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06417
内容简介
本书是钱玄同的论著选集，收入钱氏一生中具有典范性和影响力的论文、时评、杂文、书札、序跋等四十余篇，另有一部音韵学专著的节录，涵括了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及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整理国故运动等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文字，内容涉及白话文学、汉字改革、国语统一、古史经学和小学音韵等诸多方面，力求较为完整地彰显钱玄同的思想、学问、人格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钱玄同的著述距今虽已有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但仍然值得研读。因为他所怀疑和剖析的世界，依旧残存于今天的世界；他所认同的文化理想，仍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打开书卷，他的思想从历史角落来到我们中间，依然具有颠覆力。
目 录
钱玄同思想中的师承因素（代导言）
与邓实书（1909年12月16日）
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1910年2月14日）
共和纪年说（1910年2月14日）
反对用典及其他（1917年3月1日）
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1917年7月1日）
《尝试集》序（1918年1月10日）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3月14日）
论注音字母（1918年3月15日）
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1918年8月15日）
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1918年12月15日）
中国字形变迁新论（1919年1月）
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1919年3月10、17日）
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1919年9月22日）
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1919年10月24日）
《儒林外史》新叙（1920年10月31日）
古今音韵变迁总论（1920年）
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
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1921年11月5日）
我对于耶教的意见（1922年2月23日）
国文的进化（1922年10月2日）
跋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3年2月6日）
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1923年6月25日）
汉字革命与国故（1923年11月20日）
汉字革命（1923年）
孔家店里的老伙计（1924年4月29日）
《世界语名著选》序（1924年5月1日）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1924年12月30日）
青年与古书（1925年3月4日）
《春秋》与孔子（1925年3月16、21日，9月22日）
《国语周刊》发刊辞（1925年6月12日）
论《庄子》真伪书（1925年8月24日）
废话（1925年11月15日）
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1925年12月13日）
《吴歌甲集》序（1926年2月8日）
历史的汉字改革论（1927年2月21日）
读 《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
（1929年12月22日）
论观象制器的故事出京氏《易》书（1930年2月2日）
《章草考》序（1930年3月7日）
《左氏春秋考证》书后（1931年3月7日）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1931年11月16日）
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
（1933年3月14日）
《辞通》序（1934年3月24日）
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1934年12月9日）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1936年10月24日）
林尹《中国声韵学要旨》序（1937年1月8日）
《刘申叔先生遗书》序（1937年3月31日）
与顾起潜书（1938年5月19日）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
钱玄同的名、字、号
媒体评论
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就，所知道者唯蔡孑民、钱玄同两先生可当其选。
——周作人
——周作人
玄同之文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
——鲁迅
钱先生治学从汉学入，惟素不主张门户，对于宋学也有很公平的见解；制行和易而不峻厉，但绳墨自严，自有其绝不能逾越之界域。
——徐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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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思想中的师承因素（代导言）
