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7682103
看民国首席报人,如何利用舆论武器,扛起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之大旗;
44篇精彩政论时评,分为言论、漫笔、笔谈三部分,一展民国政治气氛和社会风貌;
分析鞭辟入里,文笔犀利老道,视野广阔,救国心切,体现了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先进、敏锐和良知;
装帧精美,阅读、收藏俱佳,同系列其他丛书也值得珍藏。
现如今,新闻舆论对社会事件的影响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本论文集创作的背景就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个新闻宣传大爆发的时期。邹韬奋作为民国首席报人,以知识分子的自觉,主动承担起以舆论推动“抗日救亡”的重任。本书精选1935年至1937年间,邹韬奋以个人身份发表于《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等报刊上的44篇文章。全书分为“言论”“漫笔”“笔谈”三个部分。时事评论文章的内容围绕着“抗日救国”这个核心主题展开,犀利地指出了其时政府与民众应有的对敌态度和抗敌方法,论述了联合阵线的积极意义与形成联合阵线之迫切必要,分析了苏联革命成功的密匙以及中国革命可向他借鉴之处,讨论了隐藏在“抗日救国”这个主要矛盾下的一些社会矛盾和民主问题。这部论文集体现了邹韬奋作为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的先进、敏锐与良知。
目录
一
言论
苏联革命的廿周纪念/003
紧急时期的断然处置/006
蒋委员长的坚决表示/009
中苏友谊与远东和平/011
急迫救亡的两个条件/015
敌人的梦想和意国反对谴责日本/019
就实避虚的侵略/022
在歧途上的中国/026
外交的途径/030
现代国家与民众运动/036
中国的立场/042
沉痛的回顾与光明的展望/048
侵略与和平/054
回到了学校/060
二
漫笔
世界的中国人/069
事实上的三权/076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081
真理/085
个人的美德/089
事实的表现/092
大众的军人/095
矛盾和一致/098
糟蹋/101
领导权/104
社会的成份/107
群/110
躲/113
我们的/116
柴纳门/119
有闲/122
家丑/125
走狗/128
侮辱/131
三
笔谈
艰苦奋斗/137
前进思想与救国阵线/140
救国联合战线的误解/143
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146
褊狭态度和动的现实/149
救国联合阵线的出发点/152
联合阵线与汉奸问题/155
今年的八一/158
联合阵线和党派立场/161
相信我们自己/164
分头努力/167
写在前面
“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郭沫若为韬奋图书馆拟写的嵌名联,今天仍挂在韬奋图书馆的门口。今年适值三联书店成立八十五周年,经邹嘉骊先生提议,我们合议出版一套“韬奋著译文丛”,以纪念三联书店创始人韬奋先生。
韬奋先生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宗旨,开创的书刊互动的事业格局、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既是当年生活书店的特色,也是三联书店延承至今的传统。我们相信,纪念韬奋先生好的方式莫过于读他的作品,传承与弘扬韬奋精神,好的方式莫过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能展现韬奋先生著译实绩和基本面相的代表作品。因此,我们精选其生前编订的别集,辑为这套文丛,希望既能反映韬奋先生文字生涯的基本面貌、韬奋思想的主要脉络,又适合普通读者购藏阅读。
早期的《生活》周刊,因为邹韬奋对政治的态度较温和,主旨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栏目多与读者探讨平民升学、择业、婚恋、健康等和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之问题,力图通过改造国民个人精神与修养,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随着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邹韬奋作为爱国知识分子及报人的责任心、使命感也被大大激发,认为自己对引导民众关注社会政治责无旁贷,在内容上增加了对时事政治的批评关切。“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又在《生活》周刊上积极倡导抗日、支持抗日运动,引导民众关注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探讨国家民族的前途问题。
这一过程既体现了邹韬奋对自己职业身份、职业责任的认识的转变,又体现了政治意识在他的新闻出版事业中愈发突显。
作为民国报人,邹韬奋一生创办(主持)了“五刊一报”,分别是《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和《生活日报》。其中《大众生活》周刊早于1935年11月在上海创办,出版到第16期时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皖南事变”后的5月在香港复刊,称作香港《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经历过两次易名,起初叫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是《生活日报》的增刊;更名《生活日报周刊》后,开始独立发行;后改为《生活星期刊》,直到“七君子事件”后被迫停刊。1937年8月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因英帝国主义的干涉,中间有几期曾改名为《抵抗》三日刊),后与《全民》周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续行。《韬奋时事论文集》选编了1935年至1937年间,邹韬奋以个人身份发表于上海《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上的文章,共44篇。全书分为“言论”“漫笔”“笔谈”三个部分,由时事评论和纪实散文组成。文章内容围绕着“促进民族团结,动员民众一致抗日”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其中第三章“笔谈”里的文章均摘自同一周刊(据前述,《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实为一刊),集中讨论了救亡联合阵线的问题,“对于目前紧要的救亡联合阵线问题却总算有些微的贡献了”。除此之外,所辑文章还谈到了侨胞因国弱而受辱的情形,报道了国内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分析了苏联革命成功的密匙以及中国革命可向其借鉴之处,介绍了处在社会主义初期的苏联社会的情况,讨论了隐藏在“抗日救国”这个主要矛盾下的一些社会矛盾和民主问题,等等。
