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781485
《太阳照常升起》为海明威的*部长篇小说，堪称其艺术成就极峰的一部长篇小说，入选“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
海明威凭借《太阳照常升起》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美国青年巴恩斯在*次世界大战中脊椎受伤，失去性能力，战后在巴黎任记者时与英国人阿施利夫人相爱，夫人一味追求享乐，而他只能借酒浇愁。两人和一帮男女朋友去西班牙潘普洛纳参加斗牛节，追求精神刺激。夫人拒绝了犹太青年科恩的苦苦追求，却迷上了年仅十九岁的斗牛士罗梅罗。然而，在相处了一段日子以后，由于双方年龄实在悬殊，而阿施利夫人又不忍心毁掉纯洁青年的前程，这段恋情黯然告终。夫人*终回到了巴恩斯身边，尽管双方都清楚，彼此永远也不能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太阳照常升起》为海明威的*部长篇小说，堪称其艺术成就极峰的一部长篇小说。海明威也由此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前言
1924年夏，斯坦曾在和海明威交谈时，把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称之为“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最初曾考虑以之作为本书的书名。引自《圣经·传道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日头出来”四字在《圣经》钦定英译本中作“The sun also ariseth”。海明威最后采用为本书书名，改用现代英语的拼法。本书中译本书名即照此译出。译本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有一批青年作家陆续登上文坛。他们不仅年龄相仿，而且经历相似，思想情绪相近，在创作中表现出许多共同点，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但这个流派既无固定组织和共同纲领，也没发表过宣言，甚至初期连个名称都没有。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发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引用美国老一辈女作家格特露德·斯坦的一句话作为小说的题辞：“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从此，这个流派就正式被称作“迷惘的一代”。
“迷惘的一代”文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一派作家大多数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浩劫，他们非常关心战后欧美青年一代的命运问题。他们往往把这个问题与帝国主义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美青年一代精神悲剧的历史根源，所以怀着无限的伤感和悲苦来描写被战争驱逐出生活常规的、饱经沧桑的人们的不幸，努力挖掘主人公的心灵创伤。“迷惘的一代”文学的主人公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军国主义狂热的驱使下，带着玫瑰色的幻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战场上看到的是残酷的厮杀和恐怖的死亡。他们充当垄断资产阶级的炮灰，许多人白白地葬送了生命，侥幸活下来的也都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对他们来说，通行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人生理想等等，全都被战争给摧毁了。他们憎恨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消灭战争，心情苦闷，感到前途茫茫。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不安和危机的加深，又加重了他们心灵的空虚和病态的桀骜不驯。他们远离人民革命，没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只能逃避现实，躲进个人的狭小天地，想要用爱情、友谊和寻欢作乐来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企图在富有刺激性的活动中使自己振奋起来。然而这种消极遁世的思想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反而使他们更加离开生活的常规，陷入更深的悲观绝望而不能自拔。