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880483
影视人类学起自学科边缘出发，历经半个多世纪筚路蓝缕的曲折发展，至今也仍然是一门人类学的非主流分支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虽有一席之地，却始终未成显学。本书即是对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理论沿革与具体实践进行的综合探讨，分为“论之有道”“行之有方”“追思有德”“光映其野”四章，重点就视觉人类学视野中的影像赋权与文化传承、影像民族志的未来、民族志电影的突围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为影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的跨学科合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目 录
一、论之有道
影视、影像与视觉：视觉人类学的“三重门”
边界与融合：论影视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关系
视觉人类学视野中的“影音文献”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主位”电影创作研究
二、行之有方
田野影像笔记：影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之道
分享、虚构与主位影像：影视人类学的伦理反思与突围之道
影像赋权与文化传承：试论“社区影像民族志”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间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的作用
景观、方法与主体文化表达：人类学与虚构电影的多元关系
三、追思有德
影像民族志的曙光：爱德华·柯蒂斯与《北美印第安人》研究
旧日无常：方苏雅的晚清云南电影与百年前的昆明市井生活
《珠峰史诗》：登山悲剧、影像奇观及其余波
旅人旧梦：外国摄影者眼中的大理社会与文化（1903—1952）
让·鲁什与民族志电影的突围
四、光映其野
“藏边影像”：从“他者”窥视到主体表达
神圣的凝望：藏族“村民影像”中的神山崇拜
“中国节日影像志”的庙会拍摄实践省思：夏坊村七圣庙个案
归去来兮：“乡土中国”的影像民俗志表达
民族志电影：对旅行的“影像深描”
参考文献
序 言
影视人类学起自学科边缘出发，历经半个多世纪筚路蓝缕的曲折发展，至今也仍然是一门人类学的非主流分支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虽有一席之地，却始终未成显学。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影视人类学舶来中国之后，其在国内演进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今天，甘于投身其中，以影视人类学为学术研究方向的中国人类学者为数寥寥，有较高学术造诣，能够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者更是屈指可数。在这片相对贫瘠的学术土壤之上，能否坚守与深耕，为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付出一点切实的努力，与其说是一个学人自我成长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宗门修行式的问题——学科的香火能否在吾辈手上迸发光芒，传诸后人，是一种超越了个体意义的学术使命。
一、迂回曲折的学术之路
以学术研究的专业精深而论，大多数人文或社科学者往往终其一生，笃于一业，自本科入学，十年寒窗苦读，一路心无旁骛，至博士收官，尽得某一学科的学术精粹，继而入职学府，以学术研究为天职，深耕于理论之沃野，终老于学海之佳境。很遗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都未能踏上这一常规学术路径，而是迂回曲折，不断尝试着兴趣与职业的多种可能性。从1991 年入读北京大学法律系，到2012 年正式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其间超过20 年的时间，我一直是一个行走在学界以外、“江湖”之中的学术局外人，换而言之，我始终自我定位为一名独立制片人与自由撰稿人，创作而非研究，是我主要的生计来源。
大学本科期间，我在北大修习的专业是国际法。在那一时期，中国顶级的国际法学者：如王铁崖教授、芮沐教授、赵理海教授都还活跃于国内外学界，他们不仅兼任国际海洋法院法官、国际前南战犯法庭大法官等重要职位，甚至仍有精力为本科生开课讲学；年轻一代学者中的饶戈平教授、龚韧刃教授也声名卓著，国际法学在北大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我本人虽不乏研习国际法的热忱——特别是中华民国外交史等学术领域，但在内心深处，仍有些许的不满足——整体而言，国际法是一门以国家为单位纵横捭阖的“大”学问，或许是当时的境界不高，我无法体会到它与个体生命之间有血有肉的情感关联；此外，国际法也是一门非有极高的平台而不得施展的“屠龙之术”，我自问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心性与志趣都不在此。尽管最终与国际法无缘，但北大本科时期的学习生活对我而言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受教于一批极具理想主义情怀与国际主义视野的先生，承袭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北大传统精神，并在理性思辨与感性表达之间努力地达致平衡。特别是在大学毕业之前，我主动前往西藏拉萨市司法局从事数月普法宣传工作，感受青藏高原之雄浑与藏族文化之丰厚，更有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使命召唤，令我最终离弃了法律行业的可观前景，转而投身于一场或许更富于创造力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新旅程。
1996 年，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师从著名导演郑洞天、侯克明两位教授，开始了硕士阶段的求学生涯。从严谨刻板的法律转而学习电影导演创作，是一次换血式的模式转换。对形象细节的描写取代了对抽象法理的思辨，剧本故事的打磨、影像技艺的训练以及一部部需要协同拍摄的短片作业，成为三年硕士生涯的主要内容——至于电影学理研究，至少在20 世纪90 年代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并非研究生的首要任务，几乎每一个投身于此的年轻人，其人生理想都是成为一名电影导演，而不是研究导演艺术的学者。尽管如此，我还是如期完成了在当时具有一定学科交叉性与学术开创性的硕士论文：《类型电影与本土资源——美国法律题材电影研究》。这篇论文虽然在开题与答辩期间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在我毕业之后，且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后被学刊编辑裁剪为三篇论文，发表于两本电影学核心期刊。虽然学术能力得到一定的认可，但略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我已因某些事由，被电影学界权威认定不适宜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取消了此前预定的留校任教资格，成为一名意外地跌出体制之外的独立影视制作人。
离开电影学院之后，谋生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20 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产业寒风刺骨，国营电影制片厂行将就木，而民营电影公司远未起步，这也令我最终错过了在电影业界从事导演工作的契机。从2000 年开始，我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参与创办了《世界电影之旅》栏目，在其后十二年间出访全球近三十个国家，拍摄了上百集电影文化主题的电视纪录片，并长期担任电影频道春节特别节目《年度世界电影回顾》总导演。此外，我还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民间剪纸协会等机构摄制了一系列公益纪录片。也正是在多年的影像创作实践过程中，我逐渐不满足于影视传媒行业的浅显与重复，思考如何将电影与社会研究结合在一起，寻求一种更富于文化建设性的影像研究与创作之路。基于这一初衷，我于2004 年做出了新的选择——回到母校北京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
我从事博士阶段学习与研究的既定方向是影视人类学。遗憾的是，在那一时期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人类学教授几乎无人涉猎这一领域。我的导师蔡华教授虽然制作过数部民族志影片，但他对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前景评价不高，并不鼓励我从事该分支学科的深入研究。那一时期的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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