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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062046
试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以成吉思汗祭奠为例
人类学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台江苗族姊妹节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实践与思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为例
科尔沁版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现象，探求新的规律。如果我们愿意在生活中睁大眼睛，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去解决。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自中世纪开始至今，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伴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加深，现代性及其文化的问题日益彰显。自上个世纪末开始，关于当今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人类学界广泛关注与讨论的问题。
英国人类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提到：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我们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社会科学必须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个新时代本身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吉登斯的思考极具现实意义，他意识到了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高度后，遇到瓶颈而导致的危机，而在这种变革中，社会科学究竟能做什么？与只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全球化问题的学者不同，吉登斯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提到：21世纪末，我们的社会，正在处于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旧的生产关系，现有权利的结构，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正在迅速销蚀，动荡的根源来自科学和技术方面，也有文化方面。这与吉登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历史变革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必然是文化、文明的重塑。德国人类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一文中也有所坦言：既然工业化社会的旧体制正在其成功的过程中解体，那么在“冷战”结束后，“常规”战争又重新被发现的痛苦现实中，难道我们不该得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乃至再造我们的工业文明的结论了吗？
在他们看来，20世纪末的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这种社会变革隐隐约约，而又实实在在发生在他们身边。吉登斯认为：当今社会，令人目眩的多样性与这种时代转变有关，某些这类术语(如“信息社会”或“消费社会”)明显地与一种新的社会体系之出现相关联，但是大多数这类术语，诸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等，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表明了即将终结之前的事物所处的先前状态。这涉及一种转变，即：从建立在物质产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向主要地与信息相关的社会体系的转变。吉登斯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ost-modern )。”
而对于这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轮廓”加以概括、提炼的便是美国人类学家丹尼尔?贝尔。丹尼尔?贝尔意识到社会变革时期的到来，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积极做出思考，按照工业化程度将社会划分为三种类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进一步指出：前工业社会主要是人与自然界的竞争；工业社会主要是人与能源之间的竞争；后工业社会的核心竞争，已由人与物的竞争转变为人与人理论知识的竞争。
显然，西方的人类学家们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型，他们依据自身社会的变化，即：对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弊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自己专业学术的见解。这是人类学学科的宗旨，也是人类学家必须关注的课题。
那么，作为中国人类学者，我们不仅要追问：在西方面临社会转型，面临“后现代”的时候，中国社会面临什么样的时代，中国的学者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中国学者锻炼认为，如果说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面对着西方现代主义与它的兴起还相差一百年的话。那么，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现象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起飞在西方出现的当代文化问题，同样在今天的中国重现。虽然还有些质的区别，就如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时候，我们则正好是坐在“家园”的大门口。
锻炼的比喻非常贴切，虽然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早于中国的现代化，但在上个世纪末，全球化时代开始蔓延，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村”的同质化时代，不管是起先的经济一体化，还是随后的文化一体化，中国与西方其实已经在同步前进。虽然，就像锻炼所说，“还有些质的区别”（笔者认为，这种“质”可能是指经济层面），但毫无疑问，在文化层面，对于自上个世纪末至今的中国而言，也在经历着本土的“后现代”，这是“传统文化复兴”（不管这种“复兴”是主动还是被动，情愿还是非情愿）的新时代。
中国著名学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中指出：“我们生活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中，而对中华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在‘由之’的状态，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已经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使人陷入困惑的境地。这确实是中华文化即将进入21世纪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指出：“我们还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真正认识和理解具有优秀历史的中华文化。”
费孝通先生看到了世纪之初全球发生的重要变化，同时也看到了在这种巨大变革中，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遇到的挑战，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在文章《“文化自觉”与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中，他积极思考：“我开始探讨21世纪将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提出了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才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相处？”由此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的视野已经超越“中国”而上升到“世界”层面，他所思考的不仅仅是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他进一步指出：“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的新风气是文化自觉。现在世界上的各民族都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人文社会科学负有答复这些问题的重大责任。”“在即将跨入21世纪时，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写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看来21世纪我们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宏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引下，方李莉研究员和色音研究员继承费老的衣钵，在艺术人类学学科和民族文化研究领域深耕不懈，著作颇丰。对于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以及发生的诸多文化艺术现象，他们各自做出自己的判断。20世纪90年代，通过对景德镇传统民窑业的实际田野考察，方李莉研究员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已然发生的重要转型，并敏锐地做出判断：这是本土性现代化的发展，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需要摧毁我们的传统文化，以换取现代化的实现；相反，传统可能会转化成一种构成新的文化或新的经济资源，这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后工业文明的特征。色音研究员通过对蒙古游牧社会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探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机制，阐明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北方草原上的冲突与交融过程。而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人文生态的田野考察研究，色音研究员指出：“历史上飘落异域，后又趟过血河东归祖国的土尔扈特人民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土尔扈特蒙古牧民生活基础的畜牧业首先出现凋敝的迹象。”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化时代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表现在地理概念方面，更重要的是其赖以生存的经济、人文生态的破坏方面。同时，对于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也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他们也在通过政府、通过市场、通过旅游、通过社会实际行动，从地域化的情境中提取出民族性，然后跨越到广阔的实践空间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
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大量的田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不断经历着革新，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也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做出不断地调试（这种调试或是自觉不自觉或是积极消极）。如果说，上个世纪末社会处于信息变革初端的这种“调试”是传统之于现代的简单互动的话，那么进入到21世纪，在互联网、信息化、科技化、智能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又该如何发展呢？本文的核心议题，通过蒙古族科尔沁版画艺术的现代性发展，探讨传统民族文化于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再创造问题，正是基于“后现代”的社会文化语境提出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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