“迷惘的一代”作家通过塑造这种社会典型，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的摧残，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深刻的精神危机。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不仅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命名者，而且也是这个流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出生在美国芝加哥市郊橡园镇的一个医生家庭，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当地的中学，在《堪萨斯城明星报》当记者。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关键时期，美国政府认为时机已到，放弃了“中立”立场，宣布参战。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欺骗和动员群众参加这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肮脏战争，打着“拯救国家和民主”的旗号，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狂热。未满十九岁的海明威于一九一八年志愿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开赴意大利前线，不久就受了重伤。在野战医院里，医生给他做了十二次手术，从他身上取出了二百多块弹片。而海明威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更加深重。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这些青年刚刚离开中学的课椅或者走出大学的课堂，就来到战场”；“我在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到了很重的创伤”。战争结束以后，海明威回到大西洋彼岸的家乡，可是战争的残酷印象却死死地纠缠着他，使他陷入彷徨苦闷的状态。据他的亲属回忆，他参战归来后，“不想找工作，不想上大学，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一九二一年底，海明威应聘任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洲记者。他以巴黎为常驻基地，到许多国家去采访，深刻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以及笼罩着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悲观绝望情绪。与此同时，海明威在巴黎结识了旅居欧洲的美国女作家格·斯坦和意象派诗人埃·庞德，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1923）明显带有模仿的性质，出版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增订第二版）则标志着他的写作学徒阶段的结束和独特风格的形成，于一九二五年问世，为他在欧美文坛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个集子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描写带有作者自传成分的主人公尼克·亚当斯少年时期和战后的活动以及其他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的短篇小说。另一类是穿插在这些短篇小说中间的无标题小品，类似新闻报道的片断，多数是客观地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希—土战争的残酷画面。和平生活的场景和战争中的厮杀场面不断更迭，交替出现：尼克少年时期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和战后在自然界中安闲的活动，经常被隆隆的炮声所破坏；密歇根州的森林和舒适安逸的家庭生活一再笼罩上战争的硝烟。这种对照式的结构提供了打开人物精神世界的钥匙。尼克以及与他相类似的青年，在战火中死里逃生，在战后心灰意冷，灵魂一片空虚。这是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摧残的结果，于是产生了“迷惘的一代”。不过海明威在《在我们的时代》里还只是描绘了一个雏形。
《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体现了“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这个流派的宣言，塑造了“迷惘的一代”的典型。
