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资本主义：实现持续性、包容性增长的经济与政策

英国伊丽莎白二世于2008年11月视察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时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金融危机）？”之后，英国一批*经济学家向女王发出一封长达3页的道歉信，并解释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而这封信也被看作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界集体反思的一个缩影，西方经济学界开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内在的问题及解决之道。

本书所选11篇文章探讨了当今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创新型企业与创业型政府、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显著、顶层阶级的寻租盛行、公私该如何合营、气候变化给未来经济繁荣带来的风险等；汇集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的专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有《不平等的代价》，东东网评论3138条）在内的当代西方权威和新锐的思想家的*思考，其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都是无与伦比的。

目前，中国经济有两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一个是金融危机以来内外联动大背景出现诸多现实问题，另一个就是与之相关的破解之道，即创新创业。而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课题，我们绝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西方思想观点的浅薄认识，需要深入了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沿思想家们在这方面的*、*重要的思考。

作者简介

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

英国资深环境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起就出版了《绿色经济》等专著，2004年到2010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特别顾问，是《政治季刊》的联合主编。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创新经济学教授，专注于创新经济学研究，是一位多产的创新经济学家，长期活跃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媒体知名度极高，是CNN和《金融时报》的常客。她撰写大量的时政财经类文章，对英国乃至欧盟、美国等经济政策都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知名期刊《新共和》（New Republic）评价她是“当代创新领域重要的一名思想者”。由于她在创新型经济领域的洞见，联合国经济委员会官员评价她“激发了全球性经济政策辩论的风暴”。

译者简介

李磊，清华大学法学硕士，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任职于江苏省委办公厅经济处。

束东新，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任职于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

陆昕，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硕士，任职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周建军，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重思资本主义：导言

2008年 11月，当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至的时候， 82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女王是去参加这所学院一座新楼的启用仪式的，但是她显然对聚集在此的学者们更感兴趣。她向在场的学者们问了一个浅白却又尖锐的问题：“既然这场危机的规模如此空前，那怎么会居然没有人预见到呢？” 1

那些所谓的全球经济主导者们和经济学家们往往自命不凡，而女王自然也不想去揭穿他们的虚荣，尽管解读全球经济原本就是经济学家的分内之事。但是，这次
“女王之问 ”确实直刺当代资本主义两大失灵的心脏：其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 2007～ 2008年濒临崩溃，至今仍然未能复苏；其二，金融危机持续发酵，而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却没能搞清楚这场危机的个中缘由。 2

本书正是聚焦资本主义的这两大失灵。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一套不平衡的动态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但这一机制在过去 10年间失灵了，经济运行不良，各种问题丛生。这场金融危机导致了当代持续为深远的经济衰退，即便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依然没有哪个发达经济体已经恢复正常或者相对稳定。更为可怕的是，发展的前景依然处于极度不确定之中。即使是在经济强劲发展的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几乎没有任何提升。富有的那部分人同其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差距，甚至达到了19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程度。与此同时，持续的环境压力，特别是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繁荣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危害。

然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直面各种问题，必须对现代经济如何运作做出诠释。究竟是什么让金融危机如此令人震惊？从两个层面来看，这都绝非简单的问题，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做到“事前诸葛亮”。在过去10多年中，正统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政策已经从实质上解决了商业周期的根本性问题：大萧条被认为一去不复返。而且，危机发生以来的经济应对政策已经是的方案了。实践中所采用的正统处方是“审慎的财政政策——缩减公共支出以图减少财政赤字和债务”。事实上，这个处方不仅没有让西方经济恢复健康，反而在处理令人困扰、疲沓不堪的经济虚弱时，已经明显失败了。

本书的核心主题正是要回应这些理论和政策上的失灵。正统经济学无法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来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多层次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我们必须对现代资本主义如何运作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进而找到它如今在关键进路上失灵的原因。对目前一些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进行检讨已经刻不容缓，并且，这种反思会指向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从而更好地对治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

因此，这本书的每一章都会聚焦一个关键经济问题，阐述正统经济学理论对该问题的所谓正统路径。然后，作者会提供一个不同的、更为透彻的经济分析路径，进而得出新的政策解决方案。为达此目的，作者会诉诸一些对资本主义系统很重要的、有很强解释力的经济学流派，而这些经济学流派却被正统经济学所忽视或者边缘化。在每一章具体的分析中，作者会用独到的阐释告诉你，资本主义其实是可以被重新定型、重新定向的，从而避免目前的失灵困境。但是，唯有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思维框架，确立新的政策路径，这个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本书观点新颖，发人深思，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学的认识。

——吉莉安•泰德（Gilliant Tett），《金融时报》副主编

民粹主义抗议运动席卷西方，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贫富差距固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明显失灵，急需一个新的理论和政策，确定经济发展路线图。《重思资本主义》一书为克服未来挑战贡献了良方。

——威尔•亨顿
（Will Hunton），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院长，《我们的处境》作者

由一流进步经济学者撰写的关于资本主义问题（低增长，投资和创新减少，就业机会太少而碳排放过多）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本好书。希望该书关上失败的“主流”观点之门，打开一扇通往完全综合、坚定、激进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之门。

