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铜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7905769
▲ 从书中读者将对罗兰·巴特的经历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及这些经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个性、研究和生活。
罗兰·巴 特（1915—1980 年）是法国20 世纪下半叶*重要的作家和理论家。他的作品对符号学、结构主义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他的散文集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然而，因他刚成年时罹患疾病而被阻断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大量的错误开端。二战后，他加入了法国外交使团，试图成为一名社会学家、词汇学家或成为大众戏剧的积极分子；他还是一名热心的业余音乐家、画家、不情愿的马克思主义者、浅薄的哲学家和编辑。但是，没有一样可以定义巴特，甚至连他的学术生涯都是极其非正统的，一直没能得到人们的重视。那么我们该如何对他分类呢？
这是一篇有关战后法国一位重要人物的引人入胜的评传，探究了作为一名记者、散文家和评论家的巴特，以及在巴特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著作中所呈现出的对自我的深刻认识和对社会的洞见。
目 录
文本说明 6
前 言 7
1. 战争遗孤 16
2. 肺结核病人 34
3. 马克思主义、大众戏剧和新小说 58
4. 从符号学到结构主义 82
5. 1968 年5 月事件 106
6. 从普通学校到高等学院 132
7. 声望、死亡和“贵族化的”自我 158
结论：巴特不是一个具有巴特特性的人 182
引用文献 188
致 谢 196
关于照片部分的致谢 197
前 言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现实中的生活，是我们从童年时代就开始憧憬的，透过迷雾，直到成年后仍在勾画的生活；另一种是虚幻的生活，我们活在与其他人的各种关系中，这是实际的，对每个人都受用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我们死亡的那一天。
——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惶然录》（TheBook of Disquiet ）
如果我们阅读一下由彼得·弗朗斯（Peter France）编辑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法国新牛津文学指南》（New Oxford Companion toLiterature in French ，1995 年）中收录的不同作家的作品，就不难发现，每一位作家都具有一个固定的被大家公认的文学身份：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法国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另外还被冠以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道德家等称号。而罗兰·巴特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能进行分类的作家”。但对巴特进行分类是必要的。不管是在索引卡上、在教学笔记方面，还是在许多他的出版物中，甚至是在往来信件里，无不体现出他是一位严谨深邃的作家。对于巴特而言，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组合体”，不能被单独地、简单地分类。这种“组合体”的说法，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再利用的、重新包装后的说法，但也是对瞬息万变的现状的一种关键性的描述。
众所周知，巴特是反感作家日记或笔记类的作品的。他几乎从来不撰写作家日记。很明显，我们能称之为“日记”的四篇文章[ 那些描述他在摩洛哥的经历和巴黎的左派论战的文章、他对1974 年访问中国的描述，以及他的《哀悼日记》（Journal de deuil ）都是在他母亲去世后完成的] 都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很可能违背了他自己的意愿。1 然而，近期出版的1973—1974 年巴特研讨课的报告《作者的词汇》（Le Lexique de l’auteur ，巴黎，2009 年）—该作品于1975 年以“小说化”的形式收录在《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中—使用的大部分资料是通过教学和演讲的方式，在他的分析中铭记自我（the Self），铭记他的自我。之后这种方式广泛应用于他的研讨会和演讲稿中，如《恋人絮语》（Discours amoureux ）主题研讨会，1976—1980 年在法兰西学院做的演讲《如何生活在一起》（Comment vivre ensemble ，作者去世后，在2002—2007 年于法国出版）、《中性》（Le Neutre ）及《小说的准备》（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等。巴特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名学者，他的笔记似乎都可以看作他的“日记”。而这些“日记”是对他在生命的后阶段发表的散文和书籍的补充，通过这种方式也将他的自我铭记在了写作之中。2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新”的作品，都整理自巴特在后的十年中所做的教学和演讲（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是他成功的作品），这些似乎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作品，即巴特所称作的《教案》（livre-cours ）—这本书或散文就整理自他的教学演讲或者研讨会上的发言。
虽然他从未设想过，未来要将他所有的教学和课堂笔记以“书籍”的形式发表，但巴特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把自我作为他教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那么就将出现一个把自我（并不一定是巴特的自我）作为首要思考问题的文学产物。因此，在20 世纪70 年代，巴特的作品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小说”，并且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这种形式打破并重新定义了之前人们对传记和自传体体裁的认知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自我”就是具有巴特特性的制度上的转折点：教育是玩（出）自我或产生（出）自我的地方。1977 年在瑟里西专题讨论会（Colloque de Cerisy）上，法国新小说家（nouveau romancier）阿兰·罗伯- 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这样描述巴特：“我只是60 年代和70 年代的小说家，