小说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群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情绪。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的形象带有作者自传的成分，体现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他战后初年的世界观以及性格上的许多特点。他是个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了重伤，战后旅居法国，为美国的一家报馆当驻欧记者。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和理想，被一种毁灭感所吞食。他热恋着勃莱特·阿施利夫人，但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即，不能与自己所钟情的女人结合。他嗜酒如命，企图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却精神的痛苦，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巴恩斯的朋友比尔对他说：“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游。”
小说卷首的引语“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是针对作品中所有的人物而言的。其他一些人物也都是“和土地失去了联系”的“流亡者”。女主人公阿施利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护士，在战争中失去了爱人。她在战后侨居巴黎，过着纸醉金迷、恣意放纵的生活，因为“在这种地方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她和一些男人在一起鬼混，在咖啡馆里酗酒调情，为的是忘却“人间地狱般的痛苦”。巴恩斯高出于这群放荡成性的青年之上，不愿意在寻欢作乐中浪费生命，企图寻找“和土地的联系”。于是他和朋友一起到比利牛斯山区去旅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悠然自得地垂钓，想以此求得精神解脱。而即使是像勃莱特这样的放荡女人，也并不甘心自暴自弃和堕落到底，她和巴恩斯一起参加巴斯克人的节日狂欢，在潘普洛纳观看斗牛，从中得到了精神刺激。勇敢的斗牛士和疯狂的公牛搏斗，使他们欣喜若狂。巴恩斯和勃莱特在斗牛士身上看到了敢于单身鏖战、对痛苦无动于衷和蔑视死亡的“硬汉子”精神，自以为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海明威也认为这才是永恒的人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从《圣经·传道书》中摘引一段话作为小说卷首的第二段引语，与小说的标题相呼应，进一步肯定了这番意思：“日头出来，日头落下”，但“地却永远长存”。
巴恩斯也好，勃莱特也好，都是人生角斗场上的失败者。但他们不是逆来顺受的“小人物”，而是有着坚强的意志，从不抱怨生活对他们残酷无情，从不唉声叹气。然而他们都只相信自己，只依靠自己来进行孤军奋战。他们对现实的反抗是畸形的，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逃避。他们从不去追究造成自己不幸的社会原因，更不去寻找消灭这种不幸的正确途径。他们只是凭着本能，凭着直觉经验同残酷的现实相抗衡，或是把优美宁静的大自然当成精神避难所，或是在酒精的麻醉和爱情的欢乐中寻求精神解脱，或是在节日狂欢和观看斗牛中求得精神刺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过不完的节日。这些个人主义者无力摆脱困境，终究遭到悲惨的结局。七天圣福明节的狂欢活动过去之后，巴恩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怅惘，在生活中失去了最后的寄托。勃莱特出于一时狂热，爱上了年仅十九岁的斗牛士罗梅罗，可是冷静下来之后，终于发现两人年龄相差悬殊，不得不把他打发走，只身一人困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巴恩斯向她伸出友谊的手，但这两位彼此钟情的男女却永远不能结合在一起，因此更加孤独和苦闷，感到前途茫茫。小说的结尾笼罩着浓重的悲观主义和哀伤痛苦的情调：“唉，杰克，”勃莱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
前面，有个穿着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子突然慢下来，使勃莱特紧偎在我身上。