——詹姆斯•K. 加尔布雷斯
（James K. Galbraith），得克萨斯大学荣誉教授，《正常的终结：理解世界经济新常态》作者

发达国家经济面临许多深层次问题，其中包括城市拥堵和污染、贫富差距大、增长乏力。如果我们真心希望避免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未来20年必须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必须迅速、根本地改变经济政策，才能解决这些相互关联的深层次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规律加深理解。这本书为解决这些重大任务问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路。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帕特尔荣誉教授，《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作者

章

重思资本主义：导言

迈克尔•雅各布斯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2008年 11月，当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至的时候， 82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女王是去参加这所学院一座新楼的启用仪式的，但是她显然对聚集在此的学者们更感兴趣。她向在场的学者们问了一个浅白却又尖锐的问题：“既然这场危机的规模如此空前，那怎么会居然没有人预见到呢？” 1

那些所谓的全球经济主导者们和经济学家们往往自命不凡，而女王自然也不想去揭穿他们的虚荣，尽管解读全球经济原本就是经济学家的分内之事。但是，这次
“女王之问 ”确实直刺当代资本主义两大失灵的心脏：其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 2007～ 2008年濒临崩溃，至今仍然未能复苏；其二，金融危机持续发酵，而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却没能搞清楚这场危机的个中缘由。 2

本书正是聚焦资本主义的这两大失灵。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一套不平衡的动态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但这一机制在过去 10年间失灵了，经济运行不良，各种问题丛生。这场金融危机导致了当代持续为深远的经济衰退，即便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依然没有哪个发达经济体已经恢复正常或者相对稳定。更为可怕的是，发展的前景依然处于极度不确定之中。即使是在经济强劲发展的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几乎没有任何提升。富有的那部分人同其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差距，甚至达到了19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程度。与此同时，持续的环境压力，特别是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繁荣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危害。

然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直面各种问题，必须对现代经济如何运作做出诠释。究竟是什么让金融危机如此令人震惊？从两个层面来看，这都绝非简单的问题，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做到“事前诸葛亮”。在过去10多年中，正统经济学观点认为，经济政策已经从实质上解决了商业周期的根本性问题：大萧条被认为一去不复返。而且，危机发生以来的经济应对政策已经是的方案了。实践中所采用的正统处方是“审慎的财政政策——缩减公共支出以图减少财政赤字和债务”。事实上，这个处方不仅没有让西方经济恢复健康，反而在处理令人困扰、疲沓不堪的经济虚弱时，已经明显失败了。

本书的核心主题正是要回应这些理论和政策上的失灵。正统经济学无法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来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多层次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我们必须对现代资本主义如何运作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进而找到它如今在关键进路上失灵的原因。对目前一些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进行检讨已经刻不容缓，并且，这种反思会指向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从而更好地对治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

因此，这本书的每一章都会聚焦一个关键经济问题，阐述正统经济学理论对该问题的所谓正统路径。然后，作者会提供一个不同的、更为透彻的经济分析路径，进而得出新的政策解决方案。为达此目的，作者会诉诸一些对资本主义系统很重要的、有很强解释力的经济学流派，而这些经济学流派却被正统经济学所忽视或者边缘化。在每一章具体的分析中，作者会用独到的阐释告诉你，资本主义其实是可以被重新定型、重新定向的，从而避免目前的失灵困境。但是，唯有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思维框架，确立新的政策路径，这个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资本主义及其困境

在这篇导言中，我们汇集了本书的一些主要思想，这些思想恰是本书的闪光之处。我们首先列出西方资本主义失灵的证据，解释造成目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虚弱乏力背后的三大根本问题。接着，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以及经济学理论和分析中需要汲取的教训。通过对正统的市场和“市场失灵”概念进行批判，进而阐述对资本主义更为深刻的洞见，为经济政策提供更为成功的路径，旨在实现一种更加强调创新的、包容的和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形式。

疲弱的、不稳定的增长

对当前经济的所有分析，都有一个无可回避的起点。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衰退和缓慢复苏，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不能再产生强大而稳定的增长。

这场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史无前例。 2009年， 37个发达经济体中实际GDP下降的多达34个，同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首次出现整体衰退。 3仅2009年一年，整个欧元区实际GDP下降 4.5%（其中欧洲经济实力强的德国，实际GDP下降了 5.6%），日本下降5.5%，英国下降4.3%，美国下降2.8%。 4 2007～ 2009年，全球增加了约3 000万失业人口，其中超过半数来自发达经济体，美国失业人数上升了750万。 5

为了防止危机蔓延，政府不得不把大量纳税人的钱用来救助银行，而恰恰是银行的放贷加剧了金融危机。此前，政府从未动用过如此庞大规模的资金。美联储用于救助30家银行和其他公司的未偿付紧急贷款达1.2万亿美元。英国为银行提供的现金和担保总额高达

1.162万亿英镑。 6与此同时，针对个人消费和投资严重下滑、产出大幅下滑、失业人口增加的现状，政府还采取了大规模刺激手段，试图维持私人消费和投资萎缩造成的需求。出口的大幅下跌和失业率的持续攀升导致财政赤字急剧上升，然而税收却在下滑，作为“自动稳定器”的福利支出和其他公共支出都必不可少。 2009～ 2010年，爱尔兰公共赤字高达 GDP的32.3%，希腊则占GDP的15.2%，美国占 GDP的12.7%，英国占 GDP的10.8%，日本占 GDP的8.8%，法国占 GDP的7.2%。 7

