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525530
《伟大的思想家》丛书特点和要点突出，文字简明通俗，同时又不失学术性，或评论哲学家的是非得失，或介绍哲学界的争议，每本书后还附有该哲学家的著作和重要第二手研究著作的书目。
本套丛书每本都用短短的一百来页概述一个哲学家的整个哲学体系，没有让你阅读原著的迷惑，脉络清晰，通俗易懂。
本套丛书虽不能帮你解决困境，但伟大的思想家留下的思索，会给予你慰藉和力量，让哲学理性的光辉照亮人生之路。
张世英、赵敦华主编。张祥龙、刘清平、郝长墀、袁银传、李超杰、方旭东、周伟驰等知名学者鼎力推荐！北大、人大、复旦、武大等校30名师联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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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总序
导论 001叔本华的生平与性格历史背景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作为表象的世界 / 060作为意志的世界 / 073
5 089 基础美学：柏拉图的永恒形式
6 113
悲观主义、道德和禁欲主义参考书目 / 133
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①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大力引进西方哲学，解放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哲学”和“政治学”系列以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名著为主。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大力翻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著作，这些译著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
①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上海：上海书店， 1945：26.
学知之甚少的局面。但也造成新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译著即使被译为汉语，初学者也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王国维先生当年发现西方哲学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少读者至今仍有这样体会。比如，有读者在网上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原著和已经成为经典的研究性著作应是最该着力的地方。但哲学也需要普及，这样的哲学普及著作对于像我这样的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都很有意义，起码可以避免误解，尤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误解。只是这样的书还太少，尤其是国内著作。”这些话表达出读者的迫切需求。
为了克服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之间的隔阂，清华大学出版社引进翻译了国际著名教育出版巨头圣智学习集团的“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 Wadsworth Philosophers）。“华兹华斯”是高等教育教科书的系列丛书，门类齐全，“哲学家丛书”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哲学系列”的一种，现已出版 88本。这套丛书集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每本书作者都是研究其所论述的哲学家的著名学者，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他们在为本丛书撰稿时以普及和入门为目的，用概要方式介绍哲学家主要思想，要言不烦，而又不泛泛而谈。因此这套书特点和要点突出，文字简明通俗，同时不失学术性，或评论哲学家的是非得失，或介绍哲学界的争议，每本书后还附有该哲学家著作和重要第二手研究著作的书目，供有兴趣读者作继续阅读之用。由于这些优点，这套丛书在国外是
不可多得的哲学畅销书，不但是哲学教科书，而且是很多哲
学业余爱好者的必读书。
“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所介绍的，包括耶稣、佛陀等宗教创始人，沃斯通克拉夫特、艾茵 ·兰德等文学家，还包括老子、庄子等中国思想家。清华大学出版社从中精选出中国人亟须了解的主要西方哲学家，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和加缪等富有哲思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以飨读者。清华大学出版社非常重视哲学领域，引进出版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等重磅图书奠定了在哲学领域的市场地位。这次引进翻译这套西文丛书，更会强化这一地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文化频繁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基本的西学知识，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是青年学子的必修课，而且成为各种职业人继续教育的新时尚。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引领时代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值得赞扬和支持。
张世英先生担任这套译丛的主编，他老当益壮，精神矍铄，认真负责地选译者，审译稿。张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多年聆听他的教导，这次与他的合作，更使我受益良多。这套丛书的各位译者都是学有专攻的知名学者或后起之秀，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为基础，翻译信实可靠，保持了原书详略得当、可读性强的特点。
本丛书共 44册，之前在中华书局出版过，得到读者好评。我看到这样一些网评：“简明、流畅、通俗、易懂，即使你没有系统学过哲学，也能读懂”；“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是一本通俗的入门书”；“集文化普及和学术研究为一体”；“要在一百来页中介绍清楚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也只能是一种概述。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种概述很有意义，简单清晰的描述往往能解决很多阅读原著过程中出现的误解和迷惑”’；等等。
这些评论让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深知哲学的普及读物比专业论著更难写。我在中学学几何时曾总结出这样的学习经验：不要满足于找到一道题的证明，而要找出步骤最少的证明，这才是最难、最有趣的智力训练。想不到学习哲学多年后也有了类似的学习经验：由简入繁易、化繁为简难。单从这一点看，柏拉图学园门楣上的题词“不懂几何者莫入此门”所言不虚。我先后撰写过十几本书，最厚的有八九十万字，但影响最大的只是两本 30余万字的教科书。我主编过七八本书，最厚的有 100多万字，但影响最大的是这套丛书中多种 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现在学术界以研究专著为学问，以随笔感想为时尚。我的理想是写学术性、有个性的教科书，用简明的思想、流畅的文字化解西方哲学著作烦琐晦涩的思想，同时保持其细致缜密的辨析和论证。为此，我最近提出了“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的主张。我自知“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现在还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实践的目标。本人实践的第一步是要用中文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片段和观点讲得清楚明白”①。欣闻清华大学出版社要修订再版这套译丛，每本书都是讲得清楚明白的思想家的深奥哲理。我相信这套丛书将更广泛地传播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融合在中国当代思想之中。
赵敦华 2019年4月
①详见赵敦华．中国大众的现代西方哲学．新华文摘，2013（17）：40.