这部时事论文集,着重体现了邹韬奋作为爱国报人、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抗日解放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书以中流书店1940年3月版的《韬奋时事论文集》为底本,删去附录的《在香港的经历》,因为此篇已见于本文丛收录的《经历患难余生记》一书。在“文丛”的编辑过程中,编者以保持作品原貌为基本原则,参照各版本厘定文字差异,订正文字、标点错误,同时对全书体例进行统一。编者对原文内容不做任何改动,只做技术性校注。作者本人的注释按原样保留,删去原编者所加注释,“文丛”编者所加新注注明“编者注”。由于彼时各种原因隐去的内容,均用×表示。
本文丛和本集的编选成书,得到了韬奋先生的亲属,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邹家华、资深编辑家邹嘉骊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上海韬奋纪念馆、出版博物馆慷慨援手提供图片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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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2017年9月
事实上的三权
关于苏联新宪法草案的重要特点,我在《读苏联新宪法草案》那篇文里已有过大概的评述了。在那新宪法里,苏联公民所享受的基本权利不止三种,但是尤其使我们感到浓厚兴趣的是工作权,休息权,和教育权。这些新名词已够新奇,但是这些新奇的新名词倘若只不过是白纸黑字的东西,在纸面上说得堂皇冠冕,那也不值得怎样注意,可是这三种权利却的的确确是事实上的三权,在新宪法草案未发表以前,就已经在事实上办到了,这次新宪法草案里所规定的这三权,只是把事实写在纸上罢了。这是我前年从英国到苏联去考察时所目睹的事实,所以想在这里就记忆所及,提出一些来谈谈。
首先请先谈工作权。在任何其他国家里,教育的责任只是弄到你毕业,便算完事,至于你毕业后能否得到职业,这是你自己的事,好像和教育家毫不相干。在这情形之下,毕业后能不能得到一个啖饭地都毫无把握,至于你是否所用即为所学,那更没有人顾问了。诚然,在外国或在中国,我们都听见有“职业指导所”或“职业介绍所”这个东西,这种机关对于介绍职业虽也有一小部分办到,但对于求业者并不负有必须替你寻得职业的责任;在这闹着失业恐慌的时代,在许许多多求业者里面,能够介绍出去的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在苏联,他们并不是把毕业生推出校门以后便不再负什么责任。在学生将毕业的一年前,假使你是学重工业的,即由你的学校当局,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你自己,共同商定你的职业,确定你毕业后的做事的位置。苏联人民对于研究学问的勤奋,这是任何游历过苏联的人所承认的。我觉得学了就一定有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在他们认为是当然的,因为他们承认每个公民都有工作权。
其次请谈休息权。苏联几乎已普遍地采用了每日七时制,较繁重的工作已采用每日六时制。仅仅减少工作时间还不够,他们一方面并在积极增加种种设备,使人民在休息时间得到有益身心的娱乐。我在苏联考察所得的深刻印象,觉得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工厂里的工人或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兴会淋漓地干,非常勤奋地干,但是同时政府却替人民设备种种的正当娱乐机关,使人民在工余的时候,也兴会淋漓地玩,非常勤奋地玩!他们每五天有个休息日,在这一天你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民众有的参观各种博物院,有的游山,有的在湖里游艇,有的在山麓绿茵上跳舞歌唱,有的在大规模的文化休养公园里游散,从事于各种各样的健身运动。各戏院,各电影院,各名胜,都成了民众的娱乐地。不但成人,就是儿童,也有特为他们设备的戏院和电影院等等的娱乐处所。除每五日一次的全日休息外,每日工余也有种种娱乐的设备。你在傍晚,到那里的公园里去,可以看到几十对或几百对健康快乐的男女在公园里露天跳舞场上跳舞。
有的是集体舞,有的是双人舞。这些都是白天努力工作的男女公民,工余自由来娱乐的,当然没有以营业为目的的“舞女”。这种种娱乐,有些在各国也是有的,不同之点是在其他地方,只有少数人享得到,在苏联却是大众所共同享得到的。此外,工作者无论是工人或是职员,每年除休息日外,还有一星期到一个月的例假,依工作的辛苦,成绩的优劣而定,在例假期中,不但工薪照给,工作成绩特优者还可免费旅行或送到名胜的休养院去休养!全国各名胜都布满了休养院(他们称为rest home),给大众免费休养!我在苏联的时候,参观了不少这种休养院。所以他们的所谓休息权,并不是一句抽象的空话,却是实践的记载。
后我们要谈到教育权。就其他各国的情形说,做家长的人对于子弟教育费的担负,大概都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尤其是收入少的人们。子女在小学时代,父母的担负还轻些,到中学时代已较重,到大学时代就更重,显然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家长所能勉强担负的。你能受到多少教育,就全视你的父母有多少收入,收入不一定,你的教育也就毫无把握。在苏联的实际情形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小学中学及大学都是免费的,但是在小学中学时代,衣食住及零用等还由父母供给,做父母的还不能完全脱卸护养的责任。到了大学,学生的费用比较的大些,依别国的情形,父母的担负也比较的增加起来,在苏联对于大学生却有国家津贴的办法。年级愈高,津贴也随着增加;成绩愈优,津贴也酌量增加。大概大学初年级学生每月可得津贴一百罗布左右,以后依年级递增,的可得津贴二百罗布左右。他们完全可以自顾,做父母的完全可以不负责了。研究院里的学生每月津贴有到三四百罗布的。他们对于大众的教育积极推广和提高,如不这样给人以便利,大多数民众的子女便没有机会受到高深的教育。除大学外,各工厂里的艺徒学校和工人升学预备科等等,不但免费,也还有相当的津贴。在苏联,只要你要学,肯学,就不怕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所谓教育权,也不是一句装饰门面的话语,也是在事实上已经办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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