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92170
近年来，“良渚”成为一个热词。各类媒体对良渚古城和良渚文化的介绍宣传甚多。这些介绍多集中于考古发现的过程、呈现的迹象及其性质判读，即“果”的介绍；而本书主要旨趣在于“因”的解析：试图厘清良渚文化出现的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对良渚基层聚落、中等聚落和良渚古城的形态、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意识形态中以玉器为载体反映的信仰和权力机制进行分析，尝试去掉枝蔓，沿*清晰的逻辑主干叙述良渚社会的面貌和结构框架。故名“何以良渚”。
本套丛书集学术、科普、宣传于一体，汇集了几代考古人对良渚文明的全方位解读，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纂小组的努力下，终于付梓，以飨读者。请跟随丛书的指引，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走近良渚，读懂良渚，感知中华大地上曾经闪耀的文明之火；启迪智慧，凝聚力量，唤起我们心底历久弥坚的民族之魂。
第一章 何谓良渚
第二章 良渚文化的形成背景和动因
一 5500aB.P气候事件与经济模式的革命
二 聚落的扩散和迁移
第三章 最早的江南
一 台墩聚落模式的形成
二 密集分布的散点状聚落
三 聚落片区的形成
第四章 聚落等级与社会
一 基层聚落的结构和组织关系的变革
二 二级聚落的结构与分析
三 一级聚落的结构与分析
第五章 权力与信仰
【总序】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刘 斌
时间与空间真是奇妙的组合，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浩瀚的宇宙，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仿佛恒久不变地镶嵌在天幕中。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光年是距离单位，宇宙深处星星点点射向我们的光线，来自遥远的过去。原来，时空的穿越，不过是俯仰之间。
考古，同样是这种俯仰之间的学问，由我们亲手开启的时光之门，将我们带回人类历史中每一个不同的瞬间。而距今5000年，就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放眼世界，5000 年前是个文明诞生的大时代。世界上的几大流域，不约而同地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么，5000年前的中华文明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学界甚久。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文明标准，城市、文字、青铜器……我们逐一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似乎到出现了甲骨文的商代为止，便再难往前追溯了。
考古学上，我们把文字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在中国的史前时代，
距今1万年以来，在辽阔版图的不同地理单元中，就开始演绎出各具特色
的文化序列。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然而，中国的史前时代长久以来被低估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夏商为文明探源的出发点，
以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无形中降低了周围地区那些高规格遗迹
遗物的历史地位，比如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
域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随着探源脚步的迈
进，我们才渐渐发现，“满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闪现出文明的
火花。“良渚”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个案。
大约在 5300 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尚玉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尽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广受尊崇，但在此时却达到空
前的繁荣。与以往人们喜爱的装饰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可不仅仅是美
观的需要。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
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
或象征财富。那些至高无上的人被埋葬在土筑的高台上，配享的玉器种类一应俱全，显示出死者生前无限的尊贵。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
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这些玉器的拥有者是良渚的统治阶级，他们相信自己是神的化身，行使着神的旨意，随葬的玉器种类和数量显示出他
们不同的等级和职责范围。我们在杭州余杭的反山、瑶山，常州武进的寺墩，江阴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极高等级的墓群。
这就似乎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分割成不同的统治中心，呈现出小邦林立的局面。然而，历史偏偏给了余杭一个机会，在反山遗址的周围，越来越多的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这种集中分布的遗址群落受到了良好的保护，