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系统在运行和监管时的根本弱点。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接受质询时不得不承认，西方的金融监管方式所赖以建立的理论本身就有缺陷。这种理论假定
“各种组织，特别是银行，具有自利性，因此它们有好的能力保护股东和企业的权益”，事实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 8同这种所谓的“有效市场假定”相反，有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具有系统性的价格失真缺陷和风险，往往容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9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正如卡门•莱因哈特（ 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 Kenneth Rogoff）指出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由于大多数国家开始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因而银行危机发生频率更加频繁（见1-2）。低利率和宽松的贷款，尤其是针对土地和资产的利息与贷款，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而这个泡沫终将破裂。鉴于这一因素，金融危机之前产值增加，之后却急剧下滑，只有考虑产值的前后变化，才能对经济形势做出正确判断。

2008年之后，大多数西方经济体开始缓慢复苏，经济逐步回升，但这却是现代慢的一次复苏。美国、法国和德国用了整整三年，才使其产值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英国则用了五年（见图 1-3）。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一直比经济危机爆发前要高。现有可比数据显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以下简称为“经合组织”） 33个成员国中的28个国家， 2014年的失业率均高于2007年（见图1-4）。 13有些国家即使失业率低于2007年，失业率较危机之后的峰值一直在下降，但其实际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见图1-5）。英国的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却大幅下降，降幅创 1964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14

私营部门的投资急剧下滑，导致经济增长疲软。在前一个增长周期中，投资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见图1-6）。 2008年以来，这种下降趋势并没有逆转，尽管大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利率长期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央行通过
“量化宽松”，增加货币供给，刺激需求。但是，通货膨胀率持续走低，说明这个政策并不奏效。

投资滑坡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部门“金融化”趋势明显。近十年左右，公司利润中用于股份回购和股利分配的支出越来越多，而不是用于再投资和生产力创新。 2004～ 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支付高达3.4万亿美元，用于回购股份。 2014年，这些企业分配给股东的利润高达8 850亿美元，而其全部净收入只有8 470亿美元。 15

投资下滑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生产率同历史趋势相比已经很疲弱。金融危机爆发之前10年，西方七国集团（ G7）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几乎都低于历史趋势，其中有些国家劳动生产率增幅连续30年下滑，这种下降趋势仍在延续。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幅进一步下跌。16与此同时，数据显示，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创新步伐也在放缓。17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些经济学家不免要问，西方资本主义是否已进入
“长期增长停滞”状态，投资和需求的结构性疲弱导致正利率已无法维持充分就业。尽管这个前景未必完全不可避免，但这种展望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担心，即发达经济体可能面临一个长期低增长、金融不稳定的困境。18

生活水平徘徊不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低增长和不稳定只是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过去的 40年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即使经济增长非常强劲，但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收入却没有相应提高。1990～ 2014年，美国的 GDP上升了 78%，而实际家庭收入中值却勉强高于 1990年的水平。 19这种平均收入与整体经济增长相背离的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如今却已成为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一大特点。

实际上，这个特点包括三个不同的趋势：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劳动所得（薪金和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在下降，报酬增加和生产率提升不同步，劳动份额下降带来分配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

1980～ 2007年，在整个发达经济体中，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平均下降了9%，其中，美国下降了5%（从70%下降到65%），德国下降了10%（从72%下降到62%）， 20日本下降了15%（从77%下降到 62%）。 20世纪 70年代之前，工资水平和生产率同步增长。进入 80年代之后，美国（非农）商业部门实际小时产出提高了约85%，而实际小时报酬却只增加了约 35%。 21据国际劳工局测算，整体而言，
1999年至今， 36个发达经济体中，劳动生产率增幅是实际工资增幅的近 3倍（见图1-7）。

指数（基准率=1999年）加剧。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10年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比例上升。 26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失业率偏高。 201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 16～ 25岁年龄段的平均失业率达 15%，而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四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中，失业者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27目前，经合组织成员国中，
“非标准工作”（涵盖兼职工作、临时工作和自由职业，当然这些工作并非都缺乏保障）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所有就业岗位中， 20世纪 90年代后创造的“非标准工作”岗位占一半，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创造的岗位占到 60%。 2013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近30%的兼职工作者都是
“非自愿的”，也就是说，他们想做全职工作，但只能找到兼职工作。 28

这些发展趋势加剧了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现象。 1985～ 2013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有 17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 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变化，只有一个国家（土耳其）的基尼系数下降。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 29其实，贫富差距比收入差距大得多，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收入分配从工资转向利润；其二，土地和资产价值飙升。英国 1%富有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比例从 1970年的 23%上升到 2010年的 28%。在同一时期的美国，这个比例则从 28%上升到 34%。 2010年，美国 0.1%富有人群占有约 15%的国民财富。在英美两国， 10%的富裕人口拥有超过 70%的国民财富。 30

气候变化与环境风险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骤增，气候变化恶劣，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风险极大。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相伴，从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到栖息地消失、物种灭绝。经济发展提高人类福祉，同时也因破坏环境而使其经济成就失色不少。针对这些环境问题，发达国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任何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高度依赖生物物理过程，许多生物物理过程已经达到或非常接近临界点（或称为“环境安全界限”）。这种状况非常危险，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31