“是啊，”我说。“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他们注定是孤独的，不能结合在一起，只能在幻想中求得安慰。
海明威曾一再把自己的创作比喻成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看得见的部分只是八分之一，而隐藏在水下的部分则是八分之七。”他从不直接披露自己对人物和事件的态度，甚至对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心理状态也很少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只是“客观地”、“照相式地”描绘出人物在某种感情支配下本能的乃至下意识的活动，造成富有实感的画面，使读者从这种直接经验中去体验隐藏着的思想感情。这就使海明威的小说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具有意在言外、“余音缭绕”的艺术效果。《太阳照常升起》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潜台词”，亦即潜在“水下”的主题。小说中的人物过着病态的畸形生活，没有理想，没有光明。他们回顾过去感到一片漆黑，展望未来看到的是满天阴霾，只能在昏暗中沉浮，在绝望中挣扎。巴恩斯和勃莱特作为资产阶级青年一代的代表，既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又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产物。因此小说的“潜台词”就在于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揭露。但是海明威在早期创作中过分追求这种“潜台词”和“照相式的客观主义”，也曾造成不良的效果。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只摆出“迷惘的一代”的生活现象，不挖掘产生的原因，脱离了社会生活去孤立地描写他们的寻欢作乐、酗酒调情、钓鱼斗牛。不管他如何声明他并不想歌颂“迷惘的一代”，但客观上所讴歌的却是醇酒和美女、狂欢和遁世，所肯定的是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小说的“潜在主题”并不体现在情节发展的逻辑之中，而是隐藏在所描写的生活画面之外，因此比较隐晦，不易被读者所体会。
《太阳照常升起》发表以后，“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影响剧增，迅速扩展到许多欧洲国家。一九二九年是这个流派大丰收的一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有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英国作家理查德·奥尔丁顿的《英雄之死》和德国作家埃利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些作品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永别了，武器》对海明威个人来说，标志着他的创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在这里着重解决的是“迷惘的一代”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的摧残的问题。如果说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竭力回避人的命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么在《永别了，武器》中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个问题提到首位，把揭露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战争。但这部作品跟《太阳照常升起》一样，也不免宣扬消极遁世的思想，流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这是“迷惘的一代”文学不可克服的矛盾。进入三十年代以后，这种矛盾更加尖锐，终于导致这个流派的没落消亡。海明威在三十年代中期接近左翼文艺运动，并且参加了西班牙人民保卫共和国的斗争，因此在话剧《第五纵队》（1938）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中把主人公引上了“为世上所有的穷人”而战斗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从进步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写出像《老人与海》（1952）这样比较乐观的作品，尽管他至死也没能克服悲观主义情绪。