众所周知，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在文学革命、汉字改革、疑古辨经等方面均有激烈的反传统的议论和主张，与乃师章太炎隐成敌国，在学术与思想上分道扬镳，虽说尚不至于如周作人那样有“谢本师”之举，实际也处于长年中断往来的状态，以至我们可以引用《庄子山木》所言来形容这对师生关系：“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但是远去的钱玄同身上始终存留着乃师的鲜明印记，即使是他批判传统的激烈态度和立场，也同样源自章太炎的启迪。钱氏自１９０８年听章太炎讲授小学和经史之学，并正式拜师，“自是直至十六年（按，即１９１６年）之春，专以保存国粹为志” 。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处于章氏思想笼罩之下。这一点在学界有关章门弟子的论著中皆有所讨论，而对两人晚年的交往则着墨不多。这里以20世纪30年代章氏北上讲学而师生重聚的史实梳理为契机，探究钱氏学术思想中的师承因素，并进而理解钱玄同晚年揭橥的“黎明运动”的理想也是渊源有自。章太炎晚年因避战祸赴北平讲学，是影响民国学坛的盛举。黄侃、杨树达、黎锦熙、钱穆等时贤均对此作过评述，今人主要有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见《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和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见《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两篇专题大作。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为还原历史的实相、抉发事件的意义作出了努力，惜均未注意参与其事的钱玄同的记述，因而或伤于简略，或存在明显失误。依据今存钱玄同日记稿本中记载的目击场景，可以充实章氏在京期间演讲和应酬活动的诸多细节，也能够透过章、钱交往情形感受其师生情谊的典型意义，进而考见民国时期思想传承和学说授受的特征。章太炎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９日抵京，此时钱玄同与乃师已阔别十六年，事先并不知晓，当天“阅晚报，知太炎师今午来平，寓花园饭店”（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以下未注出处同此）。３月２日，他与同为章氏弟子的友人马裕藻（字幼渔）至饭店拜访老师，当天日记里作了如下描述：别来十六年矣！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在］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六时雅于大陆春。朱、马、黄、吴分别指朱希祖、马裕藻、黄侃、吴承仕，“雅”是钱玄同在日记和书信中表示吃饭的惯用语。在章太炎5月21日离京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根据黄侃日记和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的有关记述，章门师生频繁聚餐，其中罕见钱玄同的身影。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据钱氏日记，除了３月２１日至２５日未写日记，这段时间内他在不同场合与章太炎同“雅”过十二次，分别在３月２日、３月１２日、３月３１日、４月４日、４月７日、４月８日、４月１８日、４月２０日、４月２２日、５月１２日、５月１５日、５月１６日。３月１２日是钱氏与黄侃在章师住处发生冲突导致决裂之日，研究者皆根据黄氏当天日记了解其中详情，“食罢，二风至。予屈意询其近年所获，甫启口言‘新文学’三字（意欲言新文学，且置不言），彼即面赤，謷謷争辩，且谓予不应称彼为二风，宜称姓字。予曰：‘二风之谑诚属非宜，以子平生专为人取诨名，聊示惩儆尔！常人宜称姓字，子之姓为钱耶？为疑古耶？又不便指斥也。’彼闻言，益咆哮。其实畏师之责，故示威于予，以塞师喙而已。狡哉二风！识彼卅年，知之不尽，予则浅矣。”（《黄侃日记》（排印本）下册，７８３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而钱氏也在当天日记里有记述，他认为争吵起因于在宾客满堂的情形下，“他称我为‘二疯’，问我近治音均有何心得，我答以无。（我们的新方法、审音、实事求是而不立宗主，皆与季刚不合者，如何可以对他说。）他忽然不耐烦地说：新文学、注音字母、白话文，屁话。我闻‘屁话’二字大怒，告之曰：这是天经地义，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必谈。喧哗了一场，殊可笑。移时溥泉(按，指张继)亦来，七时顷去，季刚一怒而睡，睡醒即与张同走。至晚八时客始散，钱、马、马、吴四人，与师谈学甚乐，十一时始散。”两相对比，钱记侧重于学术观点的分歧，似应综合两造之言，才可以完整了解事情原委。各种论著皆言之凿凿地引述章太炎当时从中调解之语：“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ぁいうえお了啊。”但是两位当事人的日记均不见此说，似可存疑。章太炎在京期间所作的演讲，综合各家概述共计八次，具体为：３月２２日,在民国学院演讲《代议制改良之说》。３月２４日,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３月２８日,在中国学院讲《治国学之根本知识》。３月３１日,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４月１２日,在平民大学讲《今学者之弊》。４月１８日、２０日、２２日,在北京大学讲《广论语骈枝》。然而实际演讲并不止八次。据钱氏日记，４月８日章氏在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弟子陪同下，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揭示学界救国之术》的演讲，内容分为四点：一、不可有好奇之见；二、不可专倚智慧；三、不可依赖群众；四、不可偏听偏信。