然而，气候变化这种全球威胁非常独特。过去的200年间，发达国家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累积效应，而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化石燃料消费激增，让问题更加复杂。这就意味着，除非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骤减，否则全球环境将遭到不可逆的毁灭性破坏。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维持在现有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3～ 4摄氏度，甚至更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说，即使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天气（如洪灾、风暴潮和旱灾）也将更加频发，造成基础设施网络瘫痪，生活必需的一些关键服务中断，沿海地区及城市受损会更严重。天气还会导致农业减产，食品短缺风险增加，食品供应体系崩溃。高温天气会引发更多健康问题，由此导致的疾病将夺走许多人的生命。此外，天气还会引起冲突，增加人民流离失所的风险，生态系统破坏加速，物种灭绝加剧。 32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 25年间，天气带来的恶劣影响已广为人知。 33但是，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与制造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密不可分，而这个体系的能源基础是化石燃料。全球80%的能源仍然来自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近，发达经济体采取结构性的去工业化政策，并推出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但是，发达国家减排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借助全球化将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34如果按控制全球气候变暖所需的减排进度衡量，西方经济体其实并未减排，或者说杯水车薪，不管是他们自己制造的温室气体还是进口的产品和服务正在努力减少金融市场行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但是，现代金融体系非常复杂，人们普遍担心，系统性风险无法消除。针对资产持有人和企业高管的激励机制造成了金融界和产业界人士越来越注重眼前利益，这些激励措施以及全球经济体需求长期疲弱造成投资率偏低，尤其是对创新投入不足、实际工资停滞不前、贫富差距扩大等，这些问题源于劳动力市场结构、企业薪酬制度、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财富所有权的结构性特质。温室气体排放量居高不下，源于能源和运输体系的结构性特点。按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政策思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太可能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方法。发展前景绝非注定失败，但确实需要反思。正如作者在本书中的逻辑论证所表明，目前，大多数决策依据的正统经济学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因此也无法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怎样才能更好地运行。本书作者在批判各自领域内的正统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方案作为全新的政策建议。本书每一章都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问题及其相关的政策展开辩论。

这些辩论中有争议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经济遭受重创，危机之后经济缓慢复苏，这两个不同时期应采取何种财政和货币政策予以应对。第二章的作者斯蒂芬妮•凯尔顿和第三章的作者兰德尔•雷、耶娃•纳斯岩对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正统的财政紧缩政策提出异议。凯尔顿认为，紧缩政策严重误解了经济规律。高赤字导致衰退这种主张完全是本末倒置，误解了事实。正是衰退导致赤字飙升，由于经济滑坡，政府税收减少，而社会保障福利和公共开支则发挥
“自动稳定器”作用。凯尔顿的研究显示，个人消费和投资锐减会降低需求，而赤字却刺激需求，因此实际上赤字可以防止衰退加剧。金融危机过后，个人积累骤减，由于经济（包括海外部分）中的积累和借贷必须平衡，这样便产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公共债务增加。财政紧缩政策试图通过减少总需求，尽快降低赤字，实际上却拖延了经济复苏的步伐，而在像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财政紧缩政策更是阻碍了经济复苏。经济增长非常缓慢，意味着赤字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快速下降。这说明，紧缩政策并未实现其政策初衷。

雷和纳斯岩进一步分析后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流观点误解了货币的本质。正统观点认为，货币具有外部性，由中央银行决定。其实，只要商业银行发生借贷，事实上便产生了货币，从而提升了借贷者的购买力。实际上，货币内生于实体经济。通过考察现代中央银行的运行方式，雷和纳斯岩发现，如果一个国家有自己的货币，那么政府开支便不受税收或借贷的限制。35欧元区有些规定纯粹是为了阻止本国没有货币、经济较弱的欧洲国家进行借贷。雷和纳斯岩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并不是一个提升总需求的好办法，要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比量化宽松更有力，也更有效。

不出所料，财政紧缩政策未能扭转投资水平低的状况，而投资水平低已成为西方经济体的长期特征。本书第四章到第七章的作者分析了造成这个问题的经济根源（第四章作者安德鲁
•霍尔丹，第五章作者威廉•拉佐尼克，第六章作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第七章作者史蒂芬妮•格里菲斯-琼斯和乔瓦尼•科齐。

霍尔丹想搞清楚，金融市场注重短期效益是否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通过分析未来的收益体现在今天的股价中的比例，看看到底打了多少折扣，他发现，1995年之后出现了一个在经济学上有重要影响的现象，而在1995年之前的10年则没有这种现象。通过比较分析私人公司和公开上市公司的分红有什么差别，而不是比较它们保留了多少收益用于投资，他发现，在一段较长时期，英国私人公司将利润用于企业投资的比例往往比上市公司高出4～ 8倍。他得出结论，总体看来，注重短期效益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了实质影响。他对此提出许多政策措施，比如提高企业长期战略的透明度，改变企业高管薪酬结构，改进股东管理方式，改革税收制度，通过这些方式来激励长期持股者。

