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526650
编辑推荐
《创新引领：陈劲文集》系统性梳理了从自主创新到整合式创新的创新发展脉络，既表明了中国的创新管理知识体系从技术创新向哲学范式创新的跨越，又从国家、区域、产业、企业等层面对如何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提出了政策建议。对于创新研究者和实践者有很大借鉴意义。
内容简介
《创新引领：陈劲文集》汇集了作者近六年在创新领域发表的中文论文，反映了其从事创新研究的主要观点，系统性梳理了从自主创新到整合式创新的创新发展脉络，集中展示了近六年来创新研究从理论到方法论的整体提升，既表明了中国的创新管理知识体系从技术创新向哲学范式创新的跨越，又从国家、区域、产业、企业等层面对如何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提出了若干的政策建议。
目 录
第一篇实现创新引领的理论范式
开展迎接创新强国的技术创新研究3
创新管理及未来展望9
创新研究: 学科演变与中国贡献23
基于科学的创新42
朴素式创新: 正在崛起的创新范式49
“朴素式创新”范式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朴素哲学思想60
创新范式转移——责任式创新的研究兴起66
反贫困创新: 源起、概念与框架79
反贫困创新的理论基础、路径模型与中国经验93
性别化创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应用——性与性别分析法的贡献103
创新、和平与发展: 和平创新研究初探113
整合式创新: 基于东方智慧的新兴创新范式122
有意义的创新: 引领新时代哲学与人文精神复兴的创新范式138
■ 第二篇实现创新引领的战略与政策
关于落实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思考155
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理论与实践探索160
建设面向未来的世界科技创新强国171
关于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考179
■ 第三篇实现创新引领的区域发展战略
中美创新集群发展模式比较与合作战略透析185
国外重大创新基地治理结构与管理模式研究195
中关村: 未来全球第一的创新集群204
雄安新区: 全球创新发展的新高地217
乡村创新系统的兴起221
■ 第四篇重视产业核心技术、实现创新引领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OLED产业创新发展对策233
突破带动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研究244
制造业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测度指标研究254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人工智能创新267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的新兴技术创新治理解析——以人工智能为例278
高铁核心技术能力突破之谜——中车“核”战略的演进289
用知识管理打造企业核心能力——从C919首飞成功看中国商飞的“双屏创新”296
中国种子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影响因素300
■ 第五篇打造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
技术创新管理: 来自亚洲企业的贡献315
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322
中国的反向创新: 基于南车四方的案例328
企业设计创新能力的构成及培养研究——产品语义学视角335
重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从知识管理到价值创造347
创新生态系统: 源起、知识演进和理论框架361
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演化研究374
开放式创新的合作伙伴异质度对企业创新模式的影响390
企业知识伙伴的理论基础及内涵403
首席创新官——企业的领导者409
开展迎接创新强国的技术创新研究3
创新管理及未来展望9
创新研究: 学科演变与中国贡献23
基于科学的创新42
朴素式创新: 正在崛起的创新范式49
“朴素式创新”范式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朴素哲学思想60
创新范式转移——责任式创新的研究兴起66
反贫困创新: 源起、概念与框架79
反贫困创新的理论基础、路径模型与中国经验93
性别化创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应用——性与性别分析法的贡献103
创新、和平与发展: 和平创新研究初探113
整合式创新: 基于东方智慧的新兴创新范式122
有意义的创新: 引领新时代哲学与人文精神复兴的创新范式138
■ 第二篇实现创新引领的战略与政策
关于落实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思考155
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理论与实践探索160
建设面向未来的世界科技创新强国171
关于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考179
■ 第三篇实现创新引领的区域发展战略
中美创新集群发展模式比较与合作战略透析185
国外重大创新基地治理结构与管理模式研究195
中关村: 未来全球第一的创新集群204
雄安新区: 全球创新发展的新高地217
乡村创新系统的兴起221
■ 第四篇重视产业核心技术、实现创新引领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OLED产业创新发展对策233
突破带动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研究244
制造业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测度指标研究254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人工智能创新267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的新兴技术创新治理解析——以人工智能为例278
高铁核心技术能力突破之谜——中车“核”战略的演进289
用知识管理打造企业核心能力——从C919首飞成功看中国商飞的“双屏创新”296
中国种子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影响因素300
■ 第五篇打造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
技术创新管理: 来自亚洲企业的贡献315
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322
中国的反向创新: 基于南车四方的案例328
企业设计创新能力的构成及培养研究——产品语义学视角335
重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从知识管理到价值创造347
创新生态系统: 源起、知识演进和理论框架361
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演化研究374
开放式创新的合作伙伴异质度对企业创新模式的影响390
企业知识伙伴的理论基础及内涵403
首席创新官——企业的领导者409
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强调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在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加速赶超跨越，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的巨大变化，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实力大幅增强，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党的十九大对科技创新又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其核心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科技创新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构筑核心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人类极为重要的活动，但也是非常复杂的、高风险的科技活动。因此，我们要了解科技发展创新规律，同时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并要求掌握三个规律: 一是创新发展规律。到目前为止，人类研究进程中并未完全把握创新发展的规律，创新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做进一步的探索。二是科技管理规律。当今及未来的科技管理要以宏观视野更科学地规划完成。三是人才成长规律。
围绕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战略需求，我和研究团队的各位成员持续开展技术创新管理理论研究，设计了“自主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整合式创新”的技术创新战略四阶段发展路径，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自主研发主导—内外协同—产学研合作—基于核心能力”的技术创新系统。特别在深入学习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基础上，基于东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整合式创新，即战略视野驱动下的自主创新、全面创新、开放创新与协同创新的综合体。四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有机统一于整合式创新的整体范式中。整合式创新是战略驱动、纵向整合、上下互动和动态发展的新范式。整合式创新思想蕴含的全局观、统筹观以及和平观，符合东、西方哲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有助于在创新过程中实现科学、技术、工程与人文、艺术以及市场的良性互动，实现在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的同时，创新对于和平、生态文明、反贫困、实现人的幸福与价值等终极目标的驱动发展。
本文集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六年工作期间完成的相关研究成果汇集，反映了我对实现创新引领的理论思考，如整合式创新、有意义创新、面向和平的创新、反贫困创新等新的探索；也包括我对实现引领性创新的战略与政策，特别是对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思、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乡村创新体系等的政策建议，以及进一步增强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培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这本文集是我首部文集——《守望创新》的姊妹篇，反映了我对科技创新规律和技术创新管理的最新成果。