这次演讲也未见各种章氏年谱著录，仅见于钱氏所记。３月３１日在北平师范大学的演讲由钱玄同具体经办，他定下由该校文学院国文系、历史系与研究院历史科学门合请，讲题即《清代学术之系统》。演讲经柴德赓记录，经钱氏修订，两年后刊于《师大月刊》第十期。钱氏在“附记”中写道：“当柴君把这篇笔记誊清了，托方国瑜君交给我的时候，太炎先生尚未离平。我请他自己看看，他对我说‘你看了就行了’；而我当时竟偷懒没有看，直到现在才来动笔修改，实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还有错误，那是我的不是，我应该负责声明的。”（《钱玄同文集》，第二卷，２８３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这篇六千余言的演讲对钱玄同的影响不小，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集中选购了一批有关清代学术的文献和时人论著，并在日记中留下多则长短不一的思考见解。１９３４年钱氏还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清代思想史研究的课程，按王学、史学、考证学、今文学四方面讲授，讲课内容中明显留下了章氏演讲稿的烙印。４月份章氏在北京大学的三次演讲广受京城学界关注。钱穆对演说场景曾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太炎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7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张中行也在回忆文章中描绘过演说情景：“（太炎）满口浙江余杭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张中行：《负暄琐话》，“章太炎”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他们的叙述是今人了解此事的主要依据，然而八十老翁暮年追忆，难免有失真之处。好在有亲历其事的钱玄同提供的真实信息，使上述似是而非的记述得以纠正。据钱氏４月１８日日记：“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北大）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４月２０日日记：“二时许至幼渔家，与同乘汽车迓师。四时至五时许讲，仍未毕，星五当续讲一次。”４月２２日日记：“（与马裕藻、刘半农）三人同往迓师，四时起讲，至六时毕。”日记清楚提供了三次演说的日期，可纠正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记时之误；也指明了演说是由钱玄同担任口译，其高足魏建功承担写黑板的任务。令钱穆感叹钱玄同执弟子礼甚敬的情景却是事实。既暌违十六年，师生间情感依旧十分融洽。４月７日钱玄同做东宴请乃师，特地拉来俞樾的曾孙平伯介绍给章太炎，章称俞平伯为“世大兄”。次日章氏邀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等弟子在其住处午餐，钱氏当天日记载：“因即请老夫子写字，我请他写‘急就庼’三字，他说‘字则写矣，庼实未有也’，盖说我自己没有房子也。”钱氏自１９１３年起在北平做了二十多年教授，从未买过房，始终是租赁一族。４月２２日北大演说完毕后，“师约我们同至其家吃南京来的大鱼，刘、马、钱、魏、朱、吴六人皆往。食毕，老夫子大拆其字，十时半始归”。类似师生和睦相处的情景在钱氏日记里有多处记载。此时的钱玄同已经是名震海内的大学者，书法造诣也颇深，仍旧与二十多年前在日本时期一样，凡有章太炎的著作稿交给他，必定工工整整地为之誊录。《广论语骈枝》在演说前两天已交给他，“约七千字光景，午后三时起抄之，抄至夜半一时毕，手疲头胀之至。”（1932年４月１６日日记）末句并无抱怨之意，实因他正处在患病期间。在将此文交北大国学研究所刊印前，他还对全篇加了标点符号。据日记所载，４月２７日“晚在孔德点《骈枝》毕”。２８日“午后校勘标点之《论语骈枝》，恐引书出处有误，多检原书对之。晚撰高子篇高君附笺一则，寄炎师，拟附入也”。５月２日“得絸斋转来高子篇高君之附笺，师略改数字，云可用”。５月６日“上午九时至北大印刷所交稿，再为后校对一次，即上板”。可知钱玄同并非单纯抄录，还在校勘等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在这段时间内，他同时还在用篆书和隶书誊录章氏的晚年力作《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其间曲折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将老夫子三体石经之解分片而书之，拟将王遗少（按，指王国维）所解释也抄上去。未写毕，精神疲倦。”（1932年4月23日日记）“午后回孔德，将老夫子之三体石经抄毕。”（1932年4月24日日记）“灯下将老夫子文中之字取三体石经原文摹下，因精神疲倦，弄得没有多少。”（1932年5月6日日记）此书在1933年刊印时，章太炎补写了一则跋语以志其劳，“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稀，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钱玄同对此书内容的商榷校订，及其对王国维相关研究见解的取舍，需另作专文考论。这里要探究的问题是，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钱玄同在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等方面，虽然与章太炎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但并未见他作出像周作人那样的“谢本师”之举，也未曾作过“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语）之类的表白，反而从上述情形可见其敬师之情愈趋淳挚。作为章门师生关系的一个典型，其中缘由很值得探究，借由发现维系章、钱师弟情谊的纽带，可以不囿于地域划分或宗派门户的视角，深入一层地理解民国时期两代学者之间复杂关系。