拉佐尼克专注于经济学中的主流企业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采用一种模型分析企业，他们将企业看作不断自我优化的逐利者，其行为受到市场竞争的限制。这种模型无法解释企业创新现象。拉佐尼克提出了创新型企业理论，创新型企业生产率更高，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更强，因此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他看来，打造创新型企业的关键不是市场的本质，而在于企业的架构和组织形式。他比较了20世纪后半叶日本和美国的工业企业，结果表明，不同组织方法和管理模式带来创新程度上的差异，并由此决定商业成功与否。他主张，经济学家只有研究过去的真实事例，而不是仅仅运用抽象理论，才能真正理解创新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

马祖卡托在第六章中论述创新如何驱动经济发展。正统经济学观点认为，私营部门推动创新，而政府政策应该只关注基础科学研究。马祖卡托证实，这种观点实属误解。实际上，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现代化国家，一直在推动所有领域的创新发展。举例来说，苹果公司iPhone手机上的所有新技术都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她详细叙述了私人投资者多么不愿意为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这和“风险资本主义”的传言恰恰相反，尽管这个传言广为人知。马祖卡托提议，建立“创业型政府”，加大创新投资力度，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和老年人的医疗保健。由于“导向性”创新存在风险（选择扶持特定任务、技术、行业和企业），因此，纳税人应该分享收益。她说，国家投资银行，比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极其重要，它能将长期
“耐心 ”资本引向高风险基础设施和创新。

接着，格里菲斯-琼斯和科齐阐述，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推出的投资项目可能取得什么成绩。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缓慢复苏，欧盟决策者没有积极应对，两位作者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提出一个五年投资刺激计划，这个计划基于欧洲投资银行（欧盟政府投资银行）增加借贷。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公共投资终将“挤掉”私人投资。他们对这个观点提出异议，因为利率很低，资本过剩，而资本又要寻求收益，结果和主流经济学观点恰恰相反。公共投资将会撬动更多私人资本。两位作者运用宏观经济学模型比较他们提出的投资刺激计划和
“一切照旧”模式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投资刺激计划不仅能提高欧洲增长率和就业率，而且还会加速削减公共赤字。

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作者分别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科林•克劳奇。他们关注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两大脱节之处。斯蒂格利茨强调了过去30年间贫富差距加剧的现象。他并不认同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即工资和薪金反映的是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实际上，企业高管的高收入暴露了某种形式的“寻租”，这种榨取来的酬劳同生产率或者其应得的经济收益毫不相关。他进一步指出，收入悬殊并不能促进经济繁荣，实际上反而阻碍了增长。这个观点也和主流观点相背。斯蒂格利茨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扭转目前的经济走势。这些措施包括：改变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降低失业率，加大教育投资，改革资本税。在文章结论部分，他再次强调，经济政策指标并不仅仅衡量GDP增长率， GDP增长的分配情况及其具体内容也很重要。

克劳奇回顾了私有化和外包的发展历程。近几十年，许多国家（英国尤其显著）在国有产业中推行私有化改革，将公共服务外包出去，参与市场竞争。这些政策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准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竞争提高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然而，克劳奇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私有化产业还是公共服务行业都产生了寡头，结果，几乎没有市场竞争，消费者也几乎毫无选择。本该是市场主导的过程变得严重政治化，成了一种“企业新自由主义”，这和新自由主义初的主张背道而驰。克劳奇认为，企业游说的力量已无比强大，甚至连民主原则本身都受到威胁。

本书后两章探讨资本主义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第十章的作者迪米特里•增西利斯论述，为什么气候变化不仅对经济体制构成极大挑战，而且对经济本身形成巨大威胁。科学常识告诉我们，温室气体排放量终必须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才能停止。然而，目前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要消费化石碳，燃烧化石碳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因此，只有能源、运输、土地使用以及工业体系彻底实现结构转型，才能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增西利斯认为，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角度分析这个问题，重点关注边际市场失灵，这种分析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我们要理解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变的整个过程，而这些过程既受
“路径依赖 ”影响，又受经济预期的影响。路径依赖的特点是，过去的投资制约将来的投资决策。当创新沿着低碳发展方向快速推进时，决策连贯、措施有力有助于推进投资向临界点靠拢。

本书后一章作者卡洛塔
•佩雷斯说，这种结构变化以前发生过。初借助水力和机械化催生工业革命，后来进入煤炭、蒸汽、钢铁、铁路、汽车和批量生产时代，如今则是信息与通信技术时代。现代社会见证了一波又一波技术革命。无论是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普及，还是金融体系和政府决策的调整应对，每次技术革命都遵循一个模式。佩雷斯认为，将信息与通信技术深入发展的成果和环境技术结合起来，潜力巨大，可以大大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及物质内容。终带来新一轮增长，减少环境破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还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她提出许多促进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例如，将税赋从劳动和利润环节转向能源和资源使用环节。她认为，这种转型既借鉴又发展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美好生活”的精致、绿色的理念。

克服市场失灵：一种新进路

本书每一章均采用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主题。邀请这些作者们一起为本书组稿，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解读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了解应对这些问题所需的经济学理论。每位作者仅对自己写作的章节内容负责。我们既不追求也不主张所有作者的观点必须一致。不过，他们的批判分析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每一章都质疑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并提出相应的建设性政策建议。

