错误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说文字损害记忆、造成虚假的智慧——这没有错。文字的这种弊端是可以验证的。他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信念：文字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全然的负担，舍此无他。尽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并没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处，而且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好处，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这样的教益：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当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对那些愿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我们不妨把这些人称为技术爱慕者（technophiles），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瑕，对未来不怀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独眼龙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说人家对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评头论足的方式）议论新技术带来的包袱；对新技术提供的机会，他们却三缄其口。技术爱慕者应该为自己辩护，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我自卫的立场则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以缓和成群结队的技术爱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闹。倘若你要出错，站在塔姆斯怀疑主义一边犯错误似乎是更为可取的。当然，这样的错误毕竟是错误。我不妨指出，除了对文字的评判之外，塔姆斯对其他发明的评判并没有错。如果再读一遍这个传说，你或许会注意到，他对特乌斯的每一种发明的评论都兼顾利弊、亦臧亦否。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和技术的关系都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磨合的过程就是交易的过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给予、亦有索取。聪明人深知个中道理，戏剧性的技术变革很难得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来都不会使他们欣喜若狂。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即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里，他说：
你会问：如果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听见千百里之外的孩子的声音，如果我能够尽快知道朋友经过艰苦的长途旅行已经平安抵达目的地，难道我不会为此而更加快乐吗？难道这不是明白无误的幸福吗？医学成就使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使产妇感染的危险大大减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寿命明显地延长——难道这没有重大的意义吗？
弗洛伊德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低估技术进步和科学进步的意义，所以他在卷首就承认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但是在这段话的结尾，他提醒我们注意科学技术进步的副作用：
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要打电话听他说话；倘若跨洋旅行的技术没有开发，我的朋友就不会坐海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电报来舒缓对他是否平安的担心。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我们的生儿育女强加了诸多限制，以至于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生育的孩子并不比讲究卫生之前多。与此同时，这又给我们婚后的性生活造成诸多困难……最后要问，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在历数技术进步的代价时，弗洛伊德遵循的路线使人感到压抑。他同意塔姆斯的评论：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技术爱慕者无疑会反驳他说，生活一直是没有欢乐的荒原，充满苦难，然而电话、远洋邮轮尤其卫生习惯的普及不仅能够延年益寿，而且使生活更加宜人。毫无疑问，这是我会提出的论点（证明我不是恐惧技术的独眼龙），不过此刻我们不用追求这个观点。我把弗洛伊德拽到这里来参与会话，仅仅是为了证明，即使他这种愁眉紧锁的智者在批评技术时，也必须以承认技术的成就为开场白。倘若塔姆斯法老像他的名气那样充满智慧，他在对文字的价值做出评判时，就会预见到文字开创新局面的力量。在衡量技术变革时，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冷静。
塔姆斯的疏漏就谈到这里。另一种疏漏值得我们注意，但这种疏漏不是错误。文字不是中性的技术，文字的利弊取决于人利用文字的方式——塔姆斯把这个道理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道理说出口。他知道，任何技术的用途多半是由技术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的功能是技术形式的自然产物。塔姆斯关心的不是人们会写下什么内容，而是人们要使用文字这种技术。凭空想象塔姆斯会用今天标准化的技术爱慕者那种方式对人们提出忠告：只把文字用来生产某些文本，而不是生产其他文本（比如用文字写戏而不是写历史或哲学），文字的破坏性就会降到最低限度——那实在是荒唐之举。他会认为，这样的意见实在是天真至极。我想，他可能会允许人们把某一种技术拒之门外。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术就会坚持不懈，就会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进。我们的任务就是懂得技术的这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我们可以从塔姆斯的沉默推导出以上的意思。不过，我们从他说出口的话学到的东西比较多，从他没有言说的东西学到的道理则要少得多。比如他说，文字会改变“记忆”和“智慧”的意义。他担心，人们会把记忆的意义和他鄙视的“回忆”的意义混为一谈。他担心智慧和纯粹的知识的区别会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评判牢记在心，因为截然不同的技术会使旧词语产生新的定义，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创造新词义的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阴暗而危险的，和新技术创造新词汇的机制迥然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意识地给英语添加了数以千计的表达新技术的新词汇，比如VCR、比特、软件、前轮驱动、机会之窗、随身听，等等。它们并不会使我们感到错愕。新事物需要新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修正旧词汇也就是修正语义深深扎根的词汇。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电视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公共舆论”等词语的意义。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印刷术也改变了语词的意义，如今的电视和计算机又再次改变它们的意义。诸如此类的变化接连不断地发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静悄悄地进行。词汇学家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搞公民投票。谁也不愿意花时间写小部头的书来解释真正发生的词义变化，学校不注意词义的修正。然而，这些词汇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有的时候甚至获得了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塔姆斯希望教导我们的地方——技术专横跋扈地支配我们最重要的术语。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我们的生活必须依靠的词汇。技术不会停下脚步向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不会驻足向技术询问词汇的变化。
技术变化的事实需要我们做一些阐述，我将在稍后的一章里回到这个主题。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从塔姆斯的评判里另外挖掘几条原理，这些原理需要费一点笔墨，因为它们是以下几章论述的预兆和铺垫。比如，塔姆斯警告说，特乌斯的弟子获得的智慧可能会名不副实。他的意思是说，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声望，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个事实隐含的命题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反复论述重要技术造成的“知识垄断”。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里想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在《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垄断。换句话说，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仿佛是游戏，有输家也有赢家。在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让人心酸。
…………
我们需要在这里考虑的计算机的作用，和它作为教学工具的效果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计算机如何改变我们学习的观念，它如何与电视携手破坏我们关于学校的老观念。谁会去关心依靠电视能够推销多少包麦片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电视是否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否改变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是否使幸福观念本身发生改变。如果牧师只考虑一种媒介如何使其听众的人数增加，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新媒介改变了宗教、教会甚至上帝的观念呢？如果政客考虑问题时不能够超越下一次选举，我们就必须要问：新媒介对政治组织的理念和市民的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塔姆斯的评判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用传奇故事对我们进行的教诲正是哈罗德•伊尼斯试图给我们提供的教益。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塔姆斯相隔两千多年对伊尼斯说话时，我们必须要洗耳恭听，参与他们的会话，使之恢复活力。这是因为，美国发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非常模糊甚至愚钝，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危险难以名状。我把这个危险叫作技术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