在这方面，被研究者普遍认可的一种解释出自钱氏友人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黎氏认为钱玄同立说的基础在于他从章师处接受的经史关系论，“一般人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义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今人进而推论,“钱玄同反对孔教，主张六经皆史料，与章氏的精神一脉相承”（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见《明清民国学人与学术》）。此观点容可再作商榷，就影响上泛论，未必能切中肯綮。且不说“六经皆史料”是胡适、顾颉刚等人的主张，章太炎本人并不赞同，钱玄同对“六经皆史”说是明白地持否定立场。钱氏认为:章实斋决非“六经皆史料”，但他也是托古改制。（1922年12月11日日记）适之据章氏报孙渊如书中数语，谓“六经皆史”是说“六经皆史料”。此说我不以为然，不但有增字解释之失，实在和《文史通义》全书都不相合。（1930年4月6日日记）这是他对胡适等人“六经皆史料”说的否定。宋以前对于六经，除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一物。……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1925年2月16日日记）这是他对乃师主张的“六经皆史”说的批判。在钱玄同看来，六经只是性质不同的几部书，“六经”一名根本不能成立，“说六经是什么东西都是胡说”。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钱玄同对于“六经皆史”说皆作如是论。有鉴于此，从接受“六经皆史”论上强调章、钱精神相承是说不通的。至于那种着眼于功利论上的解释，说是趋新弟子需要先生光环笼罩以保住学术地位，学术已入守成的章氏也需要弟子的拱卫，从而形成师徒之间的向心力。这似乎是以时下学术界风气理解历史人物，想当然而并不实然。从章太炎与钱玄同二十余年中多次探讨“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的问题而言，窃以为维系其师生情谊的纽带在于相同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钱氏受业于章太炎的次年，即1909年，师生二人已在东瀛之地初涉此问题，钱氏在该年6月12日日记中写道：今日与师讲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之问题。这一命题在其日记里又表述为“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所谓“礼教”虽是魏晋时人斤斤辩解的题目，但语境更迁，在这里是用来表示个人道德修养。“礼法”也非泛称礼仪法度，北宋张载的短文《西铭》，经程颐、朱熹的大力表彰而被奉为“入道之门”，集中体现了理学关于“事亲事天、修心养性”的道德论和人生观，而“礼法”正是《西铭》的核心概念。当时钱玄同读了明末归庄斥责金圣叹之文《诛邪鬼》后，觉得“深中下怀”，表示：“余以为明末修明礼教者顾炎武、颜元，放弃礼法者傅山、归庄，盖非李贽、金喟之徒所能望其肩背矣。”（1909年6月28日日记）他的见解明显受到章太炎的影响。1906年10月章氏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之道德》一文，已凸显出顾炎武在培植个人道德方面的示范意义。《訄书》重订本新增《颜学》一篇，抬举颜元为荀子以后仅见之“大儒”，此文经修订之后改题《正颜》，收入《检论》。（钱玄同谓1909年时章氏已在修改《訄书》重订本，并拟“更名《检论》”。）《正颜》中虽删去“大儒”之说，仍强调颜氏学行非纪昀、翁方纲缺乏私德之流所能望其项背。他在致钱玄同信里阐发放弃礼法的思想依据时，又举出颜元作为例证，“横渠礼法之谈虽近周汉，乃其《西铭》所说，则与景教同流，视他人之出入释老者，又愈卑下，固不如颜子质实也。”（1910年10月20日函，见《鲁迅研究资料》第十八辑）章氏此见至晚年亦未改变，1932年演讲中仍旧称颂“清初有气节者，颜氏一人而已”。钱玄同因“章先生称为郇卿以降之大儒”，对颜元、李塨、王源以及写《颜氏学记》的戴望也是礼赞有加，还函请远在上海的邓实代觅颜、李遗书。他根据学问、操行、辞章三者作为衡文标准，将古人文章划分为四等，学、行、文兼备为上等，其余依次为有学有行而无文、有文而无学无行、无学无行而无文，而顾炎武、颜元赫然在列上等之选。（参见1910年1月23日日记）1912年师徒二人在国内相聚商讨此问题，章氏告诫弟子：丁乱世，则放弃礼法未可非也。惟修明礼教者当如颜、李，不可饰伪；放弃礼法当嵇、阮，不可嫖妓。嵇、阮是指魏晋贤士嵇康、阮籍。钱玄同闻教后当即表白：“丁兹乱世，余固以服膺颜、李学说昌明礼教，举止辄如嵇、阮也。”（1912年11月10日日记）时隔数周后，钱氏与同门康心孚、黄侃、汪东聚餐，对黄、汪二人席间言谈颇感失望，又念及章师训诫之语，遂在日记里大发感慨：黄、汪固好学之徒，而今日席中言不及义，所言不出戏剧，询之则以欲图糊口、不暇为学为辞。唉！热中者日竞逐于议员、官吏之场，其名为自好者，又皆以醇酒妇人消损其精神。民国真无人矣，至此始知章师之言真是确论。章师固言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者皆是也，然修明礼教必如颜、李，否则流于虚伪；放弃礼法必如嵇、阮，否则流于放僻邪侈矣。夫以嗣宗（按，指阮籍）之狂、容甫（按，指汪中）之醉，曾有荒淫女色优伶流连不反之事乎？余也抱作颜、李之心而行同嵇、阮，固有为为之，自问礼法曾放弃，而未尝敢得罪名教也。（1912年12月20日日记）有关钱玄同的传记作品或研究论著，皆惯称钱氏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英雄，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钱氏的思想特征在于反孔教而不反礼教。他所理解的“礼教”，密切维系着个人道德修养，就如同章太炎别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云云。”（章太炎：《革命之道德》）钱玄同对宋代理学家的评价，也显露出与章氏相同的着眼点：宋儒解经多不通训诂，喜以后世之见臆度古人，言心言性之处尤多纠缠不清，“惟注重私德，重贞节，尚廉耻，昌夷夏大防之伟论，此实百世所当景仰者。