海明威是位风格独特的艺术家，创造了一种简洁流畅、凝重浑厚的文体，为千千万万读者所称道。他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既朴素无华，又具有新的生命，放射着异彩。写景状物鲜明突出，生动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刻画人物往往只是客观地再现他的外部言行，不加任何概括和渲染，但却深刻揭示出他的内心世界。有时看来似乎枯燥，甚至近于干涩，但细加琢磨，就会发现其深邃含意。冷静客观的描写表面上不露声色，内里却饱含着强烈的感情，寓不尽之意于言外。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大西洋两岸曾经拥有大批追随者和模仿者，在欧美文坛上的影响至今不衰。译者力求忠实原作的风格，但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几乎没有那个美国人比欧内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约翰·肯尼迪（美国第25任总统）
他（欧内斯特·海明威）坚韧，不吝惜人生，他坚韧，不吝惜自己。……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他给了自己足够的时间显示了他的伟大。他的风格主宰了我们讲述长长短短的故事的方法。
——《纽约时报》
我看见那座大教堂就在街道尽头，就向它走去。我第一次看见这大教堂时，觉得它的外表很不顺眼，可是现在我却很喜欢它。我走进大教堂。里面阴沉而幽暗，几根柱子高高耸起，有人在做祷告，堂里散发着香火味，有几扇精彩的大花玻璃窗。我跪下开始祈祷，为我能想起来的所有人祈祷，为勃莱特、迈克、比尔、罗伯特·科恩和我自己，为所有的斗牛士，对我爱慕的斗牛士单独一一为之祈祷，其余的就一古脑儿地放在一起，然后为自己又祈祷了一遍，但在我为自己祈祷的时候，我发觉自己昏昏欲睡，所以我就祈求这几场斗牛会是很精彩的，这次节期很出色，保佑我们能钓几次鱼。我琢磨着还有什么别的事要祈祷的，想起了我需要点钱，所以我祈求能发一笔大财，接着我开始想该怎样去挣，一想到挣钱，我就联想到伯爵，想到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感到遗憾的是那天晚上在蒙马特一别就没有再见到他，还想起勃莱特告诉我有关他的一些可笑的事儿。这会儿我把额头靠在前面长木凳的靠背上跪着，想到自己在祈祷，就感到有点害臊，为自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而懊悔，但是意识到我自己对此毫无办法，至少在这一阵，或许永远，不过，怎么说天主教还是种伟大的宗教，但愿我有虔敬之心，或许下次来时我会有的；然后我来到灼热的阳光下，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依然湿漉漉的教徒祈祷后，离开教堂时，往往伸手在近门处的圣水器中蘸一点水。，我感到它们在太阳下被晒干了。阳光热辣辣的，我靠着一些建筑跨过广场，顺着小巷走回旅馆。
那晚吃晚饭时，我们发觉罗伯特·科恩已经洗过澡，刮过胡子，理了发，洗了头，并且为了使头发不翘起来，洗完后还擦了点什么油。他很紧张，我也不想宽慰他。圣塞瓦斯蒂安来的火车九点到达，如果勃莱特和迈克来的话，他们该坐这一趟。九点差二十分，我们还没有吃完一半，罗伯特·科恩就从饭桌边站起来，说他要到车站去。我存心戏弄他，就说要陪他一起去。比尔说，要他离开饭桌可得要他的命。我说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们走到车站。我因科恩神经紧张而幸灾乐祸。我希望勃莱特在这班火车上。火车到站晚点了，我们在车站外面的黑地里，坐在推行李的手车上等着。我在非战时的生活中，从没见过一个人像罗伯特·科恩此时这么紧张，这么急切。我感到怪有趣的。这种高兴的情绪是恶劣的，可我的情绪确是很恶劣。科恩就有这种奇特的本事，他能在任何人身上唤起最丑恶的本质。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远在高地另一头的下坡传来火车汽笛声，然后看见火车的前灯从山坡上一路过来。我们走进车站，和一群人一起紧挨在出站口站着，火车进站停下，旅客开始通过出站口走出来。
人群里没有他们。我们一直等到旅客全部出了站，乘上公共汽车、出租马车或者和他们的亲朋穿过黑暗朝城里走去。
“我早知道他们是不会来的，”罗伯特说。我们走回旅馆。
“我倒以为他们可能会来的，”我说。
我们走进旅馆时，比尔正在吃水果，一瓶酒快喝光了。
“没来，呃？”
“是的。”
“明儿早晨给你那一百比塞塔行吗，科恩？”比尔问。“我的钱还没有换呢。”
“嘿，不必了，”罗伯特·科恩说。“我们赌点别的吧。斗牛赛能赌吗？”
“可以嘛，”比尔说，“但是大可不必。”
“这等于拿战争来打赌一样，”我说。“你不必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得失心。”
“我太想看斗牛了，”罗伯特说。