使得考古工作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稳步开展。到今天再来回望，这为良渚文
明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否则，谁会想到零星发现的遗址点，竟然是
良渚古城这一王国之都的不同组成部分。
今天，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是一个有 8 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
（6.3 平方公里）。它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
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国都，其
规格已绰绰有余。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
文明的要求。其实，只要打开思路，我们会发现，通行的文明标准不应成
为判断一个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生硬公式。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
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那些镌
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
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如今，良渚考古已经走过了
80 多个年头。从 1936 年施昕更先生第
一次发现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质工具开始，到今天我们将其定义成中国古代
第一个进入早期国家的区域文明
；从 1959 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
的命名，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到今天我们对良渚
文明进行多领域、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良渚的国家形态愈发丰满起来。这一系列丛书，主要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致力于良渚考古的
中青年学者，围绕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
研究，集体编纂而成，内含极其庞大的信息量。其中，包含有公众希望了
解的良渚古城遗址的方方面面、良渚考古的历程、良渚时期古环境与动植
物信息、代表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级墓地的反山王陵、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良
渚高等级玉器、供应日常所需林林总总的良渚陶器……还有专门将良渚置
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的中外文明比对，以及从媒体人角度看待良渚的妙趣
横生的系列报道汇编。相信这套丛书会激起读者对良渚文明的兴趣，从而
启发更多的人探索我们的历史。
可能很多人不禁要问 ：良渚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在 近现代历史的观念里，我们是华夏儿女，我们不知道有一个“良渚”。其实，这不难理解。我们观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汉唐传续至今的，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国家文明，是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考古学界启
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的就是了解最初的文明是怎样的形态。因此，
我们不该对最初的文明社会有过多的预设。在距今 5000 年的节点上，我们发现了良渚文明是一种区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区域，辽西可能
存在红山文明，长江中游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只是因为考古发现的局
限，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文明形态是否真实。良渚文明在距今 4300 年后
渐渐没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却随着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传承，影响力遍
及九州。由此可见，区域性的文明实际上有全局性的影响力。
人类的迁徙、交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区域性的文明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我们所能确证
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 1000 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
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礼制规
范、等级社会模式、城市架构等文明因素不断地传承、交汇，直至夏商。其实，夏商两支文化也是不同地区各自演进发展所至，夏商的更替，其实
也是两个区域性文明的轮流坐庄，只是此时的区域遍及更大的范围，此时
的文明正在逐鹿中原。真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要从秦朝算起。这样
