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蝴蝶：透过文学看法律

★结合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的故事原型★探讨婚姻、离异、亲子关系、虐待等家庭法领域的重大主题。 

透过出自神话、小说以及传记等不同文学作品的多个故事，本书作者卡罗尔?韦斯布罗德教授引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如何以法律为手段，界定家庭中的种种关系？ 本书以一种外部视角来审视法律，运用各种叙事文本，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观点来看待法律与社会结构方面的诸多主题。

卡罗尔·韦斯布罗德美国法学家，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法律史、家庭法。196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就职于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及耶鲁大学法学院，1977年进入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此后至1992年间担任埃伦·阿什·彼得斯法学教授，2012年成为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

序言第一章 新娘 叙事的几个问题 瓦实提 “吸引蝴蝶” 叙事和官方、非官方法律第二章 夫妻 婚姻和离婚：法律原则和理解 婚姻 离婚 叙事和离婚法律第三章 婚约 契约和家庭关系 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某个更古老的关于婚姻和离婚私人 秩序的理论 家庭协议：小说中的谈判，传统理解，默认契约的观点 赔偿和执行问题第四章 家庭 家庭统治 卡夫卡和《致父亲的信》 含糊其辞和法律多元论 卡夫卡家庭中的法律层面第五章 孩子 塞萨卢斯的童年：读美狄亚 语境下的犯罪者 语境下的伤害 制度的暗示第六章 法律 法律的工具性作用和表达作用 发出的信息 收到的信息 家庭和州第七章 蝴蝶的颠覆 法律对话 《罗生门》 法律和叙事 传统智慧：一次长长的对话结论