故后世汉学诸儒詈宋儒，予实以为当然。惟如纪昀、袁枚无行小人，断决礼防便兽行，此等人詈宋儒，实可谓枭獍之尤也。”（1912年11月21日日记）钱玄同不仅以此标准衡论他人，也同样据以律己。他平素生活态度唯谨，绳墨自严，虽然承受的是包办式婚姻，却拒不纳妾，不作狭斜游，也没有交女朋友的浪漫之举，仅有的一次“黄昏插曲”曾使他心烦意乱，“忽得一奇怪情书，可谓出人意表之外者，头胀心乱。”（1931年12月10日日记）这在其时操新文学行当的“名士”看来显得迂腐，而后者也属于钱玄同刻意回避不打交道之人。友人沈士远邀他吃饭，除了沈氏三兄弟、鲁迅兄弟及马裕藻等相识，“生客则有郁达夫一人，这位郁老先生虽则研究新文学的人，可是名士皮气太大，简直和黄季刚差不多，我有些怕领教，只好‘道谢了’。”（1923年2月23日日记）论者都强调钱玄同具有出语惊人、思想偏激的特征，但更应当看到钱氏自有其不肯逾越之界域。他的偏激性格，通常表现于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政要显达之时，对待师友同门则始终能笃厚唯谨，恪遵师训。章太炎极厌恶学者中间所存在的丑态：“饰伪自尊，视学术之不己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奴隶；高己者则生忌克；同己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者，则虽同己者而亦嫉之。”对师友弟子决不出奚落责骂之词。北上讲学时黄侃来拜见，章氏特地对他谈及黄宗羲“性多忌刻，于同门毁恽日初即其征也”（《黄侃日记》（排印本）下册，780页）。所言似另具深意。钱玄同在读了鲁迅《三闲集》、《二心集》之后记下感言：“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1932年11月7日日记）但在公开发表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则是不含恶意地指出鲁迅有多疑、轻信、迁怒等私德方面的欠缺。政治上的歧见并非导致他和鲁迅绝交的主要原因。他们都对嵇康、阮籍等贤士礼赞有加，鲁迅尤其如此，但在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也即在抉破世俗礼仪规训、反对一切人为束缚之后，在乱世之中如何培植个人道德修养以抑制放诞自肆的习气，在此问题上的不同表现才是两人断绝交往的内在原因。钱玄同对吴虞堕落的公开讨伐，也表明他极看重此问题。而这显然与章太炎的耳提面命有紧密关联。钱玄同晚年自述：“生平无他长，惟不徇俗、不阿容之精神，自己亦颇自负。”（1937年10月25日日记）并自拟别号“并介子”。此典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钱氏解释“并”有兼济之义，“介”有独善之义。他明确表示：“在承平之世，不为社会事力，惟知独善，已经极不应该了。现在时世之乱，过于五胡乱华、满洲入寇之时数百倍，国势阽危，民生瘼苦，自命为有知识之人，还要
众所周知，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在文学革命、汉字改革、疑古辨经等方面均有激烈的反传统的议论和主张，与乃师章太炎隐成敌国，在学术与思想上分道扬镳，虽说尚不至于如周作人那样有“谢本师”之举，实际也处于长年中断往来的状态，以至我们可以引用《庄子山木》所言来形容这对师生关系：“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但是远去的钱玄同身上始终存留着乃师的鲜明印记，即使是他批判传统的激烈态度和立场，也同样源自章太炎的启迪。钱氏自１９０８年听章太炎讲授小学和经史之学，并正式拜师，“自是直至十六年（按，即１９１６年）之春，专以保存国粹为志” 。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处于章氏思想笼罩之下。这一点在学界有关章门弟子的论著中皆有所讨论，而对两人晚年的交往则着墨不多。这里以20世纪30年代章氏北上讲学而师生重聚的史实梳理为契机，探究钱氏学术思想中的师承因素，并进而理解钱玄同晚年揭橥的“黎明运动”的理想也是渊源有自。章太炎晚年因避战祸赴北平讲学，是影响民国学坛的盛举。黄侃、杨树达、黎锦熙、钱穆等时贤均对此作过评述，今人主要有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见《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和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见《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两篇专题大作。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为还原历史的实相、抉发事件的意义作出了努力，惜均未注意参与其事的钱玄同的记述，因而或伤于简略，或存在明显失误。依据今存钱玄同日记稿本中记载的目击场景，可以充实章氏在京期间演讲和应酬活动的诸多细节，也能够透过章、钱交往情形感受其师生情谊的典型意义，进而考见民国时期思想传承和学说授受的特征。章太炎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９日抵京，此时钱玄同与乃师已阔别十六年，事先并不知晓，当天“阅晚报，知太炎师今午来平，寓花园饭店”（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以下未注出处同此）。３月２日，他与同为章氏弟子的友人马裕藻（字幼渔）至饭店拜访老师，当天日记里作了如下描述：别来十六年矣！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在］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六时雅于大陆春。朱、马、黄、吴分别指朱希祖、马裕藻、黄侃、吴承仕，“雅”是钱玄同在日记和书信中表示吃饭的惯用语。在章太炎5月21日离京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根据黄侃日记和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的有关记述，章门师生频繁聚餐，其中罕见钱玄同的身影。