我们所谓的“正统”，是指有关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中的主要观点。在经济学学科内，围绕理论和政策方面的争论此起彼伏。正统经济学话语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即资本主义如何有效运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市场竞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私营公司尽力为股东赚取更多利润，他们在市场中相互竞争，为其他企业和自由选择的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主流观点基于这个理论）认为，在不同的独立市场中，竞争提升经济效率，进而实现福利化。人们通常认为，市场运作趋势倾向于达到平衡，而企业运营和市场运作基本相同。作为“代理人”，企业行为同样受制于市场的外部压力。从总体经济而言，正是企业间的竞争实现了创新发展，进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按照主流经济学模型的理解，市场并不总能良好运转。因此，该模型用“市场失灵”这个概念解释为什么结果欠佳以及如何改进。以下情形会导致市场失灵：企业获得垄断地位限制了竞争；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各种外部效应”或是对第三方的影响没有合理体现在市场价格中；独立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获得公共产品和大众产品的收益。 36在这些情况下，现实市场容易失灵。这就意味着，“自由”市场并不能实现福利化。因此，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公共政策应该“纠正”市场失灵。具体来说，可以促进竞争，要求产品和服务信息更加透明，通过征收污染税这类手段迫使经济参与者为各种外部效应带来的影响埋单，提供公共产品或为公共产品提供补贴。

正统观点同时强调，不仅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即使政府用心良苦，实施干预，结果可能比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更糟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参与者时常调整自身行为，适时补救。另一方面，公共机构从来都有私心，他们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和激励政策，这些目标和政策也许无法反映整个社会的普遍福利需求。公共政策干预意在纠正市场失灵，但也可能导致政府失灵，而政府失灵的恶劣影响超过市场失灵的不良后果。因此，公共政策干预总是要在纠正市场失灵和造成政府失灵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点。 37

一般而言，这个关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模型是当今大多数公共经济评论及决策的理论依据。由此得出一些人们熟知的政策结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市场通常能够催生积极的结果，从而增加福利。因此，应该让市场自由运作，尽量少干预。需要建立一套有关就业、消费者保护和环保的基本规章制度，清除外部效应，消除信息不对称。然而，政府既不应对市场发号施令，也不应影响市场中的企业行为。市场中
“看不见的手 ”了解情况，这只 “看不见的手 ”催生创造福利的活动，企业努力为股东们创造价值。即使市场可能出现失误，政府也不能认为自己对此可以越俎代庖。因此，政府要特别提防，通过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挑选赢家”，推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特定投资，自身参与投资私营经济。公共投资，特别是当公共投资资金来自借贷时，将会
“挤掉 ”私人投资。政府应该尽量利用竞争力强的私营企业参与公用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财政收支平衡应是财政政策考虑的头等大事。尽管税收是必要的，可是，税收往往挫伤财富创造者的积极性，降低工作热情，因此应尽量降低税赋。对于上述每一个主张，学院派经济学家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学院派经济学家通常都熟知既复杂又微妙的理论，并掌握翔实的实证材料。在公开辩论中不难发现这些观点，而且，近数年，这些观点主导了实际决策。

主流模型提供了一个既简单又极具吸引力的框架，帮助人们思考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政策。这种模型结合了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中精确的数学推演和有关宏观经济的似乎合理的观点。运用这个主流模型得出的许多政策建议受到手握经济大权人士的青睐，因而这个主流模型得以牢牢控制经济学公共话语。

其实，这个模型不能充分解释资本主义如何有效运转，因为市场不是一些简单结构的集合体，也不会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中设想的方式运作。“市场失灵”这个概念无助于分析资本主义面临的难题，也无助于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这些理想化的理论要么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许多关键特征，要么将之视为资本主义的
“不足之处”，而没有认识到，这其实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结构特点。这些理论既没有关注不同经济体发展的实例，也没有关注不同经济体何时发展良好、何时发展受挫以及其中的缘由。近几十年，西方资本主义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增长疲弱、金融不稳定、投资下滑、经济金融化、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贫富差距加剧，环境风险堪忧。这些理论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缺乏解释力。

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理论抽象的产物，而是复杂的动态体系。这些体系植根于特定社会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受生物物理规律支配。各种实际经济参与者之间构成多重联系，资本主义经济体产生于这些多重联系。这些实际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不符合理想化的“代表性代理人”具有的特点，他们根据具体情况、自身特点以及不同选择，采取不同应对策略。这些多重联系不是促进均衡，而是催生了增长和变迁的动态模式。这些联系产生的宏观经济学效果大于微观经济的部分之和。这些多重联系存在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虽然市场“通常”不会失灵），而是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所致。因此，要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并解释政策如何能促使其更好地运行，就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方法。

幸运的是，经济学中有很多资源可以提供新方法，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几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00多年来，经济学界一直在从理论上分析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关注这些特征。 20世纪伟大的几位经济学家在各自的论著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比如，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等。后来的演化学派、制度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对此也做了分析。本书每一章的论述表明，在此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分析，不仅彻底批判当下政策，还呈现了其他重要的视角。

我们从这些方面重思资本主义，其背后是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深刻洞见。

个洞见就是，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分析市场及市场中企业的特征。将市场看作是早已存在的抽象制度，经济参与者（公司、投资者和家庭）“进入”其中开展经济活动。而且，参与者一旦进入其中，便要依照制度所要求的特定方式行动。这种观点不利于正确理解市场。这样理解市场更好：市场是公私经济参与者和公私机制互动的结果。影响结果的因素有：参与者的性质（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同），参与者的天赋及动机，制约参与者的法律条款、规章制度和文化背景，决定交易的特点。市场是
“嵌合 ”在体制结构以及社会、法律和文化背景中的。 38波兰尼指出，当今世界，“自由”市场这个概念是经济理论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基于经验观察得出的结论。 39他发现，国家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的强力推手，其实资本主义市场根本不具有任何“天然性”或普遍性。 40