看来，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
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万万不可将之割裂。
2019年5月于良渚
一 5500aB.P气候事件与经济模式的革命
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是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平原，在自然地理上这一地区被称为江南。提起江南，中国人眼前会浮现出一幅烟雨朦胧、小桥流水的如诗画面。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并不仅仅只是个地理概念，还是个人文概念，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富裕美好生活的标杆，以至于赞美其他地区时，常用“塞北江南”“西藏江南”等词语来形容。
实际上，太湖流域地貌环境在几万年来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江南地貌出现得很晚。
晚更新世末期，长江三角洲以太湖为中心的地区，是一个略有起伏的丘状台地。此时气候寒冷，除了古河谷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被一层暗绿色或黄褐色的黏土层所覆盖。晚更新世末的最后一次冰期引起全球性的海退，距今1.5 万年前海岸线退至现在东海大陆架水深155米处，江南地区那时的环境特征类似高寒草甸——缺水、寒冷且土地贫瘠，还不适于人类居住。全新世后，全球气候开始转暖，海平面迅速上升。7000aB.P. 左右是海平面上升速率由快变慢的一个转折点。本区的环境发展由此进入到对海平面变化高度敏感的阶段。高海平面造成河流比降较低，河口区沉积速度远远超过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长江携带而来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堆积，导致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前期的硬质黏土层上覆盖了一层2 ～ 5 米厚的细颗粒沉积物。该层土壤中含有大量有机质（占比大于0.5％），有利于植被的发育。太湖平原的形成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距今7000 年后，太湖流域开始出现人类活动。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上来说，江南的核心——太湖流域，其形成至今，并不是一个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反而和吐鲁番盆地并称为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两个地区。因为太湖地区东临大海、地势低平，是个碟形洼地，海拔仅2 ～ 4 米，是一个对海平面变化高敏感区域，直至今日还常常发生水灾。而史前时期，太湖平原滨海地区由于没有海塘设施，常受到海平面变化和钱塘江潮汐的直接影响。本区还属于季风区，年内不同季节降水很不平衡，常常受到旱灾的影响。有着这么一个脆弱环境的地区，却能汇集大量人口，创造辉煌的史前文化，同时在历史时期发展为国家的粮仓，获得“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成为我国人地关系最和谐，最有开创精神和活力的地区，其原因可以追溯至5500aB.P. 的一次气候突变。
我们常说，气候改变历史。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时代，更是如此。
对古气候的研究表明，全新世的早中期全球气候总体比较暖湿。但是全新世气候并不稳定，不断发生冷干气候事件，其中主要有4 次全球性的气温突变，其降温幅度的峰值时点分别落在12000 aB.P.、8200 aB.P.、5500aB.P.、4200aB.P. 等。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得比较突然，持续时间达几十年到若干世纪，气温变化幅度大。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这些突发性的大幅度气温变化事件对早期人类活动及其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智人在20 万年前出现，绝大多数时间都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但是在12000 年前新仙女木事件爆发之后，一些地区的气候变得异常干燥而寒冷，使得环境的承载能力大大减弱。智人被逼无奈因此走上了农业生产的道路，人类开始进入农业革命时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栽培农业对采集经济的代替。对距今10000 年左右的浙江上山文化的研究表明，早期的稻作农业虽然已经出现，但其只是一个权重很小的经济部门——只在陶胎中发现几粒稻谷——经济主体仍为采集和狩猎。8200aB.P. 前后的降温事件被称为“全球寒冷（Global Chill）事件”：非洲的降温幅度达7 ～ 8℃ ；在中东地区表现为持续200
年左右的干旱，它直接导致了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居民放弃了农业定居生活。这次降温事件之后，全球开始进入全新世气候最佳适宜期。就太湖平原这一小区域而言，因为此地几乎没有发现迄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遗址，因此前两次气候事件对其的影响尚无从了解。
