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04338
内容简介
朱执信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本书收录他在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篇幅长短不一，创作时间覆盖作者加入中国同盟会后的大部分时段，论题横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财政、国际关系诸领域，内容包括阐发革命理论、输入西方新知、批评国内时政、揭破各种谬说等多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朱执信思想的基本面貌及其发展演变的动态历程。
目 录
导言
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1905年）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 （1905—1906年）
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1906年）
从社会主义论铁道国有及中国铁道之官办私办（1906年）
北美合众国之相续税（1906年）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1906年）
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1906年）
土地国有与财政
（再驳《新民丛报》之非难土地国有政策）（1907年）
币制私议（1907—1908年）
心理的国家主义（1908年）
未来之价值与前进之人（1914年）
无内乱之牺牲（1914年）
暴民政治者何（1914年）
生存之价值（1914年）
革命与心理（1914年）
开明专制（1914年）
中国存亡问题（1917年）
死者已矣（1918年）
睡的人醒了（1919年）
论军官之改业（1919年）
学生今后之态度（1919年）
侵害主权与人道主义（1919年）
民意战胜金钱武力（1919年）
神圣不可侵与偶像打破（1919年）
舆论与煽动（1919年）
吗啡之毒（1919年）
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1919年）
中国古代之纸币（1919年）
不可分的公理（1919年）
教训王揖唐（1919年）
危险之塞耳政策（1919年）
总商会长的“世界知识”（1919年）
所有权的心理上基础（1919年）
国会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济方法（1919年）
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1919年）
伯达铁路之过去及将来（1919—1920年）
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1919—1920年）
革兵革警滋事的问题（1919年）
英国与波斯之新协约（1919年）
所谓实力派之和平（1919年）
拥护南方军阀之荒谬（1919年）
谁为重要当局（1919年）
求学与办事（1919年）
请愿与民权（1919年）
权利与事实（1919年）
不合时宜之调和论（1919年）
容人悔过与劝人赎罪（1919年）
取消外蒙自治的功罪和对付方法（1919年）
人类的将来（1920年）
学者的良心（1920年）
主张军国主义的留美学生（1920年）
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1920年）
解散议会后之日本（1920年）
议会政治试验是否失败（1920年）
外交秘密的危险（1920年）
军阀的破产宣告（1920年）
倒叙的日俄战争史（1920年）
再答东荪先生（1920年）
实业家的危险（1920年）
群众运动与促进者（1920年）
勤工俭学与工读互助（1920年）
特别保护归国华侨（1920年）
运用军事密约（1920年）
送回俄罗斯去（1920年）
滇军为谁自相残杀（1920年）
开课了——怎么样？（1920年）
查禁主义的人要先晓得反对的学说（1920年）
不批准和约之美国（1920年）
不要辱没广东人（1920年）
直隶湾筑港之计划（1920年）
千贺博士之金本位废止论（1920年）
匈俄苏域政府的兵（1920年）
女学生应该承袭的财产（1920年）
体育周报（1920年）
野心家与劳动阶级（1920年）
兵底变态心理（1920年）
广东土话文（1920年）
中等社会的结合（1920年）
杀人不是革命的要素（1920年）
米本位说之批评（1920年）
寄赠书籍（1920年）
介绍杂志（1920年）
兵的改造与其心理（1920年）
耶稣是什么东西
恢复秩序与创造秩序
为督军画策
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
新文化的危机
青年学生应该警戒的两件事
朱执信年谱简编
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1905年）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 （1905—1906年）
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1906年）
从社会主义论铁道国有及中国铁道之官办私办（1906年）
北美合众国之相续税（1906年）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1906年）
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1906年）
土地国有与财政
（再驳《新民丛报》之非难土地国有政策）（1907年）
币制私议（1907—1908年）
心理的国家主义（1908年）
未来之价值与前进之人（1914年）
无内乱之牺牲（1914年）
暴民政治者何（1914年）
生存之价值（1914年）
革命与心理（1914年）
开明专制（1914年）
中国存亡问题（1917年）
死者已矣（1918年）
睡的人醒了（1919年）
论军官之改业（1919年）
学生今后之态度（1919年）
侵害主权与人道主义（1919年）
民意战胜金钱武力（1919年）
神圣不可侵与偶像打破（1919年）
舆论与煽动（1919年）
吗啡之毒（1919年）
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1919年）