从有“东方剑桥”之称的知名学府——浙江大学，到世界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工作后，我的研究更加关注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研究、科技创新范式的探索、创新理论研究与企业创新能力建设的统一，以及创新的“中国学派”形成与发展、创新研究的国际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在此期间得到了清华大学邱勇校长、薛其坤副校长、尤政副校长、杨斌副校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院长钱颖一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院长、吴贵生教授，中国工程院潘云鹤院士、孙永福院士、胡文瑞院士、李伯虎院士、李国杰院士、倪光南院士、朱高峰院士、王礼恒院士、王安院士、陈鲸院士、向巧院士、柴洪峰院士、陈晓红院士、陈纯院士、郭重庆院士、饶芳权院士、刘人怀院士、丁烈云院士、杨善林院士等的大力支持。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与管理界的专家方新研究员、吕薇研究员、穆荣平研究员、刘则渊教授、柳卸林教授、刘云教授、黄鲁成教授、陈向东教授、李垣教授、朱桂龙教授、吴晓波教授、魏江教授、郭斌教授、郑刚博士等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悉心的指导。特别感谢我的本科指导导师孙优贤院士，他对自动化技术的深入探索鼓励了我。特别感谢我的博士指导导师许庆瑞院士，作为中国老一辈科技创新管理学者，他持之以恒地探索研发与创新的规律，年届九旬仍诲人不倦、高风亮节，对我影响深远。我也同样感谢我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的各位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他们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新发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创新驱动发展再到科技强国，三大创新战略的跃升对科技创新管理提出新的要求。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科技创新管理中必须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以整合式创新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指引；必须发挥奋勇争先的气势，以原始创新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核心；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以协同创新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支撑。我将继续从事技术创新理论的原创探索，持续推进创新理论与方法在中国企业中的推广应用，积极促进我国民族工业的科技创新；继续建设技术创新高端学术平台，提高我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为人类的创新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科技创新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人类极为重要的活动，但也是非常复杂的、高风险的科技活动。因此，我们要了解科技发展创新规律，同时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并要求掌握三个规律: 一是创新发展规律。到目前为止，人类研究进程中并未完全把握创新发展的规律，创新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做进一步的探索。二是科技管理规律。当今及未来的科技管理要以宏观视野更科学地规划完成。三是人才成长规律。
围绕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战略需求，我和研究团队的各位成员持续开展技术创新管理理论研究，设计了“自主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整合式创新”的技术创新战略四阶段发展路径，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自主研发主导—内外协同—产学研合作—基于核心能力”的技术创新系统。特别在深入学习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基础上，基于东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整合式创新，即战略视野驱动下的自主创新、全面创新、开放创新与协同创新的综合体。四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有机统一于整合式创新的整体范式中。整合式创新是战略驱动、纵向整合、上下互动和动态发展的新范式。整合式创新思想蕴含的全局观、统筹观以及和平观，符合东、西方哲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有助于在创新过程中实现科学、技术、工程与人文、艺术以及市场的良性互动，实现在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的同时，创新对于和平、生态文明、反贫困、实现人的幸福与价值等终极目标的驱动发展。
本文集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六年工作期间完成的相关研究成果汇集，反映了我对实现创新引领的理论思考，如整合式创新、有意义创新、面向和平的创新、反贫困创新等新的探索；也包括我对实现引领性创新的战略与政策，特别是对构建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思、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乡村创新体系等的政策建议，以及进一步增强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培育世界级创新企业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这本文集是我首部文集——《守望创新》的姊妹篇，反映了我对科技创新规律和技术创新管理的最新成果。
从有“东方剑桥”之称的知名学府——浙江大学，到世界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工作后，我的研究更加关注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研究、科技创新范式的探索、创新理论研究与企业创新能力建设的统一，以及创新的“中国学派”形成与发展、创新研究的国际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在此期间得到了清华大学邱勇校长、薛其坤副校长、尤政副校长、杨斌副校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院长钱颖一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院长、吴贵生教授，中国工程院潘云鹤院士、孙永福院士、胡文瑞院士、李伯虎院士、李国杰院士、倪光南院士、朱高峰院士、王礼恒院士、王安院士、陈鲸院士、向巧院士、柴洪峰院士、陈晓红院士、陈纯院士、郭重庆院士、饶芳权院士、刘人怀院士、丁烈云院士、杨善林院士等的大力支持。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与管理界的专家方新研究员、吕薇研究员、穆荣平研究员、刘则渊教授、柳卸林教授、刘云教授、黄鲁成教授、陈向东教授、李垣教授、朱桂龙教授、吴晓波教授、魏江教授、郭斌教授、郑刚博士等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悉心的指导。特别感谢我的本科指导导师孙优贤院士，他对自动化技术的深入探索鼓励了我。特别感谢我的博士指导导师许庆瑞院士，作为中国老一辈科技创新管理学者，他持之以恒地探索研发与创新的规律，年届九旬仍诲人不倦、高风亮节，对我影响深远。我也同样感谢我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的各位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他们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新发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创新驱动发展再到科技强国，三大创新战略的跃升对科技创新管理提出新的要求。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科技创新管理中必须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以整合式创新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指引；必须发挥奋勇争先的气势，以原始创新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核心；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以协同创新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支撑。我将继续从事技术创新理论的原创探索，持续推进创新理论与方法在中国企业中的推广应用，积极促进我国民族工业的科技创新；继续建设技术创新高端学术平台，提高我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为人类的创新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9年4月于清华园
免费在线读
创新研究: 学科演变与中国贡献本文发表于《技术经济》2018年第5期，合作者: 吕文晶。摘要: 首先梳理了创新研究的起源和演变，总结了创新研究发展过程中代表性的学术工作和相应研究者。随后从经济学、管理学、政策研究和方法论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创新研究成果和主要学术贡献进行了总结和整理，最后讨论了创新研究面临的挑战，并展望了中国创新研究的未来。
关键词: 创新研究；创新经济学；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方法论创新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1］，创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学术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创新研究本身也经历了动态的演变。然而，目前创新研究正面临建立自身学科边界、明确学科研究范式和扩展学科研究影响等挑战。本文在系统回顾创新研究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创新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明晰创新研究的学科范式，从系统视角提出一个整合的创新研究框架，并探索未来可能的研究发展方向。
