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7682288
为纪念三联书店成立85周年，三联生活书店将推出精装纪念版“韬奋著译文丛”，包括《萍踪寄语》（三集）、《萍踪忆语》、《经历
患难余生记》等一共九部经典著作。
《萍踪寄语》（三集）收录了作者在苏联旅途中的见闻共66篇，翔实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文笔优美，寓意深刻。区别于《萍踪忆语》的是，“寄语”系列为随写、随寄、随发表，因而增添了更加鲜活的现场感。
在《萍踪寄语》系列中，作者探讨了“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两个问题，对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和苏联社会的研究者来说，《萍踪寄语》系列是不容错过的之作。另外，作为老一辈的记者、出版人，邹韬奋先生为民主抗争、为人民发声的勇气和决心在本书中可见一斑，他的著作对现在的新闻和出版业也极具指导意义。
“韬奋著译文丛”系列选用精美装帧和全新的版式设计，封面简约大气，严肃中不失优雅，是阅读、收藏的上佳选择。
目
录
弁言／ 001
六六
初登西比尔／ 009
六七
船上的一群孩子们／ 016
六八
船上生活的一斑／ 021
六九
两个会／ 029
七○
初到列宁格拉／ 036
七一
上岸后的天／ 042
七二
小布尔乔亚的末路／ 048
七三
谈苏联旅行社／ 054
七四
莫斯科的鸟瞰／ 060
七五
莫斯科暑期大学／ 067
七六
暑期大学的学生生活／ 073
七七
中央文化休养公园／ 080
七八
运动大检阅／ 087
七九
夜间疗养院／ 092
八○
托儿所／ 098
八一
托儿所的办法／ 105
八二
堕胎院／ 112
八三
妇孺卫护博物馆／ 119
八四
幼稚园／ 126
八五
一个农夫的演说／ 133
八六
妓女治疗院／ 141
八七
莫斯科的一个区政府／ 147
八八
佛勒格机械厂／ 153
八九
工资、工作时间和生产力／ 160
九○
社会化的工资／ 166
九一
苏联工业的管理机构／ 171
九二
苏联的工会／ 179
九三
一个工厂的教育实验所／ 186
九四
工人城／ 193
九五
结婚和离婚／ 200
九六
家属间的关系／ 206
九七
民事注册局／ 211
九八
性的关系的转变／ 217
九九
发动机制造厂／ 224
一○○
布尔穴俘公社——罪犯创造的新村／ 229
一○一
谒列宁墓／ 236
一○二
舒西努集体农场／ 241
一○三
集体农场的重要性／ 246
一○四
两个博物馆／ 251
一○五
诊治院和工人住宅／ 258
一○六
列宁的三歌／ 263
一○七
真理报的设备／ 268
一○八
言论自由的问题／ 273
一○九
苏联的南方／ 278
一一○
卡可夫的农场和工厂／ 283
一一一
尼帕尔水电厂／ 288
一一二
开放给大众的休养胜地——克里米亚／ 294
一一三
雅尔他／ 300
一一四
先锋营／ 308
一一五
儿童疗养院／ 313
一一六
狄卡特集体农场／ 319
一一七
经奥得萨到基夫／ 324
一一八
基夫的农场和工厂／ 330
一一九
回到莫斯科／ 336
一二○
苏联的教育制度与其特点／ 343
一二一
伯纳夫教育专门学校／ 354
一二二
铁道专门学校和职业学校／ 363
一二三
音乐专门学校／ 371
一二四
莫斯科大学和航空职业中学／ 377
一二五
纺织专门学校／ 384
一二六
苏联的电影和戏剧／ 391
一二七
不赚钱的商业／ 397
一二八
衣食住行怎样？／ 405
一二九
几位苏联的青年朋友／ 414
一三○
再经列宁格拉回伦敦／ 426
一三一
关于苏联的一般的概念／ 432
写在前面
“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郭沫若为韬奋图书馆拟写的嵌名联，今天仍挂在韬奋图书馆的门口。今年适值三联书店成立八十五周年，经邹嘉骊先生提议，我们合议出版一套“韬奋著译文丛”，以纪念三联书店创始人韬奋先生。
韬奋先生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宗旨，开创的书刊互动的事业格局、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既是当年生活书店的特色，也是三联书店延承至今的传统。我们相信，纪念韬奋先生好的方式莫过于读他的作品，传承与弘扬韬奋精神，好的方式莫过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能展现韬奋先生著译实绩和基本面相的代表作品。因此，我们精选其生前编订的别集，辑为这套文丛，希望既能反映韬奋先生文字生涯的基本面貌、韬奋思想的主要脉络，又适合普通读者购藏阅读。
韬奋先生于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后，以“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为宗旨，对周刊进行大幅度改革，《生活》周刊发行量逐年攀升，影响日渐扩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连续发文，针砭时弊，痛陈国事，以犀利笔触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和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使《生活》周刊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舆论阵地。1933年年初，韬奋先生加入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之后便积极投身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同年6月，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蓝衣社暗杀，韬奋先生同样被列入迫害黑名单，因此不得不流亡海外。