中国古代之纸币（1919年）
不可分的公理（1919年）
教训王揖唐（1919年）
危险之塞耳政策（1919年）
总商会长的“世界知识”（1919年）
所有权的心理上基础（1919年）
国会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济方法（1919年）
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1919年）
伯达铁路之过去及将来（1919—1920年）
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1919—1920年）
革兵革警滋事的问题（1919年）
英国与波斯之新协约（1919年）
所谓实力派之和平（1919年）
拥护南方军阀之荒谬（1919年）
谁为重要当局（1919年）
求学与办事（1919年）
请愿与民权（1919年）
权利与事实（1919年）
不合时宜之调和论（1919年）
容人悔过与劝人赎罪（1919年）
取消外蒙自治的功罪和对付方法（1919年）
人类的将来（1920年）
学者的良心（1920年）
主张军国主义的留美学生（1920年）
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1920年）
解散议会后之日本（1920年）
议会政治试验是否失败（1920年）
外交秘密的危险（1920年）
军阀的破产宣告（1920年）
倒叙的日俄战争史（1920年）
再答东荪先生（1920年）
实业家的危险（1920年）
群众运动与促进者（1920年）
勤工俭学与工读互助（1920年）
特别保护归国华侨（1920年）
运用军事密约（1920年）
送回俄罗斯去（1920年）
滇军为谁自相残杀（1920年）
开课了——怎么样？（1920年）
查禁主义的人要先晓得反对的学说（1920年）
不批准和约之美国（1920年）
不要辱没广东人（1920年）
直隶湾筑港之计划（1920年）
千贺博士之金本位废止论（1920年）
匈俄苏域政府的兵（1920年）
女学生应该承袭的财产（1920年）
体育周报（1920年）
野心家与劳动阶级（1920年）
兵底变态心理（1920年）
广东土话文（1920年）
中等社会的结合（1920年）
杀人不是革命的要素（1920年）
米本位说之批评（1920年）
寄赠书籍（1920年）
介绍杂志（1920年）
兵的改造与其心理（1920年）
耶稣是什么东西
恢复秩序与创造秩序
为督军画策
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
新文化的危机
青年学生应该警戒的两件事
朱执信年谱简编
前 言
导言
朱执信，名大符，字执信，笔名有蛰伸、县解、前进、民意、琴生、去非、无名等。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就其一生事功而论，无论是身体力行参与武装斗争、推翻专制统治方面，还是启迪民智、阐发革命理论、从事革命宣传方面，均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885年10月，朱执信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朱启连，能诗善文，才气横溢，曾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有多种著述行世。母亲汪若昭，广州文化名人汪瑔之女，幼承家学，文词兼通，与丈夫有唱和之雅。朱启连因崇慕康熙年间山东学者赵执信，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字执信。
朱氏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幼便向执信讲授历代兴革利弊及英雄人物事迹，注重人格培养。同时指导执信循序渐进，广泛涉猎国学典籍，打下传统学问根底。在父母的指导下，朱执信不仅在传统学术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爱国主义情愫破土而出，潜滋暗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仅九岁的朱执信向父亲探问交战情形。翌年获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失声痛哭。1900年八国联国侵华，朱执信虽僻处南国，但究心时局。《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极为悲愤，认识到“覆亡之祸，迫在眉睫”，力挽狂澜之根本在于推翻已沦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在此背景下，他大量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清复明史书，并亲自镌刻一枚“南都沦后第四乙酉生”印章，以寄寓反清之志。反清思想初步形成。
1902年，朱执信入教忠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主攻国学，兼修英文、日文、数学、历法等。课余时间，则与同学古应芬、汪兆铭等组织“群智社”，以探求新学为职志。在一群志同道合好友的相互促发下，他大量研读《物种起源》、《天演论》、《原富》等近代西方各种思想名著，对《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新式刊物也手不释卷，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1904年，朱执信以名的成绩考取广东省官费赴日留学资格。年底，与胡汉民、汪兆铭、古应芬等联袂东渡，翌年初入东京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学习，主修理财科。在学期间，除学问精进外，置身日益激进的留日学生群体，朱执信与胡汉民等“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彼此“极意探求”革命方略，然犹未得“实行之要领”。
