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方中国史01”蝴蝶效应：历史漩涡中的汉唐帝国

父亲的遗言

      公元前110年，西汉元封元年。时年四十六岁，从事皇帝这份职业已经三十一年的汉武帝刘彻，志得意满。此时他眼中的大汉帝国，文治武功、宇内荡平、四方来朝。一般按照中国皇帝的传统，这个时候，就可以筹备“封禅”了。

      封禅，封就是祭天，禅就是祭地。筹备封禅的意思，就是皇帝本人认为职业生涯已经到了一个顶点，可以找个机会向上天进行工作汇报，昭告天地。与此同时，因为业绩不错，上天自然也会对皇帝的工作加以肯定。所以，封禅大典，除了为本人为江山为万民祈福迎祥之外，也是进一步增强个人威望的手段。

      进行封禅的帝王，汉武帝刘彻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然而，此次的封禅却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这个人叫司马谈。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汉武帝的太史令。太史令这个官职，历代的官阶和授权都不太相同。在西汉时，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和撰史。泰山封禅，按照常理推测，应该是同太史令有莫大的关系。因为皇帝同上天之间的沟通，渠道和时间必然是重中之重。在古代，确定沟通渠道需要夜观天象；确定沟通时间需要查黄道吉日。皇帝同上天的工作汇报，恰恰是由太史令来分管。然而，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到底出于何种原因，司马谈居然被排除在泰山封禅筹备小组之外。单纯从结果来猜测，多半是司马谈的职业生涯不太顺利，从而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封禅被排除在外，这件事情一定不是孤立的，而是一连串职场生存环境变化的表象而已。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司马谈感到了绝望。绝望和郁闷之中，司马谈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司马谈临终之前，他把自己的儿子同时也是自己事业继承人的司马迁叫到跟前，宣读遗言。史书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

      作为一个文化人，且是权力机构最顶尖的那部分人，司马谈的这份遗言，一定思忖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遗言很精彩，内容可以简单分成几部分：

      1.司马家族世代为朝廷修史，你必须继承先人遗志；

      2.我死之后，太史令这份工作，将由你来继承；

      3.东周以来，礼崩乐坏，历史记载中断。而今天的大汉四海承平，我早就立志想要写一本历史书。然而遗憾已经时日无多，希望你一定将这部书写出来。

      遗言说完，司马谈溘然长逝。

      这一年的司马迁，35岁。

      这一年的司马迁，开始给父亲守孝。

      三年之后，司马迁成为新的太史令，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

伟大的“驴友”

      司马迁不是一个简单的读书人，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弱书生。

      35岁之前，司马迁用了很长的时间学习儒家经典，也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游历天下。

      史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yì）；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qióng）、莋（zuó）、昆明，还报命。”（《汉书·司马迁传》）

      为了读者看起来更直观，我们把他的游历路线还原在当今的地图上，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如图1-1）

图1-1　司马迁游历路线

      司马迁的足迹，北到如今内蒙古、南及昆明、西至甘肃、东临大海。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司马迁就走遍了半个中国。

      古代人没有汽车火车，没有飞机，只能用自己的双脚来丈量世界，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莫过于泛舟或者骑马、乘轿。但无论何种交通方式，都需要亲历亲为地颠簸劳顿，掺不得半点假。

      司马迁，一位堪称伟大的“驴友”。

      巴蜀和昆明之旅，司马迁是因为公务出差，朝廷的交通和伙食补贴自是不在话下，甚至可能还不菲。然而在这之前的游历，我们无从得知，年轻的司马迁的旅行经费从何而来。我们只能猜测，当时的司马迁属于小康家庭（太史令之子），家境定然还算不错。然而即便如此，他的旅行也是穷游的一种，很有可能是沙发客或者背包客。而旅途之中，司马迁甚至一度穷困潦倒，“厄困蕃、薛、彭城”。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对于大好河山的热爱，让司马迁一步步走完了崎岖的旅程。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学习相当于饥饿之下的进食，而行路实践则相当于进食之后的消化。没有实践的读书，就如同纸上谈兵，所有的理论只能是味同嚼蜡。

      司马迁的游历，壮哉！伟哉！

      这样的游历之后，司马迁的人生必将更加厚重、更加坚韧。

残忍的宫刑

      公元前99年，即武帝天汉二年，父亲遗言中提到的那本史书，司马迁已经写作到了第十个年头。

      这一年，汉武帝刘彻的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匈奴，在主力部队没有斩获的情况下，李陵自请精兵五千，以寡敌众主动出击匈奴。不料，却遇到了匈奴主力。李陵在重重包围之下，力战而不能脱身，最后不得已投降了匈奴，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长安。