关于企业间竞争的主流思想也同样会让人产生误解。许多现代资本主义重要的市场都形成了寡头垄断，以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为特征，造成集中和坐享利益者。“市场”的外部力量造成资本主义企业运转方式相似，然而，即使是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产业，相关企业的运营模式也并不相同。拉佐尼克研究发现，实际上，无论是企业的内部特征还是针对不同市场情况做出的政策回应，各企业间一直丰富多样，千差万别。出现这种状况不足为奇，因为企业必须不断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演化经济学强调，这种多样性不是向相似性转化的短期特点，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特征。 41不同的准则和常规产生不同的行为和结果。

事实证明，所有权和治理结构异常重要。在过去30年间，主流观点认为，股东价值化将会实现经济绩效，尤其是在英美两国，这种观点长期主导商业理论和实务。 42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组建企业的首要目标既不是为了实现无拘无束的股东的短期利润，也不是为了给高管支付薪酬。举例来说，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日本的企业，其组织结构遵循公司法和企业文化，对包括自身员工在内的大批股东负责，首要目标是促进长期生产并获得长期利润。这些企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企业行为却差异明显。通常情况下，这类企业的创新投入高于那些注重股东短期利益化的同行，高管的薪酬和普通员工的薪金之间的级差比其他同行低，将收入中的较大份额用于投资，较小份额用于支付股息，这些企业股东平均持股时间更长。数据显示，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类企业的短期利润可能下降，长期来看，他们促进经济强劲增长。 43这个现象说明，要想提高经济绩效，公共政策须重点关注企业所有制关系、治理体系和管理激励方式。

总之，市场不是理想化的抽象概念，而是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具体产物，且区分明显。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法则就像工程法：一套法则处处适用”。
44事实上，市场行为种类繁多，资本主义也有多种模式。 45

第二个洞见是，公私部门的技术创新投资和组织创新投入，才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创新成果在经济中的推广不仅影响生产方式，而且影响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在过去的200年间，创新成果在经济中的推广成为提高生产力，进而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推动力。 46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必须关注核心问题：创新的动态，理解所需投资的特定本质及投资带来的动荡、非均衡的结果。

这就需要比正统经济学理论更准确地动态理解创新如何产生。正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存在缺陷。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熊彼特对
“创造性破坏”的独创性分析， 47对经济运行规律做了诸多解释。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市场趋向不均衡，市场变化趋向路径依赖，企业如何凭借有限理性运营？技术、企业和产业结构共同演进，社会制度和公共机构为其提供支持，彼此密切联系，形成复杂的反馈过程，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进增长。 48

因此，推进创新要关注其中的每一个因素。经济健康运行要求企业具有勇担风险的管理文化，激励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而不是像霍尔丹所说的那样，主要关注短期金融收益。实现创新需要非常具体的、特色鲜明的融资方式，特点鲜明：耐心、长期与专注。格里菲斯-琼斯和科齐认为，这种融资方式让公营银行发挥独特作用，它们能将融资导向长期项目，利用私人资本，产生乘数效应。税收政策要鼓励长期投资。

马祖卡托发现，创新同样需要资金充足的公共研发机制以及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这些机制和政策导向创新的各个环节，而不仅仅局限在基础科学传统的
“公共产品 ”领域。一个重要的认识是，创新不仅有概率，而且有方向。 49从历史来看，这个方向通常是由“任务导向”的公共政策决定的，这些公共政策将公私投资引向新领域。佩雷斯注意到，在大生产时代，推动郊区发展的政策促进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新技术充分推广应用。马祖卡托研究发现，公共资金扶持，直接推动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其他领域取得突破，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及今天的绿色科技。 50这些突破都离不开供给和需求政策，而这些政策催生新市场、新产品。公共投资“涌入”私人投资领域。

主流观点认为，政府推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其实，政府做的远远不止这些。政府通过确立社会目标，利用自身资源和长期资本共同投资。政府能够促进竞争环境向公共选择的目标倾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先后建立， 20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兴盛，带来一轮轮新的经济增长，经济更加繁荣。如今的新目标潜能巨大，推进新一轮创新和投资。这个新目标的首要任务是逐步减少并终消除温室气体排放，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另一个挑战则是制约经济对生物物理领域内环境的影响。佩雷斯认为，向“绿色
”革命方向发展潜力巨大，和信息通信技术持续发展一起共同推动新一轮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个洞见是，认识到公共部门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创造经济价值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企业仅凭自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当今任何企业的运营都离不开国家提供基本服务。这些服务包含：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医疗和社会服务，住房、社会保障、治安国防，运输、能源、水和垃圾处理。这些构成了核心基础设施。这些服务，其中包括分配给这些服务的资源，以及用于这些服务的投资种类，对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至关重要。私营部门“创造财富”，而拥有纳税人资金保障的公共服务
“消费 ”这些财富。国家不仅 “监管 ”私营经济活动，其实，经济成果由公私参与者共同创造，公私参与者受社会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社会和环境条件。