是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来到日本。朱执信、胡汉民、胡毅生等广东法政生慕名来访，晤谈一下，极为拜服，自此奉为革命导师。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执信即时加入，且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以《民报》为阵地，先后刊发多篇重量级文章，一则与改良派展开论战，驳斥谬说，鼓吹革命；一则阐释与宣传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据吕芳上先生研究，《民报》前五期所刊载的有关民生主义的文字，“值得重视的十篇文章中有半数是朱执信的撰述”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7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自此，朱执信文名大噪，并以博学多识、才气纵横、论证严密等卓拔才情在革命党人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流的革命宣传健将。
1906年6月，朱执信以优等成绩自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随即返回国内，先后受聘于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等新式学堂，一边教书一边革命。其间，朱执信明则泯然众人，一袭旧派人物装束，暗中则影响学生、运动新军、联络会党，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组织筹划过多起在广州及其周边的武装起义，扮演着广东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在1911年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中，他身先士卒，跟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署衙，血染战衣。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一面组织民军会攻广州，一面利用兵临城下之机运动水师提督李准反正，成功地促成了广州的和平光复。
广东光复后，朱执信积极协助胡汉民组织政府，出任军政府（后改都督府）总参议。履任期间，他殚精竭虑，席不暇暖，主持裁编民军，治理财政，参与改革省议会，剿平各地盗匪，为广东地区的政权建设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13年宋教仁被刺，革命党内部意见纷纭，朱执信极力赞同孙中山“非去袁不可”的主张，力主武装讨袁。并在复杂局势中利用与陈炯明的师生之谊，终促成广东地区打出了讨袁的大旗。
“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流亡日本。他利用难得的闲暇，努力自修，有针对性地钻研经济学；同时协助编辑《民国》杂志，积极从事舆论讨袁工作。待国内局势稍稍平靖，又遄返国内，开展武装革命活动。
1914—1916年，朱执信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领导广东地区的讨龙斗争，先后策划发动过多次针对龙济光的暗杀与起义。1916年10月，龙济光残部败退海南岛，彻底结束了在广东地区的统治。对于朱执信在驱龙斗争中的功绩，胡汉民谓：“龙济光之蹶于粤，执信之力为多焉。”林家有：《朱执信》，8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917年护法运动发生，朱执信追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主持秘书处工作，负责处理中枢事务，兼顾军事联络。1918年孙中山受排挤蛰居上海，朱执信随同前往，协助从事理论撰述。五四运动爆发后，为因应新文化运动，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朱执信担任主要编辑。在承担繁重的刊物编撰工作的同时，他充分发挥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等优长，笔耕不辍，连续在该杂志刊文20余篇，臧否人物，议论时政，接引新思潮，阐发三民主义，首屈一指的革命理论家与宣传家的风范显露无遗。
1920年粤军回粤战争中，朱执信是重要的发动者与参与者，是孙中山联络、促动陈炯明的主要桥梁。是年8月，陈炯明在福建漳州誓师，宣布回师广东讨伐桂系，粤桂战争爆发。随后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马不停蹄赶赴港澳，组织办事机构，就任讨桂军总指挥，负责协调、指挥各路民军及地方军队，响应援闽粤军回粤。9月，为运动虎门驻军独立，与吴礼和深入虎门，积极活动，成功促成炮台守军于16日宣布独立。21日，因虎门降军与民军发生冲突，局面混乱，不避危险，赶往现场力为调控，不幸在变乱中为乱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消息传至上海，孙中山极为痛惜，长叹道：“执信是革命中的圣人”。9月24日，在复谢持电中又谓：“前星期虎门独立，邱渭南、执信前往主持，正为快意；不料一部民军内变，竟将执信击杀，闻报之下，痛惋难言，虽尽歼桂贼不足以偿也。”后来，孙中山还多次在函电、演说中论及朱执信殉难对国民党造成的损失，谓：“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使“我党失此长城”；称其是“好的同志”，“为中国有数之人才”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1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曾长期共事的胡汉民称誉朱执信是“忠于主义的一个人，革命的一个人，追随着总理肯奋斗的一个人”林家有：《朱执信》，161页。。另一位重要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认为：“死了一个朱执信，全世界的人，在进化的道途上，失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推进器。”戴季陶：《怀朱执信先生》，《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刊》，2页，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
作为20世纪前20年革命党群体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与宣传家，朱执信所从事的理论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致力民众思想启蒙。