叔本华既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也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同时他也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人。叔本华信奉“人可以靠削弱意志来减少恶的力量”，而意志的削弱要靠“完全守贞、自愿清贫、斋戒和苦行”来完成。在以这个信条来评判叔本华时，伯兰特 ·罗素对他的性格作了如下描绘：
假如我们可以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论调也不是真诚的。他惯常在上等餐馆里吃得很好；他有过多次色情而不热情的风流韵事；他格外爱争吵，而且异常贪婪。有一回，一个上了年纪的女裁缝在他的房门外边对朋友讲话，惹得他动火，把她扔下楼去，给她造成终身伤残。她赢得了法院判决，判决勒令叔本华在她生存期间必须每季付给她一定的钱数（15塔拉）。20年后她终于死了，当时他在账本上记下“Obit anus，abit onus”（罗素把它翻译为“恶妇死，重负释”）。除对动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而他对动物的仁慈已经达到反对为科学而作活体解剖的程度。在其他方面，他完全是自私的。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知命忍从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①
如果不替叔本华作一下辩护，人们可能会被罗素对他这个人和他哲学的错误攻击所误导，“女裁缝事件”其实可以从更同情叔本华的角度重新梳理。布赖恩·麦琪在他研究叔本华的书里面就是这样做的。在书中，他描述了那个房东 —叔本华攻击的受害者。据麦琪说，这个女人和其他的房东经常在叔本华工作的时候聚在他的门外高谈阔论。叔本华曾对此抱怨，但她们依然故我。有一天，当她们中的三个聚在他的门外时，他请她们离开。她们中的两个照做，但另一个拒绝离开。叔本华坚持自己的要求，而她也同样固执地断然拒绝。他们互相推搡起来，女裁缝被推下了楼梯，严重受伤。在他的辩护中，麦琪注意到：“毫无疑问，这（房东们的大声喧哗）对做他这类工作的人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妨害。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噪音有一种神经质般的厌恶，在受这种情绪支配时很容易失去控制。 ”②
麦琪对“女裁缝事件”的说法弱化了罗素对叔本华的控诉，但是他关于事发多年以后那个房东死的时候的说法，则比罗素的叙述更令人心寒。麦琪说，房东死后，叔本华收到了她死亡证明的副本，他在上面写道：“ Obit anus，abit onus”（老女人死了，我的负担终于解除了）。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究竟是他把她推下楼呢，还是她因为他们的冲突而自己摔倒在楼梯上的。如果实际发生的是前者，那么叔本华的罪过就比后者更大。而且，我们需要知道，当叔本华推她或她由于相互推搡而摔倒时，是房东攻击他而他被迫自卫呢，还是叔本华首先攻击而她仅仅是自卫。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中他的行为都不能说是完全正当的。他确实参与了与一个妇女的“身体的冲突”，而且结果是她受到严重的伤害，而比这个更破坏他形象的是他对于她的死亡感情上的冷漠。
同时代的人中极少有人完全喜欢他。他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体谅别人，心怀恶意，忌妒别人的成功。正是职业上的忌妒，促使他在短暂的学院生涯中把他的讲座与黑格尔排在了同一时间。那时，黑格尔不管是在学生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正广受欢迎。叔本华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追随者而使黑格尔蒙羞。事实恰恰相反，没人来听他的讲座，而黑格尔的课堂则人满为患，大家只能站着听。这终结了叔本华的学院生涯。他从此再也没穿那身礼服戴那顶学位帽。这些事都发生在 1820年的柏林大学，就在他与那个房东的冲突之前。近 30年后，他还没有从羞辱中恢复，在《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 1847年版（初版在 1813年）的“作者序言”中，他恶意地把黑格尔描绘成一个“江湖骗子”。但他还不满足于对黑格尔性格的攻击，忍不住又加了几句：
当今一代学者的头脑被黑格尔的胡说八道搅乱了：他们不会反思，既庸俗又糊涂，完全沦为一种从蛇妖的蛋里爬出来的浅薄的物质主义的牺牲品。
叔本华， 1788年 2月 22日出生在但泽市（现在波兰的格坦斯克）。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母亲文雅而热情，有很高尚的文化品位。父亲的家庭是当地的望族。彼得大帝和皇后凯瑟琳 1716年出游但泽时，曾住在他祖父的家中。弗雷德里克大帝曾试图劝说叔本华的父亲从但泽迁到普鲁士。他的父母既富有钱财，又洞明世情。他们遍游世界，少年的叔本华从他们的这种生活风格中受益极多。早年的时候他就非常了解这个世界，因为他周游各地而见多识广。年轻的时候他有相当长的时间待在巴黎和伦敦，因此他的法语和英语都很流利，英语堪为典范。