 汉武帝刘彻怒了。

      原因之一，投降本身，对古人是一件奇耻大辱。

      原因之二，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堂堂名将之后。

      原因之三，李广利是皇亲，也是当时皇帝最信任的统帅。

      这一年，汉武帝57岁，已经过了古人的知天命之年。

      人岁数越大，越不容许失败，尤其是耻辱性的失败。因为，人的岁数越大，就越输不起。因为一旦铩羽，属于自己翻盘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自然规律面前，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刘彻，也不过是一位年迈的老人而已。汉武帝眼睛里面闪现的，是年轻时代一幕幕英雄的画面，匈奴在背景板上痛彻心扉的惨叫。他想到了卫青、霍去病，想到了李广……然而今天的李广利、路博德们无功而返，尤其是李广的后人李陵，居然能够叛变投敌……此时此刻，年老的汉武帝一定是痛彻心扉的。

      朝臣众口一词，要求治李陵重罪。

      汉武帝环视朝堂之上，看到了官微言轻、平时也极少发言的司马迁。历史在很多时候都是偶然，这一次也不例外。破天荒地，刘彻要求司马迁来发言。

      司马迁认为，李陵可能是诈降，而实际是心向大汉的。司马迁在后来的《报任安书》中曾经提到这件事，他的初衷只是想做一名好臣子，上能宽慰皇帝，下能保全李陵。这当然符合一般人的想法，然而，却不符合皇帝对一名合格政客的要求。

      司马迁的准备显然是不充分的，最起码，他没有揣摩皇帝的想法，也没有顾及皇帝的忌讳。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司马迁甚至不是李陵的朋友，他这样做，真真切切只是仗义执言，为了保全一位名门之后的名节和其全家性命。

      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这次司马迁的发言，都算是一次意外。

      发怒的汉武帝，听完司马迁的发言，怒气值瞬间爆表。

      司马迁不知道，不管李陵是否诈降，这场仗都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军事失败；司马迁更加不知道，替李陵开脱，等于在给李广利难看。给李广利难看，就是打脸汉武帝，这打脸啪啪作响。

      李广利，汉武帝后期的外战名将。

      李广利的上位，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裙带。

      西汉的人才选拔制度不够完善，所以人才选拔的路径也不一而足。常见的有：察举制、赀（zī）选制、任子制（选拔官员子弟）、太学选拔、皇帝征召等。其中的皇帝征召，是官员提拔最快的一条路径，可谓一步登天。

      皇帝征召，汉武帝是尝到过甜头的。

      比如卫青的上位，是因为皇帝的宠妃是卫子夫，而卫青又是卫子夫的弟弟；

      比如霍去病的上位，是因为皇帝当时的爱将是卫青，而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

      卫青、霍去病对匈奴的战争胜多负少，成为汉武一朝的军人榜样。

      所以，皇帝用人之际，出于惯性思维，一定想复制当年的辉煌。

      按照“卫青霍去病第一定理”，已知皇帝的宠妃是李夫人，而李夫人的兄长是李广利，则李广利和李广利的亲戚一定能够为刘彻分忧解难。

      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成为贰师将军；

      李夫人的二哥李延年成为宫廷音乐家；

      李夫人的三哥李季成为宫廷皇帝近臣。

      经验主义害死人。

      事实证明，李广利这个人作为统帅，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从公元前104年开始，李广利两征大宛，三征匈奴，劳民伤财不说，军功也是杀人一万，自损一万五。不仅如此，李广利在公元前90年最后一次征匈奴失败之后，居然投降了匈奴。更加极品的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9年，投降匈奴的李广利，又因为另外一个汉奸卫律的诬陷，被匈奴的单于处死。从而，结束了其奇葩的一生。

      然而，人不可能穿越未来。公元前99年的李广利，还是皇帝亲自提拔，刚刚大破大宛的李广利。虽然朝臣对这个人的能力颇有微词，但是还没有谁敢在皇帝面前直言。

司马迁的发言，为自己招祸。皇帝盛怒之下，要求按《汉律》给司马迁治罪。

      按照《汉律》，司马迁的刑罚是死刑。

      汉代的死刑，其实是可以免除的。其一，如果有前朝皇帝御赐的丹书铁券，可免死。但司马迁没有；其二，如果花五十万钱（大概相当于如今的人民币3000万元）作为保释金，可免死。然而，司马迁只是一个普通官吏，断然拿不出如此多的钱；其三，最后一个选择，接受残酷的宫刑。

      宫刑，意味着需要丧失作为男人的基本自尊，而苟活于世。

      但，司马迁别无选择。