清末民初，受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社会蒙昧主义盛行，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有见及此，朱执信将启迪民智，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他积极宣传进化论，打破社会万古不变的僵化认识；大力弘扬科学，破除封建伦常及宗教神学等各种权威；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人改造社会及国家的自觉自动，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执信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无所谓，无所谓永远，“随时演变”，始终处于进化的途程之中。地球及人类都是物质不断演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同样处在不断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之中，职是之故，“现在如果是想永远保存着一个秩序，就是想叫一个社会永远睡着。把一个时间的社会静态变了化石，令他永远没有进步，那是不特无益并且不可能。况且大地还有冷下去的时候，太阳还有消减变灭的时候，那有不变的化石，那有不变的社会”。
朱执信指出，所谓“伦常”，所谓“秩序”，究其实质，“皆欲以一终古不变之规绳，驭转变无常之人类社会”，其结局“惟有祸患贻人类而已”。打破旧伦常，当然是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应有之义。对于渐成国人思想禁锢的西洋偶像——基督神学，他同样无情揭破，指出经由进化论，“则知宇宙中经无数进化而始有人，绝非被上帝创造者”；新旧教所供奉的教主耶稣，是为了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偶像，与历史上的耶稣完全不同。他告诫青年，切勿“中宗教的毒”，不要当“神的奴隶”。他认为，当今之世，惟有反对偶像崇拜、与宗教对立的科学“神圣不可侵”，“科学之效用，可以垂之久远，可以普适于现所知之世界”。然而当一种科学如果不容人“随时讨议”，则不幸沦为另一种偶像，也必须无情打破，只是“打破科学上偶像者，惟以科学之研究可以得之，此外皆不能成功”。
人的价值启蒙同样是朱执信启蒙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影响“生存价值之元素”归纳为“九事”，并逐一剖析，指出人生的苦乐与价值固然包含个人性的因子，更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息息相关。良善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皆为增加生存价值而生”。反观现实，朱执信大声疾呼：“今日中国民之生存价值，正日趋于下……而此日下之原因，大抵基于不良之政府”，“冀其改良政府之一事实现，乃可以次及其余。是则生存价值之一转变之机也。吾中国人其尚未觉知此生存价值减少之痛苦者乎？抑感知之而无意于将来者乎？其将于亡羊补牢之计有所择也？吾急欲得此四万万之答案”。
（二）全面阐扬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革命党人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奋斗不已的精神动力。自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朱执信所做的理论方面的基本工作，就是结合时代主题，从具体问题出发，深入阐释与宣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在这一方面的持续努力，既有力地推动革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也使三民主义理论的内涵更为清晰显豁。
如民族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清政府与改良派在立宪问题上的互为呼应，朱执信撰写多文，一面条分缕析，剖陈清廷统治下的中国绝无实行立宪的基本条件，揭破所谓立宪不过是“愚弄一世具”，根本目的无非为“保其大位”，对众多为所蒙蔽者无疑是一贴清醒剂。一面层层递进，阐析“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连属，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论证了此次革命虽高唱排满，实兼具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双重任务，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为本次革命之一体两面。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族矛盾基本消失，朱执信笔下的民族主义因时而变，论述的重点转向反对帝国主义。
1917年2月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在美国的怂恿下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与德绝交并进而对之宣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朱执信秉承孙中山命意，急撰《中国存亡问题》长文，指出追求一己之私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主义，中国参战，无论胜败，都存在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所谓中国加入协约国，借机亲近美国，“以图公道之援助”，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皆为一丘之貉，“欧美之人言公道、言正谊者，皆以白种为范围，未尝及我黄人也。美为平等自由之国，亦即为先倡言排斥黄种之国”。期望战胜后“收列席讲和之利益”，同样是国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战胜者分配利益，以各国利害为衡，非以一时感情所能动”，“弱国而图依附强国以佳兵，即令得胜列席议和，犹是听人宰割”。就中国而论，既“可以避现时之厄，且可以为永久不败之基”的安全之策，实在“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避帝国主义战争而远之。