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据钱氏日记，除了３月２１日至２５日未写日记，这段时间内他在不同场合与章太炎同“雅”过十二次，分别在３月２日、３月１２日、３月３１日、４月４日、４月７日、４月８日、４月１８日、４月２０日、４月２２日、５月１２日、５月１５日、５月１６日。３月１２日是钱氏与黄侃在章师住处发生冲突导致决裂之日，研究者皆根据黄氏当天日记了解其中详情，“食罢，二风至。予屈意询其近年所获，甫启口言‘新文学’三字（意欲言新文学，且置不言），彼即面赤，謷謷争辩，且谓予不应称彼为二风，宜称姓字。予曰：‘二风之谑诚属非宜，以子平生专为人取诨名，聊示惩儆尔！常人宜称姓字，子之姓为钱耶？为疑古耶？又不便指斥也。’彼闻言，益咆哮。其实畏师之责，故示威于予，以塞师喙而已。狡哉二风！识彼卅年，知之不尽，予则浅矣。”（《黄侃日记》（排印本）下册，７８３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而钱氏也在当天日记里有记述，他认为争吵起因于在宾客满堂的情形下，“他称我为‘二疯’，问我近治音均有何心得，我答以无。（我们的新方法、审音、实事求是而不立宗主，皆与季刚不合者，如何可以对他说。）他忽然不耐烦地说：新文学、注音字母、白话文，屁话。我闻‘屁话’二字大怒，告之曰：这是天经地义，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必谈。喧哗了一场，殊可笑。移时溥泉(按，指张继)亦来，七时顷去，季刚一怒而睡，睡醒即与张同走。至晚八时客始散，钱、马、马、吴四人，与师谈学甚乐，十一时始散。”两相对比，钱记侧重于学术观点的分歧，似应综合两造之言，才可以完整了解事情原委。各种论著皆言之凿凿地引述章太炎当时从中调解之语：“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ぁいうえお了啊。”但是两位当事人的日记均不见此说，似可存疑。章太炎在京期间所作的演讲，综合各家概述共计八次，具体为：３月２２日,在民国学院演讲《代议制改良之说》。３月２４日,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３月２８日,在中国学院讲《治国学之根本知识》。３月３１日,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４月１２日,在平民大学讲《今学者之弊》。４月１８日、２０日、２２日,在北京大学讲《广论语骈枝》。然而实际演讲并不止八次。据钱氏日记，４月８日章氏在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弟子陪同下，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揭示学界救国之术》的演讲，内容分为四点：一、不可有好奇之见；二、不可专倚智慧；三、不可依赖群众；四、不可偏听偏信。这次演讲也未见各种章氏年谱著录，仅见于钱氏所记。３月３１日在北平师范大学的演讲由钱玄同具体经办，他定下由该校文学院国文系、历史系与研究院历史科学门合请，讲题即《清代学术之系统》。演讲经柴德赓记录，经钱氏修订，两年后刊于《师大月刊》第十期。钱氏在“附记”中写道：“当柴君把这篇笔记誊清了，托方国瑜君交给我的时候，太炎先生尚未离平。我请他自己看看，他对我说‘你看了就行了’；而我当时竟偷懒没有看，直到现在才来动笔修改，实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还有错误，那是我的不是，我应该负责声明的。”（《钱玄同文集》，第二卷，２８３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这篇六千余言的演讲对钱玄同的影响不小，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集中选购了一批有关清代学术的文献和时人论著，并在日记中留下多则长短不一的思考见解。１９３４年钱氏还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清代思想史研究的课程，按王学、史学、考证学、今文学四方面讲授，讲课内容中明显留下了章氏演讲稿的烙印。４月份章氏在北京大学的三次演讲广受京城学界关注。钱穆对演说场景曾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太炎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7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张中行也在回忆文章中描绘过演说情景：“（太炎）满口浙江余杭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张中行：《负暄琐话》，“章太炎”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他们的叙述是今人了解此事的主要依据，然而八十老翁暮年追忆，难免有失真之处。好在有亲历其事的钱玄同提供的真实信息，使上述似是而非的记述得以纠正。据钱氏４月１８日日记：“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北大）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４月２０日日记：“二时许至幼渔家，与同乘汽车迓师。四时至五时许讲，仍未毕，星五当续讲一次。”４月２２日日记：“（与马裕藻、刘半农）三人同往迓师，四时起讲，至六时毕。”日记清楚提供了三次演说的日期，可纠正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记时之误；也指明了演说是由钱玄同担任口译，其高足魏建功承担写黑板的任务。令钱穆感叹钱玄同执弟子礼甚敬的情景却是事实。既暌违十六年，师生间情感依旧十分融洽。４月７日钱玄同做东宴请乃师，特地拉来俞樾的曾孙平伯介绍给章太炎，章称俞平伯为“世大兄”。次日章氏邀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等弟子在其住处午餐，钱氏当天日记载：“因即请老夫子写字，我请他写‘急就庼’三字，他说‘字则写矣，庼实未有也’，盖说我自己没有房子也。”