韬奋先生于1933年7月14日由上海乘坐佛尔第号轮渡启程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次流亡生涯。此次出行，韬奋先生除意在增长见闻以外，还期望将沿途所见所闻结合其个人感悟写成通讯，“借《生活》周刊报告给国人”。无奈《生活》周刊于1933年12月间被迫停刊，故韬奋先生只得将所著通讯汇编成集，以《萍踪寄语》为名。
《萍踪寄语》三集收录文章66篇，主要记录了韬奋先生访问考察苏联之见闻及感悟。
1934年7月14日，刚好是离开祖国一周年的日子，韬奋先生由伦敦启程前往苏联，开始为期两个月的苏联之行。在此期间，韬奋先生参观走访了苏联的学校、公园、托儿所、疗养院、博物馆、工厂、电厂、公社、集体农场，甚至是平民的住宅。详实记录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尤其重点记录了苏联人民的生产生活及文化教育状况。如果说韬奋先生游历意、法、英、德等国之后深切体会到资本主义“是朝着‘油干灯草尽’的路线走去，这是很显然的趋势”，那么苏联一行之后，则得出“当时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工具必须社会化，即必须为社会所公有’”的结论。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三集和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一样，都是来自“红都”的报道，感染并影响了大批读者。
《萍踪寄语》系列以及其后的《萍踪忆语》绝非仅为韬奋先生自言的“拉杂写来”，其中记录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有作者游历期间所到之处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本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状况，还有在当地生活的中国人的境遇，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世界的大势怎样”和“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读者从书中不仅能够看到20世纪30年代真实的欧洲，更能深切体会到老一辈出版人和新闻人为民主抗争、为人民发声的勇气和决心。正如韬奋先生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结尾所写，“我们看清了世界的大势，分清了敌和友”，应该把对于民族的责任和对于世界的责任担当起来！
《萍踪寄语》初集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于1934年6月，1936年5月4版，1937年5月5版。《萍踪寄语》二集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于1934年9月。初集、二集在汇集出版单行本之前，各篇大部分曾先后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发表。上海生活书店另于1936年3月初版了《萍踪寄语选集》，后由重庆韬奋出版社和上海韬奋出版社分别于1945年和1946年再次出版，后又多次加印。三联书店1955年版《韬奋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015年增补本《韬奋全集》均收录了《萍踪寄语》。
此书以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初版本为底本，参校以1955年三联版《韬奋文集》第2卷及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韬奋全集》第5卷、第6卷所收录《萍踪寄语》。书中多处外国人名、地名的翻译方式都与现行翻译方式有所差异，为遵循还原民国版本原貌的编校标准，在人名、地名等翻译方式上均保留旧版原貌。一般文字及标点符号使用问题，除确认为笔误或排校错误以外，皆未作改动。
本文丛和本集的编选成书，得到了韬奋先生的亲属，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邹家华、资深编辑家邹嘉骊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上海韬奋纪念馆、出版博物馆慷慨援手提供图片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
编辑部
2017年9月
八六
妓女治疗院
妓女的问题，可算是一个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各国大都市里有个必然的点缀品，那便是随处可见的涂脂抹粉挤眉弄眼的妓女。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的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的名著《妇女和社会主义》里有几句话说得痛快，他说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妓女制度之成为一种制度，和警察、军队、教堂、和资本家的事业，是相类的。他这几句话至少使我们不要忽略：妓女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有连带的关系。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未改变以前，尽管禁娼哪，放禁哪，闹个震天价响，都是所谓隔靴搔痒，搔不着痒处。在西欧的“文明的”国家里，对付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倚靠宗教和警察。牧师们把贞操道德的空话，天堂地狱的鬼话，来骗人，实效如何，无须追问。警察的办法，例如柏林，他们把游街的妓女赶到咖啡馆里去；又例如在伦敦，他们只许妓女游街，不许久立在一处，否则便要拉到警署去罚款。警察走过了，游街的还是游街，站班的还是站班！其实倍倍尔早就说过，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教堂和警察之成为制度，根本和妓女之成为制度是相类的；要把根本相类的东西来消灭它的“难兄难弟”，这根本是梦呓！