这样，凯恩斯对企业周期的分析便非常重要。 51他的重要洞见是，私人投资非常活跃，又趋向周期性发展，加剧了经济繁荣和衰退的趋势。当消费过低时，政府需要投资，不仅可以稳定总需求，而且刺激企业界的“动物精神”。企业界只有对未来增长领域充满信心时才会去投资。有些经济学家将金融市场解释为首领、跟随行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52公共投资发挥根本作用，是创造经济机遇的手段，从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意愿。增西利斯认为，建立对未来增长的预期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不仅仅只在经济滑坡之时；也正因为如此，任务导向型创新政策作用巨大，可以推动经济绩效不断提升。在这一点上，凯恩斯和熊彼特观点一致。凯恩斯认为，“投资社会化”将促进投资更稳定，从而增长也更稳定。正如马祖卡托所言，“投资社会化”意味着，公共部门可以成为投资者和股权持有人。 53

凯尔顿强调，公共开支对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至关重要，然而，金融危机之后，财政紧缩政策削减了公共开支，结果，负债占GDP的比重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这说明，紧缩财政政策徒劳无功。雷和纳斯岩则强调，银行系统的
“关键 ”措施催生了货币的内生性，政府有了更大空间使用财政政策扶持经济增长，而不像主流进路所提供的有限的政策空间。

因此，政府的大小和功能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营影响深远。主流经济学评论经常持这种观点，公共部门的作用应尽可能减少，将私营企业从监管的“死亡之手”中解放出来，从“挤出”的不良影响中解脱出来。实际上，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支持。 54政府的作用不仅提供或共同投资基础设施（即使通常怀疑公共投资的人有时也承认这一点），虽然这个作用很重要。我们看到，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也很关键。同时，培养技能熟练、适应力强的劳动力需要大力投入教育、培训、医疗、儿童保育、社会关怀。克劳奇的研究显示，政府的这些职能不能简单地进行外包或私有化。如果这么做的话，促进竞争这个目标反而造成了私营寡头垄断，这样就失去了公共目标，而使企业的政治影响力增强。我们要承认，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之间相互依存，市场和非市场活动之间也是相互依赖的。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对税收的影响很大。正统经济学观点认为，税收有负面影响，因为，私营企业创造的价值被国家没收了。但是，理解了公共部门在共同创造经济总量中的作用之后，我们的理解就更进一步了。公共部门对生产过程做出贡献，因而经济参与者要给公共部门纳税。主流模型主张，减少税收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将促进增长。如果公共部门积极参与，有效使用税收，那么事实可能正好相反。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性质使收入和财富分配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主流模型分析认为，劳动和资本带来的回报反映了（边际）生产率。而斯蒂格利茨认为，这个理论无法解释近几十年贫富差距加大现象。显然，股东和高管，特别是金融业，从企业创造的价值中榨取了不相称租金。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研究表明，资本的继承（特别是土地和财产），其增值速度高于整体经济增速，造成财富总体分配严重倾斜，而不是像标准生产力概念描述的那样。 55这种倾斜对当前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众多数据显示，收入和财富分配更平等的经济，其经济增长更稳定。 56总体而言，缩小贫富差距的再分配政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57

这种情况对资本和劳动之间实现分配再平衡意义重大。实际上，随着工会会员的减少，力量的削弱，管理的失范，工人力量越来越弱。
“灵活的”劳工市场让雇主力量增强，雇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均下降。制定法定工资的历程说明，涨工资往往会迫使企业加大投资，提高生产力，提升经济绩效。58因此，公共政策在规范劳动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加工会会员人数以及雇员对资本的所有权，调控住房和土地市场。公共政策也应确保建立累进税制：不仅对财富和收入征收累进税，而且对企业和个人征收累进税。

共同生产的另一个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对分配有重要影响。所有经济都在生物物理系统内运行。从生态角度看，经济活动创造价值，使用物质资源和能源。物质资源和能源在被使用之后变成了垃圾，以一种热力学无序的熵状态返回到环境中。59经济增长可能来自利用更多生物物理资源或来自每个单位生产量创造的经济价值提升。当今，许多自然环境的生物物理功能已达到或接近安全边界，因此，到底哪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显得尤为重要，这将会深刻影响今天的人们和子孙后代之间的财富分配。增西利斯认为，在面临气候变化危险的情况下，工业经济以碳为中心对于理解经济结构性变化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非常关键，这种结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纠正边际市场失灵。

因此，这三大洞见对我们如何思考经济决策影响深远。公共政策并不是“干预”经济，市场似乎独立于公共机构及其所植根的社会和环境条件。政策的作用不仅是
“纠正 ”市场失灵 ——如果市场不是会失灵的话，市场是自由的。政策还帮助创建、塑造市场以实现共同生产，公平分配经济价值。经济绩效不能仅仅用短期GDP增长来衡量，而要用更好的衡量指标：长期价值创造、社会幸福感、贫富差距及环境可持续性。60

一段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运行不良，主流经济政策反映的是过时的、老套的观点。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无法将经济带入新的运行轨道。我们希望本书的观点表明，资本主义失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制度创造性更强，可持续性更好，包容性更强。但这需要我们的理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关于公共政策如何帮助催生和塑造全新的经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