叔本华的父亲为了保证儿子成为一个英国公民，曾经计划带妻子去英国生下叔本华，但是事不凑巧，她生了病，于是叔本华只能在但泽出生。 1793年，普鲁士人占领了但泽，叔本华全家迁移到汉堡，在那儿一直住到 1805年他父亲去世。在这期间，他们家周游四方，特别是在 1803年到 1805年之间，他们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游历欧洲。有一回，当叔本华只有 9岁的时候，他被留在勒哈夫（ Le Harve），跟一个商人亲戚一起生活了两年。正是在这段时间，叔本华的法语变得很娴熟。叔本华 17岁那年，父亲在他们家货仓旁的运河中溺水而死。虽然他的死亡被判定是偶然的，但还是有人怀疑是自杀，因为他在死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很抑郁。
父亲死后，母亲约翰娜（ Johanna）把叔本华留在汉堡打理家族的生意，自己迁居到魏玛。在那儿，她使自己成为社交的中心，借用好莱坞的行话来形容，“最好客的女主人”（hostess with the mostest）。参加她的沙龙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艺术家和音乐家。歌德、舒伯特和格林兄弟都是那儿的常客。她自己也开始写作，创作了一些颇为流行的浪漫小说。当母亲在魏玛春风得意之时，叔本华却对他的商人生活感到十分厌倦，请求母亲允许他去追求一种学术生涯。她答应了。于是他离开汉堡，进入科塔（Gatha）的大学预科班学习。
在科塔，叔本华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历史和数学。1809
年，21岁的他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物理、自然史、天文学、
气象学、生理学、植物学、法律，还有哲学。他参加了柏拉图和康德哲学的讨论班。作为一个学生，他既有良好的天赋又有勤奋坚韧的毅力。 1811年，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在费希特和施莱艾尔马赫（ Schleiermacher）的指导下学习。然而，这两个哲学家都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对施莱艾尔马赫没有像对费希特那样深恶痛绝。他觉得费希特是一个装腔作势的骗子，是那些仅以私利为目的从事哲学的人当中的一个。
仅仅两年之后，叔本华就离开了柏林大学到乡下居住。正是在那儿，他仅用一年时间就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论文完成后，他把它提交给了耶拿大学而不是柏林大学。这可能是由于他对柏林大学的哲学系极度的不满所致。耶拿大学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大约在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搬去跟母亲一起居住。他们发生了争吵。他又从那儿搬走，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死于 1838年。约翰娜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显然没有多少母爱。丈夫去世以后，她尽量不让叔本华在她身边。叔本华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相处很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受其母子关系影响的结果。布赖恩·麦琪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而谴责她。他说：“无疑，叔本华对于世界的绝望，尤其是他对于存在的可怕的一面如此地深信不疑 ,某种程度上是植根于他与母亲关系的神经质的表现。” ③或许麦琪是正确的，但我认为不应该排除遗传的因素。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他的父亲就易于沮丧和不快。这一点可能会使叔本华对生命的态度受到很大的困扰。
1814年到 1818年间，叔本华居住在德累斯顿（ Dresden）。在那儿，他完成了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版。成书以后，他去意大利旅游，在威尼斯消磨了很长时间。这期间，他完全过着一种快乐的生活。据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他兴致勃勃地沉浸在所喜欢的散步中时，遇到了当时也住在威尼斯的拜伦爵士。我们忍不住会去推测，在这两个性情偏激而又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无限热爱的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或许他们会一同进餐，一边分享他们的征服故事，一边比较着他们的美酒和佳肴。或许他们会尽情畅饮继而酩酊大醉，没有人还保持着冷冰冰的谦恭，每个人都充分展露自我。
最后，叔本华厌倦了这种舒适的生活而返回了德国柏林，设法谋到了一个学院的教职。但他在大学的教学却没获得什么成功。正是在柏林的这段时间，叔本华对黑格尔产生了憎恶感。他开始比憎恶费希特更甚地痛恨黑格尔。对此最好的表现，是我在本章早些时候提到的叔本华把他的授课与黑格尔安排在同一时间这件事。一定是由于学生们全部缺席他的演讲这个事实，使叔本华不再对学院生涯抱有希望。
失望之余，他离开了柏林，遵循前半生的生活习惯，花时
间周游欧洲。 1831年，他搬到法兰克福，在那儿仅待了半年
就去了曼海姆。迁到曼海姆是应医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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