创新研究建立在对创新的性质、来源和结果的理解［2］以及对企业管理和创新实践的观察之上。由于创新本身是一个始终处于演化状态的“互动”过程［3］，因此，要理解创新研究，首先需要概览创新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变历史。下文安排如下: 首先明确创新的定义，讨论创新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回顾创新研究的演变历史、创新研究主要关注的议题；探讨创新研究的中国学派和中国研究者的理论贡献；讨论创新研究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1创新的定义与创新研究的本质
从学科的视角看，创新研究虽起源于Schumpeter［4］的开创性工作，但其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此后发展迅速，目前创新研究群体人数已超过数千人［5］。由于创新涵盖了从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资源和新材料到新的组织形式等广泛的研究场景和应用领域［4］，因此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对创新给出了不同的定义［6］。各定义彼此冲突［7］，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研究者和实践者对创新本质的理解［89］。此外，考虑到创新的跨学科性质，创新的定义不仅应涵盖创新的不同研究和应用场景，而且要兼容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理解的“创新”［10］。从将创新定义为“重组现有资源，创造新的生产函数”［4］开始，创新领域的研究者已从管理学、经济学、组织学习、技术管理、知识管理、科学、技术与工程和市场营销等［7］学科角度出发提出了近60个创新定义。例如，将创新定义为“新思想、新过程、新产品或新服务的产生、接受和实施”［11］，这一定义已被广泛接受并成功应用于实践［2］。然而，也有学者强调创新的不同形式和阶段［12］。上述这些定义大多强调创新中的“新”，而来自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则倾向于从不同的角度定义创新。例如,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将创新定义为与新技术相关的产品［13］；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将创新定义为知识和新思想的创造［14］。为了全面了解创新的定义并把握要点，Baregheh、Rowley和Sambrook［7］在对这些定义进行内容分析后重新审视了创新的性质、类型、阶段、情境、手段和目的，将创新宽泛地定义为“创新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即组织将思想转变为新的/改进的产品、服务或流程，以在市场中成功地发展、竞争和脱颖而出”。
上述创新定义强调了创新的“革新和改进”性质，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创新，如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过程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最重要的是强调了创新过程的多阶段性（从创造到商业化），可适应不同学科和不同类型的创新。鉴于此，本文采用这一从多学科角度出发的创新定义。
创新作为主要关注创新的产生及其理论模型、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社会后果的学科［15］，是当下的热点研究领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前的创新研究主要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研究为学科基础［5］;同时，得益于其他相关学科的补充，创新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16］。创新本身是将新思想商业化的多阶段过程，而创新研究是在跨学科基础上发展起的科学领域，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如制度、技术、经济和地理以及其他行业因素等）在创新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创新研究需要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系统化的研究思想［17］。
〖1〗〖3〗创新引领 创新研究: 学科演变与中国贡献〖3〗〖3〗〖3〗2创新研究的演化史
在前文中，我们通过挑选有代表性的观点讨论了创新和创新研究的定义和性质。为进一步厘清创新研究的发展历程，本节回顾创新研究的起源和演变历史。纵向来看，创新研究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5，18］: 1912（始于Schumpeter）—1969年；1970—1989年；1990年至今。创新研究的演化历史、代表性研究者及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见图1。
图1创新研究的起源与演化
来源: 笔者整理。
作为创新研究的起点，Schumpeter［4，19］的研究工作揭示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最终源泉的重要作用，并首先提出了创新的定义。然而，其理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和民用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对研发和创新产生兴趣［15,20］。美国军方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如兰德公司（RAND）的Kenneth Arrow、Richard Nelson 和 Sidney Winter,从经济学角度开始对创新进行系统研究［21］。同时，Christopher Freeman在英国也开始研究创新与研发的相关议题，这奠定了他随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和在《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中对国际研发活动进行统计和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22］。
1966年，第一个创新研究中心科学政策研究所（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SPRU）在英国瑟赛克斯大学成立。Christopher Freeman首任所长，并于1971年创办了创新研究的第一本专业期刊——Research Policy。20世纪60年代，早期创新研究逐渐在相关学科中涌现。例如: Rogers从社会学角度对创新进行的研究——《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23］(见图1), Nelson［24］和Arrow［25］早期以经济学为中心的创新研究工作；Burns和Stalker［26］从管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和Schumpeter的早期研究［15］共同构成了创新研究的第一阶段。虽然这些早期研究工作对创新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只贡献了15%［27］, 但是这一时期的基础工作不容忽视，尤其是Schumpeter［4，19］对创新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Mark I(企业家和新公司的创造性破坏)、Mark II(在大型企业中累积研发的创造性积累)的区分与创新分类。此后，随着SPRU的发展，创新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欢迎。来自各学科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创新研究逐渐成为跨学科而非仅仅多学科的研究，这就要求创新研究者必须具有更强的跨学科思维和整合能力［27］。
1970年以后的创新研究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1970—1989年；1990年至今。SPRU在1970—1989年这段时间引领了创新研究的发展，其中一项突出工作是Freeman的《工业创新经济学》(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28］。Freeman以系统的观点，通过将科学与产业创新相结合进一步审视了创新过程。此后，Freeman［29］还在其著作中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NSI)的概念，并强调了网络和组织的重要作用。SPRU的另一位代表性研究者是Pavitt。他在《技术变迁的部门模式》(Sectoral Patterns of Technical Change)一文中将创新按部门类型划分为以供应商为主、生产密集型(规模密集型和专业化供应商)和以科学为基础等四种模式［30］，这使得他成为继Freeman之后SPRU的又一位有影响力的学术大师。
同一时期，美国的创新研究也迅速发展。Utterback和Abernathy［31］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AU模型”，将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相结合，从技术生命周期角度解释了主导设计在行业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与关注产业水平的AU模型类似,Nelson和Winter［32］在其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中基于产业演变提出了演化经济学，响应了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研究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号召，并从对行业规则(routine)选择(各公司在制定业务流程时选择不同的行业规则)的角度解释经济的变迁和运行，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行业规则能提供更为持久的竞争优势。Von Hippel［33］首先指出了用户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发展了Pavitt［30］的思想，阐释了在创新过程中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分工［18］。