此后，朱执信又先后发表《侵害主权与人道主义》、《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伯达铁路之过去及将来》、《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英国与波斯之新协约》等多篇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唯利是图、四处侵略；同情朝鲜、波斯等被压迫民族的不幸遭际及反抗斗争；呼吁国人“自觉”、“自振”，“使其国家随于世界之进步以为改良”；并极富前瞻性地预言，20世纪“一民族中之少数人，尚欲
朱执信，名大符，字执信，笔名有蛰伸、县解、前进、民意、琴生、去非、无名等。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就其一生事功而论，无论是身体力行参与武装斗争、推翻专制统治方面，还是启迪民智、阐发革命理论、从事革命宣传方面，均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885年10月，朱执信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朱启连，能诗善文，才气横溢，曾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有多种著述行世。母亲汪若昭，广州文化名人汪瑔之女，幼承家学，文词兼通，与丈夫有唱和之雅。朱启连因崇慕康熙年间山东学者赵执信，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字执信。
朱氏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幼便向执信讲授历代兴革利弊及英雄人物事迹，注重人格培养。同时指导执信循序渐进，广泛涉猎国学典籍，打下传统学问根底。在父母的指导下，朱执信不仅在传统学术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爱国主义情愫破土而出，潜滋暗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仅九岁的朱执信向父亲探问交战情形。翌年获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失声痛哭。1900年八国联国侵华，朱执信虽僻处南国，但究心时局。《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极为悲愤，认识到“覆亡之祸，迫在眉睫”，力挽狂澜之根本在于推翻已沦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在此背景下，他大量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清复明史书，并亲自镌刻一枚“南都沦后第四乙酉生”印章，以寄寓反清之志。反清思想初步形成。
1902年，朱执信入教忠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主攻国学，兼修英文、日文、数学、历法等。课余时间，则与同学古应芬、汪兆铭等组织“群智社”，以探求新学为职志。在一群志同道合好友的相互促发下，他大量研读《物种起源》、《天演论》、《原富》等近代西方各种思想名著，对《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新式刊物也手不释卷，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1904年，朱执信以名的成绩考取广东省官费赴日留学资格。年底，与胡汉民、汪兆铭、古应芬等联袂东渡，翌年初入东京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学习，主修理财科。在学期间，除学问精进外，置身日益激进的留日学生群体，朱执信与胡汉民等“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彼此“极意探求”革命方略，然犹未得“实行之要领”。
是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来到日本。朱执信、胡汉民、胡毅生等广东法政生慕名来访，晤谈一下，极为拜服，自此奉为革命导师。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执信即时加入，且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以《民报》为阵地，先后刊发多篇重量级文章，一则与改良派展开论战，驳斥谬说，鼓吹革命；一则阐释与宣传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据吕芳上先生研究，《民报》前五期所刊载的有关民生主义的文字，“值得重视的十篇文章中有半数是朱执信的撰述”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7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自此，朱执信文名大噪，并以博学多识、才气纵横、论证严密等卓拔才情在革命党人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流的革命宣传健将。
1906年6月，朱执信以优等成绩自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随即返回国内，先后受聘于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等新式学堂，一边教书一边革命。其间，朱执信明则泯然众人，一袭旧派人物装束，暗中则影响学生、运动新军、联络会党，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组织筹划过多起在广州及其周边的武装起义，扮演着广东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在1911年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中，他身先士卒，跟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署衙，血染战衣。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一面组织民军会攻广州，一面利用兵临城下之机运动水师提督李准反正，成功地促成了广州的和平光复。