因此我们到了苏联之后，尤其是首都莫斯科，对于他们如何解决妓女问题的办法，当然也是很感到兴趣的一件事。初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拥护资本主义的那位“黑博士”个表示诧异，他问：“怎么在莫斯科这样繁盛的都市简直寻不着妓女？”（我猜想这位“博士”夜就急不及待地出去“寻”过，后来他到南俄时居然“寻”得一个，什么参观都不来，大家走后，他还独留着住了好几天，后还把他所“寻”的带回莫斯科。）
俄国革命后，由帝俄所遗留下来的宝贝，妓女和花柳病也算是两件重要的东西！当时圣彼得堡（即现在的列宁格拉）人口约一百万，有登记的妓女三万；当时莫斯科人口约一百五十万，有登记的妓女两万。就莫斯科说，一九二六年，每一万人中，患花柳病的有一六八人。在乡村里因一家人吃一碗菜，又因看羊的人轮流在各家吃，有许多非由性的关系传染的，有的农村因这样传来传去，结果全村都患着梅毒！
在十月革命后，当时的公共健康人民委员部部长昔麦希科（Ssyemashko）就宣言：“妇女没有工作，没有人照顾她：这个事实是妓女制度之根本的社会的原因。”换句话说，妓女制度的存在是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该部花柳病组所附设的消除妓女制度委员会即本此宗旨，积极努力，近的结果，像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莫斯科，妓女仅剩有三百人左右；花柳病，每一万人中患的有四十人。妓女和花柳病的积极减少，可以概见了。
讲到办法方面，就广义说，像妇女在经济上的解放，在社会地位上的解放，新式的婚姻制度，广播的宣传的和教育的工作，和这个问题的解决都有关系；就狭义或更直接的方面说，专为收容妓女而设的治疗院，所谓prophylactorium，收到很好的功效。
记者于七月廿九日到莫斯科仅剩下的一个妓女治疗院去参观。这种机关虽号称治疗院，其实除为妓女医治花柳病外，同时还授以相当的教育和工作的技能，使她们成为能自立的有用的公民。该院房屋是一所很大的三层楼，下层设有缫丝和缝纫工场，备实习及工作之用，其余各层有寄宿舍、医药室、课堂、图书室、音乐室、自治会办公室等，现有妇女三百六十人，简直是一个女学校。我的题目为易于醒目起见，叫“妓女治疗院”，其实原名就只是“治疗院”，妓女进院之后，职员和教师们都称她们做“托伐立许”（同志），“妓女”这个名词根本已不能成立。
妓女来院，由于自愿，不用强迫。因为这不是“慈善性质”的施舍的机关，所以妇女进院后，即靠自己的工作，供给自己的膳宿费，养成自食其力的精神。平均每月工资约七八十个罗布，膳宿费共约三十五个罗布。每日工作七小时，每隔四天休息一天；如为文盲，须受强迫教育；已有阅读能力的，有两种教育备她们选习，一种是“个别学习组”，属普通科目，包括俄文、数学、地理、政治ABC和物理学，各科每周三小时；还有一种是“合群学习组”，有戏剧、音乐、歌舞等，由专家组织指导。妇女进院时，由教师审查各人个性所近，选习这两组中适宜的科目。据该院的女院长所谈，已往十年经过该院的妇女达三千二百零五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七受高等教育，有做工程师的，有做医师的，有做音乐师的；有百分之十二为青年党员（他们的党员的资格很严，不但工作好，而且须对社会的公益工作有好成绩，故该院当局引以为荣）；有百分之十九为工厂中的社会工作者（即除工作外，尚参加有关厂中大众的事务）；有百分之五十二为工厂中的寻常的女工。她又说近年来因妓女的数目锐减，故这类机关的需要也减少，在莫斯科只剩此一所，在全国只剩下十七所。
妇女们学习两个月后，即可由该院送往各工厂做工，其中有每月得两百罗布工资的，进工厂工作两年后，才得脱离该院，但该院自视如家庭，把这样的妇女们视如自己的女儿，仍时常照顾，协助一切。
我们到的时候，妇女们正拥在工场中工作，有年少而美的（幼的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有中年而持重的，有近乎老太婆模样的。她们都欣然地很起劲地工作着，忙得什么似的，年青的更喜欢对我们嫣然笑着。因为在苏联对于这类妇女的已往身世，只认为是不幸，并不认为是可羞，她们大概已受着这样态度的感应，所以只觉得此时的跳出火坑自食其力的可以幸慰，昂首做她们的堂堂皇皇的一个人，并不再有什么难为情的样子。
据该院院长所谈，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那便是他们对付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注重在消灭妓女制度（prostitution），并非和妓女（prostitute）个人为难。在革命以前，没有根本消灭妓女制度的办法，却专和妓女个人为难。在一八四三年，俄皇因军队中花柳病盛行，强迫妓女往警署注册，受医生检验。检验的情形固然十分苛虐，而且要出四分之三的夜度资作警捐。缴警捐后，得领“黄色执照”（该院搜藏有这类“执照”，拿出好几个给我们看，上面贴有妓女的相片，并填有姓名年龄住址等），住着指定的房屋，领有这“黄色执照”的妇女便断绝获得正当工作的机会，事实上使她不得不终其身做“皮肉生涯”：这算是当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妙法。但是就在现在，其他各国对付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和帝俄时代一样！
一九三五，一，廿七，晚。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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