1990年是创新研究发展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可被视作创新研究快速发展时期的开端，而当年也出现了一些在创新研究领域具有深刻影响的文献。Romer［34］的《内生技术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是一篇代表性文献。这篇文章尽管在众多创新研究工作中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学界却获得高度引用。在这篇文章中，Romer提出了一个新的完整经济增长模型，论证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生产和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强调了新知识的创造。此外，他还阐述了技术的两个特征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方面，技术的非竞争性不妨碍技术扩散；另一方面，技术的部分排他性保证了所有参与者都能从技术创新中受益。Henderson和Clark［35］从两个维度将创新划分为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架构创新与模块创新，其中架构创新在企业层面得到了广泛应用。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还有Cohen和Levinthal［36］提出的吸收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对知识创造和组织学习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而且对企业内部研发工作也有重要的实际意义［18］。
不同于上述两项企业层面的研究，Porter［37］在国家竞争优势方面的研究工作与Freeman［29］、Nelson［38］和Lundvall［39］开创的国家创新系统较为类似。上述研究工作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主流创新研究开始倾向于宏观层面。例如，Lundvall［39］在研究国家创新系统时将创新看作一个互动的过程，强调跨部门的相互作用。与Freeman一样，Nelson［38］也采用“系统”的观点研究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的扩散［15］。与之相似的还有Saxenian的研究，他也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强调了互动学习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在区域创新系统和创新集群中创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除了上述影响深远的宏观层面的创新研究以外，Teece［42］基于资源基础观提出了“动态能力”概念，指出整合、建立、重构资源和竞争力的能力是企业的动态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43］。此后，Christensen［44］提出了创新者窘境中的“破坏性创新”，为“后发”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改变自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向。根据Christensen［44］的观点，小/新生企业可以凭借廉价的低端产品满足边缘顾客的需求获得竞争优势，然后“颠覆”高端市场和主导企业。这与Teece［42］对竞争优势来源的解释有所不同。在管理实践中，日本学者 Nonaka［45］在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工作及他与Takeuchi合著的《创造知识的企业》［46］也颇具影响力。在这本书中，他们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区分开来，并指出隐性知识是日本企业获得奇迹般成功的关键，但是隐性知识只能通过经验、间接隐喻和类比来进行学习和交流。
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是创新研究的黄金时期，研究者们在这一时期提出的经典思想仍在影响现在的研究工作。进入21世纪后，创新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强调各行动者在经济中的协同作用，即强调创新应转变为一个更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并重视个体在创新中的贡献。在此方面，两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分别是Chesbrough［47］提出的开放式创新和印度学者提出的节俭式（或称朴素式）创新［4849］。开放式创新自2009年以来被研究者广泛接受，至今仍是创新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通过鼓励企业同时利用内外部的创新资源和市场资源，Chesbrough［47］提出了与此前以内部研发中心为主的封闭创新模式完全不同的创新模式。而节俭式创新（朴素式创新）则更强调灵活性、包容性以及有限资源限制下的节俭解决方案。尽管这种创新模式起源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但在发达经济体中节俭式创新提倡的“用更少资源达成更多”的思想也越来越被普遍接受。
除了上述两项具有代表性的创新研究外，最近十年还有很多有潜力的研究工作值得关注，如包容性创新［5052］、责任式创新和可持续发展［5354］、服务创新［5556］和商业模式创新［57］等，且中国学者在创新研究中的贡献日益受到关注［58］。
3创新研究的中国学派
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创新驱动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并为建设创新强国制定了 “三步走”目标: 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第二步，到 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创新研究也逐渐受到跨领域的广泛关注。同时，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决定了国内企业的管理和创新实践不能完全由西方创新理论来解释或指导，因此中国学者多从发展“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入手，试图为创新研究做出贡献，或强调“中国情境”［58］下的创新研究。在中国创新研究发展的30多年中，中国的创新学派分别从经济学视角、管理学视角、政策研究角度和创新的系统方法论等出发，对创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了基于中国情境的完善和改进。
3.1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在经典的创新经济学的基础上，中国创新学者引入了技术经济学［5960］、制度经济学［61］、演化经济学［6265］和发展经济学［66］等经济学理论，对创新研究进行了结合中国情境的创造性改进，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创新经济学研究（见图2）。
图2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来源: 笔者整理。
在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傅家骥、吴贵生等为代表的创新学者率先开展中国技术创新研究，从中国的技术学习［6770］、技术轨道和广义轨道［7172］、技术创新的扩散和演化［7375］、新兴技术［7679］、技术进步对创新的作用［8081］等角度进行了技术层面的创新研究。在产业层面，中国创新学者的研究议题涵盖了产业的共性技术［8286］，具体产业的创新与战略分析［8791］，产业链的治理、升级和演进［9297］，战略性新兴产业［98102］以及产业创新系统［103104］等。在创新过程与机制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从创新的来源（或STI与DUI两种学习模式［105］）、产学研合作机制［106108］、开放式创新［109］以及协同创新和区域创新网络［110］等方面对创新过程进行了经济学视角的解读［111116］。基于对技术经济学的深入讨论，中国学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17］的论断，明确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从经济学视角为创新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理论引导。
同时，中国创新学者还立足中国情境与创新实践，对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做出了理论上的改进与发展。例如: 改进了传统演化经济学中对机会窗口和技术赶超的论述［118119］；构建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新常态理论［66，120］等。这些都是中国创新学派对新经济学的贡献。
3.2从管理学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中国的创新管理研究在传统西方的研究与发展管理、产品开发管理和技术管理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管理学理论和方法，结合了战略管理、组织管理和企业管理等学科知识，面向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立足中国情境，形成了成果丰硕的中国创新管理理论体系（见图3）。
图3从管理学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来源: 笔者整理。
在创新管理的发展过程中，以许庆瑞和陈劲等为代表的创新学者率先开展扎根中国企业实践的创新管理研究，将创新管理的研究议题逐步扩展到涵盖产品创新管理或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管理和企业创新管理三个层面。
在产品创新管理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主要聚焦产品开发的模糊前端［121］、复杂产品系统开发及其模块化管理［122］等，并从知识管理［123］、产品生命周期管理［124］、团队管理［125］、产品界面管理［126］和质量管理［127］等角度对新产品开发流程中的创新管理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在技术创新管理层面，针对中国为后发国家的现状，中国创新学者围绕技术的引进或原创等展开了讨论，如提出了技术创新的“3I模式”［128］，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总结为“模仿—改进—创新”模式——这是20世纪被中国企业最普遍采用的创新模式。“3I模式”的第一步是模仿。这是技术落后的中国企业的理性反应，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广泛鼓励。通过技术获取、机械进口和先进技术引进［129］，中国企业的生产水平快速提高，满足了国内客户的需求。然而，许多企业在这一阶段止步不前，无法进入需要消化吸收来提高技术水平的改进阶段。而那些在进口技术中成功地理解和传递“隐性知识”的企业，将自己的知识显性化，从而为国内市场开发本土化产品，同时改进技术进入了“创新”的最后阶段。通过“3I模式”，许多中国企业利用后发优势，具备了中等程度的技术水平，甚至在自主研发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中国学者还从技术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的角度提出集成创新［131］。他们认为，为了实现技术的自主发展，中国企业需要组织整合资源、工具和解决方案。此外，集成创新还整合了Iansiti［132］的技术思想，并强调了知识和组织在实现企业各部门有效沟通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应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实现中国企业的内生增长，并相应提出了“自主创新”［133］和原始创新［134］等概念。其中，自主创新的目标被明确界定为: 实现重大技术突破；鼓励具有自主产权的技术发明和产品；通过自主研发努力实现原创科技成果；为国家发展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在企业创新管理层面，中国创新学者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理论［136］，强调了创新中的知识外包和环境因素。根据全面创新管理，企业应发动全员，利用全球资源，实现在整体价值链上的全流程、全时创新，任何个体随时随地都应能充当创新引擎。同时，针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战略，中国学者还探索并提出了二次创新［137］、技术赶超［138139］等理论。