蒙托亚走到我们餐桌边来。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是给你的。”他把电报递给我。
电文是：夜宿圣塞瓦斯蒂安。
“这是他们打来的，”我说。我把电报塞进口袋。要在平时，我就给大家看了。
“他们在圣塞瓦斯蒂安过夜，”我说。“他们向你们问好。”
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驱使我去调弄他。当然，今天我明白了。他的艳遇使我感到一种毫无理性的、跟人过不去的忌妒。尽管我把这回事看作理所当然，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感触。我当时确实恨他。我看，起先我也并不真心恨他，直到他在就餐时表现出那种无所不知的样子——这还不算，还去理发、洗头、搽油什么的闹了一通。所以我把电报装进了口袋。电报反正是打给我的嘛。
“就这样吧，”我说。“我们该乘中午的公共汽车到布尔戈特去。他们要是明儿晚上到的话，可以随后再来。”
从圣塞瓦斯蒂安开来的火车只有两班，一班是清晨到，另一班就是方才我们去接的。
“这倒是个好主意，”科恩说。
“我们越早赶到河边越好。”
“什么时候走对我都一样，”比尔说。“越快越好。”
我们在“伊鲁涅”坐了一会儿，喝了咖啡，然后出来走一小段路到了斗牛场，再穿过一片地，在悬崖边的树丛下俯视笼罩在黑暗之中的河流，回来后我早早就上床了。比尔和科恩在咖啡馆大概一直待到很晚，因为他们回旅馆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买了三张到布尔戈特去的公共汽车票。车子预定在两点开。没有再早的车了。我坐在“伊鲁涅”看报，只见罗伯特·科恩从广场上走过来。他走到桌边，在一把柳条椅上坐下。
“这家咖啡馆很舒适，”他说。“昨晚你睡得好吗，杰克？”
“睡得像死过去一样。”
“我没睡好。我和比尔在外面待得也太晚了。”
“你们上哪儿去啦？”
“就坐在这里。等这儿打了烊，我们到另外那家咖啡馆去。那里的上了年纪的主人会讲德语和英语。”
“是苏伊佐咖啡馆。”
“就是那家。那老头挺好。我看那家咖啡馆比这家好。”
“那边白天不怎么好，”我说。“太热了。告诉你，我已经买好车票了。”
“今天我不走了。你和比尔先走吧。”
“你的票我已经买了。”
“给我吧。我去把钱退回来。”
“五比塞塔。”
罗伯特·科恩拿出一个五比塞塔的银币给我。
“我得留下，”他说。“你知道，我担心发生了差错。”
“怎么，”我说。“他们要是在圣塞瓦斯蒂安一玩起来，三四天之内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就是嘛，”罗伯特说。“我怕他们指望在圣塞瓦斯蒂安同我碰头，因此他们在那里歇脚。”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
“呃，我曾写信向勃莱特提出过。”
“那你他妈的为什么不留在那里接他们呢？”我正想这么说，但是把话咽下去了。我以为他会自动地想到这一点的，但是我看结果根本没有。
他这是对我讲的知心话，他知道我了解他和勃莱特的底细，所以可以对我吐吐衷肠，这使他很高兴。
“好吧，比尔和我午饭后马上就走，”我说。
“我真想去。这次钓鱼我们已经盼了整整一冬天了。”他为此很感伤。“但是我应该留下来。我真的应该。等他们一到，我马上带他们去。”
“我们去找比尔吧。”
“我要到理发店去。”
“午饭时再见。”
我在比尔自己的房间里找到他。他在刮脸。
“哦，是的，他昨儿晚上通通告诉我了，”比尔说。“他讲起知心话来可真了不起。他说他曾和勃莱特约定在圣塞瓦斯蒂安相会。”
“这个撒谎的杂种！”
“啊，别这样，”比尔说。“不要发火。你别在旅行刚一开始就发火。不过你怎么认识这个家伙的？”
“别提了。”
比尔的胡子刮到一半，他回头看看，然后一边在脸上抹皂沫，一边对着镜子继续讲下去。
“去年冬天你不是叫他捎信来纽约找我的吗？感谢上帝，我经常外出旅行，没有碰上。难道你没有别的犹太朋友可以带来一起旅行的？”比尔用大拇指捋捋下巴，看了一下，然后又刮起脸来。
“你自己不也有些很好的朋友嘛！”
“是啊。有几个呱呱叫的。但是哪能和这位罗伯特·科恩相提并论啊。有趣的是他也很可爱。我喜欢他。不过他真叫人受不了。”
“他有时候能变得满可爱。”
“我知道。可怕就可怕在这里。”
我哈哈大笑起来。
“是的。笑吧，”比尔说。“昨天晚上你可没有和他在外面待到两点钟啊。”
“他的情绪很坏？”
“真可怕。他和勃莱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曾经跟他有过什么关系吗？”
他抬起下巴，用手把它朝左右转动了一下。
“当然有。她跟他一起到圣塞瓦斯蒂安去过。”
“干得多愚蠢啊。她为什么这样干？”
“她想离开城市待一阵，可是就她一个人，哪儿也去不成。她说她以为这样会对他有好处哩。”
“一个人竟干得出这样不可思议的蠢事。她为什么不和自己的家属一起去呢？或者和你？”——他把这句一带而过——“或者和我？为什么不和我呢？”他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脸，在两侧颧骨上涂上一大摊皂沫。“这是一张诚实的面孔。这是任何女人都可以信得过的。”
“她从来没有见过你这副模样。”