本区距今7000 ～ 6000 年之际属于大西洋气候期，即全新世气候最佳适宜期，孢粉反映为湿热的中亚热带气候环境，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 ～ 3℃。气候与环境的好转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条件。考古证实，距今7000 年的马家浜文化的先民在太湖平原较高爽的地区出现。之后的崧泽文化早期，人类生活环境与马家浜文化时期基本类似，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仍以平原沼泽地形为主，兼有较大面积的水域，如杭嘉湖平原的局部地区曾经是潟湖沼泽或浅水海湾，不太适合人类居住。此时本区的文化遗址数量少，空间分布分散，与马家浜文化重叠的遗址多。
这期间，采集狩猎是主要的生业模式，稻作农业较早期有进一步发展，但是仍然是一种辅助的生业部门。中日学者合作对余姚市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的植物遗存进行了取样分析，其结果显示: 采集的橡子、菱角等的个体绝对数量远远大于稻米的数量。考虑到橡子、菱角等果实与稻谷体量之大小悬殊，如果统一换算成卡路里值，则稻米在人类食谱中的比重更小。太湖地区马家浜—崧泽早期阶段的经济模式与河姆渡文化时期类似。所以马家浜—崧泽早期的社会经济应该属于初期开发模式，即以狩猎采集为主、农业为辅。这一模式几千年来发展稳定。
而5500 aB.P. 气候事件，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形。
这次降温事件是全球全新世最显著的气候变化事件之一，人类由此进入城市革命时代。
两河流域在7500 ～ 5500aB.P. 期间气候湿润，海岸线向内陆扩展的距离长达180 千米，南部冲积平原因地势较低而沼泽密布，不宜人居。先民主要居住在北部地势较高但较干燥的地区，这些地区固然可以维持一些村落的生活，却不易形成比较大的文明区。5500 aB.P. 前后，两河流域气候开始向干旱方向转化。这时南半部的沼泽地开始变干，成为肥沃的土地，前期生活在其他高地的分散人口大量向这里移民，导致这些地区人口压力增加。汇集的人口组成一个个有机的、相互依赖的整体，逐渐形成有城市规模的聚落。增加的人口为灌溉系统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劳力，大约在公元前3000 年初的几个世纪，当时人们开始有组织地修建水利工程，使大片的土地变成农田。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规模较大的村落和城市开始建立和发展，人们修建神庙、城墙等大型公共建筑，文字出现，文明社会由此形成。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非洲。干冷气候使非洲发生“撒哈拉干旱”，
导致沙漠中的绿洲重新沙化，湖泊面积缩小或干涸，这使一直以来在撒哈拉中部和南部湖边定居生活的人群被非定居的游牧民族所代替，也促使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中的牧民迁徙至尼罗河河谷或三角洲平原。另外，上埃及的人开始向北扩张到下埃及，并向下埃及殖民。从不同地区向尼罗河河谷或三角洲地带迁徙的人口导致了这一地区的人口压力倍增。为了这一问题，人们开始人工灌溉，进行技术革新，农业产量开始提升，剩余财富增加，促进了手工业分工、私有制确立、阶级形成、原始文字出现，开始形成国家。
在中国，该降温事件被称为仰韶中期寒冷期，该事件导致了黄河中上游地区早期人类的遗址数量减少，人类由高阶地向低阶地方向迁移。虽然上述各区域距离遥远，在这次气候事件中人类的反应却有着很多共性：人类背井离乡，由高处向低处移动，经济模式随之由采集狩猎为主，转向作物栽培为主。
它对太湖流域的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也如出一辙。它引发了经济模式、居住模式、宗教模式、社会组织模式的全方位的革命性变化。良渚文化兴起，人们创造了良渚古城，绽放出灿烂的文明之光。与上述其他地区以大麦、小麦或者黍粟种植为主的旱作农业相比，太湖流域发展的是湿地稻作农业，这里的人民创造了世界最早的稻作文明模式。
5500aB.P.
气候事件导致本区原有的动植物资源变得匮乏，不足以维持日益扩大的人口规模。动物考古学显示，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肉食来源从以麋鹿、獐等野生动物为主转变为以家养的猪等动物为主。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暗示了自然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为应对这种变化，在崧泽文化晚期开始，人们以改变经济生活模式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这种改变主要是稻作农业替代了渔猎采集成为经济支柱。人类也相应地由山间谷地向平原地区扩散和迁徙，开创了江南水乡生活的全新模式。
稻作农业在此前已有漫长的发展历程，在本地区前期文化中有悠久的传统。如上山遗址中就发现了距今近万年的栽培稻痕迹。但在此前的发展阶段中，稻米并非人类的主食，所以人类经济活动并不以稻谷的产量增长作为主要诉求，稻作生产处于一种缓慢发展的粗放式经营阶段。当5500aB.P. 气候事件发生后，原来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业模式忽然不敷所需，人们亟需一种替代的主口粮。稻米相比大、小麦和黍粟，营养成分更全面，且相对于采集的橡子和菱角等，更利于长时间存储而保持营养和口感的稳定。同时，这期间本区的水热条件适宜于稻作生产。因此，具有悠久驯化栽培历史的稻米自然成为最优选择。稻作农业成为主要经济部门时，稻作用地和单位面积产量就成为迫切的追求。于是，稻种选育、稻田形态建构维持、耕作技术等多种农业技术和稻作工具设计制作能力也获得了迅速发展。
马家浜文化时期和崧泽文化早期阶段缺乏稻作农业的专用工具，主要的石器类型为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一般来说，功能专一的器物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相对于完善和类型丰富的渔猎和木作工具，崧泽文化晚期之前，稻作专用工具的缺乏显示水稻种植在经济活动中的权重较小。而从崧泽文化晚期开始，出现了石犁和耘田器等专门的农耕工具。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数量和品种进一步增多，形态呈现多样性，还出现了石镰等功能确凿的新器型。良渚文化时期的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积的耕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需要协作。在良渚墓葬中，石镰、石犁等农业生产工具与鼎、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器共同成为制度化的随葬品，这暗示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