同时，中国创新学者还在企业技术核心能力［140］、创新生态系统［141142］、产学研协同创新管理［86,143144］、服务创新管理［145146］等覆盖从微观到宏观各层面的研究议题上，从管理学角度对创新研究贡献了扎根中国情境的研究成果。
3.3从政策研究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过程，是改革开放40年来政策引领的后发国家实现追赶的实践过程，西方的创新政策研究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情境。对此，以柳卸林、邓寿鹏等为代表的中国创新学者立足中国国情，从更系统、整体、全面的角度对西方创新政策进行了吸收、整合和发展，并经历了创新政策规律性认知、中国情境下政策制定实践和中国式创新政策理论建设等探索过程，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启示（见图4）。
图4从政策研究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来源: 笔者整理。
其中，在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与制度研究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从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147150］、国家科技体制改革［151152］、知识产权保护制度［153］、国家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测度［154］等角度出发，探索了创新型国家战略［155156］的制定。中国创新学者还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与政策的比较研究，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政策借鉴［149，157］。相对于西方的创新政策研究，中国创新学者更为强调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并通过积极研究政府对企业的创新补贴以及政府研发投入对企业和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讨论政府作为创新政策制定者和创新引领者的角色［158159］。同时，中小企业创新与创业政策［160161］以及创新相关的支撑政策［162］也是中国创新学派的研究热点。
在技术创新政策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主要讨论技术的产学研互动机制［163］和科技领域中的技术转移政策［164］，并同时通过结合创新方法论，对新技术的涌现进行技术预见［165166］、利用技术路线图对现有技术的发展进行预测［167］，从而为制定技术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在产业集群与产业创新政策方面，中国创新学者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产业创新政策，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提供借鉴［168］，同时基于产业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评价等研究［169］，对产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考量，为产业创新系统［88］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在区域创新政策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主要关注区域创新能力和效率评价［170］以及知识在区域间的流动与知识外溢等问题，从而帮助制定区域创新政策、建设区域创新系统［171］。
此外，中国创新学者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与科学技术哲学［172172］、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等方面，通过将社会相关要素纳入创新政策的考虑范畴，为创新政策研究贡献了更全面、系统性的思维。
3.4中国创新研究的方法论
在创新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发展过程中，以官建成等为代表的创新学者，率先在引进、借鉴、吸收和学习外国先进的系统方法论和具体技术的同时，根植中国的系统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系统方法论，针对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量化［174178］、政策工具与技术路线图［179181］、专利评价与专利引文分析［82，182］、学术合作与专利合作网络分析［183185］、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154，186187］、国家创新体系测度［188189］、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与创新活动效率测度［190193］、产业创新指数与创新效率测度［194195］、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等论文与专利计量分析［196198］、创新中的TRIZ方法［199200］、创新情报学［201202］等议题贡献了具有影响力的方法论研究（见图5）。
图5从方法论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来源: 笔者整理。
4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总结来看，无论是在理论发展方面，还是在企业管理实践和产业发展指导方面，中国的创新研究都取得了独特的成就。本文对中国创新研究工作的初步整理有助于概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学者对创新研究的贡献。但是，本文尚存在研究不足。一是本文对创新研究四类领域的划分并未完全涵盖创新研究的所有议题，领域间也可能存在重叠，而本文并未讨论跨领域的创新研究，如整合了经济学视角和管理学视角的创新研究。事实上，作为“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203］，创新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往往是系统性的，因此从跨学科的整体视角开展创新研究可能是未来所需要的。二是本文对中国创新学者研究工作的梳理并不全面，特别是对部分学者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文献关注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中国学者乃至华人学者对世界创新研究的贡献。三是本文对创新研究议题的总结较为粗浅。未来需要进一步通过文献计量等定量研究识别出创新研究的关键议题、代表性研究工作，从而对中国的创新研究发展做出更可靠而合理的科学判断。
创新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在美国、英国、中国、以色列、韩国、日本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等都被视为基本准则［204］。作为一个相对新兴的领域，创新研究发展迅速、成果显著［1，205］，且研究者的热情日益高涨。然而，目前创新研究仅有50多年的历史，仍需要不断完善和补充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且完整的学科。对此，本文提出目前创新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些挑战，以期更好地展望中国创新研究的前景。
4.1探索此前被忽视的领域和问题
目前创新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存在一些被忽视的问题。例如: 过分强调技术创新、研发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忽视了服务创新、金融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低技术创新或其他类型的创新，这种现象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反复批评［1，205207］；在创新产出方面，过分强调专利量和新产品等可量化、可视化的创新绩效［207］，忽视了创新的负面影响。这种对可量化和可视化的创新产出的“迷思”，可能正是导致创新实践中只注重创新数量而不考虑创新质量和新颖性现状的根源。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基于可持续发展、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的创新在研究和实践中越来越多地涌现，这也要求创新研究者更为积极地探索此前被忽视的研究议题与领域。
此外，管理实践的动态发展也要求创新研究必须及时更新和发展，以反映、解释并最终引导实践。例如，创新实践越来越多地强调环境和社会因素，而非仅仅关注大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可预见的未来，不同参与者在创新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会更强，从而催生彼此间联系更为紧密的创新生态系统。以上这些都对中国的创新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4.2理论驱动的研究与更多的理论贡献
尽管创新研究为经济发展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208］，但是作为一个科学领域，它还缺乏研究的协同作用和学术影响力。与其他新兴领域一样，目前创新研究仍需