钱氏自１９１３年起在北平做了二十多年教授，从未买过房，始终是租赁一族。４月２２日北大演说完毕后，“师约我们同至其家吃南京来的大鱼，刘、马、钱、魏、朱、吴六人皆往。食毕，老夫子大拆其字，十时半始归”。类似师生和睦相处的情景在钱氏日记里有多处记载。此时的钱玄同已经是名震海内的大学者，书法造诣也颇深，仍旧与二十多年前在日本时期一样，凡有章太炎的著作稿交给他，必定工工整整地为之誊录。《广论语骈枝》在演说前两天已交给他，“约七千字光景，午后三时起抄之，抄至夜半一时毕，手疲头胀之至。”（1932年４月１６日日记）末句并无抱怨之意，实因他正处在患病期间。在将此文交北大国学研究所刊印前，他还对全篇加了标点符号。据日记所载，４月２７日“晚在孔德点《骈枝》毕”。２８日“午后校勘标点之《论语骈枝》，恐引书出处有误，多检原书对之。晚撰高子篇高君附笺一则，寄炎师，拟附入也”。５月２日“得絸斋转来高子篇高君之附笺，师略改数字，云可用”。５月６日“上午九时至北大印刷所交稿，再为后校对一次，即上板”。可知钱玄同并非单纯抄录，还在校勘等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在这段时间内，他同时还在用篆书和隶书誊录章氏的晚年力作《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其间曲折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将老夫子三体石经之解分片而书之，拟将王遗少（按，指王国维）所解释也抄上去。未写毕，精神疲倦。”（1932年4月23日日记）“午后回孔德，将老夫子之三体石经抄毕。”（1932年4月24日日记）“灯下将老夫子文中之字取三体石经原文摹下，因精神疲倦，弄得没有多少。”（1932年5月6日日记）此书在1933年刊印时，章太炎补写了一则跋语以志其劳，“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稀，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钱玄同对此书内容的商榷校订，及其对王国维相关研究见解的取舍，需另作专文考论。这里要探究的问题是，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钱玄同在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等方面，虽然与章太炎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但并未见他作出像周作人那样的“谢本师”之举，也未曾作过“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语）之类的表白，反而从上述情形可见其敬师之情愈趋淳挚。作为章门师生关系的一个典型，其中缘由很值得探究，借由发现维系章、钱师弟情谊的纽带，可以不囿于地域划分或宗派门户的视角，深入一层地理解民国时期两代学者之间复杂关系。在这方面，被研究者普遍认可的一种解释出自钱氏友人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黎氏认为钱玄同立说的基础在于他从章师处接受的经史关系论，“一般人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义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今人进而推论,“钱玄同反对孔教，主张六经皆史料，与章氏的精神一脉相承”（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见《明清民国学人与学术》）。此观点容可再作商榷，就影响上泛论，未必能切中肯綮。且不说“六经皆史料”是胡适、顾颉刚等人的主张，章太炎本人并不赞同，钱玄同对“六经皆史”说是明白地持否定立场。钱氏认为:章实斋决非“六经皆史料”，但他也是托古改制。（1922年12月11日日记）适之据章氏报孙渊如书中数语，谓“六经皆史”是说“六经皆史料”。此说我不以为然，不但有增字解释之失，实在和《文史通义》全书都不相合。（1930年4月6日日记）这是他对胡适等人“六经皆史料”说的否定。宋以前对于六经，除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一物。……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1925年2月16日日记）这是他对乃师主张的“六经皆史”说的批判。在钱玄同看来，六经只是性质不同的几部书，“六经”一名根本不能成立，“说六经是什么东西都是胡说”。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钱玄同对于“六经皆史”说皆作如是论。有鉴于此，从接受“六经皆史”论上强调章、钱精神相承是说不通的。至于那种着眼于功利论上的解释，说是趋新弟子需要先生光环笼罩以保住学术地位，学术已入守成的章氏也需要弟子的拱卫，从而形成师徒之间的向心力。这似乎是以时下学术界风气理解历史人物，想当然而并不实然。从章太炎与钱玄同二十余年中多次探讨“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的问题而言，窃以为维系其师生情谊的纽带在于相同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钱氏受业于章太炎的次年，即1909年，师生二人已在东瀛之地初涉此问题，钱氏在该年6月12日日记中写道：今日与师讲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之问题。这一命题在其日记里又表述为“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所谓“礼教”虽是魏晋时人斤斤辩解的题目，但语境更迁，在这里是用来表示个人道德修养。“礼法”也非泛称礼仪法度，北宋张载的短文《西铭》，经程颐、朱熹的大力表彰而被奉为“入道之门”，集中体现了理学关于“事亲事天、修心养性”的道德论和人生观，而“礼法”正是《西铭》的核心概念。当时钱玄同读了明末归庄斥责金圣叹之文《诛邪鬼》后，觉得“深中下怀”，表示：“余以为明末修明礼教者顾炎武、颜元，放弃礼法者傅山、归庄，盖非李贽、金喟之徒所能望其肩背矣。”