“她应该看见过。该让所有的女人都看见。该把它在全国的每个银幕上放映。当每个女人结婚离开圣坛的时候，都应该发给一张这样的照片。做母亲的应该给她们的女儿介绍这张面孔。我的儿啊，”——他用剃刀指着我——“带着这张面孔到西部去，和祖国一起成长吧美国《纽约论坛报》创办人霍拉斯·格里利(1811—1872)曾在一篇社论中引用“到西部去，青年们”这句话，自后广为传播，成为号召青年参加开发广大的西部的口号，并加上“和祖国一起成长吧”这句话。比尔在这里套用了这句名言，用他母亲的口气来说，跟杰克开玩笑。。”
他低头就着脸盆，用凉水冲洗了一下，抹上一点酒精，然后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自己，往下扯着他那爿很长的上嘴唇。
“我的上帝！”他说，“这脸蛋丑不丑？”
他对着镜子看。
“至于这个罗伯特·科恩嘛，”比尔说，“他叫我恶心。让他见鬼去吧，他留在这里我打心眼里高兴，这样我们可以不用跟他一起钓鱼了。”
“你说得真对。”
“我们要去钓鳟鱼。我们要到伊拉蒂河就在比利牛斯山脉南麓，布尔戈特附近。去钓鳟鱼，现在我们去吃中饭，把本地美酒喝个醉，然后上车踏上美妙的旅途。”
“走吧。我们到‘伊鲁涅’去，然后动身，”我说。第十一章
午饭后，当我们背着旅行包和钓竿袋出来动身到布尔戈特去的时候，广场上热得烤人。公共汽车顶层已经有人了，另外有些人正攀着梯子往上爬。比尔爬上顶层，罗伯特坐在比尔身边给我占座，我走回旅馆去拿两三瓶酒随身带着。等我出来，车上已拥挤不堪。顶层上所有的行李和箱子上都坐满了男女旅客，妇女们在阳光下用扇子扇个不停。天实在热。罗伯特爬下车去，我在横跨顶层的木制长椅上他刚才替我占的位置落了座。
罗伯特·科恩站在拱廊下面阴凉的地方等着我们启程。有个巴斯克人怀里揣着一个大皮酒袋，横躺在顶层我们长椅的前面，背靠着我们的腿儿。他把酒袋递给比尔和我，我把酒袋倒过来正要喝的当儿，他模仿汽车电喇叭，嘟嘟的叫了一声，学得那么逼真而且来得那么突然，使我把酒泼掉了一些，大家哈哈大笑。他表示歉意，让我再喝一次。一会儿他又学了一遍，我再次上当。他学得非常像。巴斯克人喜欢听他学。坐在比尔旁边的人跟比尔说西班牙语，但比尔听不懂，所以就拿一瓶酒递给这人。这人挥手拒绝了。他说天太热，而且中饭时他喝过量了。当比尔第二次递给他的时候，他咕嘟嘟地喝了一大口，然后这酒瓶在就近几个人手里传开了。每个人都非常斯文地喝上一口，然后他们叫我们把酒瓶塞好收起来。他们都要我们喝他们自己皮酒袋里的酒。他们是到山区去的农民。
又响了几次模仿的喇叭声之后，汽车终于开动了，罗伯特·科恩挥手向我们告别，所有的巴斯克人也挥手向他告别。我们一开上城外的大道，就凉快了。高坐在车顶，紧贴着树下行驶，感到很惬意。汽车开得很快，激起阵阵凉风。当我们顺着大道直驶，尘土扑打在树上，并向山下飘落时，我们回头穿过枝叶看到耸立在河边峭壁上的那个城市的美好风光。靠在我膝盖上躺着的巴斯克人用酒瓶口指点着这景色，向我们使眼色。他点点头。
“很美吧，呃？”
“这些巴斯克人蛮不错，”比尔说。
靠在我腿上躺着的巴斯克人皮肤黝黑，像皮马鞍的颜色。他同其他巴斯克人一样，穿一件黑色罩衫。黝黑的脖子上布满皱纹。他转身要比尔接过他的酒袋。比尔递给他一瓶我们带的酒。巴斯克人用食指朝比尔比划了两下，用手掌啪的拍上瓶塞，递回酒瓶。他使劲把酒袋朝上递。
“Arriba！Arriba！西班牙语：举起来！举起来！”他说。“举起酒袋来。”
比尔举起酒袋，把头向后一仰，让酒迸发出来，射进他的嘴里。他喝罢酒，放平酒袋，有几滴酒顺着他的下颏往下淌。
“不对！不对！”有几个巴斯克人说。“不是那么喝的。”酒袋的主人正要亲自给比尔做示范，另一个人从他手里把它抢过去了。这是一位年轻小伙，他伸直双臂，高高举起酒袋，用一只手捏着这皮袋，于是酒就咝咝地射进他的嘴里。他伸手高擎着酒袋，袋中的酒顺着平射的轨道猛烈地喷进他的嘴里，他不紧不慢地一口口把酒咽下。
“嗨！”酒袋的主人喊道。“你喝的是谁的酒啊？”
喝酒的小伙用小手指对他点点，眼睛里带着笑意，看看我们。然后他突然刹住酒流，倏的把酒袋朝天竖直，朝下送到主人的手里。他向我们眨巴几下眼睛。主人沮丧地晃了晃酒袋。
我们穿过一座小镇，在一家旅店门前停下，司机装上几件包裹。然后我们又上路，驶出小镇，公路开始向山上攀登。我们穿行在庄稼地里，这里有岩石嶙峋的小山岗，山坡朝下没在地里。庄稼地沿山坡向上伸展。现在我们爬得比较高了，风儿摆动着庄稼。大路白茫茫地满是尘土，尘土被车轮扬起，弥漫在车后的空中。公路攀登上山，把长势茂盛的庄稼地抛在下面。现在光秃的山坡上和河道两侧只有零星的几块庄稼地。车子急剧地闪到大路边，给一长列由六头骡子组成的队伍让道，骡子一头跟着一头，拉着一辆满载货物的高篷大车。车上和骡子身上都是尘土。紧接着又是一队骡子和一辆大车。这一车拉的是木材，我们开过的时候，赶骡的车夫向后一靠，扳上粗大的木闸，把车刹住。在这儿一带，土地相当荒芜，满山顽石，烤硬的泥土被雨水冲出道道沟壑。
我们顺着一条弯道，驶进一个小镇，两侧陡的展开一片开阔的绿色的山谷。一条小溪穿过小镇中心，房屋后边紧接着一片片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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