关键词: 创新研究；创新经济学；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方法论创新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1］，创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学术成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创新研究本身也经历了动态的演变。然而，目前创新研究正面临建立自身学科边界、明确学科研究范式和扩展学科研究影响等挑战。本文在系统回顾创新研究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创新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明晰创新研究的学科范式，从系统视角提出一个整合的创新研究框架，并探索未来可能的研究发展方向。
创新研究建立在对创新的性质、来源和结果的理解［2］以及对企业管理和创新实践的观察之上。由于创新本身是一个始终处于演化状态的“互动”过程［3］，因此，要理解创新研究，首先需要概览创新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变历史。下文安排如下: 首先明确创新的定义，讨论创新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回顾创新研究的演变历史、创新研究主要关注的议题；探讨创新研究的中国学派和中国研究者的理论贡献；讨论创新研究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1创新的定义与创新研究的本质
从学科的视角看，创新研究虽起源于Schumpeter［4］的开创性工作，但其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此后发展迅速，目前创新研究群体人数已超过数千人［5］。由于创新涵盖了从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新资源和新材料到新的组织形式等广泛的研究场景和应用领域［4］，因此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对创新给出了不同的定义［6］。各定义彼此冲突［7］，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研究者和实践者对创新本质的理解［89］。此外，考虑到创新的跨学科性质，创新的定义不仅应涵盖创新的不同研究和应用场景，而且要兼容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理解的“创新”［10］。从将创新定义为“重组现有资源，创造新的生产函数”［4］开始，创新领域的研究者已从管理学、经济学、组织学习、技术管理、知识管理、科学、技术与工程和市场营销等［7］学科角度出发提出了近60个创新定义。例如，将创新定义为“新思想、新过程、新产品或新服务的产生、接受和实施”［11］，这一定义已被广泛接受并成功应用于实践［2］。然而，也有学者强调创新的不同形式和阶段［12］。上述这些定义大多强调创新中的“新”，而来自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则倾向于从不同的角度定义创新。例如,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将创新定义为与新技术相关的产品［13］；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将创新定义为知识和新思想的创造［14］。为了全面了解创新的定义并把握要点，Baregheh、Rowley和Sambrook［7］在对这些定义进行内容分析后重新审视了创新的性质、类型、阶段、情境、手段和目的，将创新宽泛地定义为“创新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即组织将思想转变为新的/改进的产品、服务或流程，以在市场中成功地发展、竞争和脱颖而出”。
上述创新定义强调了创新的“革新和改进”性质，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创新，如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过程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最重要的是强调了创新过程的多阶段性（从创造到商业化），可适应不同学科和不同类型的创新。鉴于此，本文采用这一从多学科角度出发的创新定义。
创新作为主要关注创新的产生及其理论模型、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社会后果的学科［15］，是当下的热点研究领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前的创新研究主要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研究为学科基础［5］;同时，得益于其他相关学科的补充，创新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16］。创新本身是将新思想商业化的多阶段过程，而创新研究是在跨学科基础上发展起的科学领域，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如制度、技术、经济和地理以及其他行业因素等）在创新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创新研究需要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系统化的研究思想［17］。
〖1〗〖3〗创新引领 创新研究: 学科演变与中国贡献〖3〗〖3〗〖3〗2创新研究的演化史
在前文中，我们通过挑选有代表性的观点讨论了创新和创新研究的定义和性质。为进一步厘清创新研究的发展历程，本节回顾创新研究的起源和演变历史。纵向来看，创新研究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5，18］: 1912（始于Schumpeter）—1969年；1970—1989年；1990年至今。创新研究的演化历史、代表性研究者及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见图1。
图1创新研究的起源与演化
来源: 笔者整理。
作为创新研究的起点，Schumpeter［4，19］的研究工作揭示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最终源泉的重要作用，并首先提出了创新的定义。然而，其理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和民用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对研发和创新产生兴趣［15,20］。美国军方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如兰德公司（RAND）的Kenneth Arrow、Richard Nelson 和 Sidney Winter,从经济学角度开始对创新进行系统研究［21］。同时，Christopher Freeman在英国也开始研究创新与研发的相关议题，这奠定了他随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和在《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中对国际研发活动进行统计和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22］。
1966年，第一个创新研究中心科学政策研究所（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SPRU）在英国瑟赛克斯大学成立。Christopher Freeman首任所长，并于1971年创办了创新研究的第一本专业期刊——Research Policy。20世纪60年代，早期创新研究逐渐在相关学科中涌现。例如: Rogers从社会学角度对创新进行的研究——《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23］(见图1), Nelson［24］和Arrow［25］早期以经济学为中心的创新研究工作；Burns和Stalker［26］从管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和Schumpeter的早期研究［15］共同构成了创新研究的第一阶段。虽然这些早期研究工作对创新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只贡献了15%［27］, 但是这一时期的基础工作不容忽视，尤其是Schumpeter［4，19］对创新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Mark I(企业家和新公司的创造性破坏)、Mark II(在大型企业中累积研发的创造性积累)的区分与创新分类。此后，随着SPRU的发展，创新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欢迎。来自各学科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创新研究逐渐成为跨学科而非仅仅多学科的研究，这就要求创新研究者必须具有更强的跨学科思维和整合能力［27］。
1970年以后的创新研究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1970—1989年；1990年至今。SPRU在1970—1989年这段时间引领了创新研究的发展，其中一项突出工作是Freeman的《工业创新经济学》(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28］。Freeman以系统的观点，通过将科学与产业创新相结合进一步审视了创新过程。此后，Freeman［29］还在其著作中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NSI)的概念，并强调了网络和组织的重要作用。SPRU的另一位代表性研究者是Pavitt。他在《技术变迁的部门模式》(Sectoral Patterns of Technical Change)一文中将创新按部门类型划分为以供应商为主、生产密集型(规模密集型和专业化供应商)和以科学为基础等四种模式［30］，这使得他成为继Freeman之后SPRU的又一位有影响力的学术大师。
同一时期，美国的创新研究也迅速发展。Utterback和Abernathy［31］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AU模型”，将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相结合，从技术生命周期角度解释了主导设计在行业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与关注产业水平的AU模型类似,Nelson和Winter［32］在其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中基于产业演变提出了演化经济学，响应了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研究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号召，并从对行业规则(routine)选择(各公司在制定业务流程时选择不同的行业规则)的角度解释经济的变迁和运行，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行业规则能提供更为持久的竞争优势。Von Hippel［33］首先指出了用户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发展了Pavitt［30］的思想，阐释了在创新过程中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分工［18］。