而你将是未来永远的小说家。”3
巴特似乎已经受到了未来的优待。尽管巴特认为这样“毫无意义”，但他去世后发生的事情还是可以认为是受他的写作风格的技能影响。让- 路易斯·珍妮尔（Jean-Louis Jeannelle）在评论玛丽·吉尔近完成的巴特传记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个人是否真的可以“不东拼西凑巴特的生平，就能写成有关巴特的‘具有巴特特性的’传记”，并且她还认为巴特具有优先选择权：
巴特有效利用了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分析的反身意识，即在他没能理解或确定任何层次含义的情况下就进行贸然评论，而对此，他自己都可能还没有预料到。4
相反，吉尔认为，我们在认知巴特的时候，应把巴特和他的家庭结构联系在一起。她以巴特于1970 年整理出版的《S/Z》进行举例说明，这部著作是巴特阅读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中篇小说《萨拉辛》（Sarrasine ）后，写成的充满奇异爱情的作品。这部作品的书名表面上引用的是萨拉辛（Sarrasine）和赞比内拉（Zambinella）名字的首字母—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赞比内拉是萨拉辛多情的爱人，而吉尔却将作品的名字与巴特名字的后一个字母和他同母异父的弟弟米歇尔·萨尔塞多（Michel Salzedo）名字的中间字母联系在了一起。出于对母亲的过度依赖，他对弟弟的感情一直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
如果我能确定……《S/Z》中描述的“生命”的密码（关于他弟弟的出生的“描述”），那么令我感兴趣的就不是“阅读”他的私人生活。弟弟萨尔塞多的出生使巴特产生了心理方面（嫉妒，俄狄浦斯式的恋母情结等）的影响，而对此，他一生都很少做出解释，从来没有；令人着迷的是在文本中去寻找生活的写作、人生的轨迹—即在《S/Z》中题写弟弟的诞生。这就是人物传记。这就是一生中的这个地方—“生活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我正在描述的，且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题词。文本“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处在应有位置上的那个文本，但又允许我们用异常简单的想法打破生活只由事实构成的观念。5
对某个人的生活进行分析和描述，由此包含价值判断，这种判断（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那个人生命终结的时候所领悟到的真谛。在巴特的意识里，余生“毫无意义”，而且，对吉尔来说更重要的是，其他重大事件“将巴特人生的阶段压缩成了一个停滞、没有时间概念的缩影，这是对他人生阶段的反映和重演”。对于“她的”巴特来说，1977 年他深爱的母亲的离世是一场悲剧，就是这个重大的事件，令巴特陷入巨大的悲伤中不能自拔，毕竟，正如他在1971 年所描述的那样，只有他的母亲“让他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这对于吉尔而言，发生在巴特辞世三年前的丧亲之痛，确定并改变了我们认为的巴特典型的生活方式。6 在某个人去世后，如果他的生命由发生在他的生命后一刻的、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定义，将会怎样？换句话说，由于巴特人生中重要的事件（他母亲的去世）发生在他的生命的晚期，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为“逆推”巴特的传记列出纲要—以他的死亡为开端，向上追溯历史，这不同于传记常规的“逆推”轨迹的一般流程（从出生写到死亡）。事实上，巴特采用的叙事分析，特别是在之前已经提到的、著名的关于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的《S/Z》中所采用的叙事分析，表明了所有的叙事（包括传记）都是可逆转的文本—更不用说把它变成令人愉快的故事或“语录”，然后被错误地引用了。事实上，言外之意指的就是所有被称为“文本”的事情在之后都可以被称为“生活”。这种主张受到人们广泛的支持。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将看到，存在于文学及文学散文中的强烈的社会化的自我放纵成为他“批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大家认为巴特是无法进行分类的，然而当我们审视他整个人生的时候，会发现还是有可能对他的作品进行分类的。但是矛盾的是，这种分类将削弱其个性，或者至少削弱其独特的个人理念。即使巴特著作的形式、内容和风格很难归属于一个流派，他的著作的精髓还是与社会、与其他作品、与读者深入地联系在了一起。法国语言学家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曾经表示，巴特既不是语言学专家，也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相反，巴特掌控的是现代“社会心理分析”的一种形式。7 尽管我们将要描述巴特在心理分析上的
不足—他在心理分析的要求和实际应用方面是相当矛盾的—我们也将探讨他社会方面的作品。这涉及复杂的强调集体的、以团队为导向的巴特—在20 世纪30 年代作为巴黎索邦大学的肄业生，他建立了古典戏剧小组；在40 年代，由于罹患肺结核，他不得不到社会化的医疗机构—阿尔卑斯山的疗养院里进行治疗修养；在50 年代，他成为法国大众戏剧运动的活动家；在60 年代，他探讨了服装与时尚，将其理论化成个体的表达和社会对大众文化的融入；在70 年代早期， 他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Fourier）及其公共的“法伦斯泰尔”， 随后，巴特于1976 年做了“如何生活在一起”（How to Live Together）的演讲。阅读巴特社会方面的作品也意味着探讨其写作的全部行为，这体现在其所有的资料、意识形态和对快乐的热情颂扬层面上，体现在其与上流社会、他的朋友和诋毁他的人的深层关系中，以及与社会的关系里。