序 言 本书依据一般定义下的叙事文本或文学作品，对法律、特别是 对家庭法进行了讨论，旨在丰富我们对婚姻和家庭的认识，加深我 们对法律的作用的理解（法律不仅关涉以及影响婚姻和家庭，也影 响我们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这里所依据的叙事文本是不同类别 的，一些是传记式的，一些是小说式的。其中有因普契尼（Puccini） 的歌剧而广为人知的那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蝴蝶”的年轻新 娘。在本书每一章的开头，都有一段对该特写故事的某个片段所隐 含的法律意义的简短讨论，这些段落以短小的介绍性内容引出每一 章所讨论的问题。而每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又得到了多种多样的文 本材料较为充分地展开说明。“蝴蝶”的故事和其他叙事作品中的 一系列形象和观点———尤其是《圣经》中对拒绝遵从丈夫命令的瓦 实提（Vashti）的描述，米瑞安·唐纳文（Miriam Donaven）的日记中 一个摩登女郎杀死情人之后自杀的故事，以及卡夫卡致父亲的信———都用来引出一个复杂的实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蝴蝶 正是这个实体的化身，是事物的全部。 对蝴蝶的这种解读并不是最普遍的。一个传统的定义是把蝴 蝶看作灵魂的象征，把蝴蝶的蜕变———毛虫、茧、蝴蝶———看作在死 亡时灵魂离开躯壳。在基督教文化看来，蝴蝶和它的生命周期代表 着生命、死亡和重生。 蝴蝶也与美丽相联系。但是，如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所 指出的，蝴蝶的蜕变意味着它代表的不仅仅是美丽。当它还是毛虫 的时候，它总是让人联想到人们认为丑陋的一切。“就像蝴蝶被定 义为美丽一样，毛虫是丑陋的:笨拙、迟钝、无能、贪吃、多毛、愚钝， 这些又进而象征着浅薄、粗糙、无法实现的完美。”就蝴蝶的美丽而 言，“如果它们不会飞，或者它们飞得像蜜蜂一样又直又快，或者，也 是最重要的，如果它们没有蜕变这一让人困扰的神秘行为，我们是 不会觉得它们有多么美丽的。” 如果蝴蝶是关于矛盾、蜕变和变化的，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观 点:蝴蝶是生命的象征，而不是死后状态的象征。举例来说，瑟洛特 （Cirlot）对雷纳（Lehner）的《象征符号字典》（ Dictionary of Symbols） 一书中的一个插图这样描述道:“诺斯底教（the Gnostics）用一只带 有翅膀的脚踩压一只蝴蝶来代表死亡天使，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出蝴 蝶与生命是等同的，它不是灵魂。” 另一个定义认为蝴蝶代表事物 的全部:“蝴蝶本身既包含了自己曾经的所有化身，也蕴含了未来子 孙的前途。” 本书认为蝴蝶代表生命，而法律代表与暴力相关的东西。这种 解读将通常所理解的法律制度的积极方面———代表秩序、帮助人类实现幸福生活的愿望、有着共同的道德观点———最小化了。西塞罗 的《论法律》（ De Legibus）是对法律的正面描述:“法律乃最高的理 性，为自然所固有，规定着当为与不当为。” 而本书所强调的是命 令的暴力，以及实质命令的限定作用所包含的暴力。我们这里理解 的法律的暴力超出了直接强制的范畴。我们认为法律的暴力和蝴 蝶的关系就如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说的那样———他抨 击那个“用车轮轧死一只蝴蝶”的人。 这种对蝴蝶的广义解读，可能像“蝴蝶是自由的” 这一观点一样宽泛，但现在它在一个故事中 被具体化了。故事里，“蝴蝶”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名字，她就是十五 岁的巧巧桑（Cho-Cho-San），她的生命以一种特定的法律形式存在: 一个新娘。 把蝴蝶夫人安排在本书的结构中并不是必然的。但是《蝴蝶夫 人》（ Madame Butterfly）———这部高度戏剧性的、非常容易读到的歌 剧剧本———在我们向普通读者介绍一些对法律评论类期刊的读者 （即那些阅读过本书很多内容的最初的读者）来说已经熟悉的问题 时是非常有效的。把蝴蝶视为生命的象征，认为它受法律暴力的影 响甚至遭到法律暴力的强制，这是表述与前人相同观点的一种方 式，只是别人未曾使用蝴蝶的概念。 普契尼的戏剧，于1904年首演， 说的是一个年轻的日本艺妓 的故事。这名艺妓嫁给了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军官回美国与其 “真正”的妻子结婚后遭到抛弃，故事以艺妓的自杀结束。人们通 常认为这是一个描述忠实的爱人经不住偶然的诱惑而背叛的故事。 而对现代的读者来说，它或许也是一部反映对亚洲的女人抱有自杀 倾向的成见的作品。这部戏剧的故事框架依据的是美国律师约翰·卢瑟·朗（John Luther Long）于1898年在《世纪》杂志发表的 “蝴蝶夫人”的故事。当时，普契尼在伦敦看到了大卫·贝拉斯科 （David Belasco）撰写的一部以朗写的故事为基础的戏剧，虽然普契 尼不懂这部剧的语言，但他看到了它的戏剧性。巧巧桑在朗的剧本 里是17岁，在普契尼的笔下成了15岁。在朗的故事里，蝴蝶夫人 没有死。 还有一些其他较有影响的关于蝴蝶的故事。《蝴蝶君》（ M. Butterfly）是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对蝴蝶夫人故事的解构， 描写了一个法国外交官和一个中国剧院女演员的爱情，而实际上， 女演员不仅是个男人，还是个间谍。另一部相关的叙事文本是皮埃 尔·洛蒂（Pierre Loti）作于1887年的小说《菊子夫人》（ Madame Chrysanthemum），据推测这是朗的故事的间接来源。 在《菊子夫 人》中，“临时婚姻”（temporary marriage）完全是一种商业交换，而 且并不一定是菊子夫人的第一次这样的婚姻。故事末尾，法国主人 公要求付钱以摆脱与“小婚姻”（little marriage）的关联，而日本新娘 在检查“临时丈夫”给自己的钱是不是假的。 另一个有关蝴蝶的故事是托尔金（Tolkien）在他的“侠义之道” （Errantry）一诗中讲述的:“他请求一只振翅而过的漂亮蝴蝶嫁给 他。” 托尔金告诉我们，那只蝴蝶被捉住并被带到了婚床上。但后 来争吵出现了（显示是她的错误），丈夫继续去游荡。这则故事中 的任何痛苦或遗憾都被诗歌的韵律和俏皮话的轻松遮掩了过去。 可能托尔金的蝴蝶最像我们文化中所赋予的新娘的那个形象:身穿 长袍，头顶轻如蝉翼的蕾丝面纱。我们眼中的新娘是个年轻女人， 是“最美丽的、最傻的、最造作的、寻夫的蝴蝶”。 叙事文本在这里的含义很广，如现今的流行定义所说:叙事文本“讲述某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又或者相关的一系列事件，由一个叙述者向一个倾听者详细讲述（虽然叙述者和倾听者都可能不止一 人）”。叙事文本“既包括对事件最短的描述（如猫咪坐在垫子上， 或一则短新闻），也包括最长的小说、歌谣、史诗、故事和其他虚构文 本，以及历史或自传作品、日记、游记，等等”。 本书着重于讨论法律问题、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形成，还有个体 的理解和反应。不可避免地，暴力问题成为基本问题，包括法律的 暴力和法律对个人暴力的反应。 总体而言，本书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法律外部和通过 其他事情等多种角度来看法律，到现在已系统地使用了一段时间， 包括法律和经济学、法律和历史学（不是法律历史学，它倾向于关注 法律条文和制度的历史）、法律和心理学。本书通过分析特定的文 本对法律进行探讨，所分析的文本为笼统意义上的文学或叙事文 本，且并不都是虚构的。 我没有像专业文学批评家或学院理论家那样对这些文本进行 分析。总体来说，在这里没有关注他们所关心的那些问题。举例来 说，叙事文本的语境，如作者或其时代对阶级、性别和种族的态度， 都不在讨论的范围。叙事或文学文本是研究当代法律和社会对话 中那些突出问题的工具。有时这些文本要根据其特异性来理解，因 为可能总是会有不同文本存在的。［即使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这一法律经济学领域的经典案例———人们或许一直期待 其更标准化、具有更大的确定性———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 法律与叙事文本之间有着多方面的关系。有时叙事文本是法律判决的基础依据，为法律本身增加合法性和权威性（和强制力）。尽管如此，往往还是要把法律的社会意义和叙事文本或文学的社会 意义区分开来。法律和文学都是文化的产物，是生产和消费它们的 社会价值和社会倾向的产物。然而，它们作为文化产物的特点却大 不相同。可以说，文学或艺术影响着社会;但是，这种影响相对于法 律上的强制性惩罚来讲要小得多，也具有相当的随机性。法律的作 用是直接的，而文学的社会作用是间接的。法律直接与权威、权力 和暴力相联，罗伯特·科弗（Robert Cover）说过，法官就是暴力的人 群。虽然这个观点通常源自暴力和压迫，但一般来说，它并不适用 于叙事文本。 本书有三个重点的主题。一个是法律多元论，强调社会中的多 个主权相互影响。这个观点在第四章通过对卡夫卡的讨论会有最 直接的描述。另一个是契约，它被视为具有变革潜力的法律和政治 的工具，这在第三章中有直接讨论，运用特罗洛普（Trollope）作品中 的材料来说明契约的主旨。第三个主题可以说成是理智的缄默，即 我们在任何完备的方法中所了解到的东西，以及我们可以指望法律 做的事情，都是有局限性的。叙事文本可能会表明这样一个更深层 次的观点:法律没有法案的社会意义来得更重要。 这些主题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联系起来。如果把契约当作最主 要的观点，那么可能有人会说契约是一种把多元论的观点包含在官 方制度内的方式，认为对法律权力或效力的局限，显示出官方契约 变革潜力的局限。如果把法律的局限当作是最主要的观点，那么可 能有人会说法律作为秩序、确定性和权威的象征会被法律的多元 性———实际是相互对抗的标准秩序的存在———削弱，而（法律范围内的）契约概念通过引入私人秩序的观点，成为“限制”官方法律的 东西。如果把法律多元论看成最主要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契约作为 多元论的传达媒介，把法律的局限看成主权相互角力所导致的不可 避免的事实。 我对法律局限性的强调，虽然已经不是新观点，但鉴于法律中 的规范价值和规范进步被视为法律学术中的主要价值，还是需要进 行一些评论的。现在最迫切的要求是进行某种非常具体的修订，这 是必要的，甚至可能足以实现某种大众利益。某些学术文章在一个 相当高的理论水平上穷尽笔墨，然后———受规范提案要求的影 响———归纳为拥护一项有局限的简单立法或司法方案、提倡最高法 院复审标准的改变、主张扩充国