1990年是创新研究发展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可被视作创新研究快速发展时期的开端，而当年也出现了一些在创新研究领域具有深刻影响的文献。Romer［34］的《内生技术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是一篇代表性文献。这篇文章尽管在众多创新研究工作中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学界却获得高度引用。在这篇文章中，Romer提出了一个新的完整经济增长模型，论证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生产和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强调了新知识的创造。此外，他还阐述了技术的两个特征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方面，技术的非竞争性不妨碍技术扩散；另一方面，技术的部分排他性保证了所有参与者都能从技术创新中受益。Henderson和Clark［35］从两个维度将创新划分为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架构创新与模块创新，其中架构创新在企业层面得到了广泛应用。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还有Cohen和Levinthal［36］提出的吸收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对知识创造和组织学习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而且对企业内部研发工作也有重要的实际意义［18］。
不同于上述两项企业层面的研究，Porter［37］在国家竞争优势方面的研究工作与Freeman［29］、Nelson［38］和Lundvall［39］开创的国家创新系统较为类似。上述研究工作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主流创新研究开始倾向于宏观层面。例如，Lundvall［39］在研究国家创新系统时将创新看作一个互动的过程，强调跨部门的相互作用。与Freeman一样，Nelson［38］也采用“系统”的观点研究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的扩散［15］。与之相似的还有Saxenian的研究，他也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强调了互动学习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在区域创新系统和创新集群中创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除了上述影响深远的宏观层面的创新研究以外，Teece［42］基于资源基础观提出了“动态能力”概念，指出整合、建立、重构资源和竞争力的能力是企业的动态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43］。此后，Christensen［44］提出了创新者窘境中的“破坏性创新”，为“后发”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改变自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向。根据Christensen［44］的观点，小/新生企业可以凭借廉价的低端产品满足边缘顾客的需求获得竞争优势，然后“颠覆”高端市场和主导企业。这与Teece［42］对竞争优势来源的解释有所不同。在管理实践中，日本学者 Nonaka［45］在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工作及他与Takeuchi合著的《创造知识的企业》［46］也颇具影响力。在这本书中，他们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区分开来，并指出隐性知识是日本企业获得奇迹般成功的关键，但是隐性知识只能通过经验、间接隐喻和类比来进行学习和交流。
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是创新研究的黄金时期，研究者们在这一时期提出的经典思想仍在影响现在的研究工作。进入21世纪后，创新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强调各行动者在经济中的协同作用，即强调创新应转变为一个更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并重视个体在创新中的贡献。在此方面，两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分别是Chesbrough［47］提出的开放式创新和印度学者提出的节俭式（或称朴素式）创新［4849］。开放式创新自2009年以来被研究者广泛接受，至今仍是创新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通过鼓励企业同时利用内外部的创新资源和市场资源，Chesbrough［47］提出了与此前以内部研发中心为主的封闭创新模式完全不同的创新模式。而节俭式创新（朴素式创新）则更强调灵活性、包容性以及有限资源限制下的节俭解决方案。尽管这种创新模式起源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但在发达经济体中节俭式创新提倡的“用更少资源达成更多”的思想也越来越被普遍接受。
除了上述两项具有代表性的创新研究外，最近十年还有很多有潜力的研究工作值得关注，如包容性创新［5052］、责任式创新和可持续发展［5354］、服务创新［5556］和商业模式创新［57］等，且中国学者在创新研究中的贡献日益受到关注［58］。
3创新研究的中国学派
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创新驱动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并为建设创新强国制定了 “三步走”目标: 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第二步，到 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创新研究也逐渐受到跨领域的广泛关注。同时，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决定了国内企业的管理和创新实践不能完全由西方创新理论来解释或指导，因此中国学者多从发展“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入手，试图为创新研究做出贡献，或强调“中国情境”［58］下的创新研究。在中国创新研究发展的30多年中，中国的创新学派分别从经济学视角、管理学视角、政策研究角度和创新的系统方法论等出发，对创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了基于中国情境的完善和改进。
3.1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在经典的创新经济学的基础上，中国创新学者引入了技术经济学［5960］、制度经济学［61］、演化经济学［6265］和发展经济学［66］等经济学理论，对创新研究进行了结合中国情境的创造性改进，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创新经济学研究（见图2）。
图2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来源: 笔者整理。
在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傅家骥、吴贵生等为代表的创新学者率先开展中国技术创新研究，从中国的技术学习［6770］、技术轨道和广义轨道［7172］、技术创新的扩散和演化［7375］、新兴技术［7679］、技术进步对创新的作用［8081］等角度进行了技术层面的创新研究。在产业层面，中国创新学者的研究议题涵盖了产业的共性技术［8286］，具体产业的创新与战略分析［8791］，产业链的治理、升级和演进［9297］，战略性新兴产业［98102］以及产业创新系统［103104］等。在创新过程与机制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从创新的来源（或STI与DUI两种学习模式［105］）、产学研合作机制［106108］、开放式创新［109］以及协同创新和区域创新网络［110］等方面对创新过程进行了经济学视角的解读［111116］。基于对技术经济学的深入讨论，中国学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17］的论断，明确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从经济学视角为创新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理论引导。
同时，中国创新学者还立足中国情境与创新实践，对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做出了理论上的改进与发展。例如: 改进了传统演化经济学中对机会窗口和技术赶超的论述［118119］；构建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新常态理论［66，120］等。这些都是中国创新学派对新经济学的贡献。
3.2从管理学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中国的创新管理研究在传统西方的研究与发展管理、产品开发管理和技术管理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管理学理论和方法，结合了战略管理、组织管理和企业管理等学科知识，面向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立足中国情境，形成了成果丰硕的中国创新管理理论体系（见图3）。
图3从管理学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来源: 笔者整理。
在创新管理的发展过程中，以许庆瑞和陈劲等为代表的创新学者率先开展扎根中国企业实践的创新管理研究，将创新管理的研究议题逐步扩展到涵盖产品创新管理或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管理和企业创新管理三个层面。