虽然他和我们在对一个人的分类方面保留各自意见—在后面我们将言简意赅地进行探讨—罗兰·巴特却已经成为重要的和经常被引用的20 世纪的法国作家之一。他的思想、方法、散文及格言不仅波及整个人文科学，例如在文学和视觉上的研究，还波及了整个社会科学乃至“硬”科学（医学、数学，甚至二进制理论等）。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对“巴特”进行了扩散与传播，他的思想似乎是漂浮在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文化风中的，那就是必不可少的、沉积下来的“巴特”—即伟大的作家。然而，该术语需要被严格地定义（至少在探讨巴特的情况下）。巴特既不是“浪漫”启迪的天才，也不是超现实主义无意识行为的玩物，具有巴特特性的作家在这两个对立选项间引导了一个紧密的角逐。巴特通过一种疏散或者曝光，实现了（他的）主观性，其中写作掌控着作者之手，而不是作者之手掌控着写作。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很好地总结了随后发生的“自我情感转移”的写作行为：“谁在驾驭着钢笔？……我思想里的某个人正在写作，他移动着我的手。”8 与没有罹患“个人声音狂躁症”的帕斯的情况类似，巴特对“条理清晰的作品是由许多的声音构成的”这一点坚信不疑（这使得巴特在作品中进一步引用了帕斯的散文诗）。
此外巴特的作品还证实了一种合群的精神，一种社会性的写作，尤其是在“他通过被人思考”和 别人“通过他思考”的双重概念方面。在写作的前景化行动和条件上，巴特并没有明显地表露出自己是写作的狂热信徒，而是通过写作进行一种实践和救赎。死后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写作—作为永久痕迹可以凌驾于活着的作家的语言行为之上—可以在作家去世后仍给其以存在感（即追授谥号）。帕斯写道，对于巴特来说，用于单独写作的时间就是早上，在家中，从早上7 点到下午1 点。
巴特去中心的写作自我还有另一个维度，即存在于自身之外的自我的精神分析范畴。自1942 年以来，印象中在早期的一篇文章里，巴特引用了保罗·瓦莱利（Paul Valéry）的声明成为诗人，目的是 “能够对诗学的过程有一个准确的解释”9。到了1942 年，巴特更加注重所有作品的自我指涉性，以至于瓦莱利的诗歌会轻易地被归于巴特。巴特成了一名散文家，目的是“能够对（文学）散文的演变过程做精准解释”，因此帕斯的诗歌中采用了第三人称，1975 年发表的《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中，巴特的“他的自我”的传记（不是他自己的自传）也使用了第三人称。
这并非是说巴特除了“我为什么（以及如何）写作”的概念问题之外就没有其他目的了。重要的是在阅读巴特的时候，记住他会经常揭示某事（这件事正在发生，已经做了，将要发生），而他真正的意图是“我将要去”（“我应该”、“我可以”、“我能”等）。这就是他的“科学的”做事方式。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修辞战略—例如，巴特于1967 年发表的开创性散文《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 ）宣告了一位作家的诞生，但这也可能是因为他天生就是个作家，他彻底地跨入了他所谓的写作（écriture）。因此，言外之意，“语言”已经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中，体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自我，一
个主观的（再）社会化。10
然后传统的、“正常的”、个人的自我的逐渐虚弱就是巴特所谓
的—在标志性地使用古希腊术语过程中—矛盾的一部分。巴特绝非是要与这个自我保持一致，他是[ 继安烈·纪德（André Gide）之后]想要向大家表明，我们是如何犹豫不决的，我们如何才能去除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的、巴特所谓的“开放的辩证法”的矛盾的综合体，因为这个自我是多元化的、复杂的、社会化的。11
“前言”注释
1.Éric Marty, ‘La Vie posthume de Roland Barthes’, in Barthes après Barthes: une
actualité en questions, ed. C. Coquio and R. Salado (Pau,1993).
2. 参见例如巴特后（未完成）的一篇文章“One Always Fails in Speaking of
What One Loves”，这篇文章收录进了巴特撰写的The Rustle of Language , trans.
Richard Howard (Oxford, 1986)，pp.296—305， 或参见他后一本书Camera
Lucida (Paris, 1980)。
3.Alain Robbe-Grillet, Why I Love Barthes (Cambridge, 2011), p.26.
4.J.-L.Jeannelle, ‘Barthes ne se laisse pas faire’, Le Monde des livres (9 March
2012), p.9.
5.Marie Gil, Roland Barthes: Au lieu de la vie (Paris, 2012), p.21，吉尔的传记很快
就被已经获得授权的传记Tiphaine Samoyault (2015) 取代了，当时恰逢巴特诞辰
一百周年。
6.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ed. Éric Marty (Paris, 2002), vol.III, p.1025.
7.G.Mounin, 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logie (Paris, 1970), p.65.
8.Octavio Paz，Early Poems , 1935—1955 年里的没有标题的散文诗，trans. Muriel
Rukeyser (New York, 1973), p.61。
9.Roland Barthes, ‘On Gide and His Journal ‘, in A Barthes Reader , ed. Susan Sontag
(London and New York, 1982), p.15.
10.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Glasgow, 1977),
pp.142—148.
11. 在Roland Barthes et l’étymologie 中，Cécile Hanania 将Maché 定义为一种“通
过自我而进行的对主体的矛盾的陈述”，参见 Cécile Hanania，Roland Barthes et
l’étymologie (Brussels, 2010),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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