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和崧泽文化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绰墩遗址的炭化稻米粒型偏小，与野生稻米相差无几，形状差异较大，有长粒型、椭圆型及中间型等多种类型。可推测此时的稻被人类栽培的时间不长，属原始栽培的稻，尚处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过渡阶段。这说明在此时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尚无迫切追求，所以对选种的干预较少。到崧泽文化晚期与良渚文化早期，情形发生了变化：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这说明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澄湖遗址发现的炭化稻米粒型较绰墩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大，这是人工长期栽培筛选的结果。总之，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但当稻米成为主食后，其形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但是因为崧泽文化早期的聚落继承了马家浜文化的分布特点，即都位于狭窄的山间谷地或者平原地区的山脚等位置。这种位置适合于开展集体经济模式下的采集狩猎活动。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可能只是为了满足宴飨或者是应付过冬食物短缺之需，因此对稻作产量要求不高，谷地间和坡脚前的小块稻田估计就能满足需要。但当稻米成为主要口粮，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品种培育仍然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扩大耕种面积势必成为另一条增加稻谷产量的途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时期，这是一种更为重要和普遍的方式。
那么，去哪里开辟合适的新稻田呢？
人们把眼光投向了东部的太湖水网平原。
水稻的生物属性为喜水喜热。稻的生长对环境的要求可概括为：热量充足，水源充足，地形平坦，排灌便利，劳动力丰富。《淮南子·说山训》说：“稻生于水。”西晋杨泉的《物理论》指出，稻为灌溉作物品种的总名。严文明指出，稻作农业需要有明确的田块和田埂，田块内地面必须保持水平，否则秧苗就会受旱或被淹。还必须有灌排设施，旱了有水浇灌，淹了可以排渍。同时，稻作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活动，其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要求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保证。
太湖流域在这个阶段，气候及降水条件非常适宜于水稻生长。广富林、福泉山和马桥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崧泽一良渚文化过渡期、良渚文化早期，这一带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湿生植物比例较大，表现为藜蒿丛生的滨海湿地环境：气温比现在略高，降水量大，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水热条件。
此阶段海平面情况也对稻作发展非常有利。距今5000 年左右，原来较高的海平面基本下降到与今海面类似的高程。从距今10000年来海平面的变化曲线看，在良渚文化早中期时，存在着一段时间的低海平面期，从而扩大了人类活动范围，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本区马家浜文化时期和崧泽文化早期的人类主要的居住地在山间谷地，平原的部分地区并不适合居住，因而杭嘉湖平原地区的人很少，仅居住在部分山脚坡地。而这时候，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开始形成。因为海平面相对稳定，沉积物供应充足，本区东部形成数条贝壳砂堤，俗称“冈身”。在杭嘉湖平原南沿也有断续分布的岸外沙咀。因冈身和沙咀封堵了这一地区与海洋的联系，同时这一地区也无法得到长江等水系带来的丰富沉积物质，地面加积以径流为主，沉积速率低，所以厚度较浅，地势低洼。根据对钻孔沉积物特征的分析，5500 aB.P. 左右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已经略见雏形了。碟形洼地形成后，由于冈身的隔绝和自身的沉积作用，一些原来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区逐渐发育为淡水湖沼环境，这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区域，同时也解释了崧泽文化晚期遗址数量的增加。
综上，太湖平原的地势与水源易于形成合适的稻田。这里地势开阔平坦，地面沼泽和河流湖荡等水域密布，土质细腻松软易于开掘沟渠水井，只要稍加整治即可形成完善的田块和配套灌溉系统。因此，向平原进发，就成了5500 年前人们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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