广东光复后，朱执信积极协助胡汉民组织政府，出任军政府（后改都督府）总参议。履任期间，他殚精竭虑，席不暇暖，主持裁编民军，治理财政，参与改革省议会，剿平各地盗匪，为广东地区的政权建设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13年宋教仁被刺，革命党内部意见纷纭，朱执信极力赞同孙中山“非去袁不可”的主张，力主武装讨袁。并在复杂局势中利用与陈炯明的师生之谊，终促成广东地区打出了讨袁的大旗。
“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流亡日本。他利用难得的闲暇，努力自修，有针对性地钻研经济学；同时协助编辑《民国》杂志，积极从事舆论讨袁工作。待国内局势稍稍平靖，又遄返国内，开展武装革命活动。
1914—1916年，朱执信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领导广东地区的讨龙斗争，先后策划发动过多次针对龙济光的暗杀与起义。1916年10月，龙济光残部败退海南岛，彻底结束了在广东地区的统治。对于朱执信在驱龙斗争中的功绩，胡汉民谓：“龙济光之蹶于粤，执信之力为多焉。”林家有：《朱执信》，8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917年护法运动发生，朱执信追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主持秘书处工作，负责处理中枢事务，兼顾军事联络。1918年孙中山受排挤蛰居上海，朱执信随同前往，协助从事理论撰述。五四运动爆发后，为因应新文化运动，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朱执信担任主要编辑。在承担繁重的刊物编撰工作的同时，他充分发挥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等优长，笔耕不辍，连续在该杂志刊文20余篇，臧否人物，议论时政，接引新思潮，阐发三民主义，首屈一指的革命理论家与宣传家的风范显露无遗。
1920年粤军回粤战争中，朱执信是重要的发动者与参与者，是孙中山联络、促动陈炯明的主要桥梁。是年8月，陈炯明在福建漳州誓师，宣布回师广东讨伐桂系，粤桂战争爆发。随后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马不停蹄赶赴港澳，组织办事机构，就任讨桂军总指挥，负责协调、指挥各路民军及地方军队，响应援闽粤军回粤。9月，为运动虎门驻军独立，与吴礼和深入虎门，积极活动，成功促成炮台守军于16日宣布独立。21日，因虎门降军与民军发生冲突，局面混乱，不避危险，赶往现场力为调控，不幸在变乱中为乱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消息传至上海，孙中山极为痛惜，长叹道：“执信是革命中的圣人”。9月24日，在复谢持电中又谓：“前星期虎门独立，邱渭南、执信前往主持，正为快意；不料一部民军内变，竟将执信击杀，闻报之下，痛惋难言，虽尽歼桂贼不足以偿也。”后来，孙中山还多次在函电、演说中论及朱执信殉难对国民党造成的损失，谓：“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使“我党失此长城”；称其是“好的同志”，“为中国有数之人才”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1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曾长期共事的胡汉民称誉朱执信是“忠于主义的一个人，革命的一个人，追随着总理肯奋斗的一个人”林家有：《朱执信》，161页。。另一位重要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认为：“死了一个朱执信，全世界的人，在进化的道途上，失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推进器。”戴季陶：《怀朱执信先生》，《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刊》，2页，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
作为20世纪前20年革命党群体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与宣传家，朱执信所从事的理论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致力民众思想启蒙。
清末民初，受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社会蒙昧主义盛行，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有见及此，朱执信将启迪民智，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他积极宣传进化论，打破社会万古不变的僵化认识；大力弘扬科学，破除封建伦常及宗教神学等各种权威；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人改造社会及国家的自觉自动，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执信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无所谓，无所谓永远，“随时演变”，始终处于进化的途程之中。地球及人类都是物质不断演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同样处在不断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之中，职是之故，“现在如果是想永远保存着一个秩序，就是想叫一个社会永远睡着。把一个时间的社会静态变了化石，令他永远没有进步，那是不特无益并且不可能。况且大地还有冷下去的时候，太阳还有消减变灭的时候，那有不变的化石，那有不变的社会”。