（1909年6月28日日记）他的见解明显受到章太炎的影响。1906年10月章氏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之道德》一文，已凸显出顾炎武在培植个人道德方面的示范意义。《訄书》重订本新增《颜学》一篇，抬举颜元为荀子以后仅见之“大儒”，此文经修订之后改题《正颜》，收入《检论》。（钱玄同谓1909年时章氏已在修改《訄书》重订本，并拟“更名《检论》”。）《正颜》中虽删去“大儒”之说，仍强调颜氏学行非纪昀、翁方纲缺乏私德之流所能望其项背。他在致钱玄同信里阐发放弃礼法的思想依据时，又举出颜元作为例证，“横渠礼法之谈虽近周汉，乃其《西铭》所说，则与景教同流，视他人之出入释老者，又愈卑下，固不如颜子质实也。”（1910年10月20日函，见《鲁迅研究资料》第十八辑）章氏此见至晚年亦未改变，1932年演讲中仍旧称颂“清初有气节者，颜氏一人而已”。钱玄同因“章先生称为郇卿以降之大儒”，对颜元、李塨、王源以及写《颜氏学记》的戴望也是礼赞有加，还函请远在上海的邓实代觅颜、李遗书。他根据学问、操行、辞章三者作为衡文标准，将古人文章划分为四等，学、行、文兼备为上等，其余依次为有学有行而无文、有文而无学无行、无学无行而无文，而顾炎武、颜元赫然在列上等之选。（参见1910年1月23日日记）1912年师徒二人在国内相聚商讨此问题，章氏告诫弟子：丁乱世，则放弃礼法未可非也。惟修明礼教者当如颜、李，不可饰伪；放弃礼法当嵇、阮，不可嫖妓。嵇、阮是指魏晋贤士嵇康、阮籍。钱玄同闻教后当即表白：“丁兹乱世，余固以服膺颜、李学说昌明礼教，举止辄如嵇、阮也。”（1912年11月10日日记）时隔数周后，钱氏与同门康心孚、黄侃、汪东聚餐，对黄、汪二人席间言谈颇感失望，又念及章师训诫之语，遂在日记里大发感慨：黄、汪固好学之徒，而今日席中言不及义，所言不出戏剧，询之则以欲图糊口、不暇为学为辞。唉！热中者日竞逐于议员、官吏之场，其名为自好者，又皆以醇酒妇人消损其精神。民国真无人矣，至此始知章师之言真是确论。章师固言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者皆是也，然修明礼教必如颜、李，否则流于虚伪；放弃礼法必如嵇、阮，否则流于放僻邪侈矣。夫以嗣宗（按，指阮籍）之狂、容甫（按，指汪中）之醉，曾有荒淫女色优伶流连不反之事乎？余也抱作颜、李之心而行同嵇、阮，固有为为之，自问礼法曾放弃，而未尝敢得罪名教也。（1912年12月20日日记）有关钱玄同的传记作品或研究论著，皆惯称钱氏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英雄，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钱氏的思想特征在于反孔教而不反礼教。他所理解的“礼教”，密切维系着个人道德修养，就如同章太炎别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云云。”（章太炎：《革命之道德》）钱玄同对宋代理学家的评价，也显露出与章氏相同的着眼点：宋儒解经多不通训诂，喜以后世之见臆度古人，言心言性之处尤多纠缠不清，“惟注重私德，重贞节，尚廉耻，昌夷夏大防之伟论，此实百世所当景仰者。故后世汉学诸儒詈宋儒，予实以为当然。惟如纪昀、袁枚无行小人，断决礼防便兽行，此等人詈宋儒，实可谓枭獍之尤也。”（1912年11月21日日记）钱玄同不仅以此标准衡论他人，也同样据以律己。他平素生活态度唯谨，绳墨自严，虽然承受的是包办式婚姻，却拒不纳妾，不作狭斜游，也没有交女朋友的浪漫之举，仅有的一次“黄昏插曲”曾使他心烦意乱，“忽得一奇怪情书，可谓出人意表之外者，头胀心乱。”（1931年12月10日日记）这在其时操新文学行当的“名士”看来显得迂腐，而后者也属于钱玄同刻意回避不打交道之人。友人沈士远邀他吃饭，除了沈氏三兄弟、鲁迅兄弟及马裕藻等相识，“生客则有郁达夫一人，这位郁老先生虽则研究新文学的人，可是名士皮气太大，简直和黄季刚差不多，我有些怕领教，只好‘道谢了’。”（1923年2月23日日记）论者都强调钱玄同具有出语惊人、思想偏激的特征，但更应当看到钱氏自有其不肯逾越之界域。他的偏激性格，通常表现于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政要显达之时，对待师友同门则始终能笃厚唯谨，恪遵师训。章太炎极厌恶学者中间所存在的丑态：“饰伪自尊，视学术之不己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奴隶；高己者则生忌克；同己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者，则虽同己者而亦嫉之。”对师友弟子决不出奚落责骂之词。北上讲学时黄侃来拜见，章氏特地对他谈及黄宗羲“性多忌刻，于同门毁恽日初即其征也”（《黄侃日记》（排印本）下册，780页）。所言似另具深意。钱玄同在读了鲁迅《三闲集》、《二心集》之后记下感言：“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1932年11月7日日记）但在公开发表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则是不含恶意地指出鲁迅有多疑、轻信、迁怒等私德方面的欠缺。政治上的歧见并非导致他和鲁迅绝交的主要原因。他们都对嵇康、阮籍等贤士礼赞有加，鲁迅尤其如此，但在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也即在抉破世俗礼仪规训、反对一切人为束缚之后，在乱世之中如何培植个人道德修养以抑制放诞自肆的习气，在此问题上的不同表现才是两人断绝交往的内在原因。钱玄同对吴虞堕落的公开讨伐，也表明他极看重此问题。而这显然与章太炎的耳提面命有紧密关联。钱玄同晚年自述：“生平无他长，惟不徇俗、不阿容之精神，自己亦颇自负。”（1937年10月25日日记）并自拟别号“并介子”。此典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钱氏解释“并”有兼济之义，“介”有独善之义。他明确表示：“在承平之世，不为社会事力，惟知独善，已经极不应该了。现在时世之乱，过于五胡乱华、满洲入寇之时数百倍，国势阽危，民生瘼苦，自命为有知识之人，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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