   为了衡量瓦实提叙述的可信度，我们可能不得不考虑怎样才能知道当时的客观事实。25我们不能把国王、犹太评论家或者二十世纪基督学者的理解当作事实。我们不能假设他们的叙述要比瓦实提本人的更真实。这不是对他们或对瓦实提的偏见，而只是笼统的怀疑。在瓦实提和国王或大臣的交流中，可能需要瓦实提的叙述和国王或大臣的叙述之间某个确定的一致点，我们可以把他们达成一致的内容看作事实。但他们可能全都是错的，或者不同的叙述集合到一起只是整个真相的几个部分o26如果我们是幸运的，那几部分会吻合，但我们依然可能在整个事情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部分。不同的叙述部分可能不吻合。或者很简单，主要人物可能根本不会跟彼此交流。瓦实提可能会跟国王说：“想让我在大臣们跟前露面，你就永远不会再见到我。”国王可能会闪烁其词地回答：“你是我的妻子。”
   就瓦实提自己的叙述而言，我们会考虑它是在事件发生的激烈阶段中讲出来的，还是后来又更改了；是不是经过她再次思考、再次分析，最终再创造出的一个符合她自己后来感受的故事。“我曾认为自己跟他在一起是幸福的，”瓦实提可能这样写道，“但是，当然，我现在明白我当时并不幸福，所以，最终当他要我去展示自己的美丽时，我们的幸福走到了终点。”后来的她不可能像之前那个自己一样幸福。27她现在的叙述或许道出了她先前的(可能压抑的)怒火，后来的那个她的动机解释了先前的那个她的行为。作为读者的我们会对“新”瓦实提更为同情，而更加不愿意接受“旧”瓦实提的生活理想。相反地，我们也可能会发现“新”瓦实提被洗了脑，变成了一个新的皈依者，比国王还坚持保皇主义；而“旧”瓦实提是可信的——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自己的本性或自己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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