朱执信指出，所谓“伦常”，所谓“秩序”，究其实质，“皆欲以一终古不变之规绳，驭转变无常之人类社会”，其结局“惟有祸患贻人类而已”。打破旧伦常，当然是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应有之义。对于渐成国人思想禁锢的西洋偶像——基督神学，他同样无情揭破，指出经由进化论，“则知宇宙中经无数进化而始有人，绝非被上帝创造者”；新旧教所供奉的教主耶稣，是为了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偶像，与历史上的耶稣完全不同。他告诫青年，切勿“中宗教的毒”，不要当“神的奴隶”。他认为，当今之世，惟有反对偶像崇拜、与宗教对立的科学“神圣不可侵”，“科学之效用，可以垂之久远，可以普适于现所知之世界”。然而当一种科学如果不容人“随时讨议”，则不幸沦为另一种偶像，也必须无情打破，只是“打破科学上偶像者，惟以科学之研究可以得之，此外皆不能成功”。
人的价值启蒙同样是朱执信启蒙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影响“生存价值之元素”归纳为“九事”，并逐一剖析，指出人生的苦乐与价值固然包含个人性的因子，更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息息相关。良善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皆为增加生存价值而生”。反观现实，朱执信大声疾呼：“今日中国民之生存价值，正日趋于下……而此日下之原因，大抵基于不良之政府”，“冀其改良政府之一事实现，乃可以次及其余。是则生存价值之一转变之机也。吾中国人其尚未觉知此生存价值减少之痛苦者乎？抑感知之而无意于将来者乎？其将于亡羊补牢之计有所择也？吾急欲得此四万万之答案”。
（二）全面阐扬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革命党人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奋斗不已的精神动力。自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朱执信所做的理论方面的基本工作，就是结合时代主题，从具体问题出发，深入阐释与宣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在这一方面的持续努力，既有力地推动革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也使三民主义理论的内涵更为清晰显豁。
如民族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清政府与改良派在立宪问题上的互为呼应，朱执信撰写多文，一面条分缕析，剖陈清廷统治下的中国绝无实行立宪的基本条件，揭破所谓立宪不过是“愚弄一世具”，根本目的无非为“保其大位”，对众多为所蒙蔽者无疑是一贴清醒剂。一面层层递进，阐析“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连属，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论证了此次革命虽高唱排满，实兼具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双重任务，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为本次革命之一体两面。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族矛盾基本消失，朱执信笔下的民族主义因时而变，论述的重点转向反对帝国主义。
1917年2月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在美国的怂恿下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与德绝交并进而对之宣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朱执信秉承孙中山命意，急撰《中国存亡问题》长文，指出追求一己之私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主义，中国参战，无论胜败，都存在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所谓中国加入协约国，借机亲近美国，“以图公道之援助”，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皆为一丘之貉，“欧美之人言公道、言正谊者，皆以白种为范围，未尝及我黄人也。美为平等自由之国，亦即为先倡言排斥黄种之国”。期望战胜后“收列席讲和之利益”，同样是国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战胜者分配利益，以各国利害为衡，非以一时感情所能动”，“弱国而图依附强国以佳兵，即令得胜列席议和，犹是听人宰割”。就中国而论，既“可以避现时之厄，且可以为永久不败之基”的安全之策，实在“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避帝国主义战争而远之。
此后，朱执信又先后发表《侵害主权与人道主义》、《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伯达铁路之过去及将来》、《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英国与波斯之新协约》等多篇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唯利是图、四处侵略；同情朝鲜、波斯等被压迫民族的不幸遭际及反抗斗争；呼吁国人“自觉”、“自振”，“使其国家随于世界之进步以为改良”；并极富前瞻性地预言，20世纪“一民族中之少数人，尚欲
媒体评论
我相信死了一个朱执信，全世界的人，在进化的道途上，失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推进器。
——戴季陶
——戴季陶
先生是忠于主义的一个人，革命的一个人，追随着总理肯奋斗的一个人。
——胡汉民
我们有个好的同志，就是朱执信。他的学问是很好的，对于革命事业又非常热心。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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