在产品创新管理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主要聚焦产品开发的模糊前端［121］、复杂产品系统开发及其模块化管理［122］等，并从知识管理［123］、产品生命周期管理［124］、团队管理［125］、产品界面管理［126］和质量管理［127］等角度对新产品开发流程中的创新管理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在技术创新管理层面，针对中国为后发国家的现状，中国创新学者围绕技术的引进或原创等展开了讨论，如提出了技术创新的“3I模式”［128］，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总结为“模仿—改进—创新”模式——这是20世纪被中国企业最普遍采用的创新模式。“3I模式”的第一步是模仿。这是技术落后的中国企业的理性反应，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广泛鼓励。通过技术获取、机械进口和先进技术引进［129］，中国企业的生产水平快速提高，满足了国内客户的需求。然而，许多企业在这一阶段止步不前，无法进入需要消化吸收来提高技术水平的改进阶段。而那些在进口技术中成功地理解和传递“隐性知识”的企业，将自己的知识显性化，从而为国内市场开发本土化产品，同时改进技术进入了“创新”的最后阶段。通过“3I模式”，许多中国企业利用后发优势，具备了中等程度的技术水平，甚至在自主研发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中国学者还从技术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的角度提出集成创新［131］。他们认为，为了实现技术的自主发展，中国企业需要组织整合资源、工具和解决方案。此外，集成创新还整合了Iansiti［132］的技术思想，并强调了知识和组织在实现企业各部门有效沟通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应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实现中国企业的内生增长，并相应提出了“自主创新”［133］和原始创新［134］等概念。其中，自主创新的目标被明确界定为: 实现重大技术突破；鼓励具有自主产权的技术发明和产品；通过自主研发努力实现原创科技成果；为国家发展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在企业创新管理层面，中国创新学者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理论［136］，强调了创新中的知识外包和环境因素。根据全面创新管理，企业应发动全员，利用全球资源，实现在整体价值链上的全流程、全时创新，任何个体随时随地都应能充当创新引擎。同时，针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战略，中国学者还探索并提出了二次创新［137］、技术赶超［138139］等理论。
同时，中国创新学者还在企业技术核心能力［140］、创新生态系统［141142］、产学研协同创新管理［86,143144］、服务创新管理［145146］等覆盖从微观到宏观各层面的研究议题上，从管理学角度对创新研究贡献了扎根中国情境的研究成果。
3.3从政策研究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过程，是改革开放40年来政策引领的后发国家实现追赶的实践过程，西方的创新政策研究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情境。对此，以柳卸林、邓寿鹏等为代表的中国创新学者立足中国国情，从更系统、整体、全面的角度对西方创新政策进行了吸收、整合和发展，并经历了创新政策规律性认知、中国情境下政策制定实践和中国式创新政策理论建设等探索过程，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启示（见图4）。
图4从政策研究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来源: 笔者整理。
其中，在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与制度研究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从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147150］、国家科技体制改革［151152］、知识产权保护制度［153］、国家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测度［154］等角度出发，探索了创新型国家战略［155156］的制定。中国创新学者还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与政策的比较研究，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政策借鉴［149，157］。相对于西方的创新政策研究，中国创新学者更为强调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并通过积极研究政府对企业的创新补贴以及政府研发投入对企业和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讨论政府作为创新政策制定者和创新引领者的角色［158159］。同时，中小企业创新与创业政策［160161］以及创新相关的支撑政策［162］也是中国创新学派的研究热点。
在技术创新政策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主要讨论技术的产学研互动机制［163］和科技领域中的技术转移政策［164］，并同时通过结合创新方法论，对新技术的涌现进行技术预见［165166］、利用技术路线图对现有技术的发展进行预测［167］，从而为制定技术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在产业集群与产业创新政策方面，中国创新学者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产业创新政策，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提供借鉴［168］，同时基于产业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评价等研究［169］，对产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考量，为产业创新系统［88］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在区域创新政策方面，中国创新学者主要关注区域创新能力和效率评价［170］以及知识在区域间的流动与知识外溢等问题，从而帮助制定区域创新政策、建设区域创新系统［171］。
此外，中国创新学者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与科学技术哲学［172172］、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等方面，通过将社会相关要素纳入创新政策的考虑范畴，为创新政策研究贡献了更全面、系统性的思维。
3.4中国创新研究的方法论
在创新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发展过程中，以官建成等为代表的创新学者，率先在引进、借鉴、吸收和学习外国先进的系统方法论和具体技术的同时，根植中国的系统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系统方法论，针对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量化［174178］、政策工具与技术路线图［179181］、专利评价与专利引文分析［82，182］、学术合作与专利合作网络分析［183185］、创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154，186187］、国家创新体系测度［188189］、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与创新活动效率测度［190193］、产业创新指数与创新效率测度［194195］、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等论文与专利计量分析［196198］、创新中的TRIZ方法［199200］、创新情报学［201202］等议题贡献了具有影响力的方法论研究（见图5）。
图5从方法论视角出发的中国创新研究
来源: 笔者整理。
4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总结来看，无论是在理论发展方面，还是在企业管理实践和产业发展指导方面，中国的创新研究都取得了独特的成就。本文对中国创新研究工作的初步整理有助于概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学者对创新研究的贡献。但是，本文尚存在研究不足。一是本文对创新研究四类领域的划分并未完全涵盖创新研究的所有议题，领域间也可能存在重叠，而本文并未讨论跨领域的创新研究，如整合了经济学视角和管理学视角的创新研究。事实上，作为“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203］，创新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往往是系统性的，因此从跨学科的整体视角开展创新研究可能是未来所需要的。二是本文对中国创新学者研究工作的梳理并不全面，特别是对部分学者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文献关注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中国学者乃至华人学者对世界创新研究的贡献。三是本文对创新研究议题的总结较为粗浅。未来需要进一步通过文献计量等定量研究识别出创新研究的关键议题、代表性研究工作，从而对中国的创新研究发展做出更可靠而合理的科学判断。
创新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在美国、英国、中国、以色列、韩国、日本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等都被视为基本准则［204］。作为一个相对新兴的领域，创新研究发展迅速、成果显著［1，205］，且研究者的热情日益高涨。然而，目前创新研究仅有50多年的历史，仍需要不断完善和补充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且完整的学科。对此，本文提出目前创新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些挑战，以期更好地展望中国创新研究的前景。
4.1探索此前被忽视的领域和问题
目前创新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存在一些被忽视的问题。例如: 过分强调技术创新、研发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忽视了服务创新、金融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低技术创新或其他类型的创新，这种现象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反复批评［1，205207］；在创新产出方面，过分强调专利量和新产品等可量化、可视化的创新绩效［207］，忽视了创新的负面影响。这种对可量化和可视化的创新产出的“迷思”，可能正是导致创新实践中只注重创新数量而不考虑创新质量和新颖性现状的根源。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基于可持续发展、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的创新在研究和实践中越来越多地涌现，这也要求创新研究者更为积极地探索此前被忽视的研究议题与领域。
此外，管理实践的动态发展也要求创新研究必须及时更新和发展，以反映、解释并最终引导实践。例如，创新实践越来越多地强调环境和社会因素，而非仅仅关注大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可预见的未来，不同参与者在创新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会更强，从而催生彼此间联系更为紧密的创新生态系统。以上这些都对中国的创新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4.2理论驱动的研究与更多的理论贡献
尽管创新研究为经济发展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208］，但是作为一个科学领域，它还缺乏研究的协同作用和学术影响力。与其他新兴领域一样，目前创新研究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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